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南宋是我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书院的各项管理体制都趋于完备，尤其是在教育方面呈现出鲜明特色。具体说来，南宋书院教育特色主要有四点，即将道与德融为一体；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引导为辅；学术自由，无门户之见；师生关系民主和谐。
【关键词】南宋 书院 教育特色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发韧于唐代。至南宋时期，由于内忧外患，国力衰微，官设学校大都有名无实，于是，以私人为主体的讲学活动开始活跃起来，使书院的发展达到空前的程度，堪称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史》一书中统计称：两宋书院总数515所，其中，北宋73所，南宋442所。这一时期，书院不仅数量多，而且各项管理体制趋于完备，形成了以藏书、讲学、祭祀和学田为主要标志的四大规制。尤其是在教育方面所呈现出的鲜明特色，对于当今高等学校实施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仍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基于此，本文以南宋书院为研究对象，借助前人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对史料的爬梳钩沉，揭示其教育特色。
将道与德融为一体
南宋书院在教育中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将道与德融为一体。理学大师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认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明友有信”是人类社会中人们必须遵循的天理即道，并把它作为五教之目，要求对学生进行严格的“五伦”教育即穷理，换句话说，就是要弄清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所固有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做人的道理。穷理很重要，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此话中的道就是指做人的道理，意思是说：如果早上明白了做人的道理，那么，就是晚上死了，也是值得的。为了给学生穷理以正确指导，朱熹还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为学之序，实际上，就是要求学生按照学、问、思、辨的“为学之序”去探究事物之道即“穷理”。不过，穷理固然重要，但笃行即实践更重要。在他看来，笃行既可增强掌握知识的深度，又可实现为学的目的。他告诫学生道：“方其知之而未及行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①。此外，朱熹还认为道德楷模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他说：书院学生“须多得好朋友在其间表率劝导，使其有向慕之意，则教者不劳而学者有益。”②这就将道与德巧妙地融为了一体，从而凸显了书院以德育人和对道德完美追求的一种人文精神。实际上，不仅白鹿洞书院如此，岳麓书院以及其他书院也是如此。张栻在岳麓书院主教期间，将“明道”和“传道”作为书院的办学宗旨，并且进一步概括为四字校训，即“忠孝廉节”。
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引导为辅
南宋书院并不囿于科举制的窠臼，其教学方法相当自由灵活。在书院教学中，通常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引导为辅。一方面，书院每天留有充足的时间让学生用来自学。朱熹曾对其弟子说：“某此间讲书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③并且以读书作为自学的主要形式。朱熹进一步教导其弟子曰：“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④在朱熹看来，穷理离不开读书，且读书是穷理最主要的途径。为了让学生在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中自学，以充分彰显其学习中的自觉性和自主性，朱熹甚至反对定立规矩来约束学生。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他强调指出：“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距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⑤不过，朱熹反对以规矩约束学生，决不等于让其放任自流。书院在学生自学的同时，也未忽视对学生自学给予方法上的引导，这从“朱子读书法”可以得到佐证。朱熹的弟子汇集其师平日训导，概括归纳出著名的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六条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具有内在的逻辑性，体现了学生读书、求学、进业这一完整过程。朱熹引导学生读书，既为其开列书目，又为其排列阅读次序，何为先，何为后，他都给予有理有据的说明，在指导学生阅读《四书》时，他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⑥此外，集体讲课和个别答疑也是重要的引导形式。
学术自由，无门户之见
南宋书院无门户之见，倡导不同学派或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之间相互切磋交流，相互辩论，故教育家胡适先生指出：“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⑦其中以“会讲制度”最具代表性。所谓会讲是指书院邀请名师硕儒来院自由讲学、各抒己见，开展学术交流的一种方式。在书院会讲期间，求学者不囿于地域、学派之限都可前来听讲。譬如：朱熹的得意高徒黄干在白鹿洞书院主讲《易经》乾坤二卦时，山北山南的士人都纷纷前往聆听。为此，白鹿洞书院还拨出一笔资金，专门用来接待外来求学之人。不过，南宋时期，最值得称道的是“朱张会讲”和“鹅湖之会”，这两次学术盛宴被传为会讲制度史上的佳话。乾道三年（1167）八月，朱熹不辞辛劳、千里迢迢从福建崇安来到湖南潭州（长沙）岳麓书院，从而出现了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在张栻主教的岳麓书院里，朱熹与张栻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学术切磋与辩论，两人开诚布公、当众辩论《中庸》之义，开启了书院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此次会讲中，两位理学硕儒辩论极具魅力，至关键之处，“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分歧不可谓不大；各地学子闻讯，骑着快马纷至沓来，以致于“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其盛况不可谓不隆。不仅朱熹与张栻之间在学术上存在分歧，而且朱熹与陆九渊之间也在学术上存在分歧。在《宋元学案》中，黄宗羲如是说：象山之学，以“尊德性为宗”，而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淳熙二年（1175），为了化解朱、陆之间的分歧，吕祖谦邀请朱熹、陆九渊到江西铅山鹅湖寺参加讲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尔后，朱熹对此次讲会还留下了“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的感想。质言之，南宋书院的门户开放风格，大大促进了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发展，开阔了学生视野，活跃了学术氛围，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使书院发展为各地的学术研究中心，在一定程度上也彰显了“百家争鸣”的精神。 师生关系民主和谐
