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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花鸟画经历了漫长的酝酿及发展，宋代成就了花鸟画创作最繁荣的局面。宋代花鸟画以其精深的美学内涵，高贵华美的风格，精研慎密的构思，来展示其特有的人文精神。中国绘画自宋以来的精神渊源离不开释家与道家静观无为、心领神会的思想传统，宋代花鸟画则处处渗透佛家注重内省的喜悦，并与儒家的现世思想发生微妙的交接，兼具感官认知与积极入世的特质。在宋代花鸟画中蕴含了封建社会后期新的审美意识、审美风尚和审美理想，通过对宋代花鸟画审美意蕴的探索，趣研究宋人独特的审美趣味。
【关键词】：宋代;花鸟画;审美趣味
在宋代文人眼里，天地之物不只有声色之美，更关乎人生之道，人们可以从自然审美中获得理性智慧。由于宋人崇尚自然，倡导秩序，讲究洗练，提倡美学，追求规范，这些观念体现在花鸟画上就使之呈现出各种不同韵味的美，也体现了宋人各个时期独特不同的审美趣味。
一、华美浓丽 富贵雍穆
北宋前期，花鸟画延续着五代写实风格，以充满富贵气息的宫廷院体花鸟画风为主，而且当时以温庭筠和韦庄的词风为典范，极具宫廷贵族审美趣味的词风富贵奢靡，于这种奢华典雅的诗词之风相呼应的绘画审美观念，也影响着宋人审美趣味所在。宋初花鸟画虽受到宫廷贵族们的重视，但在花鸟画的创作风格方面，仅限于来自西蜀的黄筌父子一派，同时黄家花鸟富贵气象的画风成为宋初画院评定艺术优劣的艺术标准，体现出了院体画审美理想的倾向性。院体花鸟有严格写实要求和勾勒填彩画法为主，但又更加细腻、华丽、柔媚、精美，是以形似为其主要特征，画面设色浓艳富丽，充满贵族气息，恰好迎合了宋代皇室贵族们的审美理想。
宋代花鸟画中所描绘对象多写禁御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从而形成了造型准确、画法严谨、色彩鲜艳、富丽堂皇、装饰意趣浓厚的特点，黄筌的《写生珍禽图》画麻雀、山雀、鹡鸰、白头翁等十几只鸟，蝉、蚱蜢、蜜蜂、天牛、蝗虫等昆虫，还有一大一小两只乌龟，所画形象都逼真传神栩栩如生。在画法上勾勒填彩，墨线的勾勒与色彩的渲染浑然一体，精彩体态呼之欲出，禽鸟虫草的造型与刻画无不体现为一丝不苟的写实精神。虫鸟的身子多取安详的侧面，神情端凝典雅，宫廷贵气充盈全篇，八只鸟的侧面姿态和翅膀的收拢舒展，形态各异，极尽微妙的变化，看似不经意的写实手法，梳理出鸟儿周身毛羽极其有序的质地，既赋予翎毛轻盈的韵律感，又赋予用笔的韵律感。这种绘画特征，流露出了宋人对这种富贵风格的审美倾向。
以帝王天然的雍穆气度，赵佶远承“黄派”的富贵画风，将之推向极致。《芙蓉锦鸡图》历来被看作赵佶富贵风格的重要作品之一。锦鸡的神态高贵端庄，造型取其漂亮的背部，毛羽和尾翎上的斑纹排列都极具装饰美感，而芙蓉花低垂侧背的形态，使芙蓉花表现出含蓄内敛的气质。画面中富丽浓艳的特征，与黄家画风一脉相承。赵佶以头戴峨冠的锦鸡来隐喻君子的德行、封建礼仪道德的标准，儒家重视文武之道、仁义之道、诚信之道和谐统一的美学境界。
二、清新野逸 自然朴素
北宋中后期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思潮的星期，艺术风气与审美趣味出现了转变，诗词之风与绘画审美之风的求新尚革的精神，引起了宋人新的审美趣味的转变。此时的宋代花鸟画在创作上气势野逸，清新自然，从根本上改变北宋前期花鸟画坛华丽画风。《宣和画谱》指出：“祖宗以来，图画院之较艺者，必以黄筌父子笔法为程式，自白及吴元瑜出，其格遂变。”[1]有工有写，活脱清新，潇洒清丽的审美趣味其影响遍及于画院内外。因此，花鸟画在创作上既要符合花鸟画的自然造化，又须得花鸟天真自然之趣。赵昌、易元吉的花鸟风格，及其后出现的崔白、吴元瑜的画风，即体现宋代“理学”中“穷理”及“格物致知”的精神，极大的体现了宋代花鸟画中对自然生命赋予人的情怀，更加盛行这种自然朴素的审美趣味。
影响宋代花鸟画坛野逸之风的首当徐熙。徐熙专供花鸟鱼虫、竹木蔬果，即“妙夺造化、非世之画工形容所能及也。”他在描绘物象时不仅追求单纯的形似，而是更加注重对象的神似。徐熙所画的《豆花蜻蜓图》更是其野逸之风的代表。画中蜻蜓造型斗满，背部与腹部的结构经墨色分染后，产生毛茸茸的视觉效果。这对翅膀的渲染，虚实得体，白粉复勒主翅膀，用笔极其细腻，轻盈灵透的双翅与墨染的身体虚实相生妙不可言。画面也因性生趣，蕴含自然飘逸的审美理想。
