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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加拿大人，1915年出生于中国成都，著名人类学家、国际共产主义者，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专家。她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和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时期，著有《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与俞锡玑合著）、《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群众运动》{与丈夫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合著}等作品，以朴实清新的文笔向世界介绍中国。1948年，伊莎白夫妇受中国共产党邀请，在南海山中央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教，为中国培养外语外事人才。从此，半世风华，投入中国英语教育事业。200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授予伊莎白教授“终身荣誉教授”。2008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授予伊莎白教授“名誉博士学位”。2014年，伊莎白教授荣获中国“十大功勋外教”。2018年，伊莎白教授被授予“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称号。2019年，伊莎白教授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
世纪选择，情种华夏
一百多年前，两位年轻的加拿大传教士不远万里、远渡重洋来到四川，他们就是伊莎白的父母。1912年，父亲饶和美任华西协和大学教育系主任;母亲饶珍芳在四川倾尽全力办教育，帮助创建蒙台梭利幼儿园和成都弟维小学。1915年，伊莎白出生在成都四圣祠教堂对面的房子里，父母为她取了个中文名字—饶淑梅，希望她善良淑美，顽强如梅。1928年，为了使她接受更好的教育，父母将她送回加拿大上学。1938年，伊莎白从多伦多大学硕士毕业后，重返成都。
回到中国，伊莎白就去四川雅安地区汉源县彝族山村、阿坝理县嘉绒藏羌山村做人类学社会调查，成为最早走向藏区的西方女人类学者之一。她攀蜀道、荡溜索，在陡峭的山路间行走，一路充满艰险。她和农民一起吃饭、劳动，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感受到被信任的幸福。抗战时期，伊莎白和同伴俞锡玑一起投入了四川省璧山县乡村建设项目。1940年—1942年，她们对兴隆场村的1，500户人家进行挨家挨户的田野调查，用日记的形式，客观记录了有关当地历史沿革、政治、經济、婚姻、妇女、法律诉讼、民间信仰等方面的信息，保存了大量的鲜活事例。
1942年，伊莎白与1935年加入英国共产党的英国皇家空军的大卫·柯鲁克结婚。随后，他们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中。1946年，退伍后的伊莎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博士，但她心中所想依然是那时积贫积弱的中国。
1947年，柯鲁克和伊莎白持英国共产党介绍信，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来到中国晋冀鲁豫解放区武安县的十里店村，观察和记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改复查的整个过程。他们与村民们热情交谈，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听不懂的时候，就连说带比画。他们用笔、打字机和照相机对一个中国村庄土改全过程做了生动、翔实、完整的记录。他们倾注大量心血，用这些材料共同写成了《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Ten Mile Inn） ，记述了1937年—1947年的村史，于1959年在英国伦敦出版。20年后，详实记述1948年土地改革全过程的《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群众运动》（Mass Movement in a Chinese Village： Ten Mile Inn）在美国纽约问世。这两部著作，在海外引起了强烈关注，使西方人真实了解了中国的土改运动。
1948年，当十里店的调查接近尾声时，王炳南同志代表中共中央邀请柯鲁克和伊莎白留下来帮助新中国培养外语人才，他们欣然接受了邀请。那年夏天，柯鲁克和伊莎白到石家庄西边南海山的小村子，开始在叶剑英、王炳南直接领导的南海山中央外事学校（即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教。自此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他们教书育人，在新中国英语教育园地开拓和耕耘，与中国人民甘苦与共，结下世纪情缘。
扎根教育，风华时代
