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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红军长征那段历史,越来越多的人们明白,长征虽然是一次被迫的突围转移,但确实是一次提前行动的抉择｡
伍修权同志曾在《我的历程》中这样写道:“这次战略大转移对当时的领导核心来说,是早有准备的｡”他的回忆是有根据的——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是中央军事顾问;长征前夕,这位德国共产党员又成了负责筹划红军主力突围转移重大事项的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执掌着中央红军的指挥大权｡而伍修权,一直担任着李德的翻译｡
艰难酝酿秘而不宣
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短短一年间,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苏区迅速扩大｡
到1933年8月,中央红军辖有一､三､五､九军团,达10万人;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四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也进入了鼎盛时期｡
面对迅速扩大的红色区域和日益强大的红色政权,国民党反动集团非常恐慌｡1933年9月,蒋介石调动50万军队,分北､西､南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
但是,由于博古等人在中央苏区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从1930年11月起,通过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六届五中全会三次会议,相继解除了毛泽东在党､红军和政府中的领导职务,“左”倾路线错误领导完全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
由于放弃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中央红军被错误地指令同数倍于己的强敌“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打“正规战”,以期“御敌于外”｡结果,历经一年的消耗,主力红军遭到重创,中央苏区日益缩小,鼎盛局面急转直下｡
1934年4月下旬到5月上旬,广昌､筠门岭､建宁､龙冈等地相继失守,中央苏区的南北门户洞开,国民党军直逼中央苏区腹地｡
面对中央苏区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中央书记处开始酝酿转移｡
5月下旬,博古在瑞金主持召开了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参加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认为,红军在中央苏区内线打破第五次“围剿”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但是对什么时候突围转移､向何处转移､突围转移的行动计划和路线等重大问题,都没有讨论出结果｡
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决定｡博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但对共产国际的电复秘而不宣｡
随后不久,为了准备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主力突围转移重大事项,在兵员､物资､军事､舆论､组织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必要的准备工作｡
破译密电提前征程
1934年9月,国民党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已经持续了半年,并且突破了中央苏区四周的防线｡为了一举“剿灭”中央红军,蒋介石调动各路部队,以瑞金为最终目标,从北､东､西三路大大加快了进攻步伐｡
而在中央1934年7月制定的“8､9､10月的季度计划”中,红军突围转移的时间本来是定在10月底､11月初的,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却是在1934年10月中旬开始的｡中央为什么要改变原定计划､红军为什么要提前突围转移,对党史工作者来说,曾经一直是个“谜”｡
近些年来,随着大量档案史料的陆续公布,很多有关苏区历史的“史料空白”被逐渐填补,党史研究工作不断深入｡有史料表明,对长征计划提前实施起到重要作用的,是红军总参谋部情报人员破译了一份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密电——1934年10月7日,由我党秘密工作者获得的这一国民党军队将向中央苏区腹地发起总攻的情报被送达瑞金｡
