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育，现代作家作品研究。
1929年中小学暂行课程标准颁布后，原定以一年为实验期，期满后根据各地报告修正，后又展期一年。至1931年6月，教育部组织中小学课程及设备标准编订委员会，其中孙俍工、夏丏尊、周予同、马涯民负责中学国文。委员会分别于6、7月开会两次，但意见不能统一。1932年，教育部重新聘请委员，中学国文科由孙俍工、夏丏尊、伍俶负责。委员会于8月1日起开会五日，修正各科课程标准，自11月起陆续公布。1932年课程标准公布后，因各地中学意见较多，教育部于1935年10月约集实际办学者及部分专家开会研讨，约请的国文科专家为喻传鉴、夏丏尊，形成了一些报告。到1936年2月，教育部又请专家根据先前的报告和各地教学情况再加研讨，这次聘请的专家中，国文科为夏丏尊、杨振声、伍俶。随后颁布了新的《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1932年的高中国文课程标准，规定高一学习文章体制，高二学习文学源流，高三学习学术思想。1936年新标准对此做了较大调整，将文学源流作为高中三年的国文教学内容，而文章体制、学术思想都不再出现。
自1933年起，各出版社开始依照1932年《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编辑教科書。《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卷列出1933-1936年初版高中国文教科书15套。我们找到了世界书局杜天縻、韩楚原《杜韩两氏高中国文》（1933-1934年），立达书局罗根泽、高远公《高中国文选本》（1933年），中学生书局《高中当代国文》（1934年）、《高中标准国文》（1934年），中华书局刘劲秋、朱文叔《高中国文读本》（1934年），商务印书馆傅东华《复兴高中国文》（1934-1936年），何炳松、孙俍工《复兴高中国文课本》（1935年），正中书局《高中国文》（1935年）及北新书局《高中混合国文》（1935-1936年）等9套教科书，这些教科书所选文章绝大部分为文言文，且都按1932年《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的规定，“第一学年以体制为纲；第二学年以文学源流为纲；第三学年以学术思想为纲：各授以代表作品”。依据1936年课程标准编辑的高中国文教科书，我们仅找到了世界书局蒋伯潜《蒋氏高中新国文》（1937-1939年）与中华书局宋文翰、张文治《新编高中国文》（1937年）[1]。它们与1933-1936年间出版的高中国文教科书一起，同时流通。为了论述方便，本章一并讨论。
一
第一二册以文章体制为纲的教科书，按文章体制分类标准的不同，可分两类。
第一类在《古文辞类纂》和《经史百家杂钞》分类的基础上，加入小说、诗歌、戏剧等纯文学作品和发刊词、宣言等现代应用文体。这类教科书包括赵景深《高中混合国文》、刘劲秋《高中国文读本》、《复兴高中国文课本》、《高中当代国文》、《高中标准国文》、立达书局《高中国文选本》，世界书局《杜韩两氏高中国文》等7套。
赵景深编辑《高中混合国文》第一二册时，面临如下问题：“在初中，我们已经讲过作文法了，我们也很清楚的能够分别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以及议论文了；那末，再讲文章体制，还有什么可讲的呢？”[2]为此，他“参考任昉《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徐伯鲁《文章明辨》，吴讷《文章辨体》，唐彪《读书作文谱》，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吴增祺《文体刍言》，林纾《畏庐论文》，杨启高《中国文学体例谈》，薛凤昌《文体论》等书”后，最终选择了“姚鼐的十三分法”。[3]
《高中混合国文》第一、二册各9单元，每册第1单元是总说，其余16单元分别为序跋、传状、哀祭、碑志、颂赞、箴铭、诗歌、辞赋、论辨、书牍、赠序、杂记、小说、戏剧、奏议、诏令。相比于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的分类，赵景深多出了诗歌、小说、戏剧，并将《古文辞类纂》中的“书说”改为“书牍”。这说明在赵景深看来，时代不一样了，姚鼐的十三分法需要调整。“在这十三类里，诏令、奏议等类都已失去时效，我们预备选用不远时代性的文章；诏令不收妄自尊大，奏议不取阿谀奉容，此外，也讲一点诗歌、小说、戏剧的分类。其余比较专门一些的词、散曲、文评、歌谣、民间故事、神话、弹词、鼓词、影词、皮黄…等，此处都不曾详叙，其实也无须详叙；一般人最常用的究竟还是文章。”[4]
