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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分析区域创新能力对外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文章对长江经济带2008～2018年区域创新能力和外资进行空间探索性分析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空间上，外商直接投资和区域创新能力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且集聚趋势明显;时间上，从2011年开始，外资的莫兰指数呈现出逐步稳定上升的趋势，而区域创新能力的莫兰指数较为平稳。空间计量检验发现，区域创新能力对外资进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针对这一现状，提出利用外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区域创新能力;外商直接投资;空间聚集
一、序言与文獻回顾
自1992年以来，中国引进外资规模一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外商直接投资作为知识和技术转移的载体，也使得中国吸收了许多先进技术、学习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因此，制定合适的引进外资政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面对知识经济时代，以资源为竞争优势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维系下去，跨国公司也正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渐转变为知识密集型企业，再加上受到R&D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中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研发投入较多的国家之一，说明创新对于外资引进具有关键作用。长江经济带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是东中西互动与合作的协调发展带，具有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自然资源丰富等特点，因此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据商务部统计，2019年长江经济带使用外资独占近半壁江山，作为影响中国经济重要的经济带，研究区域创新如何影响外资在长江经济带的区位分布具有重要意义。
文献回顾方面：首先，关于区域创新能力与FDI的文献主要分为了两方面。一是研究FDI如何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研究结论大体可分为FDI对区域创新有积极影响、有负面影响两类。二是从区域创新的视角研究其对FDI的影响，但该类文献较少，根据目前已有的文献总结出区域创新对FDI的进入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进一步的研究则提出区域创新能力是影响FDI非均衡分布的重要因素。其次，关于长江经济带外资的研究，多数研究都关注了外资进入对本地的影响，鲜有文献探究影响长江经济带外资进入的因素，有的也仅仅是进行文字分析，实证分析相对缺乏。因此，从区域创新能力的视角出发，实证研究其对外资的影响就很有必要。进一步，少量的实证文献也很少将空间因素考虑进去，但实际上某些因素在同一区域上具有潜在的空间依赖性，会产生空间相关性，若将空间因素排除在外，所得的回归结果可能会存在误差。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注意到区域创新能力会影响外资的进入，但缺乏相应的空间相关性分析，因而本研究在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将空间因素考虑进去，建立区域创新与外资之间的计量模型，探究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影响及其影响下的空间特征，并根据结论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二、FDI与R&D空间相关性检验
本文采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FDI和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来分别衡量外商直接投资和区域创新能力，用2008～2018年的全局Moran’s指数和散点图来分析外资和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自相关程度和空间集聚程度。根据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外商直接投资额的数据测算得到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观察表1可以发现，所有年份的Moran’s指数都大于0，且P值基本都小于0.05，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FDI集聚趋势明显。R&D经费空间相关性方面，所有年份Moran’s指数与外资一样都大于0，且P值大多数也都小于0.05，表明R&D在空间上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且集聚趋势明显，这也说明外资和区域创新能力在空间上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从图1可以直观地看出外资空间关联程度的变化，在这十一年间，外商直接投资的莫兰指数在0.777到0.162之间波动，从2011年开始空间关联性总体呈现出一种逐步稳定上升的趋势，外资的空间依赖性在逐渐增强。
进一步利用Moran’s I来分析外资空间集聚。表2显示，大部分的省份都处于一、三象限。其中，长期处于第一象限的省份有上海和江苏，这两个地区的FDI都较高，且被具有同样较高FDI的省份所包围，这个象限的城市为高高聚集分布。长期处于第二象限的省份为安徽，该象限为低高类型的空间自相关关系聚类，表示该省份的FDI较低，但周围地区的FDI都较高。剩下的七个省份基本上都长期处于第三象限，该象限为低低类型的空间自相关关系聚类，这些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较低，周围地区的FDI同样较低。第四象限为高低类型的空间自相关关系聚类，表示拥有较高FDI的城市被拥有较低FDI的城市所包围，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观察表3可以发现，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区域创新莫兰指数分布的象限与外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长期处于第一象限的省份是上海和江苏，它们的FDI同样也长期处于第一象限。观察这11年的莫兰指数散点图可以发现，长江经济带各省份FDI的空间集聚程度未发生较大变化，但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空间集聚性有明显的加强趋势。
