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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初，我来外交部干部司报到，被分配到苏联东欧司。第一个与我谈话的是时任苏联处处长田曾佩，除介绍处里工作情况外，对我今后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尤其强调外交无小事，从今天开始我已是一名光荣的外交战士了。他抽着烟，表情严肃，说话简洁真诚，一下子让你感到这是一位值得尊敬和信任的领导。在一次全司举行的民意测验中，他被一致推选为苏欧司司长候选人，后升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无论在部里还是国外，我有幸多次直接在他手下工作，不仅心情舒畅，而且学到了不少处事做人的品德。从管理档案学起
当时，中苏关系敌对，双方交往很少，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就剩下了“一架飞机、一列火车和一个大使馆”，还各自召回大使，降为临时代办级。1969年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后恢复的中苏边界谈判正在北京进行。为了让我在“反修第一线”得到锻炼，司里安排到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实习。这样，我就有机会直接了解和体验在特殊背景下外交谈判的尖锐性、复杂性及其敏感性。
代表团工作由团长余湛副部长主管。他不懂外语，湖北口音很重，但思维敏捷，对苏联东欧情况了如指掌，边界问题更是烂熟于胸，“文革”期间由周总理亲自点名从外地千校农场调回。代表团日常事务由首席团员马叙生负责。老马——大家都这样称呼他，其人文质彬彬，是20世纪50年代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留学生。他精通外交和边界谈判，是调解难题的高手，连余湛也夸其“老马识途”。他对属下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是我入门外交的领路人。代表团的党支部书记王厚立是一位法律专家，为人正直厚道。他不仅在边界工作中指导我，还关心我的思想进步以至个人生活小事，成了我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
我的业务老师和入党介绍人王钢华，是50年代莫斯科大学的留学生，待人坦诚刚直。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制怒”两个大字，我问何意，他大笑道：“本人性格急躁，好发脾气，以此警示自己！”从参加外事活动应注意什么，怎样与对方交谈，如何打电话联系以及怎么坐车等外交礼仪，他都手把手地教我。有一次，他还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他的家庭成份是资本家，不也照样入党、给中央首长当翻译，你还担心什么出身问题？在组织和老同志的帮助鼓励下，我很快加入了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当然，自1964年刚入北大怀着感恩之情首次递交入党申请书以来，整整磨练了10个年头。
至于外交业务，我从管理资料和办案学起，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两国边界条约规定、7600多公里边界线具体走向及相关国际法和水文地理等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学习和钻研。就像每天背外文单词那样，记熟3万多平方公里争议地区的详细论据资料，逐步掌握了两国边界问题的由来及其症结所在。为尽快适应工作需要，每天下班后都留在办公室补课学习，每晚都10点以后步行回家。
每当我回想起在边界谈判代表团的6年日子，总有一种无比温暖、留恋的感觉。我的外交生涯就是在这儿起步，政治、业务上的点滴提高，都离不开这儿老同志的诚心帮助和呵护。“希望你成为一名不可替代的专家”——这是老一辈领导对我的殷切期待，也是对我成长、成熟、成才的最大鞭策。
成为某一领域的行家里手，而且达到独一无二的水平，谈何容易呀！但是，对于有作为的年轻人来说，就应有“舍我其谁”的气概，立下宏图大志，朝着既定目标，不怕任何挫折，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前进。针尖对麦芒。无果而终
从1964年开始，中苏边界谈判谈了断，断了谈，断断续续，先后历经40年，算得上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马拉松谈判。好事多磨，直至2004年，双方才最终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所有边界问题，消除了两国关系中的一大隐患，为开辟平等信任的新型战略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4年那次谈判，本是为了缓和1960年以后出现的中苏边境紧张局势和具体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但谈判一开始，双方关于边界领土问题立场的巨大差异就立即显现出来，分歧主要集中在两国边界条约性质问题。中方指出，尽管有关边界条约是沙俄在两国人民处于无权情况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考虑到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中方仍准备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没有料到，苏方一听就暴跳如雷，称中苏之间“没有领土问题”，不承认存在不平等条约，还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
