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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间谍中，土肥原臭名远扬，世人皆知。而对青木宣纯，国人则知之不多。自1877年至1924年的40余年中，除中间短暂回国外，青木宣纯几乎都在中国，因而他被日本军部称之为第一个“中国通”。
在中国，他开创了以侵略中国为目的的特务组织“青木机关”，训练了大批特务人员，深入中国各地进行谍报及各种特务勾当，称得上是日本近代间谍战之鼻祖。
绝对的中国通
青木宣纯1859年9月出生在一个佐土原藩士之家，自幼爱读《三国志》，受此书影响对中国产生兴趣。1875年入陆军幼年学校学习，1877年入陆军士官学校，1879年毕业。1884年被任命为驻参谋本部人员，热心钻研中国问题。当时，同期生柴五郎、小泽豁郎三人，都是矢志终身研究东亚的人物，不久被派往中国广州。“至此，军部内才诞生了第一个‘中国通’。”他原来学的是北京官话，到广东后无法开展工作，于是下苦功夫学成一口流利的广东话，顺利地完成了情报搜集工作。1887年他和同学柴五郎受命绘制北京周围的地图，当时日本参谋部的北京地图非常简略，经过他们两人的勘测绘制，为军部提供了一份非常详尽的北京地图。
甲午海战时，他作为第一军参谋参加了战斗，并于战后的1897年担任驻北京公使馆武官。工作期间结识了山东巡抚袁世凯，受其邀请担任军事顾问。义和团事件后又担任清国驻屯军参谋长。1902年短暂回国，日俄战争前的1903年末，受儿玉源太郎的怂恿和鼓动，为进行谋略谍报活动而再次来到北京，担任驻北京公使馆武官。此时，和他有密切关系的袁世凯已继李鸿章之后担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并驻在天津，这为青木在中国活动提供了便利。青木宣纯在义和团事变期间和袁世凯交往颇深，袁世凯曾公开对他人讲：“青木是唯一可靠的日本人。”
从其长期经验来看，青木对中国的形势判断之准确令人信服。这体现在他对中国政治家的人物评价上。在1917年1月《青木中将支那之行时所带来的书信》中，分析了当时以北京为中心的政治形势，将其作为官僚与民党的对立来把握。其中，他对各首领人物做了如下评价：
（1）黎元洪乃温厚之人，有重民意之风，与官僚派有冲突。
（2）段祺瑞乃官僚派领袖，心胸狭隘之人，与民党无法相容。
（3）唐绍仪、孙文乃高理想之人，与官僚绝不相容，两人乃正道中人，为国民党之领袖。
（4）梁启超和汤化龙乃进步党领袖，乃反复无常之士，现企图通过官僚派来壮大其政党。
（5）岑春煊处于中立位置，乃正直之士。
（6）冯国璋的态度让人无法捉摸、变换不定。在出身关系上，接近官僚派，但和国民党也相处很好。
据此，我们能够看到他对先前同他接近的官僚派给予了否定的评价，而对国民党则寄予了好感。这与他早期的看法有着明显的不同。
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
从青木宣纯的经历来看，他自被派到中国后，除期间短暂到意大利学习外，一直驻在中国。在中国活动的时间前后达数十年之久，可以说是陆军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他是从辛亥革命前就强烈主张干涉北洋军阀，在陆军反动的中国政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后，中国并没有因此而统一和安定，由于他没有实行民主政治，南方革命党以孙中山为首一再掀起反袁斗争，致使中国仍旧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对此，驻华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认为：“该国的状况非常混乱，以袁之力量虽可暂时得以表面解决，不过他处在权势之位，终究不是好事，完全的和平也难以实现。”由此，他得出“此时毋宁说对南方寄予同情为得策”。即主张日本不仅要同袁世凯合作，也要和南方革命派合作。