除在分类上略有增改外，《高中混合国文》与《古文辞类纂》最大的不同，是通过选文所体现的文学观念。《高中混合国文》“对于语体文亦极注重”[5]，选了不少现代人的文言文。传状类没一篇古人作品，所选4篇作品分别为尚秉和《民党死事传》，章炳麟《徐锡麟传》，宋庆龄《自传一章》，汪兆铭《自述》。因“现代作家中写序最好的是周作人先生”，故序跋类选入周作人《燕知草跋》、《杂拌儿跋》。书牍类选入周作人《郊外》，俞平伯《以漫画初刊与子恺书》，胡适《欧行道中寄书之三》。杂记类选入巴金《威司利》，丰子恺《旧地重游》。碑志类选入郑振铎《记黄小泉先生》，刘复《武七先生的人格》，章炳麟《赠大将军邹容墓表》。哀祭类选入梁启超《祭蔡松坡文》。梁启超的文章跟桐城古文完全不是一路风格。“启超夙不喜桐城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6]选入梁启超的文章，说明赵景深显然不是依古文家眼光编选这套教科书的。此外，哀记中沈承《祭震女文》，杂记中姚希孟《山中嘉树记》均来自明代郑元勋编选的《媚幽阁文娱》，郑元勋编辑是书，以为文者，“供人爱玩”，“悦人耳目，怡人性情也。”[7]这种文学观念跟姚鼐等人大异其趣。况且，赵景深选入小说戏曲，古文家也不会看上眼。所以，赵景深虽袭用了姚鼐的文章分类方法，跟其文学观念却大不一样。
在中华书局1934年初版的《高中国文读本》第一册中，编者刘劲秋认为：“选文分类，始于昭明太子之《文选》，及任昉之《文章缘起》，是后代有变更，至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之《经史百家杂钞》而始完备。姚氏类分十三，曾氏增益而归纳之，别为十一，较有系统，今从曾氏。惟以时间性之关系，不能无所更张：因归纳‘诏令’‘奏议’于‘书牍类’，易其名为‘书说’，以‘书’括之，从古制也；易‘词赋’为‘美文’，从今制也，余仍其旧。”[8]因此，《高中国文读本》第一册75篇作品，分别归入论著、叙记、传志、书说、杂记、序跋、美文、典志、赠序、哀祭10类。跟赵景深相似，刘劲秋也将同代人的作品归入前人划分的体系中，例如高一涵《立志》被归入论著类，汪兆铭《中国学报发刊辞》被归入序跋类。这说明刘劲秋虽沿袭了曾国藩的分类法，但跟曾国藩的文章观念并不相同。 刘劲秋和赵景深在编选过程中，都用现代人的眼光发现“清人的文体分类法”之“不科学”[9]处。赵景深说：“姚鼐的分类，不是依据一个标准，而是依据好几个标准而分的”，[10]像“《谈动》、《谈静》都是‘书牍’，但内容却是‘论辨’，又如第一册《祭夫徐敬业文》是‘哀祭’，但形式却是‘辞赋’。”[11]刘劲秋把论著等10类归入记叙、议论、说明、抒情4大类中，但有些小类，可能被切分入两三个大类中。同为序跋，刘因《庄周梦蝶图序》被归入议论类，汪兆铭《秋庭晨课图跋》被归入记叙类，许慎《说文解字序》则被归入说明类；同为典志，朱熹《崇安新置社仓记》被归入记叙类，曾巩《襄州宜城县长渠记》被归入说明类；同为书说，晁错《论贵粟疏》被归入议论类，谢枋得《却聘书》被归入抒情类，苏轼《拟校正陆挚奏议上进劄子》则被归入说明类。
第二类教科书糅合古今分类方法，自创一格，以傅东华《复兴高中国文》为代表。
在商务印书馆1934-1935年初版的《复兴高中国文》 第一、二册中，傅东华认为“体制”二字包含三层意义：体裁、体类和体性。体裁有三种解释：一为语言性质上语体文、文言文、语录体等；第二，从语言排列及声律上分别，如文中散体、骈体，诗中古体，律体，绝体等；第三，从文章目的上可分为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体类“是文学因演进及习惯而构成的类型，旧的如文有《古文辞类纂》所分的十三类体，诗有歌行，乐府，谣，吟等类；新的如诗歌，小说，戏剧，传记，小品文等类。”体性也有三种解释，一是风格的区别，像“典雅”“远奥”“精约”等，二因人而别，像《沧浪诗话》中的苏李体、曹刘体等，三因时代而别，像《沧浪诗话》中的建安体、黄初体等。体裁属于作文法及文学形态论研究的范围，体类属于文学进化论研究的范围，体性属于修辞学中风格论部分所研究的范围。而体裁中的第三类，初中已详细讲过，体性要等高二讲。所以高一学习的“文章体制”，实际上是体裁中的第一二类和体类。旧的分类法，像《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都不精密，何况现在处于新文学的建设时期，新的分类法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标准统一，二是包括新旧一切文体。按照这两个条件，傅东华将古今作品按照自己的独特理解重新归类。
像这样将古今文体分类法混合在一起，受到部分人的指责。有人批评《杜韩两氏高中国文》文体分类混乱且不全面：“连珠本赋之一体”，“楹联既特设一组，何以独缺骈文？唐代文学，律诗绝句既举，胡不及乎传奇？且变文，发现虽云较晚，而中国文学演变上实居重要地位，亦竟落选：是皆有待商量者。”[12]其实，类似的问题普遍存在，并成为30年代政府不予审定高中国文教科书的主要原因。负责审查教科书的国立编译馆于1936年底上教育部呈文中说：高中国文教科书“送审者仅四部，一经签令修正，殊少再送审查者，推原其故，谅由文章体裁新旧杂糅，编者欠于分析，混其观点，莫得指归，为其大梗。”[13]