这样，我方就在发言中引经据典，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谴责沙俄割占中国领土，并特别指出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宣布过，“以前历届俄国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所夺取的一切中国领土”。苏方则引用列宁说过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距离我们虽远，毕竟是咱们的城市”这句话来证明，列宁从未对俄中边界表示过怀疑，并声称苏中边界是历史形成的，两国封建皇帝都是侵略者，列宁在世时就已废除了对华不平等条约，指责中方所持的观点是“对列宁的攻击”。 双方针尖对麦芒，最后谈判无果而终。有趣的是，中方在一次发言评论中用过“作茧自缚”、“得陇望蜀”的成语，苏方硬说这是对他们的污蔑，将其比喻成什么“虫子”，对甘肃和四川提出“领土要求”云云。这是哪儿跟哪儿呀？谈判中的“咬文嚼字” 说来也巧，1964年第一次中苏边界谈判时，我刚刚考上北大，学习“九评”一一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评论文童；在我大学毕业那年，第二次边界谈判刚好开始，而且赶上紧急战备疏散，防止苏联借谈判之机对北京进行突然袭击；最后的六年边界谈判，我则全程跟进了。
根据1969年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达成的两国总理谅解，双方举行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这一开谈，就是九年。尽管第二次谈判没有达成什么协议，甚至根本就没有讨论边界走向问题，但开始谈判以后，两国关系剑拔弩张的气氛逐渐缓和下来，双方有了较前正常的对话接触渠道，双边贸易等也有所发展。
在会谈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争议地区问题。苏方否认存在争议地区，称两国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只是核对个别地段的边界线走向。中方则反驳说，争议地区就是指某些“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有分歧地段，中苏之间存在争议地区是客观事实，这是沙俄和苏联违反条约规定划去或侵占中国领土而造成的。双方互不相让，谈判走进“死胡同”。
在谈判桌上，双方用词都十分尖刻。比如，我们指责苏方说，“想不到来自列宁故乡的苏联代表团竟堕落到如此地步”，“难道你们要把原子弹悬在谈判桌上，让我们在你们的威胁下进行谈判吗？”等等。苏方也不示弱，惯于指责中方采取“捣乱态度”，有意“拖延”、“封杀”谈判，讽刺中方是“车拉马”（意为本末倒置）。中方抨击苏联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苏方则反批中国“部署了250万兵力，其中包括民兵”。
在一次大会发言中，我方用了一连串排比句，要求苏方应当怎样怎样才能改善两国关系，听起来很带劲儿。喜欢咬文嚼字的苏方团长伊利切夫按捺不住了，激动地反问道：刚才中方团长讲了苏联五个（应当），我们苏联到底欠你们中国什么了？在两国政府谈判中，你们为什么使用这种命令式的语言？当时我有点纳闷，请教了高级翻译后才明白伊利切夫为何大动肝火。俄文的词根是意为欠债，该词分量确实很重。 有一次，在激烈的辩论中，苏方团长指责中方对其发言做了“过分反应”，翻译将其译成“病态反应”。中方团长听后火冒三丈，怒斥苏方理屈词穷，不惜进行“人身攻击”，对方感到莫名其妙。还有一次，我方指责苏方说话不算数，影射苏联领导层内部有矛盾，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伊利切夫当即跳了起来，满脸涨得通红，气呼呼地连续说了两遍“我强烈抗议”。会场气氛骤然升温，不得不宣布休会。
双方团长吵架之后，会下一般由首席团员出面进行沟通或澄清，以消除“误会”，复会后就转入正常的辩论。其实，在当时两国关系紧张之际，谁也不想使谈判破裂，而是利用这一渠道传递某些信息，寻求某种缓和，正如伊利切夫所言，“谈判本身就有意义”。这恐怕也是外交谈判之道吧！ 在谈判桌上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但会下照旧，不仅以同志相称，而且谈笑风生。我的不少俄罗斯朋友，就是在那个年代结交的。2011年，俄罗斯外交官协会代表团访华时，我陪同他们参观游览了北京、上海、杭州和绍兴。其中一位82岁的团员，曾以专家身份参加过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这次特地带了两册当年在中国参观时拍摄的珍贵照片，并一一叫出我方人员的中文名字。他回忆说，尽管双方政治观点不同，会上争得面红耳赤，但他心里十分尊重中国同志，至今仍怀念他们，并请我转达其良好问候。我遗憾地告诉他，其中好几位都已不在人世了。他说：“是啊，转眼间已过去半个世纪，世界发生了多大变化！令人欣慰的是，中国越变越好。”
