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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04-28
作者简介：齐永芹，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邓凡茂，安徽师范大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学院讲师，通讯作者。（安徽芜湖/241000）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青少年理想调查研究”（11BKS067）、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高职生职业自我概念建构区域比较研究”（SK2015A586）和安徽省思政理论课名师工作室项目“高职院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验式教育名师工作室”（Szzgjh1-1-2017-30）的成果之一。
摘要：通过建构“有调节中介模型”，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对华东地区508名大学生进行实证研究，考察大学生职业自我概念对职业成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学生职业自我概念和职业价值观是职业成熟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在职业自我概念影响职业成熟度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调节变量对中介路径产生显著调节效应。教育启示：坚持“三个教育方略”，实施“三位一体”的教育工程；丰富“认知教育内容”，秉持“专业教育与目标职业的气质融合”；深化“实践教育体验”，直面“职业调适个性化的性別角色认知”；关注“生活教育品质”，补齐“家庭教育的职业认知短板”。
关键词：大学生；职业成熟度；职业价值观；职业自我概念；有调节中介模型
面对当下各种困顿的就业挑战，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胜任意识和能力，澄清他们的职业自我概念，重塑其职业价值观，提升大学生的职业成熟度等问题日显突出。有研究表明，大学生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也随其职业成熟度水平的提升而提升，个人收入期望也相应提升[1]；对于新入职大学生而言，职业成熟度可以有效预测他们的工作绩效水平和工作适应状况[2]；并且大学生所感知的就业压力与其职业成熟度水平显著负相关[3]。因此，关于职业成熟度及与之相关的职业自我概念和职业价值观作用效应的原理和实证分析的研究价值在当下尤显突出。
一、研究综述
Super最早提出“职业成熟度”的概念，并对其内涵加以界定：个体完成其职业发展阶段之相应发展任务的程度。它是测量和检验个体职业发展程度的核心概念。[4]Crites等人强调职业成熟度是指与个体职业发展阶段相对应的个体职业发展水平。[5]职业自我概念是“与职业认同同义，是个体认为与职业相关的自我品质的群集”，包括自尊、能力、人格特质、价值观和自我效能五个维度。[6]Super认为职业选择的过程就是个体职业自我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7]，并强调职业自我概念对个体职业行为的影响。Gottfredson认为个体职业自我概念发展与其职业偏好发展存在紧密联系。国外研究发现，不同群体职业自我概念都对他们各自的职业成熟度产生显著影响。[8][9][10][11]这些实证研究都验证了Super等人的理论。
国内研究者从本土化的实证研究视角探讨我国不同群体自我概念与职业成熟度的关系，得到一些研究成果，例如大学生职业成熟度与自我概念在多数维度上均显著相关[12][13]；高中生职业成熟度与自我概念显著相关[14]；师范生职业自我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职业成熟度水平[15]。关于自我概念影响职业成熟度中介作用的研究，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如有人以教师为被试，发现了自立人格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16]；有人以大学生为被试，发现了学习动机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17]。还有研究发现，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对其职业成熟度有影响。[18][19]但他们并没有把职业价值观作为职业自我概念影响职业成熟度的中介要素加以研究。本文拟以此为基本模型，并融入相应的调节变量，对职业自我概念影响职业成熟度进行有调节中介效应的研究。
二、研究设计
先建构中介模型，并引入调节变量进行模型探索。本研究均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以下简称BC Bootstrap法）对假设模型进行统计检验。此方法属系数乘积法检验法中的一种，它要优于亚组分析法和差异分析法。[20]并且与同属系数乘积法检验法的依次检验法、Sobel检验法相比，该统计方法的优点还在于：（1）样本抽样“以小博大”；（2）样本数据正态分布；（3）统计检验力高。[21][22][23][24]
（一）研究思路
1.先提出并检验中介效应的研究假设H1（图1）
研究假设H1：职业价值观在职业自我概念对职业成熟度的回归中起中介作用。对H1进行检验，确认中介效应显著，这是后续研究假设提出的基础。
这里（图1）由职业自我概念（X）到职业价值观（M）再到职业成熟度（Y）的路径（X→M→Y）是中介路径，根据回归路径的箭头指向把中介路径中X→M的路径称为前半路径（路径①），中介路径M→Y的路径称为后半路径（路径②），而由职业价值观（X）直接回归到职业成熟度（Y）的路径X→Y称为直接路径（路径③）。
2.选择调节变量，提出并初步检验调节效应的研究假设
本研究的基础模型是以职业自我概念（X）为自变量，以职业价值观（M）为中介变量，以职业成熟度（Y）为因变量的中介模型（图1）。