综上所述，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虽然也有部分省份处于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但由于全局的莫兰指数显著地大于0，这就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区域创新能力从总体来看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正相关，集群特征明显，即外资流入多和区域创新能力高的省份互相靠近，外资流入少和区域创新能力低的省份也相互临近。莫兰指数的检验结果与其空间分布的特征较为一致，区域创新能力与外资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性，因此本文将采取空间模型来进一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三、空间计量检验
最后确定研究对象存在空间集聚效应后，用空间计量模型来进一步分析区域创新能力对外资集聚情况的影响。
（一）模型设定
在前述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计量模型的基础上，本文选取如下指标来构建模型。 为了解决非正态分布和异方差的问题，本文将对模型进行对数化处理，并在模型变量的选择上，构建空间滞后模型（1）和空间误差模型（2），详见各式：
（二）模型估计结果
表5显示了普通面板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回归结果，通过空间面板模型可以发现，空间相关系数和都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具有空间溢出效应。通過R2可以发现SLM的值最大，意即拟合效果最好，因而应选择空间滞后模型。
根据空间滞后模型的回归结果来进行分析，可知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lnR&D）、职工平均工资（lnwage）、产业结构（lnind）、对外开放度（open）和基础设施（road）这五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923、-0.906、-1.850、0.456和0.591，这表示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对外开放度和基础设施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正向的影响，而职工平均工资和产业结构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负向的影响。
由于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为区域创新能力，即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lnR&D），因此，主要分析它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其系数为0.923，并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它对外资具有促进作用。控制变量职工平均工资（lnwage）、产业结构（lnind）与FDI呈负相关，而对外开放度（open）和基础设施（road）与FDI呈正相关。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通过空间探索性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和R&D经费在长江经济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R&D和外资的莫兰指数在总体的变化趋势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也说明了它们之间有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第二，空间检验显示，区域创新能力对外商直接投资呈现显著地正向影响。
前述研究告诉我们两点启示：首先，必须着力促进外资空间分布更趋均衡。中国疆土辽阔，且各个区域各有特点，区域创新能力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从而影响了外资的空间分布情况，导致外资在我国分布呈现出不均衡状态，直接影响我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因此有必要因地制宜区域创新政策来促使外资的均衡分布，从而优化在华投资的区域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其次，在制定引进外资的政策时必须将区域创新能力的因素考虑进去，为引进高质量的外资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外资和区域创新能力均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区域创新能力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可以使得周围地区的区域创新能力提高，因此可以通过促进知识溢出的方式改善周围区域的创新环境，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赵爽，江心英.FDI技术溢出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基于省级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分析[J].兰州财经大学学报，2018，34（04）：20-29.
[2]易明，王腾，吴超.外商直接投资、知识溢出影响区域创新水平的实证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3（03）：98-105.
[3]吴晓波，范志刚，刘康.区域创新系统对FDI进入及溢出影响研究[J].科研管理，2009，30（02）：1-8+39.
[4]陈继勇，梁柱.技术创新能力与FDI区域分布非均衡[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27（06）：26-30.