当时，中苏关系敌对，双方交往很少，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就剩下了“一架飞机、一列火车和一个大使馆”，还各自召回大使，降为临时代办级。1969年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后恢复的中苏边界谈判正在北京进行。为了让我在“反修第一线”得到锻炼，司里安排到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实习。这样，我就有机会直接了解和体验在特殊背景下外交谈判的尖锐性、复杂性及其敏感性。
代表团工作由团长余湛副部长主管。他不懂外语，湖北口音很重，但思维敏捷，对苏联东欧情况了如指掌，边界问题更是烂熟于胸，“文革”期间由周总理亲自点名从外地千校农场调回。代表团日常事务由首席团员马叙生负责。老马——大家都这样称呼他，其人文质彬彬，是20世纪50年代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留学生。他精通外交和边界谈判，是调解难题的高手，连余湛也夸其“老马识途”。他对属下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是我入门外交的领路人。代表团的党支部书记王厚立是一位法律专家，为人正直厚道。他不仅在边界工作中指导我，还关心我的思想进步以至个人生活小事，成了我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
我的业务老师和入党介绍人王钢华，是50年代莫斯科大学的留学生，待人坦诚刚直。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制怒”两个大字，我问何意，他大笑道：“本人性格急躁，好发脾气，以此警示自己！”从参加外事活动应注意什么，怎样与对方交谈，如何打电话联系以及怎么坐车等外交礼仪，他都手把手地教我。有一次，他还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他的家庭成份是资本家，不也照样入党、给中央首长当翻译，你还担心什么出身问题？在组织和老同志的帮助鼓励下，我很快加入了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当然，自1964年刚入北大怀着感恩之情首次递交入党申请书以来，整整磨练了10个年头。
至于外交业务，我从管理资料和办案学起，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两国边界条约规定、7600多公里边界线具体走向及相关国际法和水文地理等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学习和钻研。就像每天背外文单词那样，记熟3万多平方公里争议地区的详细论据资料，逐步掌握了两国边界问题的由来及其症结所在。为尽快适应工作需要，每天下班后都留在办公室补课学习，每晚都10点以后步行回家。
每当我回想起在边界谈判代表团的6年日子，总有一种无比温暖、留恋的感觉。我的外交生涯就是在这儿起步，政治、业务上的点滴提高，都离不开这儿老同志的诚心帮助和呵护。“希望你成为一名不可替代的专家”——这是老一辈领导对我的殷切期待，也是对我成长、成熟、成才的最大鞭策。
成为某一领域的行家里手，而且达到独一无二的水平，谈何容易呀！但是，对于有作为的年轻人来说，就应有“舍我其谁”的气概，立下宏图大志，朝着既定目标，不怕任何挫折，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前进。针尖对麦芒。无果而终
从1964年开始，中苏边界谈判谈了断，断了谈，断断续续，先后历经40年，算得上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马拉松谈判。好事多磨，直至2004年，双方才最终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所有边界问题，消除了两国关系中的一大隐患，为开辟平等信任的新型战略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4年那次谈判，本是为了缓和1960年以后出现的中苏边境紧张局势和具体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但谈判一开始，双方关于边界领土问题立场的巨大差异就立即显现出来，分歧主要集中在两国边界条约性质问题。中方指出，尽管有关边界条约是沙俄在两国人民处于无权情况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考虑到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中方仍准备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没有料到，苏方一听就暴跳如雷，称中苏之间“没有领土问题”，不承认存在不平等条约，还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