在中介模型（图1）的基础上，分别选择基本的背景变量：性别（男/女）、所修专业（理工/文史）、独生子女（是/否）等，并把它们“虚拟化”以后作为调节变量（以下所指调节变量均为虚拟变量），对中介模型的前半路径、后半路径和直接路径构建可能的先验调节模型（图2），进行初步检验。
3.依初步检验结果修正模型，进行二次检验
依初步检验结果修正模型，模型类型主要包括三种（图3、图4、图5），其中图3、图4、图5的修正模型主要用于二次检验。当然修正模型还包含从三种调节效应中选两种调节效应进行组合的调节效应图，这些组合还可以构成另外的三种调节效应图，但本研究经初次检验未发现此类调节显著的情况，故不予画图。 （二）研究假设
本研究先检验职业价值观中介作用的研究假设，然后分别选取不同的调节变量，提出并检验关于它们调节效应的研究假设，具体列举如下。
1.职业价值观变量的中介作用
H1：职业价值观在职业自我概念对职业成熟度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2.专业变量的调节效应
H2a：专业背景变量调节路径①，即其在职业自我概念（X）对职业价值观（M）的回归路径起调节作用；H2b：专业背景变量调节路径②，即其在职业价值观（M）对职业成熟度（Y）的回归路径起调节作用；H2c：专业背景变量调节路径③，即其在职业自我概念（X）对职业成熟度（Y）的直接回归路径起调节作用。
3.性别变量的调节效应
H3a：性别背景变量调节路径①，即其在职业自我概念（X）对职业价值观（M）的回归路径起调节作用；H3b：性别背景变量调节路径②，即其在职业价值观（M）对职业成熟度（Y）的回归路径起调节作用；H3c：性别背景变量调节路径③，即其在职业自我概念（X）对职业成熟度（Y）的直接回归路径起调节作用。
4.独生子女变量的调节效应
H4a：独生子女变量调节路径①，即其在职业自我概念（X）对职业价值观（M）的回归路径起调节作用；H4b：独生子女变量调节路径②，即其在職业价值观（M）对职业成熟度（Y）的回归路径起调节作用；H4c：独生子女变量调节路径③，即其在职业自我概念（X）对职业成熟度（Y）的直接回归路径起调节作用。
（三）研究对象
在华东地区四所高校随机向大学生发放问卷600份，收回问卷582份，剔除无效问卷74份，得到有效问卷508份，其中理工专业186人，文史专业322人；男生195人，女生313人；独生子女316人，非独生子女192人。
（四）研究工具
1.职业成熟度问卷
采用修订的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并新纳入所需的调节变量，该量表共34题，分为“职业目标”、“职业自信”、“职业价值”、“职业自主”、“亲友依赖”和“职业参照”等6个维度。[25]
2.职业自我概念量表
采用修订的职业自我概念量表，该量表共30题，分为“职业个性自我”、“职业信息自我”、“职业人脉自我”、“职业目标自我”和“职业外形自我”等5个维度。[26]
3.职业价值观量表
采用修订的大学生职业价值观量表，此量表共31条题目，分为“目的价值观分量表”和“手段价值观分量表”。其中目的价值观分量表包括“自我发展取向”、“自我收益取向”、“社会贡献取向”和“成就感取向”；手段价值观分量表包括“社会符号取向”、“个性特征取向”、“职业前景取向”、“道德规范取向”和“稳定安逸取向”。[27]
本研究所采用的职业成熟度、职业自我概念和职业价值观量表均采用李克特5点记分法，三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分别为0.877、0.922、0.916，均大于0.80，表明这三个量表信度都较高。[28]
（五）统计工具
研究采用SPSS 23.0、Amos 23.0和Process V216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选用BC Bootstrap法进行统计检验，并绘图报告结果。
三、结果与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性
职业成熟度、职业自我概念和职业价值观三个变量均值（M）、标准差（SD）和相关系数（R）如表1所示。三个主要变量之间呈现中度相关，可以进一步建构模型，做深入的回归分析。
（二）职业价值观变量中介作用的检验
检验研究假设H1。参照Hayes提出的中介分析模型4[29]，选择5000样本量和95%置信区间进行BC Bootstrap法统计检验，中介变量职业价值观在职业自我概念对职业成熟度的回归路径起中介效应，其非对称置信区间为[0.0869，0.3302]，由于该区间不包括0，故中介效应显著①，研究假设H1成立，该中介效应系数为0.1924，具体检验结果见表2和图6。
（三）对所修专业变量调节效应的检验
检验假设H2a、H2b、H2c。参照Hayes提出的有调节中介模型59[30]进行BC Bootstrap法统计检验，结果发现：研究假设H2b成立，但H2a与H2c均不成立。以检验结果修正模型（图4），再参照Hayes提出的有调节中介模型14[31]，选择5000样本量和95%置信区间进行BC Bootstrap法统计检验，其调节效应系数为0.6173，非对称置信区间为[0.4102，0.8244]，调节效应显著，调节变量所修专业对中介路径的后半路径产生了调节作用，且所修专业不同对职业自我概念和职业价值观的调节水平也不相同。其中所修专业为理工专业的调节效应显著；所修专业为文史专业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具体检验结果见表3和图7。
（四）对性别变量调节效应的检验
检验假设H3a、H3b、H3c。参照Hayes提出的有调节中介模型59[32]进行BC Bootstrap法统计检验，结果发现：研究假设H3c成立，但H3a与H3b均不成立。以检验结果修正模型（图5），再参照Hayes提出的有调节中介模型5[33]，选择5000样本量和95%置信区间进行BC Bootstrap法统计检验，调节变量性别对直接路径产生了调节作用，其调节效应系数为-0.1511，非对称置信区间为[-0.3280，-0.0258]，调节效应显著，且不同性别变量对职业自我概念和职业价值观的调节水平也不相同。其中男生、女生调节效应均显著，具体检验结果见表4和图8。
（五）对独生子女变量调节效应的检验