二
第二学年以文学源流为内容的教科书，按编者立场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傅东华《复兴高中国文》为代表，以近代文学观念重新观照中国文学史。另一类以正中书局《高中国文》为代表，仍站在桐城派的立场理解中国文学源流。
傅东华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复兴高中国文》第三、四册体现了编者对“文學”的价值判断：风格清新，表情真实自然，能够反映时代的作品是好作品，无病呻吟、涂脂抹粉、矫揉造作、“载道”的作品是没有价值的。他主要通过比较不同流派的作品来突出这些价值判断。
傅东华以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黄遵宪《聂将军歌》及严复《译天演论自序》代表近代文学。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后评到：“像这样‘杂以外国语法’的‘新文体’，就是从古文到现代语体文学的一种过渡形态；我们从近代文追溯到古文，应以认识这种文体为起点。又就本文而论，我们不但可以认识这种‘新文体’，并可以认识这种文体所产生的时代背景。这时代背景的认识，也是本学年精读各文中所要特别注目的一点。”[14]在《聂将军歌》后评到：“精彩处在通篇都是具体的描写。”这两处评论，实际交代了傅东华的部分文学观念：欣赏文学应顾及时代背景；文学作品要有“具体的描写”。
在清代文学部分，傅东华特别注重桐城派、阳湖派和“性灵派”之间的对比。他以吴汝伦《严译天演论序》、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吴敏树《与筱岑论文书》、姚鼐《登泰山记》与方苞《游雁荡记》代表桐城文章；以恽敬《游翠微峰记》代表阳湖文章；以龚自珍《说京师翠微山》与袁枚《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代表性灵文章。他认为，“《说京师翠微山》的作者将人情赋与了山”，《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将山神话化（第三节）”。这两篇作品“都是想象作用，也就是所谓‘性灵’，性灵就是‘能解人意中郁结’；人无可说或要说说不出，而我代他说出，便是有性灵的文章。”而像《游雁荡山记》中“游山而觉‘兹山不可记’，便是没有性灵的自白。但知其不可记而记之，其旨在于示人以‘圣贤成己成人之道’，这就叫做‘见道之文’，也就是‘文以载道’。从这课和前课的比较上，可以看出‘性灵派’和‘载道派’的一个鲜明的对照。”《游翠微峰记》所代表的阳湖派古文作风“朴直”，这种“朴直的作风是桐城阳湖两派的古文所共同的，因此这两派的古文大都使人感到干燥而无情趣。”姚鼐《登泰山记》“于朴素中见冲淡情趣，为桐城派古文的最高境界。”
在明代文学部分，傅东华特别注重性灵文学与归有光等人作品的比较。他认为袁宏道《雪涛阁集序》中的“自伸其才”和归有光《项思尧文集序》中的“自得”差不多。但《雪涛阁集序》“以为时变文即不得不变，故主张古不可复”；《项思尧文集序》“以为古人所以传，为有所自得，我果有所自得，则亦古人矣，故主张古不可效而可追”。所以归有光“虽与公安竟陵同在反对复古的立场，而风格究不一样。”
跟《复兴高中国文》不同，胡怀琛编辑，正中书局1935年初版的《高中国文》第三、四册在勾勒文学源流时深受桐城派的影响。 胡怀琛认为，“清代散文，在其初期，犹未能尽除明末余习；或颓废，或叫嚣，芜杂殊甚（一二名家为例外），至方苞而始归于‘清醇雅正’，其后姚鼐继之，遂演成‘桐城’一派，今人对于桐城文，或誉之，或毁之，观点不同，殊难决定为谁是。总之，在该时代，不得不有此文，是桐城文乃时代之产物。论桐城文者当于此点着眼。”[15]并称赞“自姚鼐选《古文辞类纂》一书，分文体为十三类，乃始精密；而于各体复穷源竟委，详为阐明，撰一序文冠于卷端，学者得此，对于中国文体之演变，可以知其大概。今选录于此，以便诵读。”可见他对桐城派的评价相当高，故选清文时着重于清初古文三大家及方苞、姚鼐与曾国藩。
胡怀琛论文特别注意理出古文文脉。他将“铭诔各体”之源溯至《礼》，故选《小戴·檀弓》11则。将“纪传铭檄”溯至《左传》，故选《左传·季札观乐》。认为“推理之文者，多导源于《孟子》及《庄子》”，像韩愈为“得于《孟子》者”，苏轼为“得力于《庄子》者”，故选《庄子·逍遥游》与《孟子》5章。“欲溯中国抒情散文之源者，不得不穷究《史记》也”，故从《史记》中选《屈原传》《孙子传》《李将军传》。因“后之作记叙文者，除《史记》外，亦兼习三史”，故选《后汉书·班超传》，《三国志·出师表》。在学习唐宋八大家与清代古文家作品时，胡怀琛特别着意作者风格来源。他区别韩柳甚为细致。“柳宗元之思想亦与韩愈不同。韩之思想纯属儒家；柳则多读周、秦诸子书，故其文之佳者，多学诸子之寓言”。“柳宗元之散文，在唐代与韩愈并称。然二家蹊径不同。宗元文以游山水小记为最佳，盖被谪于永、柳二州，其他亦多佳山水，谪居闲暇，得以纵览泉石之胜，写来笔下，尽成佳构。不特为柳文特色，抑亦后世山水游记之祖也。其源虽出于《水经注》，然《水经注》则不过偶尔一两句，不及宗元能独立成篇也。”他很注意区别宋代古文家和清初古文家各自文章的渊源。“老苏之文，出于战国策士”；东坡之文“有一二似庄子处”；“王安石文，出于先秦法家”；曾巩“其文亦多源出于刘向”。侯方域之文“豪迈不拘，然亦间有草率处。于司马迁为近”；魏禧之文“凌厉雄杰，慷慨淋漓”；汪琬之文“从容不迫，颇能演欧阳永叔归震川之余绪也。”
