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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八旗汉军作为清廷的重要军事力量，无论是在入关占领全国的战争中，还是在驻防各地的军事行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原本颇受重视的八旗汉军却先后遭遇了生计艰难、适应性与特殊作用减弱，驻防大调整乃至价值观念转变等问题，以致于乾隆年间多数出旗，为八旗核心——满洲的稳定做出了最后的贡献。
[关键词]生计；作用削弱；驻防调整；价值观念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1 — 0065 — 02
[收稿日期]2014 — 09 — 26
[基金项目]2014年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博士资助项目“明清时期黑龙江地区驿递与边疆社会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254b024）；齐齐哈尔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支持计划项目“清代黑龙江地区驿站沿革及其经管研究”（项目编号：2012W-M05）
[作者简介]范传南（1982—），男，辽宁大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明清史，东北地方史。
作为八旗重要组成部分的汉军，自崇德七年（1642）编成后，无论是在清初的浴血征战中，还是在中后期驻防各地、维护稳定上，都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入关日久，清廷对八旗恩养的弊端逐渐显现，人口增长、物价高涨、奢靡浪费等因素日益威胁着旗人的生计。乾隆帝即位后，鉴于康熙、雍正两帝以及自身即位之初在处理八旗生计问题上屡屡受挫，于乾隆七年（1742）开始，陆续将汉军出旗，即在保证清朝核心武装力量——满洲与蒙古八旗编制与待遇稳定的前提下，将入关前后投奔和收编的八旗汉军有选择性的剔除一部分，使其出旗为民，将空置出来的兵额交由满洲与蒙古八旗顶补。而究其原因，当有以下几方面：
一、乾隆朝八旗生计问题的恶化
清代驻防八旗饷米的发放原可分为“本色”和“折色”两种形式，其中直接将米发给兵丁的称为“本色”；把米折价发给银两的称为“折色”。折银的多少，依时间、当地情况、米价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正是由于“折色”的发放，使驻防八旗兵丁的收入与当地生产的好坏、米价的贵贱发生了密切关系。丰年米贱，所发银两自然足够维持生计，若荒年米贵时，所发银两又未能及时调整，必然会影响到八旗兵丁的生计。这一问题在雍正朝就已初露端倪，雍正四年（1726），康熙十九年由平南王撤藩后改编而成的广州驻防旗人因米价腾贵影响生计，拥至巡抚衙门嚷闹，要求设法降低米价〔2〕（卷44，雍正四年五月丁巳）。
米价问题在清初尚不明显，但到乾隆朝时，粮价扶摇直上，生计问题自然更加严峻。乾嘉时人钱泳曾记录康熙四十六年至乾隆五十年间苏、松、常、镇四府的米价，由“每升七文”增至“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3〕（卷1，旧闻·米价）。80余年间，米价上涨了四到五倍。同时期的另一记载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当时米价增长之速，“闻五十年以前（约当雍正时）吾祖若夫父之时，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文）”，到乾隆末年，米价上涨，“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4〕（卷1，意言·生计）。以上仅是民间关于米价上涨的记载，米价涨幅在八旗驻防志中也多有所见，“曾记早米每升二十八文或三十文，尖米每升五十余文，较新莽之乱、嘉靖之饥已太贵矣。今则早米每升七十余文，尖米每升百零四文。统观二十四朝之记载，惟《元史·职官志》每俸米一石折银十二两，可与今时米价相颉颃矣”〔5〕（P729）
由于生活开支的增多，不仅兵丁生计日益严峻，八旗驻防将领的收入也开始恶化，甚至不及绿营军官，“旗员每欲为绿旗官员者，盖以所得比旗员较多，是以不顾廉耻惟图外任”〔6〕（卷567，乾隆二十三年七月辛亥）。
二、汉军出旗的适应性优势与特殊作用的削弱