检验假设H4a、H4b、H4c。参照Hayes提出的有调节中介模型59[34]进行BC Bootstrap法统计检验，结果发现：研究假设H4a成立，但H4b与H4c均不成立。以检验结果修正模型（图3），再参照Hayes提出的有调节中介模型7[35]，选择5000样本量和95%置信区间进行BC Bootstrap法统计检验，调节变量是否独生子女对中介路径的前半路径产生了调节作用，其调节效应系数为-0.2173，非对称置信区间为[-0.4007，-0.0339]，调节效应显著，且独生子女与否对职业自我概念和职业价值观的调节水平也不相同。其中独生子女的调节效应显著，非独生子女的调节效应也显著。就调节效应而言，非独生子女的调节效果要优于对独生子女的调节效果，具体检验结果见表5和图9。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1.研究假设H1成立
H1成立，即职业价值观在职业自我概念对职业成熟度影响的中介效应显著。
2.研究假设H2b成立，H2a和H2c均不成立
背景变量所修专业调节路径②，H2b成立，即所修专业在职业价值观（M）对职业成熟度（Y）的回归路径起调节作用。其中理工专业的调节效应显著，文史专业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而假设H2a和H2c均不成立，即调节变量所修专业对路径①和路径③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
3.研究假设H3c成立，H3a和H3b均不成立
性别背景变量调节路径③，H3c成立，即性别变量在职业自我概念（X）对职业成熟度（Y）的直接回归路径起调节作用，且男生的调节效应低于女生的调节效应。而假设H3a和H3b均不成立，即调节变量性别对路径①和路径②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
4.研究假设H4a成立，H4b和H4c均不成立
独生子女变量调节路径①，H4a成立，即独生子女变量在职业自我概念（X）对职业价值观（M）的回归路径起调节作用，且非独生子女的调节效应高于独生子女的调节效应。而假设H4b和H4c均不成立，即独生子女调节变量对路径②和路径③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
（二）启示
1.坚持“三个教育方略”，实施“三位一体”的教育工程
研究表明：大学生职业自我概念和职业价值观对大学生职业成熟度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和职业自我概念的教育引导，以进一步提升对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预测作用，促进他们在岗位应聘、职场适应等方面综合素质的提高。为此，需要秉持以下三个教育方略。
（1）就“职业自我概念”的教育而言，要以“职业目标自我”与“职业个性自我”的契合为中轴，以“职业信息自我”与“职业人脉自我”的统合为动力，以“职业外形自我”的提升为气魄，系统而全面地开展大学生职业自我概念的主题教育活动。（2）就“职业价值观”的教育而言，要坚持以“社会贡献取向”、“道德规范取向”“自我发展取向”的辩证统一为职业价值观教育的“本体”，以“自我收益取向”、“个性特征取向”、“稳定安逸取向”的发展相统一的“个体需要”为“一翼”，以“职业愿景取向”、“社会符号取向”、“成就感取向”相统一的社会机体的“内在规范”为“一翼”，坚持“一体两翼”和谐发展。（3）就“职业成熟度”的教育而言，要以“职业自主”与“职业自信”的实现为根本鹄的，以“职业价值”与“职业目标”的斧正为根本保障，以“职业参照”与“亲友依赖”的重构为外在支持，系统而全面地开展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主题教育活动。为此，要结合专业特点、职业的性别角色认知和家庭教育关于职业认知的现状，把这“三个教育方略”设计成具备个性化特征的“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
2.丰富“认知教育内容”，秉持“专业教育与目标职业的气质融合”
研究表明，添加所修专业调节变量以后，理工专业的调节效应显著而文史专业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这说明需要深入研究不同专业的大学生，特别是文史专业的大学生的职业自我概念、职业价值观的基本现状，开展具有专业特色的职业成熟度主题教育活动，以提升专业背景变量的调节效应，促进不同专业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良性发展。
要把职业自我概念、職业价值观和职业成熟度的教育融入日常的课程教学之中，丰富“认知教育内容”，秉持“专业教育与目标职业的气质融合”，并依据专业特点而有所偏重。如，对于空乘专业的大学生而言，在坚持“三个教育方略”的基础上，要实现真正的“职业自主和职业自信”，就要更加关注“职业外形自我”的重塑与提升，倾心打造“职业外形”，把内在的精神气质通过“职业外形”而充分展现；又如，对于师范专业的大学生，在坚持“三个教育方略”的基础上，要实现真正的“职业自主和职业自信”，就要更加关注“职业外形自我”的亲和力塑造，更要关注“道德规范取向”维度的职业价值观的提升，坚守“以德树人”的教育根本要求；再如，对于软件工程专业的大学生，在坚持“三个教育方略”的基础上，要实现真正的“职业自主和职业自信”，就要更加关注“职业目标自我”的重塑与提升，注重创新思维，增进核心竞争力，还要调整对职业“稳定安逸取向”的期望，要学会适应行业内长线工作制的要求，从而能在竞争强、淘汰高的行业里立足扎根。总之，不论理工专业还是文史专业，都要在充分挖掘目标职业与所修专业契合度的基础之上，结合专业特点，兼顾个体差异，开展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系统化、纵深化的教育活动。
3.深化“实践教育体验”，直面“职业调适个性化的性别角色认知”
研究表明，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下，添加性别调节变量以后，女生的调节效应高于男生的调节效应，而女生的职业个性自我却显著低于男生。这从一定层面反映了职业属性的性别角色认知未分化、刻板印象等问题，是高校职业成熟度教育不容忽视的主题之一。