在选近代文时，胡怀琛亦着力于跟桐城文的远近。他认为“清同、光以后，以至民国之初，文之尤可观者，分为数派：其一，演桐城之余绪，自曾国藩而下，如吴汝纶以及桐城诸作者是也。其二，以周、秦诸子之文，译西洋小说学术者，严复是也。其三，以唐人传奇之文，译西洋文学者，林纾是也。其四，以极通俗之文，畅谈时务，梁任公是也。其五，从龚自珍入手，一变而为奔放绝塵之笔，用以写革命排满之文，南社诸作者是也。此外派别尚多，难以尽述，而章士钊之政论文章，亦为其一。”[16]于此五派中，他选严复译《天演论导言七》、林纾译《肉券》、章士钊《赵伯先事略》而不选梁启超之文，即着眼于跟桐城派关系的远近。
胡怀琛认为清初散文未能尽除明末余习，或颓废，或叫嚣，芜杂殊甚，实际指向公安竟陵、袁枚李渔等人，自然不选其文。对于古代小说，胡怀琛也不看重，唐传奇仅选《南柯太守传》备格，明清长篇小说节选《三国演义》一段。这虽跟傅东华《复兴高中国文》截然不同，但在当时也非常具有代表性。[17]
可见30年代的高中国文教科书第三、四册虽大都按“文学源流”编制，但因编者所站立场或“正统”或新锐，教科书所呈现的“文学源流”实际并不相同。
三
第五、六册以“学术思想”为纲组织内容的教科书，据侧重点不同，可分为两类：正中书局《高中国文》侧重“思想”，以《复兴高中国文》为代表的其它教科书均侧重“学术”。
傅东华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复兴高中国文》第五册“所包种类为学术概论，文献学，考证学，文字学，史学，及宋明理学心学；以时代言，为自现代上迄北宋”；第六册“所包种类为佛学，诸子学及经学；以时代言，为自唐上迄周秦。”[18]这两册依据冯友兰、胡适、梁启超等近人的学术观点，勾连中国学术史。一面照顾时代线索，一面突出学派划分。全书顺序基本由清代上溯先秦，于各代思潮各有侧重。清代侧重考证学、颜李学派、文字学、史学。宋明侧重理学心学。唐代学术不发达，傅东华没有选讲。汉末魏晋六朝侧重佛学、黄老与方术。先秦侧重孔孟、荀子、老庄、韩非、公孙龙子、墨子。为了突出各学派，《复兴高中国文》并不严格遵循时间顺序。许慎是东汉人，为了集中学习文字学，却将《说文解字叙》放在清代讲。为了集中讲述理学心学，将孙中山《知行总论》放在王阳明之后讲。对于某些学派，《复兴高中国文》并没有选其代表作品，而以后人研究成果来代替，比如讲老子时，课文为高一涵《老子的政治哲学》，讲墨子时，课文为胡适《墨子小取篇新诂》。
在讨论清代学术时，傅东华受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影响，特选其中“泛论清代学术之承传分派”的一二节“作以后各课之总引”[19]。傅东华将清代学术分为汉学、颜李学派、小学与史学四大块。汉学部分选入江藩《汉学师承记》以明“汉学传统之概略”；以顾炎武《答友人论学书》“代表清代学者反对宋明心性之学的意见”；以《答李子德书》“见清代朴学家‘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学态度”；以《清朝先正事略》中《阎百诗先生事略》“示清代汉学家之考证方法”。颜李学派部分选入戴望《颜习斋先生别传》，“所谓躬行实践之学，可于此传见之”；以颜元《学辩》“代表颜习斋一派之实用主义之教育主张”；以李塨《颜先生存学编序》“说明其师学说为‘复古道’”。小学部分以戴震《六书故序》、许慎《说文解字叙》、朱骏声《转注假借说》、王引之《经传释词序》、周予同《关于甲骨文》“略窥中国文字学之梗概”。史学部分以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章学诚《史释》、何炳松《中国史学之演化》说明治史的态度及史学之演化。
在讨论宋明学术时，傅东华深受冯友兰的启发，并将理学、心学当作宋明学术的重心。因冯友兰说：“周濂溪盖取道士所用以讲修炼之图，而与之以新解释，新意义。此图说为宋明道学中有系统著作之一。宋明道学家讲宇宙发生论者，多就此推衍”，故选入周敦颐《太极图说》。因冯友兰认为“明道伊川兄弟二人之学说，旧日多视为一家之学。但二人之学，开此后宋明道学家所谓程朱陆王”，故节选《明道语录》与《伊川语录》。选张载《西铭》，课后“暗示”中引冯友兰之语称张子之学“以气为万物之本体”，注重“除我与非我之界限而使个体与宇宙合一”。选陆九渊《与李宰第二书》及杨简《绝四记》，引冯友兰“象山哲学中虽只有一世界，而仍言所谓行上行下。至慈湖则直废此分别”以明陆杨异同。因冯友兰说：“阳明之学，彻上彻下，致良知三字实可以包括之”，“其学之主要意思，见于所著《大学问》一篇”，故选王守仁《大学问》。