获悉国民党密电后,负责筹划红军主力突围转移重大事项的领导层意识到红都瑞金已陷入敌军险恶的包围,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已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若不断然采取措施,十天半月后,就会被敌人围困得难以脱身,于是决定将原定10月底､11月初突围转移的计划提前实施｡随即,命令红军部队在兴国､长汀等地阻击敌军前进,并从组织､舆论､行动计划等方面,开始了突围转移的直接准备工作｡
10月10日晚,中央党政军机关撤离瑞金云石山,向于都县集结并发布了中央主力红军战略突围转移的命令｡10月16日晚,经过集结､休整､补充的8.6万多名红军,开始夜渡于都河,踏上了征程——举世瞩目的长征,因此比预定计划提早了将近一个月｡
于都人民全力支援
8万多红军主力在一个县城内外集结､休整了长达10天时间,国民党谍报部门却对此一无所知,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当时于都县的人口有30万,是中央苏区建立最早､最巩固的“全红县”之一｡为了确保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安全集结､顺利转移,全县的男女老幼全都动员起来了｡家家户户送儿送郎当红军,为部队征集粮食､筹集军费和各类军需物资｡
据史料记载,长征前夕,有1万多于都子弟报名参军,1万多民夫参加了运输队､担架队,随红军突围长征｡当地老百姓还自发组成大批慰劳队,带着鸡蛋､猪肉､草鞋等慰问红军战士;妇女们组成洗衣队,帮红军洗衣服｡不少群众家里还主动担负了安置红军伤病员､抚养红军后代的任务｡
十万人马的部队,一日三餐就要上千担稻谷｡此外,每个红军战士的粮袋里最少还要带上3至5斤米｡在那个艰苦岁月,一个小小于都县城的难度可想而知｡即便是把上千担稻谷碾成米､烧成饭,其加工､搬运､燃料都是一项非常惊人的工作｡没有于都人民全力以赴的支持,简直无法想像｡
在全力以赴支援红军的同时,30万于都人民严密封锁消息,并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使国民党的探子成了一无所获的“聋子”和“瞎子”｡
为了确保红军安全渡过于都河,于都百姓协助工兵,每天下午4点钟开设架设临时浮桥,晚上8点以前完成,红军通宵达旦夜渡于都河,第二天早上7点之前又将浮桥拆除,分散隐蔽在河岸边,不留任何痕迹｡
时任红1军团2师4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将军后来在《别了,于都河》一文中这样写道:“这里的乡亲们没有把我们当外人,甚至待我们胜过亲人——他们帮我们补衣裳,教我们打草鞋,像逢年过节迎亲人一样,给我们捧来香喷喷的红薯､红米饭和可口的菜肴……我们在这里住下后,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一起战斗,结下了更深厚的情谊,真可以说是同生死､共患难了……”
1934年11月10日,红都瑞金陷落敌手｡此时,中央党政军机关撤离瑞金已经整整一个月,中央红军主力正向国民党第三道封锁线突进｡
(据《联合时报》)
伍修权同志曾在《我的历程》中这样写道:“这次战略大转移对当时的领导核心来说,是早有准备的｡”他的回忆是有根据的——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是中央军事顾问;长征前夕,这位德国共产党员又成了负责筹划红军主力突围转移重大事项的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执掌着中央红军的指挥大权｡而伍修权,一直担任着李德的翻译｡
艰难酝酿秘而不宣
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短短一年间,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苏区迅速扩大｡
到1933年8月,中央红军辖有一､三､五､九军团,达10万人;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四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也进入了鼎盛时期｡
面对迅速扩大的红色区域和日益强大的红色政权,国民党反动集团非常恐慌｡1933年9月,蒋介石调动50万军队,分北､西､南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
但是,由于博古等人在中央苏区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从1930年11月起,通过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六届五中全会三次会议,相继解除了毛泽东在党､红军和政府中的领导职务,“左”倾路线错误领导完全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
由于放弃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中央红军被错误地指令同数倍于己的强敌“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打“正规战”,以期“御敌于外”｡结果,历经一年的消耗,主力红军遭到重创,中央苏区日益缩小,鼎盛局面急转直下｡
1934年4月下旬到5月上旬,广昌､筠门岭､建宁､龙冈等地相继失守,中央苏区的南北门户洞开,国民党军直逼中央苏区腹地｡
面对中央苏区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中央书记处开始酝酿转移｡