就大学生“职业属性的性别角色认知”而言，除了对于部分职业尚未存在较为清晰的职业属性的性别角色分化以外，大学生们依据自身先验感知和受他者经验影响程度的不同，他们对于职业性别属性的认知大致可以划分为“男性主导型职业（岗位）”、“女性主导型职业（岗位）”和“两性均等型职业（岗位）”。所谓“男性主导型职业（岗位）”是指，无论是从权力运行的架构来看，还是从从业者男女人数比例来看，男性在其中都处于绝对优势的职业（岗位）。如，机械制造业、地质矿产业、科技研发业，等等。所谓“女性主导型职业（岗位）”是指，无论是从权力运行的架构来看，还是从从业者男女人数比例来看，女性在其中都处于绝对优势的职业（岗位）。如，幼教教师岗、医疗护士岗、公司文员岗，等等。所谓“两性均等型职业（岗位）”是指，无论是从权力运行的架构来看，还是从从业者男女人数比例来看，男女两性在其中处于均等势态的职业（岗位）。如，普通公务员岗、高校教师岗、新闻媒介岗，等等。 “硬币自有两面”。对于职业性别角色认知的划分，一方面有利于为大学生进行自我职业角色定位提供一个先在的参照系，另一方面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对于“异性主导型”职业准入的“认知壁垒”，要打破这种“认知壁垒”，就需要在坚持“三个教育方略”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职业自主”和“职业自信”，要更加关注“职业属性的性别角色定位”和“职业个性自我”的重塑与提升，深化“实践教育体验”，直面“职业调适个性化的性别角色认知”的教育主题。对于那些“职业个性自我”较为清晰，但对“职业属性的性别角色认知”存在刻板印象的大学生，要着力解决他们的刻板印象问题。如，对于幼教教师岗“女性主导型职业（岗位）”的刻板印象，基于男性幼儿教师的匮乏，要从幼儿成长更需要男性幼儿教师关爱的视角，培育幼教专业的大学生，特别是男性大学生的职业自豪感和职业自信心。对于存在“女性主导型职业（岗位）”的刻板印象的医疗护士、公司文员等职业岗位可以类似处之。相应的，对于机械制造业“男性主导型职业（岗位）”的刻板印象，要强调比之于男性的粗犷，女性的细心在精细化的机械制造流程之中就有难以替代的用武之地，要教育机械制造专业的大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树立“职业自信”，坚定“职业目标”，促进他们“职业成熟度”水平的不断提升。对于存在“男性主导型职业（岗位）”的刻板印象的地质矿产业、科技研发业等岗位可以类似处之。对于那些“两性均等型职业”的岗位，则主要强化大学生“职业个性自我”与“目标职业属性”的适配性教育，力争实现兴趣与工作的统一，这更有利于他们“职业成熟度”水平的不断提升。
而对于那些“职业个性自我”不甚清晰、“职业属性的性别角色认知”尚未分化的大学生，更需要有针对性地设计职业实践教育的体验课题，厘清他们的“职业个性自我”，融合他们的“职业属性的性别角色认知”，开展丰富多彩的关于“职业成熟度”的主题教育活动，在体验中选择，在选择中定位，以期实现对他们“职业成熟度”的靶向培育。
4.關注“生活教育品质”，补齐“家庭教育的职业认知短板”
研究表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职业成熟度”、“职业自我概念”和“职业价值观”的均值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二者差异并不显著，而非独生子女的调节效应优于独生子女的调节效应。
就“均值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差异并不显著”而言，其主要原因在于独生子女家庭与非独生子女由自身内在的家庭文化所统摄的家庭生活教育方式的不同，由这一不同教育方式而引发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职业成熟度”、“职业自我概念”和“职业价值观”等不同维度发展水平的不同，但反映到总和层面却又未见显著差异。生活教育品质，特别是家庭生活教育品质对于孩子职业成长产生重要影响。独生子女家庭对孩子的职业期望存有“笃定效应”，父母等长辈未能实现的职业理想和职业抱负全都倾注于这个独生子女的身上，这无形之中给独生子女背上了职业期望的“沉重包袱”，是职业期望“过载”，可能并不利于独生子女的职业成长。长期以往，独生子女的“职业个性自我”偏移，职业自主性较差；自我意识较强，不善于与人合作，妥协意识和能力欠缺；职业目标较为“固化”，好高骛远而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职业调适的韧性不足，“顺易得意而逆则暴弃”。为此，在坚持“三个教育方略”的基础上，需要重点关注独生子女大学生“职业自主”、“职业个性自我”和“职业成就感”的重塑。而非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等长辈受制于经济水平和时间精力等限制，对子女的职业期望被“分散化”，“老大不行看老二”，缺乏对子女职业角色认知应有的关注。长期以往，非独生子女的职业成长处于自发的生长状态，缺乏长辈应有的呵护与点拨。非独生子女的职业自主性发展较好，交往、合作与妥协的意识和能力具有优势，但他们职业目标往往并不清晰，职业自信度水平往往也处于低位徘徊。为此，在坚持“三个教育方略”的基础上，需要重点关注非独生子女大学生“职业目标”、“职业自信”和“职业人脉自我”的教育。就调节效应而言，对于非独生子女的调节要优于对独生子女的调节。这可能与非独生子女职业调适的灵活度高有关，因为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往往更善于交往、合作与妥协，能结合自我个性及时调整职业目标和职业期望，职业发展的自主性较强。综上，无论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其父母等在家庭日常生活教育中对于子女职业成长的关注都存有自身的缺陷。为此，在坚持“三个教育方略”的基础上，要关注“生活教育品质”，补齐“家庭教育的职业认知短板”，可以让父母接受有关子女职业成长的主题教育培训，与相关高校建立“家校一体化”的互动平台等举措，实施职业成熟度发展水平提升的教育工程，以促进大学生的职业成长。
总之，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教育是一项多层次、立体化的系统工程，我们只是给出了较为粗线条的机制设计和部分较为具体的实施举措，其中还有许多制度层面的问题和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有待人们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探讨和更为全面的实践检验。
注释：
①若非对称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检验结论显著；若非对称置信区间包含0，则检验结论不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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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嘉仪）