“别怕出错，要有信心”，伊莎白老师的很多学生虽然已是耄耋老人，但仍然清晰记得老师的鼓励。办学之初，教材严重缺乏，学生水平参差不齐，上课不敢开口。伊莎白就对同一年级的学生，按照听说读写的不同水平进行编班教学，组织少数口语较差的学生单独补课，循循善诱。她上课非常有耐心，既严肃认真又和蔼可亲，对答不出问题或答错的学生从没有不高兴的表示。除了课堂教学，学习最活泼的时刻是晚饭后的散步时光，伊莎白带着几个学生边走边谈话，讨论最近看过的书，谈论对某事的看法，边走边练习口语，每次约一个多小时。每每有学生面红耳赤、语无伦次时，伊莎白总是温柔而坚定地对他们说：“别怕出错，要有信心。”在操场、在食堂、在昆明湖边、在秋收劳动时，“试试，我会帮助你的”“不错，说得很好，在学习方面该有点儿自信”“只有大胆讲、多讲，才能学会外语”，这些鼓励的话语激励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当他们走上讲台做教师后，也传承着“让学生树立自信”的信条。
伊莎白关心学生，常常为他们解答思想、情绪上的困惑。据她的学生林?回忆：1954年初夏的一个傍晚，在紫竹院公园的一条小溪旁，有近十位同学即将赴罗马尼亚、瑞典、丹麦、芬兰等国转学小语种，有些同学想不通“半路出家”去学小语种。伊莎白讲了许多学小语种的重要性。她说：“……正是因为你们有了英语基础，国家才把你们送去学驻在国语言，为的是更快培养外事干部。中国的国际地位一日千里，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这样就理解你们去学习小语种的重要意义了，一个外事干部如能当‘双枪手’该多好呀！”一段简短又语重心长的讲话让大家顿时开窍了，全场情绪沸腾起来。伊莎白让班干部带大家唱校歌，“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歌声在月光下划破了长空。
“她时刻关心、帮助别人，把全组团结得像一个人。”伊莎白老师的好几位学生，后来成为她的同事，都这样由衷赞赏她。伊莎白是口语教学的主要设计者、组织者和带头人，表现出充分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她对教学全心全意的投入赢得了全组的信任和拥戴。原本口语课以“情景对话”的形式出现，学生上课前已经拿到对话材料。但伊莎白一开始就坚定反对预发口语材料，她认为这会让学生形成死抠生词和语法的不良学习习惯。为此，她引导教师们讨论，统一认识，决定上课之前不预发材料，使学生在上课时集中精力观察和倾听教师示范的情景对话。在没有任何电教器材的情况下，在整个年级100多名学生面前重复示范表演这些对话，伊莎白用她那轻美柔和的嗓音，投入地一遍一遍演示，慢慢地学生的口语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她的投入精神、探索精神，是对青年教师最有力的榜样示范。有的老师说：“伊莎白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学生耐心教导，她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对着这面镜子我们总感到自己的不足，总想着应该做得更好一些。” 伊莎白和柯鲁克把全部的知识和才华、全部的精力和心血无私地献给了新中国的外语教育事业。他们教过的学生分布在中国外交、文化教育、新闻出版、金融法律等领域，遍布世界五大洲，是名副其实的“桃李满天下”。
赤忱情谊，苦乐与共
“你们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伊莎白和柯鲁克一直这样坚持着、实践着。他们和参加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一样，穿着解放军的土布军装，在农民家中睡土炕，端着碗蹲在村里门外的“饭场”上，和老乡们吃着、谈着，津津有味。十里店村的妇女做军鞋支前是拿手活，伊莎白也跟她们学做军鞋。她对农民的针线活儿很感兴趣，还细心观察妇女织的方格花布，询问有几道工序。十里店人也不把柯鲁克夫妇当“外国人”，而是亲如兄弟姐妹。
1956年，伊莎白和柯鲁克被教育部正式确立专家身份，可是他们认为这会损害外国教师和中国教师的关系，不符合国际主义精神，反对拿高于一般教师几倍的专家工资，反对设立专家餐厅，要求天天去学生餐厅。五十年后的21世纪，还常听我们的教师说起上学时和伊莎白老师一边吃饭，一边练口语的故事。三年困难时期，为和中国人民同甘共苦，他们提出把自己的专家工资减半，国家外专局和学校起初坚决不同意，但他们一再坚持，最后才确定将工资下调30%。这一调，就是近二十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重新恢复。
2008年5月15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授予伊莎白教授“名誉博士学位”。同年5月12日，伊莎白和笔者等一行四人出发从北京飞往多伦多，登机之前听地勤人员说四川发生地震，成都双流机场暂时关闭，伊莎白非常关切。当我们一落地多伦多，她对前来接机的国家外专局驻多伦多总代表刘永志先生道谢后，第一句话就问：“四川地震严重吗？”得知当时伤亡人数已有8，000多人，伊莎白很震惊、伤心。期间，她每天关注态势发展和救援情况，还去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进行悼念和捐款。
深情厚谊，守望相助