[5]王冲，李雪松.金融发展、FDI溢出与经济增长效率——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9，21（02）：41-5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企业生态位视野中的在华外资空间布局优化研究：演化、收敛与引导”（18XJA790003）;云南省哲社教育规划项目“教育场域中基于BP神经网络的云南省硕士教育收费并轨的制度局限分析与改进路径研究”（AE18032）;昆明理工东盟研究中心项目“基于空间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经贸网络完善研究”（2018tz106）;昆明理工大学“微观经济学”金课建设项目;昆明理工大学“微观经济学”一流本科建设项目。
（作者单位：姜亚鹏，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昆明理工大学东盟研究中心;伍思蔓，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关键词：区域创新能力;外商直接投资;空间聚集
一、序言与文獻回顾
自1992年以来，中国引进外资规模一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外商直接投资作为知识和技术转移的载体，也使得中国吸收了许多先进技术、学习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因此，制定合适的引进外资政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面对知识经济时代，以资源为竞争优势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维系下去，跨国公司也正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渐转变为知识密集型企业，再加上受到R&D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中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研发投入较多的国家之一，说明创新对于外资引进具有关键作用。长江经济带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是东中西互动与合作的协调发展带，具有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自然资源丰富等特点，因此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据商务部统计，2019年长江经济带使用外资独占近半壁江山，作为影响中国经济重要的经济带，研究区域创新如何影响外资在长江经济带的区位分布具有重要意义。
文献回顾方面：首先，关于区域创新能力与FDI的文献主要分为了两方面。一是研究FDI如何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研究结论大体可分为FDI对区域创新有积极影响、有负面影响两类。二是从区域创新的视角研究其对FDI的影响，但该类文献较少，根据目前已有的文献总结出区域创新对FDI的进入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进一步的研究则提出区域创新能力是影响FDI非均衡分布的重要因素。其次，关于长江经济带外资的研究，多数研究都关注了外资进入对本地的影响，鲜有文献探究影响长江经济带外资进入的因素，有的也仅仅是进行文字分析，实证分析相对缺乏。因此，从区域创新能力的视角出发，实证研究其对外资的影响就很有必要。进一步，少量的实证文献也很少将空间因素考虑进去，但实际上某些因素在同一区域上具有潜在的空间依赖性，会产生空间相关性，若将空间因素排除在外，所得的回归结果可能会存在误差。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注意到区域创新能力会影响外资的进入，但缺乏相应的空间相关性分析，因而本研究在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将空间因素考虑进去，建立区域创新与外资之间的计量模型，探究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影响及其影响下的空间特征，并根据结论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二、FDI与R&D空间相关性检验
本文采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FDI和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来分别衡量外商直接投资和区域创新能力，用2008～2018年的全局Moran’s指数和散点图来分析外资和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自相关程度和空间集聚程度。根据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外商直接投资额的数据测算得到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观察表1可以发现，所有年份的Moran’s指数都大于0，且P值基本都小于0.05，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FDI集聚趋势明显。R&D经费空间相关性方面，所有年份Moran’s指数与外资一样都大于0，且P值大多数也都小于0.05，表明R&D在空间上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且集聚趋势明显，这也说明外资和区域创新能力在空间上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从图1可以直观地看出外资空间关联程度的变化，在这十一年间，外商直接投资的莫兰指数在0.777到0.162之间波动，从2011年开始空间关联性总体呈现出一种逐步稳定上升的趋势，外资的空间依赖性在逐渐增强。
进一步利用Moran’s I来分析外资空间集聚。表2显示，大部分的省份都处于一、三象限。其中，长期处于第一象限的省份有上海和江苏，这两个地区的FDI都较高，且被具有同样较高FDI的省份所包围，这个象限的城市为高高聚集分布。长期处于第二象限的省份为安徽，该象限为低高类型的空间自相关关系聚类，表示该省份的FDI较低，但周围地区的FDI都较高。剩下的七个省份基本上都长期处于第三象限，该象限为低低类型的空间自相关关系聚类，这些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较低，周围地区的FDI同样较低。第四象限为高低类型的空间自相关关系聚类，表示拥有较高FDI的城市被拥有较低FDI的城市所包围，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观察表3可以发现，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区域创新莫兰指数分布的象限与外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长期处于第一象限的省份是上海和江苏，它们的FDI同样也长期处于第一象限。观察这11年的莫兰指数散点图可以发现，长江经济带各省份FDI的空间集聚程度未发生较大变化，但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空间集聚性有明显的加强趋势。