三、委婉含蓄 空灵悠远
宋代花鸟画在经历繁华般的灿烂后，逐渐走上低吟浅唱的沉寂与哀婉。“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2]花鸟画发展到宋代末期大量出现了含蓄质朴小品画的形式。两宋更迭，给予人们的社会心态进而审美心态的撞击时巨大的。国事的衰弱，及人们敏感的心灵必然受到动荡不堪的时局影响，他们的思想感情的复杂性必然使绘画转向了哲学的思辨。“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有我之境”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无我之境”，审美理想上追求“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的美，但又是绚烂至极的平淡，于平淡中寓以无尽的深意。
林椿的存世作品《果实来禽图》，此图描绘林檎果一枝，枝上硕果累累，一只小鸟轻灵的飞来栖于枝头，小鸟姿态生动，头仰向上空，双脚弯曲，先出就要飞上天的的情态，挂在枝头沉甸甸的果实，仿佛使整个树枝鼓动了起来。画面的刻画十分细腻，叶子上蟲咬的痕迹也表现的非常清楚，折枝花与枝头的小鸟，犹如“称”与“砣”般的均衡，传达了“极写生之妙，莺飞欲起，宛然欲活”的审美趣味。吴炳的传世作品《出水芙蓉图》在团形的画面中，以一朵花与两片叶子充满了整个画面。画家以一花而窥一池，这朵盛开的荷花丰盈而饱满，娴静高雅蓬勃有生命力，同时又沉静委婉，如同娇羞的美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荷叶与花的扬抑顿挫形成流动的韵律。在纨扇的的狭小空间被画家经营的如此美妙，让人发出画外的无限情思。
宋人范晞文《对床夜话》说：“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从首至尾，自然如行云流水，此共难以。”[3]宋代花鸟画将这种美学观念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尤其南宋出现的大量小幅的花鸟画作，画面中虚实相携悠远空灵的意境，表达宋代后期人们审美观念的转变缥缈空灵之趣。所谓“境生于象外”就是要获得象外之象的的意境，形成画外有画的效果。明画家李日华说：“绘画必以微茫惨淡为妙境，非性灵廓彻者未易证入，以虚淡中含义多耳！”[4]笪重光《画筌》讲到“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追求形式中的空灵，使人们在尘世疲惫的心灵，凭此得以超脱，得到精神的解放，成就了宋人独特的审美趣味。
宋代花鸟画中蕴含了丰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涵，与社会与人性和伦理巧妙融合，形成稳定的审美趣味和美学思想。宋代花鸟画中创造型精神的无限性，构成中国传统绘画中美的不可言尽性。通过对宋人审美趣味的研究，构筑了中华民族审美精神，更是对民族传统艺术的拓展和延续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注释：
[1]俞剑华注释：《宣和画谱》，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
[2]苏力：《宋代诗词美学》，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17页。
[3]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
[4]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版，第116页。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3）.