这样，我方就在发言中引经据典，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谴责沙俄割占中国领土，并特别指出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宣布过，“以前历届俄国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所夺取的一切中国领土”。苏方则引用列宁说过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距离我们虽远，毕竟是咱们的城市”这句话来证明，列宁从未对俄中边界表示过怀疑，并声称苏中边界是历史形成的，两国封建皇帝都是侵略者，列宁在世时就已废除了对华不平等条约，指责中方所持的观点是“对列宁的攻击”。 双方针尖对麦芒，最后谈判无果而终。有趣的是，中方在一次发言评论中用过“作茧自缚”、“得陇望蜀”的成语，苏方硬说这是对他们的污蔑，将其比喻成什么“虫子”，对甘肃和四川提出“领土要求”云云。这是哪儿跟哪儿呀？谈判中的“咬文嚼字” 说来也巧，1964年第一次中苏边界谈判时，我刚刚考上北大，学习“九评”一一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评论文童；在我大学毕业那年，第二次边界谈判刚好开始，而且赶上紧急战备疏散，防止苏联借谈判之机对北京进行突然袭击；最后的六年边界谈判，我则全程跟进了。
根据1969年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达成的两国总理谅解，双方举行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这一开谈，就是九年。尽管第二次谈判没有达成什么协议，甚至根本就没有讨论边界走向问题，但开始谈判以后，两国关系剑拔弩张的气氛逐渐缓和下来，双方有了较前正常的对话接触渠道，双边贸易等也有所发展。
在会谈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争议地区问题。苏方否认存在争议地区，称两国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只是核对个别地段的边界线走向。中方则反驳说，争议地区就是指某些“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有分歧地段，中苏之间存在争议地区是客观事实，这是沙俄和苏联违反条约规定划去或侵占中国领土而造成的。双方互不相让，谈判走进“死胡同”。
在谈判桌上，双方用词都十分尖刻。比如，我们指责苏方说，“想不到来自列宁故乡的苏联代表团竟堕落到如此地步”，“难道你们要把原子弹悬在谈判桌上，让我们在你们的威胁下进行谈判吗？”等等。苏方也不示弱，惯于指责中方采取“捣乱态度”，有意“拖延”、“封杀”谈判，讽刺中方是“车拉马”（意为本末倒置）。中方抨击苏联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苏方则反批中国“部署了250万兵力，其中包括民兵”。
在一次大会发言中，我方用了一连串排比句，要求苏方应当怎样怎样才能改善两国关系，听起来很带劲儿。喜欢咬文嚼字的苏方团长伊利切夫按捺不住了，激动地反问道：刚才中方团长讲了苏联五个（应当），我们苏联到底欠你们中国什么了？在两国政府谈判中，你们为什么使用这种命令式的语言？当时我有点纳闷，请教了高级翻译后才明白伊利切夫为何大动肝火。俄文的词根是意为欠债，该词分量确实很重。 有一次，在激烈的辩论中，苏方团长指责中方对其发言做了“过分反应”，翻译将其译成“病态反应”。中方团长听后火冒三丈，怒斥苏方理屈词穷，不惜进行“人身攻击”，对方感到莫名其妙。还有一次，我方指责苏方说话不算数，影射苏联领导层内部有矛盾，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伊利切夫当即跳了起来，满脸涨得通红，气呼呼地连续说了两遍“我强烈抗议”。会场气氛骤然升温，不得不宣布休会。
双方团长吵架之后，会下一般由首席团员出面进行沟通或澄清，以消除“误会”，复会后就转入正常的辩论。其实，在当时两国关系紧张之际，谁也不想使谈判破裂，而是利用这一渠道传递某些信息，寻求某种缓和，正如伊利切夫所言，“谈判本身就有意义”。这恐怕也是外交谈判之道吧！ 在谈判桌上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但会下照旧，不仅以同志相称，而且谈笑风生。我的不少俄罗斯朋友，就是在那个年代结交的。2011年，俄罗斯外交官协会代表团访华时，我陪同他们参观游览了北京、上海、杭州和绍兴。其中一位82岁的团员，曾以专家身份参加过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这次特地带了两册当年在中国参观时拍摄的珍贵照片，并一一叫出我方人员的中文名字。他回忆说，尽管双方政治观点不同，会上争得面红耳赤，但他心里十分尊重中国同志，至今仍怀念他们，并请我转达其良好问候。我遗憾地告诉他，其中好几位都已不在人世了。他说：“是啊，转眼间已过去半个世纪，世界发生了多大变化！令人欣慰的是，中国越变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