南宋书院师生通常共处一堂，相与讲习，共同探讨学理，质疑问难，学习氛围特别浓厚。它既与离群索居、独学无友的个人读书情形区别明显，又与正规化、模式化的官学之教差别很大。在各级官学中，师生双方也处于同一生活空间，虽说在形式上与书院师生群居共学颇为相似。然实质上，其差别不可谓不大。
详言之，一是师生结合不同。在各级官学中，教师是由封建朝廷或地方官府所任命的，生徒也是由各级政府所选拔出来的，师生之间不存在相互选择的自由，其结合相当勉强；而书院却大为不同，士人们选择教师是以对其学问、人格的仰慕和尊敬为依归的，一般是倾慕在先，择师在后，其结合相当自由；二是师生关系不同。由于受“钓声名，取利禄”社会风气的影响，官学生徒之间缺乏为学进德的相同志趣以及对“圣人之道”的共同追求。在情感关系上，师生之间表现得相当冷漠。正如时人所言：生徒“目师儒如路人”，“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⑧与此情况截然不同，书院师生之间是以道义为重，教师无须借助外在手段对学生施压、强制，只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吸引、感召学生，而学生则将老师看作是求道之路的引导者甚至是圣人之道的体现者。师生之间以诚相待，相与讲习，民主和谐，如同挚友般在一起讲学辩论，形成一种“对话精神”。正是通过对话这种生动而有活力的形式和过程，教育的陶冶力量才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并渗透到心灵的深处，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潜在特质，使完善人格的形成成为可能。”⑨士子们对老师不仅在书院时恭敬有加，即使离开书院后，仍对老师执弟子礼，真可谓一日为师，终生难忘。
综概全文，南宋书院融中国古代教育之精华，以人为本，以培养救世济民之才为目标，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生命力的教育特色。这些教育特色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闪耀着人本主义光辉。故国学大师钱穆在谈到书院的培养目标时说：“中国宋代书院制度是人物中心的，现代大学是课程中心的。我们的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⑩
（作者为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教授）
注释
①③⑥黎德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②④⑤⑧朱熹：《朱文公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
⑦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⑨赖功敏：《书院教育的“对话”精神及其对人格形成的影响》，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⑩钱穆：《新亚遗铎》，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
责编/张蕾
【关键词】南宋 书院 教育特色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发韧于唐代。至南宋时期，由于内忧外患，国力衰微，官设学校大都有名无实，于是，以私人为主体的讲学活动开始活跃起来，使书院的发展达到空前的程度，堪称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史》一书中统计称：两宋书院总数515所，其中，北宋73所，南宋442所。这一时期，书院不仅数量多，而且各项管理体制趋于完备，形成了以藏书、讲学、祭祀和学田为主要标志的四大规制。尤其是在教育方面所呈现出的鲜明特色，对于当今高等学校实施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仍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基于此，本文以南宋书院为研究对象，借助前人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对史料的爬梳钩沉，揭示其教育特色。
将道与德融为一体
南宋书院在教育中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将道与德融为一体。理学大师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认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明友有信”是人类社会中人们必须遵循的天理即道，并把它作为五教之目，要求对学生进行严格的“五伦”教育即穷理，换句话说，就是要弄清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所固有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做人的道理。穷理很重要，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此话中的道就是指做人的道理，意思是说：如果早上明白了做人的道理，那么，就是晚上死了，也是值得的。为了给学生穷理以正确指导，朱熹还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为学之序，实际上，就是要求学生按照学、问、思、辨的“为学之序”去探究事物之道即“穷理”。不过，穷理固然重要，但笃行即实践更重要。在他看来，笃行既可增强掌握知识的深度，又可实现为学的目的。他告诫学生道：“方其知之而未及行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①。此外，朱熹还认为道德楷模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他说：书院学生“须多得好朋友在其间表率劝导，使其有向慕之意，则教者不劳而学者有益。”②这就将道与德巧妙地融为了一体，从而凸显了书院以德育人和对道德完美追求的一种人文精神。实际上，不仅白鹿洞书院如此，岳麓书院以及其他书院也是如此。张栻在岳麓书院主教期间，将“明道”和“传道”作为书院的办学宗旨，并且进一步概括为四字校训，即“忠孝廉节”。
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引导为辅