八旗汉军源自汉人，在战争过程中成为八旗的三大支柱之一。但毕竟族属不同，无论统治者如何宣扬“满汉平等”，当面临涉及切身利益的生计问题时，清廷更加明显地表现出了态度的差异性。清廷认为汉军出旗后应当比满、蒙旗人更容易适应民人的生活，由此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和不安定因素也会相对较少。而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则是，入关后原本已经部分满洲化的八旗汉军迅速回归传统的汉人生活方式，战斗力也开始逐渐降低。
自康熙朝始，杭州驻防汉军便“渐染陋俗，日打马吊为戏，不整容束带靸履行者甚多”。“均随汉人习俗，竟与绿营兵无异，即便留之，不惟于地方无益，且于伊等亦无利”〔7〕（P32）。无奈之下，清廷只好采取断然措施，令其出旗为民。
除汉化加剧外，八旗汉军特殊作用的减弱也成为出旗的原因之一。清中期以后，随着八旗满洲的迅速汉化，满人写汉字、说汉语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反而是本族满语和赖以征服天下的“弓马骑射”在逐渐退化。这种趋势迫使清廷特别注重对满洲旧俗的保持，提出了“骑射国语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8〕（P16）的口号。到了乾隆朝，满族入关已百余年，关内满人几乎皆能说汉语、习汉字，清初满汉两族在政治文化交流过程中存在的语言文字障碍逐渐消除，八旗汉军沟通满汉的桥梁作用也随之淡化。
此外，水师与火器已不再是汉军独有的秘密，满洲八旗已拥有水师、火器等以前几乎被汉军所垄断的特种部队。雍正三年（1725），清廷自京师派遣八旗满蒙余丁共2000名，以觉罗巴彦德为直隶天津水师营都统。“天津之海口，为京师重镇，满洲兵丁令往天津驻扎，学习水师”〔9〕（卷39）。“乾隆二十九年另设八旗满洲火器营”〔10〕（卷861）。清初必须布署汉军的驻防点，现已可派遣汉化的满、蒙兵丁完成任务，这就为汉军出旗和满蒙兵丁顶补其空缺提供了客观便利条件。
三、全国性八旗驻防大调整
清代八旗按其职能和驻防地的不同可分为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其中禁旅八旗驻扎在京城内外，在负责京畿地区军事安全的同时，作为战略机动部队以应对突发事件。驻防八旗则分散驻扎于全国要害地区，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各八旗驻防点以点联线，在全国大致形成了五条驻防线：长城沿线、黄河沿线、长江沿线为三横，运河沿线与沿海沿线为两纵。驻防八旗凭借这三横两纵共五条驻防线，在全国织成了一张严密的驻防网络〔11〕。
[关键词]生计；作用削弱；驻防调整；价值观念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1 — 0065 — 02
[收稿日期]2014 — 09 — 26
[基金项目]2014年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博士资助项目“明清时期黑龙江地区驿递与边疆社会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254b024）；齐齐哈尔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支持计划项目“清代黑龙江地区驿站沿革及其经管研究”（项目编号：2012W-M05）
[作者简介]范传南（1982—），男，辽宁大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明清史，东北地方史。
作为八旗重要组成部分的汉军，自崇德七年（1642）编成后，无论是在清初的浴血征战中，还是在中后期驻防各地、维护稳定上，都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入关日久，清廷对八旗恩养的弊端逐渐显现，人口增长、物价高涨、奢靡浪费等因素日益威胁着旗人的生计。乾隆帝即位后，鉴于康熙、雍正两帝以及自身即位之初在处理八旗生计问题上屡屡受挫，于乾隆七年（1742）开始，陆续将汉军出旗，即在保证清朝核心武装力量——满洲与蒙古八旗编制与待遇稳定的前提下，将入关前后投奔和收编的八旗汉军有选择性的剔除一部分，使其出旗为民，将空置出来的兵额交由满洲与蒙古八旗顶补。而究其原因，当有以下几方面：
一、乾隆朝八旗生计问题的恶化