5月下旬,博古在瑞金主持召开了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参加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认为,红军在中央苏区内线打破第五次“围剿”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但是对什么时候突围转移､向何处转移､突围转移的行动计划和路线等重大问题,都没有讨论出结果｡
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决定｡博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但对共产国际的电复秘而不宣｡
随后不久,为了准备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主力突围转移重大事项,在兵员､物资､军事､舆论､组织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必要的准备工作｡
破译密电提前征程
1934年9月,国民党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已经持续了半年,并且突破了中央苏区四周的防线｡为了一举“剿灭”中央红军,蒋介石调动各路部队,以瑞金为最终目标,从北､东､西三路大大加快了进攻步伐｡
而在中央1934年7月制定的“8､9､10月的季度计划”中,红军突围转移的时间本来是定在10月底､11月初的,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却是在1934年10月中旬开始的｡中央为什么要改变原定计划､红军为什么要提前突围转移,对党史工作者来说,曾经一直是个“谜”｡
近些年来,随着大量档案史料的陆续公布,很多有关苏区历史的“史料空白”被逐渐填补,党史研究工作不断深入｡有史料表明,对长征计划提前实施起到重要作用的,是红军总参谋部情报人员破译了一份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密电——1934年10月7日,由我党秘密工作者获得的这一国民党军队将向中央苏区腹地发起总攻的情报被送达瑞金｡
获悉国民党密电后,负责筹划红军主力突围转移重大事项的领导层意识到红都瑞金已陷入敌军险恶的包围,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已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若不断然采取措施,十天半月后,就会被敌人围困得难以脱身,于是决定将原定10月底､11月初突围转移的计划提前实施｡随即,命令红军部队在兴国､长汀等地阻击敌军前进,并从组织､舆论､行动计划等方面,开始了突围转移的直接准备工作｡
10月10日晚,中央党政军机关撤离瑞金云石山,向于都县集结并发布了中央主力红军战略突围转移的命令｡10月16日晚,经过集结､休整､补充的8.6万多名红军,开始夜渡于都河,踏上了征程——举世瞩目的长征,因此比预定计划提早了将近一个月｡
于都人民全力支援
8万多红军主力在一个县城内外集结､休整了长达10天时间,国民党谍报部门却对此一无所知,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当时于都县的人口有30万,是中央苏区建立最早､最巩固的“全红县”之一｡为了确保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安全集结､顺利转移,全县的男女老幼全都动员起来了｡家家户户送儿送郎当红军,为部队征集粮食､筹集军费和各类军需物资｡
据史料记载,长征前夕,有1万多于都子弟报名参军,1万多民夫参加了运输队､担架队,随红军突围长征｡当地老百姓还自发组成大批慰劳队,带着鸡蛋､猪肉､草鞋等慰问红军战士;妇女们组成洗衣队,帮红军洗衣服｡不少群众家里还主动担负了安置红军伤病员､抚养红军后代的任务｡
十万人马的部队,一日三餐就要上千担稻谷｡此外,每个红军战士的粮袋里最少还要带上3至5斤米｡在那个艰苦岁月,一个小小于都县城的难度可想而知｡即便是把上千担稻谷碾成米､烧成饭,其加工､搬运､燃料都是一项非常惊人的工作｡没有于都人民全力以赴的支持,简直无法想像｡
在全力以赴支援红军的同时,30万于都人民严密封锁消息,并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使国民党的探子成了一无所获的“聋子”和“瞎子”｡
为了确保红军安全渡过于都河,于都百姓协助工兵,每天下午4点钟开设架设临时浮桥,晚上8点以前完成,红军通宵达旦夜渡于都河,第二天早上7点之前又将浮桥拆除,分散隐蔽在河岸边,不留任何痕迹｡
时任红1军团2师4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将军后来在《别了,于都河》一文中这样写道:“这里的乡亲们没有把我们当外人,甚至待我们胜过亲人——他们帮我们补衣裳,教我们打草鞋,像逢年过节迎亲人一样,给我们捧来香喷喷的红薯､红米饭和可口的菜肴……我们在这里住下后,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一起战斗,结下了更深厚的情谊,真可以说是同生死､共患难了……”
1934年11月10日,红都瑞金陷落敌手｡此时,中央党政军机关撤离瑞金已经整整一个月,中央红军主力正向国民党第三道封锁线突进｡
(据《联合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