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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前中国与朝鲜的若干历史实例表明，“儒家知识”与“政治权力”在中韩两国文化中既有其极端密切的互动，但又有极为紧张之关系。第一，儒家“知识”与中韩政治权力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渗透，但“知识”与“权力”毕竟性质不同。帝国体制之下，皇权是至高的权力，儒臣的权力则是衍生性的权力，“知识”与“权力”也各有其不同的“运作逻辑”，所以儒家知识分子与掌握权力的帝王之间，有其永恒的紧张性。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与朝鲜都是帝国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大一统帝国需要儒家价值系统作为帝国的意识形态基础，以有效运用各种人力及物力资源；为谋帝国的长治久安，中韩两国帝王亦须不断吸纳儒家知识分子作为官僚进入体制中。两者之间有其不可分割性。第二，近代以前中国与朝鲜历史上的“知识”与“权力”之所以既不可分割而又互为紧张，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儒学知识之特质。就儒学知识之特质而言，古典儒家提出“内圣外王”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认为个人内在道德的修为与外在事功的完成是不可分割的。内在道德的修养不仅是个人内在思想的玄思，它还必须进一步落实在客观的外在环境之中。在“内圣外王”理念下，东亚儒家文化圈中一直潜藏着巨大的将儒家知识落实在政治现实上的动力。儒学知识系统的强烈实践取向，使儒学知识在近代以前的中韩两国历史上必然与“权力”发生深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