综上所述，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虽然也有部分省份处于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但由于全局的莫兰指数显著地大于0，这就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区域创新能力从总体来看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正相关，集群特征明显，即外资流入多和区域创新能力高的省份互相靠近，外资流入少和区域创新能力低的省份也相互临近。莫兰指数的检验结果与其空间分布的特征较为一致，区域创新能力与外资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性，因此本文将采取空间模型来进一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三、空间计量检验
最后确定研究对象存在空间集聚效应后，用空间计量模型来进一步分析区域创新能力对外资集聚情况的影响。
（一）模型设定
在前述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计量模型的基础上，本文选取如下指标来构建模型。 为了解决非正态分布和异方差的问题，本文将对模型进行对数化处理，并在模型变量的选择上，构建空间滞后模型（1）和空间误差模型（2），详见各式：
（二）模型估计结果
表5显示了普通面板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回归结果，通过空间面板模型可以发现，空间相关系数和都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具有空间溢出效应。通過R2可以发现SLM的值最大，意即拟合效果最好，因而应选择空间滞后模型。
根据空间滞后模型的回归结果来进行分析，可知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lnR&D）、职工平均工资（lnwage）、产业结构（lnind）、对外开放度（open）和基础设施（road）这五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923、-0.906、-1.850、0.456和0.591，这表示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对外开放度和基础设施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正向的影响，而职工平均工资和产业结构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负向的影响。
由于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为区域创新能力，即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lnR&D），因此，主要分析它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其系数为0.923，并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它对外资具有促进作用。控制变量职工平均工资（lnwage）、产业结构（lnind）与FDI呈负相关，而对外开放度（open）和基础设施（road）与FDI呈正相关。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通过空间探索性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和R&D经费在长江经济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R&D和外资的莫兰指数在总体的变化趋势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也说明了它们之间有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第二，空间检验显示，区域创新能力对外商直接投资呈现显著地正向影响。
前述研究告诉我们两点启示：首先，必须着力促进外资空间分布更趋均衡。中国疆土辽阔，且各个区域各有特点，区域创新能力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从而影响了外资的空间分布情况，导致外资在我国分布呈现出不均衡状态，直接影响我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因此有必要因地制宜区域创新政策来促使外资的均衡分布，从而优化在华投资的区域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其次，在制定引进外资的政策时必须将区域创新能力的因素考虑进去，为引进高质量的外资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外资和区域创新能力均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区域创新能力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可以使得周围地区的区域创新能力提高，因此可以通过促进知识溢出的方式改善周围区域的创新环境，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赵爽，江心英.FDI技术溢出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基于省级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分析[J].兰州财经大学学报，2018，34（04）：20-29.
[2]易明，王腾，吴超.外商直接投资、知识溢出影响区域创新水平的实证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3（03）：98-105.
[3]吴晓波，范志刚，刘康.区域创新系统对FDI进入及溢出影响研究[J].科研管理，2009，30（02）：1-8+39.
[4]陈继勇，梁柱.技术创新能力与FDI区域分布非均衡[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27（06）：26-30.
[5]王冲，李雪松.金融发展、FDI溢出与经济增长效率——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9，21（02）：41-5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企业生态位视野中的在华外资空间布局优化研究：演化、收敛与引导”（18XJA790003）;云南省哲社教育规划项目“教育场域中基于BP神经网络的云南省硕士教育收费并轨的制度局限分析与改进路径研究”（AE18032）;昆明理工东盟研究中心项目“基于空间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经贸网络完善研究”（2018tz106）;昆明理工大学“微观经济学”金课建设项目;昆明理工大学“微观经济学”一流本科建设项目。
（作者单位：姜亚鹏，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昆明理工大学东盟研究中心;伍思蔓，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