“我们的友谊要子孙万代传下去，世世代代保留这种友情”，柯鲁克夫妇握着十里店村支书和村长的手说。从1947年来到十里店，他们工作生活在这片土地，与这里的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认为真挚的友情是坦诚相待、互相信任、坚贞不渝。柯鲁克夫妇多次重访十里店村，看望当年的老朋友。他们到学校的操场、教室走走看看，还听了初中英语课和小学三年级语文课，表达了一定要办好教育的期望。了解到当地饮水还有困难，他们向河北省和邯郸地区人民政府反映具体情况，后来村里有了一眼深水井。柯鲁克夫妇在北京工作几十年，始终没有忘记与十里店农民之前的深情厚谊，平时信件往来从未间断。1986年，他们的小儿子柯鸿岗代父母访问十里店村。村里的干部、乡亲到北京出差、办事也来看望他们。2005年12月，伊莎白九十寿辰时，十里店村的干部和村民代表特意来北京送上全体乡亲们的祝福。2010年10月，“柯鲁克同志诞辰百年纪念会”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办，时任河北省武安市副市长刘常珍也带来了十里店乡亲的问候，对柯鲁克同志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追思，并向伊莎白同志及其家人表示真挚的问候。
从教学岗位退下来后，伊莎白有时间继续从事人类学研究，她多次返回西南重访故人，补充调研材料。那里的发展变化一直牵动着伊莎白的心，她还设立了专门基金，用于资助当地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并常年和这些孩子保持通信联系。笔者在学校国际处工作时，每当收到这些孩子的信，伊莎白总是高兴地和笔者分享。他们在信中汇报自己的成绩，分析自己的进步原因、探讨失败的教训，完全不是客套而疏远，而是亲切而温暖;他们分享生活中的高兴与苦恼，就如孙辈写给祖父母的信件一样。伊莎白看到这些信的时候格外喜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外国语大学“柯鲁克夫妇奖学金”已经资助了300多名学习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伊莎白的青春在中国农村开始，她始终深情地关注着这片土地。在了解到一些地方村小学被撤销合并到乡镇中心校的情况后，伊莎白表示了她的担忧。她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信，呼吁保留村小学。十几年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伴随大量劳动力走进城市，乡村建设在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上，资源不够、人才不足、资金缺少问题更加突出。伊莎白担心城市化进程太快，对乡村发展关注不够，认为城市和乡村应该协调发展。后来，“城市化”的提法被“城镇化”的提法取代，伊莎白对此非常高兴。在2010年的新春佳节前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了长期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外国老专家，并与他们亲切交谈。伊莎白在会见中就农村社区建设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发表看法、提出建议。温家宝总理对伊莎白的发言表示了肯定，指出城镇化加快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定会研究好、解决好。在回程的车上，伊莎白格外兴奋，非常高兴，温总理对农村的了解和发展的关心，也让她十分感动。
人性光辉，成长达观
因工作關系，笔者有幸经常和伊莎白及其家人保持联系，时常折服于其人格魅力。她说：人要一直保持强烈的学习欲望和好奇心。所以，93岁时她还在整理资料，学习发送E-mail、使用MSN。她说：每天至少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阅读、烘焙等都可以。她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退休后整理当年手稿，仍笔耕不辍。2018年12月，在103岁高寿时，她的新作《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出版，这体现了老一辈革命者、建设者、教育者全心全意投身事业的实干、开创精神。
伊莎白说：“一个人要总想着自己拥有什么，别总计较自己失去什么，这样就总觉得自己很幸福。”她说：“要坚持力所能及的劳动和运动”。八十多岁时，她依然喜欢冬天在颐和园的冰场滑冰;九十多岁时，她加入广场健身操的行列，动作节奏上丝毫不落下风。她经常和北外的邻居们寒暄问候、家长里短，过着一个中国社会平凡老人简单平常的晚年生活。就像她的妹妹笑着说的： “这里（多伦多）哪里是姐姐的家，她的家一直在中国。”虽说是一句玩笑话，但她的家人早早就理解并尊重她扎根中国的选择。
当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伊莎白的故事，好奇又感动，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预约采访。伊莎白让二儿子柯马凯和笔者来选择和婉拒。她说：“我没有那么伟大，就是每次都选择了中国，选择留在自己喜欢的地方，选择和喜欢的人民在一起。”可是，我们知道，每一次选择是那么不同寻常、勇气十足。1938年，她选择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1948年，她选择留在无比艰苦的外事学校;1957年，他们拿着英国利兹大学的教职邀请，选择留在中国;1966年，柯鲁克先生已年近花甲，有了落叶归根的想法，但他知道妻子更爱中国，他们再次留在了中国。