作者简介：齐永芹，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邓凡茂，安徽师范大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学院讲师，通讯作者。（安徽芜湖/241000）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青少年理想调查研究”（11BKS067）、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高职生职业自我概念建构区域比较研究”（SK2015A586）和安徽省思政理论课名师工作室项目“高职院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验式教育名师工作室”（Szzgjh1-1-2017-30）的成果之一。
摘要：通过建构“有调节中介模型”，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对华东地区508名大学生进行实证研究，考察大学生职业自我概念对职业成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学生职业自我概念和职业价值观是职业成熟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在职业自我概念影响职业成熟度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调节变量对中介路径产生显著调节效应。教育启示：坚持“三个教育方略”，实施“三位一体”的教育工程；丰富“认知教育内容”，秉持“专业教育与目标职业的气质融合”；深化“实践教育体验”，直面“职业调适个性化的性別角色认知”；关注“生活教育品质”，补齐“家庭教育的职业认知短板”。
关键词：大学生；职业成熟度；职业价值观；职业自我概念；有调节中介模型
面对当下各种困顿的就业挑战，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胜任意识和能力，澄清他们的职业自我概念，重塑其职业价值观，提升大学生的职业成熟度等问题日显突出。有研究表明，大学生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也随其职业成熟度水平的提升而提升，个人收入期望也相应提升[1]；对于新入职大学生而言，职业成熟度可以有效预测他们的工作绩效水平和工作适应状况[2]；并且大学生所感知的就业压力与其职业成熟度水平显著负相关[3]。因此，关于职业成熟度及与之相关的职业自我概念和职业价值观作用效应的原理和实证分析的研究价值在当下尤显突出。
一、研究综述
Super最早提出“职业成熟度”的概念，并对其内涵加以界定：个体完成其职业发展阶段之相应发展任务的程度。它是测量和检验个体职业发展程度的核心概念。[4]Crites等人强调职业成熟度是指与个体职业发展阶段相对应的个体职业发展水平。[5]职业自我概念是“与职业认同同义，是个体认为与职业相关的自我品质的群集”，包括自尊、能力、人格特质、价值观和自我效能五个维度。[6]Super认为职业选择的过程就是个体职业自我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7]，并强调职业自我概念对个体职业行为的影响。Gottfredson认为个体职业自我概念发展与其职业偏好发展存在紧密联系。国外研究发现，不同群体职业自我概念都对他们各自的职业成熟度产生显著影响。[8][9][10][11]这些实证研究都验证了Super等人的理论。
国内研究者从本土化的实证研究视角探讨我国不同群体自我概念与职业成熟度的关系，得到一些研究成果，例如大学生职业成熟度与自我概念在多数维度上均显著相关[12][13]；高中生职业成熟度与自我概念显著相关[14]；师范生职业自我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职业成熟度水平[15]。关于自我概念影响职业成熟度中介作用的研究，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如有人以教师为被试，发现了自立人格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16]；有人以大学生为被试，发现了学习动机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17]。还有研究发现，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对其职业成熟度有影响。[18][19]但他们并没有把职业价值观作为职业自我概念影响职业成熟度的中介要素加以研究。本文拟以此为基本模型，并融入相应的调节变量，对职业自我概念影响职业成熟度进行有调节中介效应的研究。
二、研究设计
先建构中介模型，并引入调节变量进行模型探索。本研究均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以下简称BC Bootstrap法）对假设模型进行统计检验。此方法属系数乘积法检验法中的一种，它要优于亚组分析法和差异分析法。[20]并且与同属系数乘积法检验法的依次检验法、Sobel检验法相比，该统计方法的优点还在于：（1）样本抽样“以小博大”；（2）样本数据正态分布；（3）统计检验力高。[21][22][23][24]
（一）研究思路
1.先提出并检验中介效应的研究假设H1（图1）
研究假设H1：职业价值观在职业自我概念对职业成熟度的回归中起中介作用。对H1进行检验，确认中介效应显著，这是后续研究假设提出的基础。
这里（图1）由职业自我概念（X）到职业价值观（M）再到职业成熟度（Y）的路径（X→M→Y）是中介路径，根据回归路径的箭头指向把中介路径中X→M的路径称为前半路径（路径①），中介路径M→Y的路径称为后半路径（路径②），而由职业价值观（X）直接回归到职业成熟度（Y）的路径X→Y称为直接路径（路径③）。
2.选择调节变量，提出并初步检验调节效应的研究假设
本研究的基础模型是以职业自我概念（X）为自变量，以职业价值观（M）为中介变量，以职业成熟度（Y）为因变量的中介模型（图1）。
在中介模型（图1）的基础上，分别选择基本的背景变量：性别（男/女）、所修专业（理工/文史）、独生子女（是/否）等，并把它们“虚拟化”以后作为调节变量（以下所指调节变量均为虚拟变量），对中介模型的前半路径、后半路径和直接路径构建可能的先验调节模型（图2），进行初步检验。
