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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四”和筹建中国共产党之日起，中国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们、革命的先锋战士们，就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白山黑水，关注着东北人民的苦难和斗争。
李大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举旗人，成长在距东北咫尺之遥的燕赵大地，他的亲属也曾有过“闯关东”的经历，在他的心坎里、视野中，东北一直居于重要地位。早在1915年6月，李大钊就撰文《国民之薪胆》，指出“二十一条”将使“白山黑水间之华胄死無葬身之地矣”。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白俄头子、中东路沙俄局长霍尔瓦特以哈尔滨为基地，侵犯中国主权，扰乱中国治安，残害中国工人，积极协助高尔察克白匪军；日本帝国主义者也趁火打劫，与段祺瑞控制的北洋军阀当局签订《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出兵东北地区和中东铁路，日本官僚政客甚至提出在东北修建“伊势大神宫”，以日本“神道”作为对华文化侵略的工具，并配合北洋军阀政府防止“过激思想”、强化封建伦理道德。所有这些，都受到李大钊的谴责。李大钊特别指出，《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是“亚细亚境内亚人对亚人的强权……今日大亚细亚主义下的产物”。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同样没有忘记东北。1919年5月18日，正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一文，号召全国人民如同重视山东一样，注重日本对东三省的侵害：“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袖手旁观。”
身在潇湘的毛泽东，笔下多次出现关于东北的论述。早在1919年9月1日，毛泽东就把研究“满洲问题”列入问题研究会章程。在驱逐盘踞湖南的皖系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中，毛泽东多次痛斥张敬尧勾结军阀张宗昌，从奉天偷运鸦片种子，毒害湖南人民的罪行，呼吁禁毒惩奸。“驱张运动”胜利后，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张作霖的所谓“奉人治奉”，与皖系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罪恶相比，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只有东北人民“奋起而争自由”，实现“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变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的奉人自决，才是唯一的出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又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指出奉系军阀是“最反动的东西”，其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合作是不能持久的。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以流行于直隶（今河北）和东北的秘密组织“在理会”为例，分析了游民无产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和危害。
从海河之滨到法兰西海岸，白山黑水纳入了周恩来的视野。1919年8月，周恩来连续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发表文章，分析奉天（辽宁）、吉林两省军阀的冲突，谴责“张作霖的大东三省主义、日本王”和皖系军阀政客支援张作霖勾结日本、割据东北、压迫人民的罪行，痛斥北洋军阀政府出卖东北主权向日本借款的卖国行径。留法期间，周恩来又多次撰文，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扶植土匪、策动变乱、制造侵华借口，又在1923年东京大地震中指使军警浪人杀害300多名华侨的罪行。在东京大地震中，周恩来“五四”时期的战友、吉林著名进步人士、华工共济会会长王希天因保护华侨权益，也惨遭日本侵略者的毒手。周恩来沉痛悼念战友，决心以革命为惨死在帝国主义屠刀下的同胞和战友报仇雪恨。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指示追认王希天为烈士，并一直关怀其家属。
1922年9月20日，蔡和森在《向导》上发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一文，指出：“同一军阀，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宣布联省自治（如奉张）……凡此种种，无非是封建的残局之下，军阀专政、军阀割据的必然现象和趋势。”1923年9月，他又撰写了《哈尔滨撤销地亩运动与列强之干涉》一文，高度评价哈尔滨人民自动从白俄手中收回中国主权的爱国义举，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对哈尔滨人民的无理干涉和“共管”中东铁路的阴谋，鼓励哈尔滨人民“务必坚持你们的运动到底……采取必要的手段与表示，以反抗白党与各国帝国主义者的干涉”。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岁月里，还有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先后踏上过东北大地，他们主要是在去苏联的途中路过东北的。其中最著名的有瞿秋白、张太雷、俞秀松。瞿秋白曾在1920年10月至12月期间，居留哈尔滨50多天。在这里，他目睹了在日寇、白俄、封建军阀压榨下，“满洲三省的文化程度几等于零”的苦况，与在哈尔滨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多有接触，参加了他们举行的十月革命3周年纪念活动，第一次听到了雄壮的《国际歌》，更加深了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向往。
1922年7月，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以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为指针，确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其核心内容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成立仅仅一年的中国共产党，为东北人民指明了奋斗的方向。