1913年8月4日，孙中山、胡汉民一行，由福州马尾乘日轮“抚顺丸”去基隆，5日从基隆换乘日轮“信浓丸”赴日本。 9日到达神户，18日转抵东京。黄兴继孙之后，于27日到达东京，化名冈本义一。先后到达日本的还有李烈钧、柏文蔚、 居正、谢持、许崇智、田桐、廖仲恺、熊克武、李根源、钮永建、林虎、冷愈、程潜、方声涛、邹鲁、谭人凤、李书城等人。 陈其美、戴季陶、朱执信等在国内失败后，也相继到日本。
革命党人出逃得到日本军人协助。日驻华武官青木宣纯致电参谋总长说：“无论是站在人道上或道义上，均应同情南方国民党，并尽可能予以援助，至少应给予充分方便。”倪嗣冲为此致函日本驻南京领事，要求派兵到日本商船搜捕李烈钧等。日方表示“碍难认可”。
然而，这并不表明他真的希望同南方革命派派进行合作，也不表明他真的尊重中国，认为中国可以在南方革命派的领导下实现和平与统一。这是因为他认为：“支那人只有利己心，毫不顾及国家利益，从他们身上看不出能依靠他们实现国家的统治。”由此不难看出，他的所谓稳健主张的背后是“中国人没有统治能力的悲观论”。
对俄谋略
1903年11月，参谋次长儿玉源太郎突然访问青木，命令他再次赴清国执行秘密使命，即组织谍报机关，准备对俄开战，儿玉给他下达了三个使命，一、与中国共同组织对俄谍报。二、开战后破坏俄军交通线。三、策动马贼团对俄军进行骚扰。这样青木第三次成为了清国公使馆武官。
青木仓促整理行装，秘密到天津见到了直隶总督袁世凯，袁在私邸接见了突然来访的青木，青木说：“日俄开战是无论如何都免不了的。为此，有事与阁下商量。战争上日本独立作战，而暗地里无论如何不能不借助阁下的协助。”青木宣纯要袁世凯帮忙的，就是指使在满洲和蒙古的马贼起事，从后方和侧面扰乱俄军。袁世凯觉得他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可以为他找些门路。但在自己管辖的直隶省境内不许制造骚乱。
结果，袁世凯从部下挑选精干士官数十人，以逃脱为名，把他们送到青木手中，供其驱策。另一方面，直隶总督府答应每天从特派到东北和蒙古那里的谍报员那里收集情报，整理后交给当时任袁世凯顾问的坂西利八郎少佐，坂西将其译为日文转送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司令官再将谍报电告参谋本部。这使青木大喜过望。
1904年2月4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俄开战，同一天参谋本部给青木发出急电，要他切断北京到恰克图的欧陆联络电线，结果他不但切断了这条电线，还切断了营口到普兰店、旅顺的电线，致使东乡平八郎2月8日偷袭旅顺的时候，俄国舰队因完全没有接到仁川海战和日俄宣战的消息，还在搞庆祝活动。
2月9日，在武官室召开会议，内田康哉公使、桥口勇马少佐、佐藤安之助大尉和35名浪人代表出席，传达了参谋本部要求切断西伯利亚大铁路桥的指示，当即组成4个任务班(后来日本的“特务”一词，就是从青木的“特别任务班”衍变而来的)，利用安置在喀喇沁王府做教师的河原操子做掩护，准备切断齐齐哈尔或海拉尔方面的铁路。途中会合了纵横草原的巴布扎布的上千名蒙古骑兵，炸毁并切断了辽河大桥。7月，日俄辽阳大会战日本大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青木的特别任务班提供的准确情报。这时青木调任满洲军参谋部任职。