3.依初步检验结果修正模型，进行二次检验
依初步检验结果修正模型，模型类型主要包括三种（图3、图4、图5），其中图3、图4、图5的修正模型主要用于二次检验。当然修正模型还包含从三种调节效应中选两种调节效应进行组合的调节效应图，这些组合还可以构成另外的三种调节效应图，但本研究经初次检验未发现此类调节显著的情况，故不予画图。 （二）研究假设
本研究先检验职业价值观中介作用的研究假设，然后分别选取不同的调节变量，提出并检验关于它们调节效应的研究假设，具体列举如下。
1.职业价值观变量的中介作用
H1：职业价值观在职业自我概念对职业成熟度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2.专业变量的调节效应
H2a：专业背景变量调节路径①，即其在职业自我概念（X）对职业价值观（M）的回归路径起调节作用；H2b：专业背景变量调节路径②，即其在职业价值观（M）对职业成熟度（Y）的回归路径起调节作用；H2c：专业背景变量调节路径③，即其在职业自我概念（X）对职业成熟度（Y）的直接回归路径起调节作用。
3.性别变量的调节效应
H3a：性别背景变量调节路径①，即其在职业自我概念（X）对职业价值观（M）的回归路径起调节作用；H3b：性别背景变量调节路径②，即其在职业价值观（M）对职业成熟度（Y）的回归路径起调节作用；H3c：性别背景变量调节路径③，即其在职业自我概念（X）对职业成熟度（Y）的直接回归路径起调节作用。
4.独生子女变量的调节效应
H4a：独生子女变量调节路径①，即其在职业自我概念（X）对职业价值观（M）的回归路径起调节作用；H4b：独生子女变量调节路径②，即其在職业价值观（M）对职业成熟度（Y）的回归路径起调节作用；H4c：独生子女变量调节路径③，即其在职业自我概念（X）对职业成熟度（Y）的直接回归路径起调节作用。
（三）研究对象
在华东地区四所高校随机向大学生发放问卷600份，收回问卷582份，剔除无效问卷74份，得到有效问卷508份，其中理工专业186人，文史专业322人；男生195人，女生313人；独生子女316人，非独生子女192人。
（四）研究工具
1.职业成熟度问卷
采用修订的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并新纳入所需的调节变量，该量表共34题，分为“职业目标”、“职业自信”、“职业价值”、“职业自主”、“亲友依赖”和“职业参照”等6个维度。[25]
2.职业自我概念量表
采用修订的职业自我概念量表，该量表共30题，分为“职业个性自我”、“职业信息自我”、“职业人脉自我”、“职业目标自我”和“职业外形自我”等5个维度。[26]
3.职业价值观量表
采用修订的大学生职业价值观量表，此量表共31条题目，分为“目的价值观分量表”和“手段价值观分量表”。其中目的价值观分量表包括“自我发展取向”、“自我收益取向”、“社会贡献取向”和“成就感取向”；手段价值观分量表包括“社会符号取向”、“个性特征取向”、“职业前景取向”、“道德规范取向”和“稳定安逸取向”。[27]
本研究所采用的职业成熟度、职业自我概念和职业价值观量表均采用李克特5点记分法，三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分别为0.877、0.922、0.916，均大于0.80，表明这三个量表信度都较高。[28]
（五）统计工具
研究采用SPSS 23.0、Amos 23.0和Process V216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选用BC Bootstrap法进行统计检验，并绘图报告结果。
三、结果与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性
职业成熟度、职业自我概念和职业价值观三个变量均值（M）、标准差（SD）和相关系数（R）如表1所示。三个主要变量之间呈现中度相关，可以进一步建构模型，做深入的回归分析。
（二）职业价值观变量中介作用的检验
检验研究假设H1。参照Hayes提出的中介分析模型4[29]，选择5000样本量和95%置信区间进行BC Bootstrap法统计检验，中介变量职业价值观在职业自我概念对职业成熟度的回归路径起中介效应，其非对称置信区间为[0.0869，0.3302]，由于该区间不包括0，故中介效应显著①，研究假设H1成立，该中介效应系数为0.1924，具体检验结果见表2和图6。
（三）对所修专业变量调节效应的检验
检验假设H2a、H2b、H2c。参照Hayes提出的有调节中介模型59[30]进行BC Bootstrap法统计检验，结果发现：研究假设H2b成立，但H2a与H2c均不成立。以检验结果修正模型（图4），再参照Hayes提出的有调节中介模型14[31]，选择5000样本量和95%置信区间进行BC Bootstrap法统计检验，其调节效应系数为0.6173，非对称置信区间为[0.4102，0.8244]，调节效应显著，调节变量所修专业对中介路径的后半路径产生了调节作用，且所修专业不同对职业自我概念和职业价值观的调节水平也不相同。其中所修专业为理工专业的调节效应显著；所修专业为文史专业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具体检验结果见表3和图7。
（四）对性别变量调节效应的检验
检验假设H3a、H3b、H3c。参照Hayes提出的有调节中介模型59[32]进行BC Bootstrap法统计检验，结果发现：研究假设H3c成立，但H3a与H3b均不成立。以检验结果修正模型（图5），再参照Hayes提出的有调节中介模型5[33]，选择5000样本量和95%置信区间进行BC Bootstrap法统计检验，调节变量性别对直接路径产生了调节作用，其调节效应系数为-0.1511，非对称置信区间为[-0.3280，-0.0258]，调节效应显著，且不同性别变量对职业自我概念和职业价值观的调节水平也不相同。其中男生、女生调节效应均显著，具体检验结果见表4和图8。
（五）对独生子女变量调节效应的检验
检验假设H4a、H4b、H4c。参照Hayes提出的有调节中介模型59[34]进行BC Bootstrap法统计检验，结果发现：研究假设H4a成立，但H4b与H4c均不成立。以检验结果修正模型（图3），再参照Hayes提出的有调节中介模型7[35]，选择5000样本量和95%置信区间进行BC Bootstrap法统计检验，调节变量是否独生子女对中介路径的前半路径产生了调节作用，其调节效应系数为-0.2173，非对称置信区间为[-0.4007，-0.0339]，调节效应显著，且独生子女与否对职业自我概念和职业价值观的调节水平也不相同。其中独生子女的调节效应显著，非独生子女的调节效应也显著。就调节效应而言，非独生子女的调节效果要优于对独生子女的调节效果，具体检验结果见表5和图9。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1.研究假设H1成立