百年沧桑，当年亭亭少女如今已成为世纪老人，成为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伊莎白的选择写在中国发展的大地上，执着、坚定、诚恳、仁爱。她在中国走过了自己一百多年的人生，这里，有她的家人，有她的事业，有她的梦想，有她的乡亲。衷心祝福老人家继续走下去，在中国，在家里，福寿安康。
参考文献：
[1]李正凌，宁均维，应曼蓉.柯鲁克夫妇在中国[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2]管贞.伊莎白与中国的百年情缘[J].国际人才交流，
2019（1）：16-19.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苑聪雯]
世纪选择，情种华夏
一百多年前，两位年轻的加拿大传教士不远万里、远渡重洋来到四川，他们就是伊莎白的父母。1912年，父亲饶和美任华西协和大学教育系主任;母亲饶珍芳在四川倾尽全力办教育，帮助创建蒙台梭利幼儿园和成都弟维小学。1915年，伊莎白出生在成都四圣祠教堂对面的房子里，父母为她取了个中文名字—饶淑梅，希望她善良淑美，顽强如梅。1928年，为了使她接受更好的教育，父母将她送回加拿大上学。1938年，伊莎白从多伦多大学硕士毕业后，重返成都。
回到中国，伊莎白就去四川雅安地区汉源县彝族山村、阿坝理县嘉绒藏羌山村做人类学社会调查，成为最早走向藏区的西方女人类学者之一。她攀蜀道、荡溜索，在陡峭的山路间行走，一路充满艰险。她和农民一起吃饭、劳动，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感受到被信任的幸福。抗战时期，伊莎白和同伴俞锡玑一起投入了四川省璧山县乡村建设项目。1940年—1942年，她们对兴隆场村的1，500户人家进行挨家挨户的田野调查，用日记的形式，客观记录了有关当地历史沿革、政治、經济、婚姻、妇女、法律诉讼、民间信仰等方面的信息，保存了大量的鲜活事例。
1942年，伊莎白与1935年加入英国共产党的英国皇家空军的大卫·柯鲁克结婚。随后，他们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中。1946年，退伍后的伊莎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博士，但她心中所想依然是那时积贫积弱的中国。
1947年，柯鲁克和伊莎白持英国共产党介绍信，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来到中国晋冀鲁豫解放区武安县的十里店村，观察和记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改复查的整个过程。他们与村民们热情交谈，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听不懂的时候，就连说带比画。他们用笔、打字机和照相机对一个中国村庄土改全过程做了生动、翔实、完整的记录。他们倾注大量心血，用这些材料共同写成了《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Ten Mile Inn） ，记述了1937年—1947年的村史，于1959年在英国伦敦出版。20年后，详实记述1948年土地改革全过程的《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群众运动》（Mass Movement in a Chinese Village： Ten Mile Inn）在美国纽约问世。这两部著作，在海外引起了强烈关注，使西方人真实了解了中国的土改运动。
1948年，当十里店的调查接近尾声时，王炳南同志代表中共中央邀请柯鲁克和伊莎白留下来帮助新中国培养外语人才，他们欣然接受了邀请。那年夏天，柯鲁克和伊莎白到石家庄西边南海山的小村子，开始在叶剑英、王炳南直接领导的南海山中央外事学校（即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教。自此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他们教书育人，在新中国英语教育园地开拓和耕耘，与中国人民甘苦与共，结下世纪情缘。
扎根教育，风华时代
“别怕出错，要有信心”，伊莎白老师的很多学生虽然已是耄耋老人，但仍然清晰记得老师的鼓励。办学之初，教材严重缺乏，学生水平参差不齐，上课不敢开口。伊莎白就对同一年级的学生，按照听说读写的不同水平进行编班教学，组织少数口语较差的学生单独补课，循循善诱。她上课非常有耐心，既严肃认真又和蔼可亲，对答不出问题或答错的学生从没有不高兴的表示。除了课堂教学，学习最活泼的时刻是晚饭后的散步时光，伊莎白带着几个学生边走边谈话，讨论最近看过的书，谈论对某事的看法，边走边练习口语，每次约一个多小时。每每有学生面红耳赤、语无伦次时，伊莎白总是温柔而坚定地对他们说：“别怕出错，要有信心。”在操场、在食堂、在昆明湖边、在秋收劳动时，“试试，我会帮助你的”“不错，说得很好，在学习方面该有点儿自信”“只有大胆讲、多讲，才能学会外语”，这些鼓励的话语激励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当他们走上讲台做教师后，也传承着“让学生树立自信”的信条。