清代驻防八旗饷米的发放原可分为“本色”和“折色”两种形式，其中直接将米发给兵丁的称为“本色”；把米折价发给银两的称为“折色”。折银的多少，依时间、当地情况、米价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正是由于“折色”的发放，使驻防八旗兵丁的收入与当地生产的好坏、米价的贵贱发生了密切关系。丰年米贱，所发银两自然足够维持生计，若荒年米贵时，所发银两又未能及时调整，必然会影响到八旗兵丁的生计。这一问题在雍正朝就已初露端倪，雍正四年（1726），康熙十九年由平南王撤藩后改编而成的广州驻防旗人因米价腾贵影响生计，拥至巡抚衙门嚷闹，要求设法降低米价〔2〕（卷44，雍正四年五月丁巳）。
米价问题在清初尚不明显，但到乾隆朝时，粮价扶摇直上，生计问题自然更加严峻。乾嘉时人钱泳曾记录康熙四十六年至乾隆五十年间苏、松、常、镇四府的米价，由“每升七文”增至“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3〕（卷1，旧闻·米价）。80余年间，米价上涨了四到五倍。同时期的另一记载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当时米价增长之速，“闻五十年以前（约当雍正时）吾祖若夫父之时，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文）”，到乾隆末年，米价上涨，“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4〕（卷1，意言·生计）。以上仅是民间关于米价上涨的记载，米价涨幅在八旗驻防志中也多有所见，“曾记早米每升二十八文或三十文，尖米每升五十余文，较新莽之乱、嘉靖之饥已太贵矣。今则早米每升七十余文，尖米每升百零四文。统观二十四朝之记载，惟《元史·职官志》每俸米一石折银十二两，可与今时米价相颉颃矣”〔5〕（P729）
由于生活开支的增多，不仅兵丁生计日益严峻，八旗驻防将领的收入也开始恶化，甚至不及绿营军官，“旗员每欲为绿旗官员者，盖以所得比旗员较多，是以不顾廉耻惟图外任”〔6〕（卷567，乾隆二十三年七月辛亥）。
二、汉军出旗的适应性优势与特殊作用的削弱
八旗汉军源自汉人，在战争过程中成为八旗的三大支柱之一。但毕竟族属不同，无论统治者如何宣扬“满汉平等”，当面临涉及切身利益的生计问题时，清廷更加明显地表现出了态度的差异性。清廷认为汉军出旗后应当比满、蒙旗人更容易适应民人的生活，由此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和不安定因素也会相对较少。而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则是，入关后原本已经部分满洲化的八旗汉军迅速回归传统的汉人生活方式，战斗力也开始逐渐降低。
自康熙朝始，杭州驻防汉军便“渐染陋俗，日打马吊为戏，不整容束带靸履行者甚多”。“均随汉人习俗，竟与绿营兵无异，即便留之，不惟于地方无益，且于伊等亦无利”〔7〕（P32）。无奈之下，清廷只好采取断然措施，令其出旗为民。
除汉化加剧外，八旗汉军特殊作用的减弱也成为出旗的原因之一。清中期以后，随着八旗满洲的迅速汉化，满人写汉字、说汉语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反而是本族满语和赖以征服天下的“弓马骑射”在逐渐退化。这种趋势迫使清廷特别注重对满洲旧俗的保持，提出了“骑射国语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8〕（P16）的口号。到了乾隆朝，满族入关已百余年，关内满人几乎皆能说汉语、习汉字，清初满汉两族在政治文化交流过程中存在的语言文字障碍逐渐消除，八旗汉军沟通满汉的桥梁作用也随之淡化。
此外，水师与火器已不再是汉军独有的秘密，满洲八旗已拥有水师、火器等以前几乎被汉军所垄断的特种部队。雍正三年（1725），清廷自京师派遣八旗满蒙余丁共2000名，以觉罗巴彦德为直隶天津水师营都统。“天津之海口，为京师重镇，满洲兵丁令往天津驻扎，学习水师”〔9〕（卷39）。“乾隆二十九年另设八旗满洲火器营”〔10〕（卷861）。清初必须布署汉军的驻防点，现已可派遣汉化的满、蒙兵丁完成任务，这就为汉军出旗和满蒙兵丁顶补其空缺提供了客观便利条件。
三、全国性八旗驻防大调整
清代八旗按其职能和驻防地的不同可分为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其中禁旅八旗驻扎在京城内外，在负责京畿地区军事安全的同时，作为战略机动部队以应对突发事件。驻防八旗则分散驻扎于全国要害地区，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各八旗驻防点以点联线，在全国大致形成了五条驻防线：长城沿线、黄河沿线、长江沿线为三横，运河沿线与沿海沿线为两纵。驻防八旗凭借这三横两纵共五条驻防线，在全国织成了一张严密的驻防网络〔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