1929年中小学暂行课程标准颁布后，原定以一年为实验期，期满后根据各地报告修正，后又展期一年。至1931年6月，教育部组织中小学课程及设备标准编订委员会，其中孙俍工、夏丏尊、周予同、马涯民负责中学国文。委员会分别于6、7月开会两次，但意见不能统一。1932年，教育部重新聘请委员，中学国文科由孙俍工、夏丏尊、伍俶负责。委员会于8月1日起开会五日，修正各科课程标准，自11月起陆续公布。1932年课程标准公布后，因各地中学意见较多，教育部于1935年10月约集实际办学者及部分专家开会研讨，约请的国文科专家为喻传鉴、夏丏尊，形成了一些报告。到1936年2月，教育部又请专家根据先前的报告和各地教学情况再加研讨，这次聘请的专家中，国文科为夏丏尊、杨振声、伍俶。随后颁布了新的《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1932年的高中国文课程标准，规定高一学习文章体制，高二学习文学源流，高三学习学术思想。1936年新标准对此做了较大调整，将文学源流作为高中三年的国文教学内容，而文章体制、学术思想都不再出现。
自1933年起，各出版社开始依照1932年《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编辑教科書。《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卷列出1933-1936年初版高中国文教科书15套。我们找到了世界书局杜天縻、韩楚原《杜韩两氏高中国文》（1933-1934年），立达书局罗根泽、高远公《高中国文选本》（1933年），中学生书局《高中当代国文》（1934年）、《高中标准国文》（1934年），中华书局刘劲秋、朱文叔《高中国文读本》（1934年），商务印书馆傅东华《复兴高中国文》（1934-1936年），何炳松、孙俍工《复兴高中国文课本》（1935年），正中书局《高中国文》（1935年）及北新书局《高中混合国文》（1935-1936年）等9套教科书，这些教科书所选文章绝大部分为文言文，且都按1932年《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的规定，“第一学年以体制为纲；第二学年以文学源流为纲；第三学年以学术思想为纲：各授以代表作品”。依据1936年课程标准编辑的高中国文教科书，我们仅找到了世界书局蒋伯潜《蒋氏高中新国文》（1937-1939年）与中华书局宋文翰、张文治《新编高中国文》（1937年）[1]。它们与1933-1936年间出版的高中国文教科书一起，同时流通。为了论述方便，本章一并讨论。
一
第一二册以文章体制为纲的教科书，按文章体制分类标准的不同，可分两类。
第一类在《古文辞类纂》和《经史百家杂钞》分类的基础上，加入小说、诗歌、戏剧等纯文学作品和发刊词、宣言等现代应用文体。这类教科书包括赵景深《高中混合国文》、刘劲秋《高中国文读本》、《复兴高中国文课本》、《高中当代国文》、《高中标准国文》、立达书局《高中国文选本》，世界书局《杜韩两氏高中国文》等7套。
赵景深编辑《高中混合国文》第一二册时，面临如下问题：“在初中，我们已经讲过作文法了，我们也很清楚的能够分别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以及议论文了；那末，再讲文章体制，还有什么可讲的呢？”[2]为此，他“参考任昉《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徐伯鲁《文章明辨》，吴讷《文章辨体》，唐彪《读书作文谱》，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吴增祺《文体刍言》，林纾《畏庐论文》，杨启高《中国文学体例谈》，薛凤昌《文体论》等书”后，最终选择了“姚鼐的十三分法”。[3]
《高中混合国文》第一、二册各9单元，每册第1单元是总说，其余16单元分别为序跋、传状、哀祭、碑志、颂赞、箴铭、诗歌、辞赋、论辨、书牍、赠序、杂记、小说、戏剧、奏议、诏令。相比于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的分类，赵景深多出了诗歌、小说、戏剧，并将《古文辞类纂》中的“书说”改为“书牍”。这说明在赵景深看来，时代不一样了，姚鼐的十三分法需要调整。“在这十三类里，诏令、奏议等类都已失去时效，我们预备选用不远时代性的文章；诏令不收妄自尊大，奏议不取阿谀奉容，此外，也讲一点诗歌、小说、戏剧的分类。其余比较专门一些的词、散曲、文评、歌谣、民间故事、神话、弹词、鼓词、影词、皮黄…等，此处都不曾详叙，其实也无须详叙；一般人最常用的究竟还是文章。”[4]