伊莎白关心学生，常常为他们解答思想、情绪上的困惑。据她的学生林?回忆：1954年初夏的一个傍晚，在紫竹院公园的一条小溪旁，有近十位同学即将赴罗马尼亚、瑞典、丹麦、芬兰等国转学小语种，有些同学想不通“半路出家”去学小语种。伊莎白讲了许多学小语种的重要性。她说：“……正是因为你们有了英语基础，国家才把你们送去学驻在国语言，为的是更快培养外事干部。中国的国际地位一日千里，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这样就理解你们去学习小语种的重要意义了，一个外事干部如能当‘双枪手’该多好呀！”一段简短又语重心长的讲话让大家顿时开窍了，全场情绪沸腾起来。伊莎白让班干部带大家唱校歌，“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歌声在月光下划破了长空。
“她时刻关心、帮助别人，把全组团结得像一个人。”伊莎白老师的好几位学生，后来成为她的同事，都这样由衷赞赏她。伊莎白是口语教学的主要设计者、组织者和带头人，表现出充分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她对教学全心全意的投入赢得了全组的信任和拥戴。原本口语课以“情景对话”的形式出现，学生上课前已经拿到对话材料。但伊莎白一开始就坚定反对预发口语材料，她认为这会让学生形成死抠生词和语法的不良学习习惯。为此，她引导教师们讨论，统一认识，决定上课之前不预发材料，使学生在上课时集中精力观察和倾听教师示范的情景对话。在没有任何电教器材的情况下，在整个年级100多名学生面前重复示范表演这些对话，伊莎白用她那轻美柔和的嗓音，投入地一遍一遍演示，慢慢地学生的口语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她的投入精神、探索精神，是对青年教师最有力的榜样示范。有的老师说：“伊莎白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学生耐心教导，她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对着这面镜子我们总感到自己的不足，总想着应该做得更好一些。” 伊莎白和柯鲁克把全部的知识和才华、全部的精力和心血无私地献给了新中国的外语教育事业。他们教过的学生分布在中国外交、文化教育、新闻出版、金融法律等领域，遍布世界五大洲，是名副其实的“桃李满天下”。
赤忱情谊，苦乐与共
“你们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伊莎白和柯鲁克一直这样坚持着、实践着。他们和参加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一样，穿着解放军的土布军装，在农民家中睡土炕，端着碗蹲在村里门外的“饭场”上，和老乡们吃着、谈着，津津有味。十里店村的妇女做军鞋支前是拿手活，伊莎白也跟她们学做军鞋。她对农民的针线活儿很感兴趣，还细心观察妇女织的方格花布，询问有几道工序。十里店人也不把柯鲁克夫妇当“外国人”，而是亲如兄弟姐妹。
1956年，伊莎白和柯鲁克被教育部正式确立专家身份，可是他们认为这会损害外国教师和中国教师的关系，不符合国际主义精神，反对拿高于一般教师几倍的专家工资，反对设立专家餐厅，要求天天去学生餐厅。五十年后的21世纪，还常听我们的教师说起上学时和伊莎白老师一边吃饭，一边练口语的故事。三年困难时期，为和中国人民同甘共苦，他们提出把自己的专家工资减半，国家外专局和学校起初坚决不同意，但他们一再坚持，最后才确定将工资下调30%。这一调，就是近二十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重新恢复。
2008年5月15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授予伊莎白教授“名誉博士学位”。同年5月12日，伊莎白和笔者等一行四人出发从北京飞往多伦多，登机之前听地勤人员说四川发生地震，成都双流机场暂时关闭，伊莎白非常关切。当我们一落地多伦多，她对前来接机的国家外专局驻多伦多总代表刘永志先生道谢后，第一句话就问：“四川地震严重吗？”得知当时伤亡人数已有8，000多人，伊莎白很震惊、伤心。期间，她每天关注态势发展和救援情况，还去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进行悼念和捐款。
深情厚谊，守望相助
“我们的友谊要子孙万代传下去，世世代代保留这种友情”，柯鲁克夫妇握着十里店村支书和村长的手说。从1947年来到十里店，他们工作生活在这片土地，与这里的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认为真挚的友情是坦诚相待、互相信任、坚贞不渝。柯鲁克夫妇多次重访十里店村，看望当年的老朋友。他们到学校的操场、教室走走看看，还听了初中英语课和小学三年级语文课，表达了一定要办好教育的期望。了解到当地饮水还有困难，他们向河北省和邯郸地区人民政府反映具体情况，后来村里有了一眼深水井。柯鲁克夫妇在北京工作几十年，始终没有忘记与十里店农民之前的深情厚谊，平时信件往来从未间断。1986年，他们的小儿子柯鸿岗代父母访问十里店村。村里的干部、乡亲到北京出差、办事也来看望他们。2005年12月，伊莎白九十寿辰时，十里店村的干部和村民代表特意来北京送上全体乡亲们的祝福。2010年10月，“柯鲁克同志诞辰百年纪念会”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办，时任河北省武安市副市长刘常珍也带来了十里店乡亲的问候，对柯鲁克同志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追思，并向伊莎白同志及其家人表示真挚的问候。