8月，在锦州的一个喇嘛庙中，青木宣纯召集部下，宣布第一期任务结束，现阶段的任务是仍以“特别任务班”的组织形式，网罗活跃在东北各地的马贼组建东亚义勇军，配合正规军作战，结果他部下的浪人召集了数万马贼，包括冯麟阁、张海鹏、杜立山、巴布永等，冯麟阁手下不下2000余人，为青木拉拢后，一再扩充，到战争结束时扩大到骑兵4000余；被网罗的其他地区的马贼也不下万人。在“特别任务班”的操纵下，“满洲义军”活跃在俄军后方，破坏铁路，袭击兵站，焚毁军用物资。并伺机袭击俄军，如黑龙江哥萨克第5、第6两个中队几乎全部被歼灭。俄军米斯钦科骑兵军的快速机动被阻止，1905年3月，日本满洲军司令大山岩率部27万在奉天大破俄军35万，毙俘俄军11万，赢得了陆战决定性的胜利。
日俄战争中，日本大胜，青木宣纯的作用至为重要。
在中国，他开创了以侵略中国为目的的特务组织“青木机关”，训练了大批特务人员，深入中国各地进行谍报及各种特务勾当，称得上是日本近代间谍战之鼻祖。
绝对的中国通
青木宣纯1859年9月出生在一个佐土原藩士之家，自幼爱读《三国志》，受此书影响对中国产生兴趣。1875年入陆军幼年学校学习，1877年入陆军士官学校，1879年毕业。1884年被任命为驻参谋本部人员，热心钻研中国问题。当时，同期生柴五郎、小泽豁郎三人，都是矢志终身研究东亚的人物，不久被派往中国广州。“至此，军部内才诞生了第一个‘中国通’。”他原来学的是北京官话，到广东后无法开展工作，于是下苦功夫学成一口流利的广东话，顺利地完成了情报搜集工作。1887年他和同学柴五郎受命绘制北京周围的地图，当时日本参谋部的北京地图非常简略，经过他们两人的勘测绘制，为军部提供了一份非常详尽的北京地图。
甲午海战时，他作为第一军参谋参加了战斗，并于战后的1897年担任驻北京公使馆武官。工作期间结识了山东巡抚袁世凯，受其邀请担任军事顾问。义和团事件后又担任清国驻屯军参谋长。1902年短暂回国，日俄战争前的1903年末，受儿玉源太郎的怂恿和鼓动，为进行谋略谍报活动而再次来到北京，担任驻北京公使馆武官。此时，和他有密切关系的袁世凯已继李鸿章之后担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并驻在天津，这为青木在中国活动提供了便利。青木宣纯在义和团事变期间和袁世凯交往颇深，袁世凯曾公开对他人讲：“青木是唯一可靠的日本人。”
从其长期经验来看，青木对中国的形势判断之准确令人信服。这体现在他对中国政治家的人物评价上。在1917年1月《青木中将支那之行时所带来的书信》中，分析了当时以北京为中心的政治形势，将其作为官僚与民党的对立来把握。其中，他对各首领人物做了如下评价：
（1）黎元洪乃温厚之人，有重民意之风，与官僚派有冲突。
（2）段祺瑞乃官僚派领袖，心胸狭隘之人，与民党无法相容。
（3）唐绍仪、孙文乃高理想之人，与官僚绝不相容，两人乃正道中人，为国民党之领袖。
（4）梁启超和汤化龙乃进步党领袖，乃反复无常之士，现企图通过官僚派来壮大其政党。
（5）岑春煊处于中立位置，乃正直之士。
（6）冯国璋的态度让人无法捉摸、变换不定。在出身关系上，接近官僚派，但和国民党也相处很好。
据此，我们能够看到他对先前同他接近的官僚派给予了否定的评价，而对国民党则寄予了好感。这与他早期的看法有着明显的不同。
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