南宋书院并不囿于科举制的窠臼，其教学方法相当自由灵活。在书院教学中，通常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引导为辅。一方面，书院每天留有充足的时间让学生用来自学。朱熹曾对其弟子说：“某此间讲书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③并且以读书作为自学的主要形式。朱熹进一步教导其弟子曰：“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④在朱熹看来，穷理离不开读书，且读书是穷理最主要的途径。为了让学生在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中自学，以充分彰显其学习中的自觉性和自主性，朱熹甚至反对定立规矩来约束学生。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他强调指出：“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距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⑤不过，朱熹反对以规矩约束学生，决不等于让其放任自流。书院在学生自学的同时，也未忽视对学生自学给予方法上的引导，这从“朱子读书法”可以得到佐证。朱熹的弟子汇集其师平日训导，概括归纳出著名的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六条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具有内在的逻辑性，体现了学生读书、求学、进业这一完整过程。朱熹引导学生读书，既为其开列书目，又为其排列阅读次序，何为先，何为后，他都给予有理有据的说明，在指导学生阅读《四书》时，他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⑥此外，集体讲课和个别答疑也是重要的引导形式。
学术自由，无门户之见
南宋书院无门户之见，倡导不同学派或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之间相互切磋交流，相互辩论，故教育家胡适先生指出：“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⑦其中以“会讲制度”最具代表性。所谓会讲是指书院邀请名师硕儒来院自由讲学、各抒己见，开展学术交流的一种方式。在书院会讲期间，求学者不囿于地域、学派之限都可前来听讲。譬如：朱熹的得意高徒黄干在白鹿洞书院主讲《易经》乾坤二卦时，山北山南的士人都纷纷前往聆听。为此，白鹿洞书院还拨出一笔资金，专门用来接待外来求学之人。不过，南宋时期，最值得称道的是“朱张会讲”和“鹅湖之会”，这两次学术盛宴被传为会讲制度史上的佳话。乾道三年（1167）八月，朱熹不辞辛劳、千里迢迢从福建崇安来到湖南潭州（长沙）岳麓书院，从而出现了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在张栻主教的岳麓书院里，朱熹与张栻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学术切磋与辩论，两人开诚布公、当众辩论《中庸》之义，开启了书院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此次会讲中，两位理学硕儒辩论极具魅力，至关键之处，“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分歧不可谓不大；各地学子闻讯，骑着快马纷至沓来，以致于“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其盛况不可谓不隆。不仅朱熹与张栻之间在学术上存在分歧，而且朱熹与陆九渊之间也在学术上存在分歧。在《宋元学案》中，黄宗羲如是说：象山之学，以“尊德性为宗”，而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淳熙二年（1175），为了化解朱、陆之间的分歧，吕祖谦邀请朱熹、陆九渊到江西铅山鹅湖寺参加讲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尔后，朱熹对此次讲会还留下了“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的感想。质言之，南宋书院的门户开放风格，大大促进了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发展，开阔了学生视野，活跃了学术氛围，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使书院发展为各地的学术研究中心，在一定程度上也彰显了“百家争鸣”的精神。 师生关系民主和谐
南宋书院师生通常共处一堂，相与讲习，共同探讨学理，质疑问难，学习氛围特别浓厚。它既与离群索居、独学无友的个人读书情形区别明显，又与正规化、模式化的官学之教差别很大。在各级官学中，师生双方也处于同一生活空间，虽说在形式上与书院师生群居共学颇为相似。然实质上，其差别不可谓不大。
详言之，一是师生结合不同。在各级官学中，教师是由封建朝廷或地方官府所任命的，生徒也是由各级政府所选拔出来的，师生之间不存在相互选择的自由，其结合相当勉强；而书院却大为不同，士人们选择教师是以对其学问、人格的仰慕和尊敬为依归的，一般是倾慕在先，择师在后，其结合相当自由；二是师生关系不同。由于受“钓声名，取利禄”社会风气的影响，官学生徒之间缺乏为学进德的相同志趣以及对“圣人之道”的共同追求。在情感关系上，师生之间表现得相当冷漠。正如时人所言：生徒“目师儒如路人”，“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⑧与此情况截然不同，书院师生之间是以道义为重，教师无须借助外在手段对学生施压、强制，只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吸引、感召学生，而学生则将老师看作是求道之路的引导者甚至是圣人之道的体现者。师生之间以诚相待，相与讲习，民主和谐，如同挚友般在一起讲学辩论，形成一种“对话精神”。正是通过对话这种生动而有活力的形式和过程，教育的陶冶力量才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并渗透到心灵的深处，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潜在特质，使完善人格的形成成为可能。”⑨士子们对老师不仅在书院时恭敬有加，即使离开书院后，仍对老师执弟子礼，真可谓一日为师，终生难忘。
综概全文，南宋书院融中国古代教育之精华，以人为本，以培养救世济民之才为目标，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生命力的教育特色。这些教育特色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闪耀着人本主义光辉。故国学大师钱穆在谈到书院的培养目标时说：“中国宋代书院制度是人物中心的，现代大学是课程中心的。我们的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⑩
（作者为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教授）
注释
①③⑥黎德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②④⑤⑧朱熹：《朱文公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
⑦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⑨赖功敏：《书院教育的“对话”精神及其对人格形成的影响》，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⑩钱穆：《新亚遗铎》，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
责编/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