H1成立，即职业价值观在职业自我概念对职业成熟度影响的中介效应显著。
2.研究假设H2b成立，H2a和H2c均不成立
背景变量所修专业调节路径②，H2b成立，即所修专业在职业价值观（M）对职业成熟度（Y）的回归路径起调节作用。其中理工专业的调节效应显著，文史专业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而假设H2a和H2c均不成立，即调节变量所修专业对路径①和路径③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
3.研究假设H3c成立，H3a和H3b均不成立
性别背景变量调节路径③，H3c成立，即性别变量在职业自我概念（X）对职业成熟度（Y）的直接回归路径起调节作用，且男生的调节效应低于女生的调节效应。而假设H3a和H3b均不成立，即调节变量性别对路径①和路径②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
4.研究假设H4a成立，H4b和H4c均不成立
独生子女变量调节路径①，H4a成立，即独生子女变量在职业自我概念（X）对职业价值观（M）的回归路径起调节作用，且非独生子女的调节效应高于独生子女的调节效应。而假设H4b和H4c均不成立，即独生子女调节变量对路径②和路径③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
（二）启示
1.坚持“三个教育方略”，实施“三位一体”的教育工程
研究表明：大学生职业自我概念和职业价值观对大学生职业成熟度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和职业自我概念的教育引导，以进一步提升对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预测作用，促进他们在岗位应聘、职场适应等方面综合素质的提高。为此，需要秉持以下三个教育方略。
（1）就“职业自我概念”的教育而言，要以“职业目标自我”与“职业个性自我”的契合为中轴，以“职业信息自我”与“职业人脉自我”的统合为动力，以“职业外形自我”的提升为气魄，系统而全面地开展大学生职业自我概念的主题教育活动。（2）就“职业价值观”的教育而言，要坚持以“社会贡献取向”、“道德规范取向”“自我发展取向”的辩证统一为职业价值观教育的“本体”，以“自我收益取向”、“个性特征取向”、“稳定安逸取向”的发展相统一的“个体需要”为“一翼”，以“职业愿景取向”、“社会符号取向”、“成就感取向”相统一的社会机体的“内在规范”为“一翼”，坚持“一体两翼”和谐发展。（3）就“职业成熟度”的教育而言，要以“职业自主”与“职业自信”的实现为根本鹄的，以“职业价值”与“职业目标”的斧正为根本保障，以“职业参照”与“亲友依赖”的重构为外在支持，系统而全面地开展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主题教育活动。为此，要结合专业特点、职业的性别角色认知和家庭教育关于职业认知的现状，把这“三个教育方略”设计成具备个性化特征的“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
2.丰富“认知教育内容”，秉持“专业教育与目标职业的气质融合”
研究表明，添加所修专业调节变量以后，理工专业的调节效应显著而文史专业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这说明需要深入研究不同专业的大学生，特别是文史专业的大学生的职业自我概念、职业价值观的基本现状，开展具有专业特色的职业成熟度主题教育活动，以提升专业背景变量的调节效应，促进不同专业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良性发展。
要把职业自我概念、職业价值观和职业成熟度的教育融入日常的课程教学之中，丰富“认知教育内容”，秉持“专业教育与目标职业的气质融合”，并依据专业特点而有所偏重。如，对于空乘专业的大学生而言，在坚持“三个教育方略”的基础上，要实现真正的“职业自主和职业自信”，就要更加关注“职业外形自我”的重塑与提升，倾心打造“职业外形”，把内在的精神气质通过“职业外形”而充分展现；又如，对于师范专业的大学生，在坚持“三个教育方略”的基础上，要实现真正的“职业自主和职业自信”，就要更加关注“职业外形自我”的亲和力塑造，更要关注“道德规范取向”维度的职业价值观的提升，坚守“以德树人”的教育根本要求；再如，对于软件工程专业的大学生，在坚持“三个教育方略”的基础上，要实现真正的“职业自主和职业自信”，就要更加关注“职业目标自我”的重塑与提升，注重创新思维，增进核心竞争力，还要调整对职业“稳定安逸取向”的期望，要学会适应行业内长线工作制的要求，从而能在竞争强、淘汰高的行业里立足扎根。总之，不论理工专业还是文史专业，都要在充分挖掘目标职业与所修专业契合度的基础之上，结合专业特点，兼顾个体差异，开展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系统化、纵深化的教育活动。
3.深化“实践教育体验”，直面“职业调适个性化的性别角色认知”
研究表明，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下，添加性别调节变量以后，女生的调节效应高于男生的调节效应，而女生的职业个性自我却显著低于男生。这从一定层面反映了职业属性的性别角色认知未分化、刻板印象等问题，是高校职业成熟度教育不容忽视的主题之一。