除在分类上略有增改外，《高中混合国文》与《古文辞类纂》最大的不同，是通过选文所体现的文学观念。《高中混合国文》“对于语体文亦极注重”[5]，选了不少现代人的文言文。传状类没一篇古人作品，所选4篇作品分别为尚秉和《民党死事传》，章炳麟《徐锡麟传》，宋庆龄《自传一章》，汪兆铭《自述》。因“现代作家中写序最好的是周作人先生”，故序跋类选入周作人《燕知草跋》、《杂拌儿跋》。书牍类选入周作人《郊外》，俞平伯《以漫画初刊与子恺书》，胡适《欧行道中寄书之三》。杂记类选入巴金《威司利》，丰子恺《旧地重游》。碑志类选入郑振铎《记黄小泉先生》，刘复《武七先生的人格》，章炳麟《赠大将军邹容墓表》。哀祭类选入梁启超《祭蔡松坡文》。梁启超的文章跟桐城古文完全不是一路风格。“启超夙不喜桐城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6]选入梁启超的文章，说明赵景深显然不是依古文家眼光编选这套教科书的。此外，哀记中沈承《祭震女文》，杂记中姚希孟《山中嘉树记》均来自明代郑元勋编选的《媚幽阁文娱》，郑元勋编辑是书，以为文者，“供人爱玩”，“悦人耳目，怡人性情也。”[7]这种文学观念跟姚鼐等人大异其趣。况且，赵景深选入小说戏曲，古文家也不会看上眼。所以，赵景深虽袭用了姚鼐的文章分类方法，跟其文学观念却大不一样。
在中华书局1934年初版的《高中国文读本》第一册中，编者刘劲秋认为：“选文分类，始于昭明太子之《文选》，及任昉之《文章缘起》，是后代有变更，至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之《经史百家杂钞》而始完备。姚氏类分十三，曾氏增益而归纳之，别为十一，较有系统，今从曾氏。惟以时间性之关系，不能无所更张：因归纳‘诏令’‘奏议’于‘书牍类’，易其名为‘书说’，以‘书’括之，从古制也；易‘词赋’为‘美文’，从今制也，余仍其旧。”[8]因此，《高中国文读本》第一册75篇作品，分别归入论著、叙记、传志、书说、杂记、序跋、美文、典志、赠序、哀祭10类。跟赵景深相似，刘劲秋也将同代人的作品归入前人划分的体系中，例如高一涵《立志》被归入论著类，汪兆铭《中国学报发刊辞》被归入序跋类。这说明刘劲秋虽沿袭了曾国藩的分类法，但跟曾国藩的文章观念并不相同。 刘劲秋和赵景深在编选过程中，都用现代人的眼光发现“清人的文体分类法”之“不科学”[9]处。赵景深说：“姚鼐的分类，不是依据一个标准，而是依据好几个标准而分的”，[10]像“《谈动》、《谈静》都是‘书牍’，但内容却是‘论辨’，又如第一册《祭夫徐敬业文》是‘哀祭’，但形式却是‘辞赋’。”[11]刘劲秋把论著等10类归入记叙、议论、说明、抒情4大类中，但有些小类，可能被切分入两三个大类中。同为序跋，刘因《庄周梦蝶图序》被归入议论类，汪兆铭《秋庭晨课图跋》被归入记叙类，许慎《说文解字序》则被归入说明类；同为典志，朱熹《崇安新置社仓记》被归入记叙类，曾巩《襄州宜城县长渠记》被归入说明类；同为书说，晁错《论贵粟疏》被归入议论类，谢枋得《却聘书》被归入抒情类，苏轼《拟校正陆挚奏议上进劄子》则被归入说明类。
第二类教科书糅合古今分类方法，自创一格，以傅东华《复兴高中国文》为代表。
在商务印书馆1934-1935年初版的《复兴高中国文》 第一、二册中，傅东华认为“体制”二字包含三层意义：体裁、体类和体性。体裁有三种解释：一为语言性质上语体文、文言文、语录体等；第二，从语言排列及声律上分别，如文中散体、骈体，诗中古体，律体，绝体等；第三，从文章目的上可分为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体类“是文学因演进及习惯而构成的类型，旧的如文有《古文辞类纂》所分的十三类体，诗有歌行，乐府，谣，吟等类；新的如诗歌，小说，戏剧，传记，小品文等类。”体性也有三种解释，一是风格的区别，像“典雅”“远奥”“精约”等，二因人而别，像《沧浪诗话》中的苏李体、曹刘体等，三因时代而别，像《沧浪诗话》中的建安体、黄初体等。体裁属于作文法及文学形态论研究的范围，体类属于文学进化论研究的范围，体性属于修辞学中风格论部分所研究的范围。而体裁中的第三类，初中已详细讲过，体性要等高二讲。所以高一学习的“文章体制”，实际上是体裁中的第一二类和体类。旧的分类法，像《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都不精密，何况现在处于新文学的建设时期，新的分类法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标准统一，二是包括新旧一切文体。按照这两个条件，傅东华将古今作品按照自己的独特理解重新归类。
像这样将古今文体分类法混合在一起，受到部分人的指责。有人批评《杜韩两氏高中国文》文体分类混乱且不全面：“连珠本赋之一体”，“楹联既特设一组，何以独缺骈文？唐代文学，律诗绝句既举，胡不及乎传奇？且变文，发现虽云较晚，而中国文学演变上实居重要地位，亦竟落选：是皆有待商量者。”[12]其实，类似的问题普遍存在，并成为30年代政府不予审定高中国文教科书的主要原因。负责审查教科书的国立编译馆于1936年底上教育部呈文中说：高中国文教科书“送审者仅四部，一经签令修正，殊少再送审查者，推原其故，谅由文章体裁新旧杂糅，编者欠于分析，混其观点，莫得指归，为其大梗。”[13]
二