[4]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三联书店，2000（2）.
[5]苏力.宋代诗词美学.商务印书馆，1998.
【关键词】：宋代;花鸟画;审美趣味
在宋代文人眼里，天地之物不只有声色之美，更关乎人生之道，人们可以从自然审美中获得理性智慧。由于宋人崇尚自然，倡导秩序，讲究洗练，提倡美学，追求规范，这些观念体现在花鸟画上就使之呈现出各种不同韵味的美，也体现了宋人各个时期独特不同的审美趣味。
一、华美浓丽 富贵雍穆
北宋前期，花鸟画延续着五代写实风格，以充满富贵气息的宫廷院体花鸟画风为主，而且当时以温庭筠和韦庄的词风为典范，极具宫廷贵族审美趣味的词风富贵奢靡，于这种奢华典雅的诗词之风相呼应的绘画审美观念，也影响着宋人审美趣味所在。宋初花鸟画虽受到宫廷贵族们的重视，但在花鸟画的创作风格方面，仅限于来自西蜀的黄筌父子一派，同时黄家花鸟富贵气象的画风成为宋初画院评定艺术优劣的艺术标准，体现出了院体画审美理想的倾向性。院体花鸟有严格写实要求和勾勒填彩画法为主，但又更加细腻、华丽、柔媚、精美，是以形似为其主要特征，画面设色浓艳富丽，充满贵族气息，恰好迎合了宋代皇室贵族们的审美理想。
宋代花鸟画中所描绘对象多写禁御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从而形成了造型准确、画法严谨、色彩鲜艳、富丽堂皇、装饰意趣浓厚的特点，黄筌的《写生珍禽图》画麻雀、山雀、鹡鸰、白头翁等十几只鸟，蝉、蚱蜢、蜜蜂、天牛、蝗虫等昆虫，还有一大一小两只乌龟，所画形象都逼真传神栩栩如生。在画法上勾勒填彩，墨线的勾勒与色彩的渲染浑然一体，精彩体态呼之欲出，禽鸟虫草的造型与刻画无不体现为一丝不苟的写实精神。虫鸟的身子多取安详的侧面，神情端凝典雅，宫廷贵气充盈全篇，八只鸟的侧面姿态和翅膀的收拢舒展，形态各异，极尽微妙的变化，看似不经意的写实手法，梳理出鸟儿周身毛羽极其有序的质地，既赋予翎毛轻盈的韵律感，又赋予用笔的韵律感。这种绘画特征，流露出了宋人对这种富贵风格的审美倾向。
以帝王天然的雍穆气度，赵佶远承“黄派”的富贵画风，将之推向极致。《芙蓉锦鸡图》历来被看作赵佶富贵风格的重要作品之一。锦鸡的神态高贵端庄，造型取其漂亮的背部，毛羽和尾翎上的斑纹排列都极具装饰美感，而芙蓉花低垂侧背的形态，使芙蓉花表现出含蓄内敛的气质。画面中富丽浓艳的特征，与黄家画风一脉相承。赵佶以头戴峨冠的锦鸡来隐喻君子的德行、封建礼仪道德的标准，儒家重视文武之道、仁义之道、诚信之道和谐统一的美学境界。
二、清新野逸 自然朴素
北宋中后期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思潮的星期，艺术风气与审美趣味出现了转变，诗词之风与绘画审美之风的求新尚革的精神，引起了宋人新的审美趣味的转变。此时的宋代花鸟画在创作上气势野逸，清新自然，从根本上改变北宋前期花鸟画坛华丽画风。《宣和画谱》指出：“祖宗以来，图画院之较艺者，必以黄筌父子笔法为程式，自白及吴元瑜出，其格遂变。”[1]有工有写，活脱清新，潇洒清丽的审美趣味其影响遍及于画院内外。因此，花鸟画在创作上既要符合花鸟画的自然造化，又须得花鸟天真自然之趣。赵昌、易元吉的花鸟风格，及其后出现的崔白、吴元瑜的画风，即体现宋代“理学”中“穷理”及“格物致知”的精神，极大的体现了宋代花鸟画中对自然生命赋予人的情怀，更加盛行这种自然朴素的审美趣味。
影响宋代花鸟画坛野逸之风的首当徐熙。徐熙专供花鸟鱼虫、竹木蔬果，即“妙夺造化、非世之画工形容所能及也。”他在描绘物象时不仅追求单纯的形似，而是更加注重对象的神似。徐熙所画的《豆花蜻蜓图》更是其野逸之风的代表。画中蜻蜓造型斗满，背部与腹部的结构经墨色分染后，产生毛茸茸的视觉效果。这对翅膀的渲染，虚实得体，白粉复勒主翅膀，用笔极其细腻，轻盈灵透的双翅与墨染的身体虚实相生妙不可言。画面也因性生趣，蕴含自然飘逸的审美理想。
三、委婉含蓄 空灵悠远