从教学岗位退下来后，伊莎白有时间继续从事人类学研究，她多次返回西南重访故人，补充调研材料。那里的发展变化一直牵动着伊莎白的心，她还设立了专门基金，用于资助当地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并常年和这些孩子保持通信联系。笔者在学校国际处工作时，每当收到这些孩子的信，伊莎白总是高兴地和笔者分享。他们在信中汇报自己的成绩，分析自己的进步原因、探讨失败的教训，完全不是客套而疏远，而是亲切而温暖;他们分享生活中的高兴与苦恼，就如孙辈写给祖父母的信件一样。伊莎白看到这些信的时候格外喜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外国语大学“柯鲁克夫妇奖学金”已经资助了300多名学习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伊莎白的青春在中国农村开始，她始终深情地关注着这片土地。在了解到一些地方村小学被撤销合并到乡镇中心校的情况后，伊莎白表示了她的担忧。她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信，呼吁保留村小学。十几年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伴随大量劳动力走进城市，乡村建设在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上，资源不够、人才不足、资金缺少问题更加突出。伊莎白担心城市化进程太快，对乡村发展关注不够，认为城市和乡村应该协调发展。后来，“城市化”的提法被“城镇化”的提法取代，伊莎白对此非常高兴。在2010年的新春佳节前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了长期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外国老专家，并与他们亲切交谈。伊莎白在会见中就农村社区建设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发表看法、提出建议。温家宝总理对伊莎白的发言表示了肯定，指出城镇化加快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定会研究好、解决好。在回程的车上，伊莎白格外兴奋，非常高兴，温总理对农村的了解和发展的关心，也让她十分感动。
人性光辉，成长达观
因工作關系，笔者有幸经常和伊莎白及其家人保持联系，时常折服于其人格魅力。她说：人要一直保持强烈的学习欲望和好奇心。所以，93岁时她还在整理资料，学习发送E-mail、使用MSN。她说：每天至少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阅读、烘焙等都可以。她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退休后整理当年手稿，仍笔耕不辍。2018年12月，在103岁高寿时，她的新作《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出版，这体现了老一辈革命者、建设者、教育者全心全意投身事业的实干、开创精神。
伊莎白说：“一个人要总想着自己拥有什么，别总计较自己失去什么，这样就总觉得自己很幸福。”她说：“要坚持力所能及的劳动和运动”。八十多岁时，她依然喜欢冬天在颐和园的冰场滑冰;九十多岁时，她加入广场健身操的行列，动作节奏上丝毫不落下风。她经常和北外的邻居们寒暄问候、家长里短，过着一个中国社会平凡老人简单平常的晚年生活。就像她的妹妹笑着说的： “这里（多伦多）哪里是姐姐的家，她的家一直在中国。”虽说是一句玩笑话，但她的家人早早就理解并尊重她扎根中国的选择。
当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伊莎白的故事，好奇又感动，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预约采访。伊莎白让二儿子柯马凯和笔者来选择和婉拒。她说：“我没有那么伟大，就是每次都选择了中国，选择留在自己喜欢的地方，选择和喜欢的人民在一起。”可是，我们知道，每一次选择是那么不同寻常、勇气十足。1938年，她选择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1948年，她选择留在无比艰苦的外事学校;1957年，他们拿着英国利兹大学的教职邀请，选择留在中国;1966年，柯鲁克先生已年近花甲，有了落叶归根的想法，但他知道妻子更爱中国，他们再次留在了中国。
百年沧桑，当年亭亭少女如今已成为世纪老人，成为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伊莎白的选择写在中国发展的大地上，执着、坚定、诚恳、仁爱。她在中国走过了自己一百多年的人生，这里，有她的家人，有她的事业，有她的梦想，有她的乡亲。衷心祝福老人家继续走下去，在中国，在家里，福寿安康。
参考文献：
[1]李正凌，宁均维，应曼蓉.柯鲁克夫妇在中国[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2]管贞.伊莎白与中国的百年情缘[J].国际人才交流，
2019（1）：16-19.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苑聪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