第二学年以文学源流为内容的教科书，按编者立场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傅东华《复兴高中国文》为代表，以近代文学观念重新观照中国文学史。另一类以正中书局《高中国文》为代表，仍站在桐城派的立场理解中国文学源流。
傅东华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复兴高中国文》第三、四册体现了编者对“文學”的价值判断：风格清新，表情真实自然，能够反映时代的作品是好作品，无病呻吟、涂脂抹粉、矫揉造作、“载道”的作品是没有价值的。他主要通过比较不同流派的作品来突出这些价值判断。
傅东华以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黄遵宪《聂将军歌》及严复《译天演论自序》代表近代文学。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后评到：“像这样‘杂以外国语法’的‘新文体’，就是从古文到现代语体文学的一种过渡形态；我们从近代文追溯到古文，应以认识这种文体为起点。又就本文而论，我们不但可以认识这种‘新文体’，并可以认识这种文体所产生的时代背景。这时代背景的认识，也是本学年精读各文中所要特别注目的一点。”[14]在《聂将军歌》后评到：“精彩处在通篇都是具体的描写。”这两处评论，实际交代了傅东华的部分文学观念：欣赏文学应顾及时代背景；文学作品要有“具体的描写”。
在清代文学部分，傅东华特别注重桐城派、阳湖派和“性灵派”之间的对比。他以吴汝伦《严译天演论序》、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吴敏树《与筱岑论文书》、姚鼐《登泰山记》与方苞《游雁荡记》代表桐城文章；以恽敬《游翠微峰记》代表阳湖文章；以龚自珍《说京师翠微山》与袁枚《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代表性灵文章。他认为，“《说京师翠微山》的作者将人情赋与了山”，《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将山神话化（第三节）”。这两篇作品“都是想象作用，也就是所谓‘性灵’，性灵就是‘能解人意中郁结’；人无可说或要说说不出，而我代他说出，便是有性灵的文章。”而像《游雁荡山记》中“游山而觉‘兹山不可记’，便是没有性灵的自白。但知其不可记而记之，其旨在于示人以‘圣贤成己成人之道’，这就叫做‘见道之文’，也就是‘文以载道’。从这课和前课的比较上，可以看出‘性灵派’和‘载道派’的一个鲜明的对照。”《游翠微峰记》所代表的阳湖派古文作风“朴直”，这种“朴直的作风是桐城阳湖两派的古文所共同的，因此这两派的古文大都使人感到干燥而无情趣。”姚鼐《登泰山记》“于朴素中见冲淡情趣，为桐城派古文的最高境界。”
在明代文学部分，傅东华特别注重性灵文学与归有光等人作品的比较。他认为袁宏道《雪涛阁集序》中的“自伸其才”和归有光《项思尧文集序》中的“自得”差不多。但《雪涛阁集序》“以为时变文即不得不变，故主张古不可复”；《项思尧文集序》“以为古人所以传，为有所自得，我果有所自得，则亦古人矣，故主张古不可效而可追”。所以归有光“虽与公安竟陵同在反对复古的立场，而风格究不一样。”
跟《复兴高中国文》不同，胡怀琛编辑，正中书局1935年初版的《高中国文》第三、四册在勾勒文学源流时深受桐城派的影响。 胡怀琛认为，“清代散文，在其初期，犹未能尽除明末余习；或颓废，或叫嚣，芜杂殊甚（一二名家为例外），至方苞而始归于‘清醇雅正’，其后姚鼐继之，遂演成‘桐城’一派，今人对于桐城文，或誉之，或毁之，观点不同，殊难决定为谁是。总之，在该时代，不得不有此文，是桐城文乃时代之产物。论桐城文者当于此点着眼。”[15]并称赞“自姚鼐选《古文辞类纂》一书，分文体为十三类，乃始精密；而于各体复穷源竟委，详为阐明，撰一序文冠于卷端，学者得此，对于中国文体之演变，可以知其大概。今选录于此，以便诵读。”可见他对桐城派的评价相当高，故选清文时着重于清初古文三大家及方苞、姚鼐与曾国藩。
胡怀琛论文特别注意理出古文文脉。他将“铭诔各体”之源溯至《礼》，故选《小戴·檀弓》11则。将“纪传铭檄”溯至《左传》，故选《左传·季札观乐》。认为“推理之文者，多导源于《孟子》及《庄子》”，像韩愈为“得于《孟子》者”，苏轼为“得力于《庄子》者”，故选《庄子·逍遥游》与《孟子》5章。“欲溯中国抒情散文之源者，不得不穷究《史记》也”，故从《史记》中选《屈原传》《孙子传》《李将军传》。因“后之作记叙文者，除《史记》外，亦兼习三史”，故选《后汉书·班超传》，《三国志·出师表》。在学习唐宋八大家与清代古文家作品时，胡怀琛特别着意作者风格来源。他区别韩柳甚为细致。“柳宗元之思想亦与韩愈不同。韩之思想纯属儒家；柳则多读周、秦诸子书，故其文之佳者，多学诸子之寓言”。“柳宗元之散文，在唐代与韩愈并称。然二家蹊径不同。宗元文以游山水小记为最佳，盖被谪于永、柳二州，其他亦多佳山水，谪居闲暇，得以纵览泉石之胜，写来笔下，尽成佳构。不特为柳文特色，抑亦后世山水游记之祖也。其源虽出于《水经注》，然《水经注》则不过偶尔一两句，不及宗元能独立成篇也。”他很注意区别宋代古文家和清初古文家各自文章的渊源。“老苏之文，出于战国策士”；东坡之文“有一二似庄子处”；“王安石文，出于先秦法家”；曾巩“其文亦多源出于刘向”。侯方域之文“豪迈不拘，然亦间有草率处。于司马迁为近”；魏禧之文“凌厉雄杰，慷慨淋漓”；汪琬之文“从容不迫，颇能演欧阳永叔归震川之余绪也。”