就大学生“职业属性的性别角色认知”而言，除了对于部分职业尚未存在较为清晰的职业属性的性别角色分化以外，大学生们依据自身先验感知和受他者经验影响程度的不同，他们对于职业性别属性的认知大致可以划分为“男性主导型职业（岗位）”、“女性主导型职业（岗位）”和“两性均等型职业（岗位）”。所谓“男性主导型职业（岗位）”是指，无论是从权力运行的架构来看，还是从从业者男女人数比例来看，男性在其中都处于绝对优势的职业（岗位）。如，机械制造业、地质矿产业、科技研发业，等等。所谓“女性主导型职业（岗位）”是指，无论是从权力运行的架构来看，还是从从业者男女人数比例来看，女性在其中都处于绝对优势的职业（岗位）。如，幼教教师岗、医疗护士岗、公司文员岗，等等。所谓“两性均等型职业（岗位）”是指，无论是从权力运行的架构来看，还是从从业者男女人数比例来看，男女两性在其中处于均等势态的职业（岗位）。如，普通公务员岗、高校教师岗、新闻媒介岗，等等。 “硬币自有两面”。对于职业性别角色认知的划分，一方面有利于为大学生进行自我职业角色定位提供一个先在的参照系，另一方面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对于“异性主导型”职业准入的“认知壁垒”，要打破这种“认知壁垒”，就需要在坚持“三个教育方略”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职业自主”和“职业自信”，要更加关注“职业属性的性别角色定位”和“职业个性自我”的重塑与提升，深化“实践教育体验”，直面“职业调适个性化的性别角色认知”的教育主题。对于那些“职业个性自我”较为清晰，但对“职业属性的性别角色认知”存在刻板印象的大学生，要着力解决他们的刻板印象问题。如，对于幼教教师岗“女性主导型职业（岗位）”的刻板印象，基于男性幼儿教师的匮乏，要从幼儿成长更需要男性幼儿教师关爱的视角，培育幼教专业的大学生，特别是男性大学生的职业自豪感和职业自信心。对于存在“女性主导型职业（岗位）”的刻板印象的医疗护士、公司文员等职业岗位可以类似处之。相应的，对于机械制造业“男性主导型职业（岗位）”的刻板印象，要强调比之于男性的粗犷，女性的细心在精细化的机械制造流程之中就有难以替代的用武之地，要教育机械制造专业的大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树立“职业自信”，坚定“职业目标”，促进他们“职业成熟度”水平的不断提升。对于存在“男性主导型职业（岗位）”的刻板印象的地质矿产业、科技研发业等岗位可以类似处之。对于那些“两性均等型职业”的岗位，则主要强化大学生“职业个性自我”与“目标职业属性”的适配性教育，力争实现兴趣与工作的统一，这更有利于他们“职业成熟度”水平的不断提升。
而对于那些“职业个性自我”不甚清晰、“职业属性的性别角色认知”尚未分化的大学生，更需要有针对性地设计职业实践教育的体验课题，厘清他们的“职业个性自我”，融合他们的“职业属性的性别角色认知”，开展丰富多彩的关于“职业成熟度”的主题教育活动，在体验中选择，在选择中定位，以期实现对他们“职业成熟度”的靶向培育。
4.關注“生活教育品质”，补齐“家庭教育的职业认知短板”
研究表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职业成熟度”、“职业自我概念”和“职业价值观”的均值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二者差异并不显著，而非独生子女的调节效应优于独生子女的调节效应。
就“均值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差异并不显著”而言，其主要原因在于独生子女家庭与非独生子女由自身内在的家庭文化所统摄的家庭生活教育方式的不同，由这一不同教育方式而引发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职业成熟度”、“职业自我概念”和“职业价值观”等不同维度发展水平的不同，但反映到总和层面却又未见显著差异。生活教育品质，特别是家庭生活教育品质对于孩子职业成长产生重要影响。独生子女家庭对孩子的职业期望存有“笃定效应”，父母等长辈未能实现的职业理想和职业抱负全都倾注于这个独生子女的身上，这无形之中给独生子女背上了职业期望的“沉重包袱”，是职业期望“过载”，可能并不利于独生子女的职业成长。长期以往，独生子女的“职业个性自我”偏移，职业自主性较差；自我意识较强，不善于与人合作，妥协意识和能力欠缺；职业目标较为“固化”，好高骛远而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职业调适的韧性不足，“顺易得意而逆则暴弃”。为此，在坚持“三个教育方略”的基础上，需要重点关注独生子女大学生“职业自主”、“职业个性自我”和“职业成就感”的重塑。而非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等长辈受制于经济水平和时间精力等限制，对子女的职业期望被“分散化”，“老大不行看老二”，缺乏对子女职业角色认知应有的关注。长期以往，非独生子女的职业成长处于自发的生长状态，缺乏长辈应有的呵护与点拨。非独生子女的职业自主性发展较好，交往、合作与妥协的意识和能力具有优势，但他们职业目标往往并不清晰，职业自信度水平往往也处于低位徘徊。为此，在坚持“三个教育方略”的基础上，需要重点关注非独生子女大学生“职业目标”、“职业自信”和“职业人脉自我”的教育。就调节效应而言，对于非独生子女的调节要优于对独生子女的调节。这可能与非独生子女职业调适的灵活度高有关，因为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往往更善于交往、合作与妥协，能结合自我个性及时调整职业目标和职业期望，职业发展的自主性较强。综上，无论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其父母等在家庭日常生活教育中对于子女职业成长的关注都存有自身的缺陷。为此，在坚持“三个教育方略”的基础上，要关注“生活教育品质”，补齐“家庭教育的职业认知短板”，可以让父母接受有关子女职业成长的主题教育培训，与相关高校建立“家校一体化”的互动平台等举措，实施职业成熟度发展水平提升的教育工程，以促进大学生的职业成长。
总之，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教育是一项多层次、立体化的系统工程，我们只是给出了较为粗线条的机制设计和部分较为具体的实施举措，其中还有许多制度层面的问题和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有待人们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探讨和更为全面的实践检验。
注释：
①若非对称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检验结论显著；若非对称置信区间包含0，则检验结论不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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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