宋代花鸟画在经历繁华般的灿烂后，逐渐走上低吟浅唱的沉寂与哀婉。“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2]花鸟画发展到宋代末期大量出现了含蓄质朴小品画的形式。两宋更迭，给予人们的社会心态进而审美心态的撞击时巨大的。国事的衰弱，及人们敏感的心灵必然受到动荡不堪的时局影响，他们的思想感情的复杂性必然使绘画转向了哲学的思辨。“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有我之境”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无我之境”，审美理想上追求“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的美，但又是绚烂至极的平淡，于平淡中寓以无尽的深意。
林椿的存世作品《果实来禽图》，此图描绘林檎果一枝，枝上硕果累累，一只小鸟轻灵的飞来栖于枝头，小鸟姿态生动，头仰向上空，双脚弯曲，先出就要飞上天的的情态，挂在枝头沉甸甸的果实，仿佛使整个树枝鼓动了起来。画面的刻画十分细腻，叶子上蟲咬的痕迹也表现的非常清楚，折枝花与枝头的小鸟，犹如“称”与“砣”般的均衡，传达了“极写生之妙，莺飞欲起，宛然欲活”的审美趣味。吴炳的传世作品《出水芙蓉图》在团形的画面中，以一朵花与两片叶子充满了整个画面。画家以一花而窥一池，这朵盛开的荷花丰盈而饱满，娴静高雅蓬勃有生命力，同时又沉静委婉，如同娇羞的美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荷叶与花的扬抑顿挫形成流动的韵律。在纨扇的的狭小空间被画家经营的如此美妙，让人发出画外的无限情思。
宋人范晞文《对床夜话》说：“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从首至尾，自然如行云流水，此共难以。”[3]宋代花鸟画将这种美学观念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尤其南宋出现的大量小幅的花鸟画作，画面中虚实相携悠远空灵的意境，表达宋代后期人们审美观念的转变缥缈空灵之趣。所谓“境生于象外”就是要获得象外之象的的意境，形成画外有画的效果。明画家李日华说：“绘画必以微茫惨淡为妙境，非性灵廓彻者未易证入，以虚淡中含义多耳！”[4]笪重光《画筌》讲到“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追求形式中的空灵，使人们在尘世疲惫的心灵，凭此得以超脱，得到精神的解放，成就了宋人独特的审美趣味。
宋代花鸟画中蕴含了丰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涵，与社会与人性和伦理巧妙融合，形成稳定的审美趣味和美学思想。宋代花鸟画中创造型精神的无限性，构成中国传统绘画中美的不可言尽性。通过对宋人审美趣味的研究，构筑了中华民族审美精神，更是对民族传统艺术的拓展和延续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注释：
[1]俞剑华注释：《宣和画谱》，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
[2]苏力：《宋代诗词美学》，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17页。
[3]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
[4]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版，第116页。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3）.
[4]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三联书店，2000（2）.
[5]苏力.宋代诗词美学.商务印书馆，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