在选近代文时，胡怀琛亦着力于跟桐城文的远近。他认为“清同、光以后，以至民国之初，文之尤可观者，分为数派：其一，演桐城之余绪，自曾国藩而下，如吴汝纶以及桐城诸作者是也。其二，以周、秦诸子之文，译西洋小说学术者，严复是也。其三，以唐人传奇之文，译西洋文学者，林纾是也。其四，以极通俗之文，畅谈时务，梁任公是也。其五，从龚自珍入手，一变而为奔放绝塵之笔，用以写革命排满之文，南社诸作者是也。此外派别尚多，难以尽述，而章士钊之政论文章，亦为其一。”[16]于此五派中，他选严复译《天演论导言七》、林纾译《肉券》、章士钊《赵伯先事略》而不选梁启超之文，即着眼于跟桐城派关系的远近。
胡怀琛认为清初散文未能尽除明末余习，或颓废，或叫嚣，芜杂殊甚，实际指向公安竟陵、袁枚李渔等人，自然不选其文。对于古代小说，胡怀琛也不看重，唐传奇仅选《南柯太守传》备格，明清长篇小说节选《三国演义》一段。这虽跟傅东华《复兴高中国文》截然不同，但在当时也非常具有代表性。[17]
可见30年代的高中国文教科书第三、四册虽大都按“文学源流”编制，但因编者所站立场或“正统”或新锐，教科书所呈现的“文学源流”实际并不相同。
三
第五、六册以“学术思想”为纲组织内容的教科书，据侧重点不同，可分为两类：正中书局《高中国文》侧重“思想”，以《复兴高中国文》为代表的其它教科书均侧重“学术”。
傅东华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复兴高中国文》第五册“所包种类为学术概论，文献学，考证学，文字学，史学，及宋明理学心学；以时代言，为自现代上迄北宋”；第六册“所包种类为佛学，诸子学及经学；以时代言，为自唐上迄周秦。”[18]这两册依据冯友兰、胡适、梁启超等近人的学术观点，勾连中国学术史。一面照顾时代线索，一面突出学派划分。全书顺序基本由清代上溯先秦，于各代思潮各有侧重。清代侧重考证学、颜李学派、文字学、史学。宋明侧重理学心学。唐代学术不发达，傅东华没有选讲。汉末魏晋六朝侧重佛学、黄老与方术。先秦侧重孔孟、荀子、老庄、韩非、公孙龙子、墨子。为了突出各学派，《复兴高中国文》并不严格遵循时间顺序。许慎是东汉人，为了集中学习文字学，却将《说文解字叙》放在清代讲。为了集中讲述理学心学，将孙中山《知行总论》放在王阳明之后讲。对于某些学派，《复兴高中国文》并没有选其代表作品，而以后人研究成果来代替，比如讲老子时，课文为高一涵《老子的政治哲学》，讲墨子时，课文为胡适《墨子小取篇新诂》。
在讨论清代学术时，傅东华受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影响，特选其中“泛论清代学术之承传分派”的一二节“作以后各课之总引”[19]。傅东华将清代学术分为汉学、颜李学派、小学与史学四大块。汉学部分选入江藩《汉学师承记》以明“汉学传统之概略”；以顾炎武《答友人论学书》“代表清代学者反对宋明心性之学的意见”；以《答李子德书》“见清代朴学家‘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学态度”；以《清朝先正事略》中《阎百诗先生事略》“示清代汉学家之考证方法”。颜李学派部分选入戴望《颜习斋先生别传》，“所谓躬行实践之学，可于此传见之”；以颜元《学辩》“代表颜习斋一派之实用主义之教育主张”；以李塨《颜先生存学编序》“说明其师学说为‘复古道’”。小学部分以戴震《六书故序》、许慎《说文解字叙》、朱骏声《转注假借说》、王引之《经传释词序》、周予同《关于甲骨文》“略窥中国文字学之梗概”。史学部分以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章学诚《史释》、何炳松《中国史学之演化》说明治史的态度及史学之演化。
在讨论宋明学术时，傅东华深受冯友兰的启发，并将理学、心学当作宋明学术的重心。因冯友兰说：“周濂溪盖取道士所用以讲修炼之图，而与之以新解释，新意义。此图说为宋明道学中有系统著作之一。宋明道学家讲宇宙发生论者，多就此推衍”，故选入周敦颐《太极图说》。因冯友兰认为“明道伊川兄弟二人之学说，旧日多视为一家之学。但二人之学，开此后宋明道学家所谓程朱陆王”，故节选《明道语录》与《伊川语录》。选张载《西铭》，课后“暗示”中引冯友兰之语称张子之学“以气为万物之本体”，注重“除我与非我之界限而使个体与宇宙合一”。选陆九渊《与李宰第二书》及杨简《绝四记》，引冯友兰“象山哲学中虽只有一世界，而仍言所谓行上行下。至慈湖则直废此分别”以明陆杨异同。因冯友兰说：“阳明之学，彻上彻下，致良知三字实可以包括之”，“其学之主要意思，见于所著《大学问》一篇”，故选王守仁《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