李大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举旗人，成长在距东北咫尺之遥的燕赵大地，他的亲属也曾有过“闯关东”的经历，在他的心坎里、视野中，东北一直居于重要地位。早在1915年6月，李大钊就撰文《国民之薪胆》，指出“二十一条”将使“白山黑水间之华胄死無葬身之地矣”。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白俄头子、中东路沙俄局长霍尔瓦特以哈尔滨为基地，侵犯中国主权，扰乱中国治安，残害中国工人，积极协助高尔察克白匪军；日本帝国主义者也趁火打劫，与段祺瑞控制的北洋军阀当局签订《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出兵东北地区和中东铁路，日本官僚政客甚至提出在东北修建“伊势大神宫”，以日本“神道”作为对华文化侵略的工具，并配合北洋军阀政府防止“过激思想”、强化封建伦理道德。所有这些，都受到李大钊的谴责。李大钊特别指出，《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是“亚细亚境内亚人对亚人的强权……今日大亚细亚主义下的产物”。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同样没有忘记东北。1919年5月18日，正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一文，号召全国人民如同重视山东一样，注重日本对东三省的侵害：“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袖手旁观。”
身在潇湘的毛泽东，笔下多次出现关于东北的论述。早在1919年9月1日，毛泽东就把研究“满洲问题”列入问题研究会章程。在驱逐盘踞湖南的皖系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中，毛泽东多次痛斥张敬尧勾结军阀张宗昌，从奉天偷运鸦片种子，毒害湖南人民的罪行，呼吁禁毒惩奸。“驱张运动”胜利后，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张作霖的所谓“奉人治奉”，与皖系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罪恶相比，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只有东北人民“奋起而争自由”，实现“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变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的奉人自决，才是唯一的出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又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指出奉系军阀是“最反动的东西”，其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合作是不能持久的。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以流行于直隶（今河北）和东北的秘密组织“在理会”为例，分析了游民无产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和危害。
从海河之滨到法兰西海岸，白山黑水纳入了周恩来的视野。1919年8月，周恩来连续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发表文章，分析奉天（辽宁）、吉林两省军阀的冲突，谴责“张作霖的大东三省主义、日本王”和皖系军阀政客支援张作霖勾结日本、割据东北、压迫人民的罪行，痛斥北洋军阀政府出卖东北主权向日本借款的卖国行径。留法期间，周恩来又多次撰文，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扶植土匪、策动变乱、制造侵华借口，又在1923年东京大地震中指使军警浪人杀害300多名华侨的罪行。在东京大地震中，周恩来“五四”时期的战友、吉林著名进步人士、华工共济会会长王希天因保护华侨权益，也惨遭日本侵略者的毒手。周恩来沉痛悼念战友，决心以革命为惨死在帝国主义屠刀下的同胞和战友报仇雪恨。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指示追认王希天为烈士，并一直关怀其家属。
1922年9月20日，蔡和森在《向导》上发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一文，指出：“同一军阀，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宣布联省自治（如奉张）……凡此种种，无非是封建的残局之下，军阀专政、军阀割据的必然现象和趋势。”1923年9月，他又撰写了《哈尔滨撤销地亩运动与列强之干涉》一文，高度评价哈尔滨人民自动从白俄手中收回中国主权的爱国义举，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对哈尔滨人民的无理干涉和“共管”中东铁路的阴谋，鼓励哈尔滨人民“务必坚持你们的运动到底……采取必要的手段与表示，以反抗白党与各国帝国主义者的干涉”。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岁月里，还有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先后踏上过东北大地，他们主要是在去苏联的途中路过东北的。其中最著名的有瞿秋白、张太雷、俞秀松。瞿秋白曾在1920年10月至12月期间，居留哈尔滨50多天。在这里，他目睹了在日寇、白俄、封建军阀压榨下，“满洲三省的文化程度几等于零”的苦况，与在哈尔滨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多有接触，参加了他们举行的十月革命3周年纪念活动，第一次听到了雄壮的《国际歌》，更加深了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向往。
1922年7月，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以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为指针，确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其核心内容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成立仅仅一年的中国共产党，为东北人民指明了奋斗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