从青木宣纯的经历来看，他自被派到中国后，除期间短暂到意大利学习外，一直驻在中国。在中国活动的时间前后达数十年之久，可以说是陆军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他是从辛亥革命前就强烈主张干涉北洋军阀，在陆军反动的中国政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后，中国并没有因此而统一和安定，由于他没有实行民主政治，南方革命党以孙中山为首一再掀起反袁斗争，致使中国仍旧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对此，驻华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认为：“该国的状况非常混乱，以袁之力量虽可暂时得以表面解决，不过他处在权势之位，终究不是好事，完全的和平也难以实现。”由此，他得出“此时毋宁说对南方寄予同情为得策”。即主张日本不仅要同袁世凯合作，也要和南方革命派合作。
1913年8月4日，孙中山、胡汉民一行，由福州马尾乘日轮“抚顺丸”去基隆，5日从基隆换乘日轮“信浓丸”赴日本。 9日到达神户，18日转抵东京。黄兴继孙之后，于27日到达东京，化名冈本义一。先后到达日本的还有李烈钧、柏文蔚、 居正、谢持、许崇智、田桐、廖仲恺、熊克武、李根源、钮永建、林虎、冷愈、程潜、方声涛、邹鲁、谭人凤、李书城等人。 陈其美、戴季陶、朱执信等在国内失败后，也相继到日本。
革命党人出逃得到日本军人协助。日驻华武官青木宣纯致电参谋总长说：“无论是站在人道上或道义上，均应同情南方国民党，并尽可能予以援助，至少应给予充分方便。”倪嗣冲为此致函日本驻南京领事，要求派兵到日本商船搜捕李烈钧等。日方表示“碍难认可”。
然而，这并不表明他真的希望同南方革命派派进行合作，也不表明他真的尊重中国，认为中国可以在南方革命派的领导下实现和平与统一。这是因为他认为：“支那人只有利己心，毫不顾及国家利益，从他们身上看不出能依靠他们实现国家的统治。”由此不难看出，他的所谓稳健主张的背后是“中国人没有统治能力的悲观论”。
对俄谋略
1903年11月，参谋次长儿玉源太郎突然访问青木，命令他再次赴清国执行秘密使命，即组织谍报机关，准备对俄开战，儿玉给他下达了三个使命，一、与中国共同组织对俄谍报。二、开战后破坏俄军交通线。三、策动马贼团对俄军进行骚扰。这样青木第三次成为了清国公使馆武官。
青木仓促整理行装，秘密到天津见到了直隶总督袁世凯，袁在私邸接见了突然来访的青木，青木说：“日俄开战是无论如何都免不了的。为此，有事与阁下商量。战争上日本独立作战，而暗地里无论如何不能不借助阁下的协助。”青木宣纯要袁世凯帮忙的，就是指使在满洲和蒙古的马贼起事，从后方和侧面扰乱俄军。袁世凯觉得他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可以为他找些门路。但在自己管辖的直隶省境内不许制造骚乱。
结果，袁世凯从部下挑选精干士官数十人，以逃脱为名，把他们送到青木手中，供其驱策。另一方面，直隶总督府答应每天从特派到东北和蒙古那里的谍报员那里收集情报，整理后交给当时任袁世凯顾问的坂西利八郎少佐，坂西将其译为日文转送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司令官再将谍报电告参谋本部。这使青木大喜过望。
1904年2月4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俄开战，同一天参谋本部给青木发出急电，要他切断北京到恰克图的欧陆联络电线，结果他不但切断了这条电线，还切断了营口到普兰店、旅顺的电线，致使东乡平八郎2月8日偷袭旅顺的时候，俄国舰队因完全没有接到仁川海战和日俄宣战的消息，还在搞庆祝活动。
2月9日，在武官室召开会议，内田康哉公使、桥口勇马少佐、佐藤安之助大尉和35名浪人代表出席，传达了参谋本部要求切断西伯利亚大铁路桥的指示，当即组成4个任务班(后来日本的“特务”一词，就是从青木的“特别任务班”衍变而来的)，利用安置在喀喇沁王府做教师的河原操子做掩护，准备切断齐齐哈尔或海拉尔方面的铁路。途中会合了纵横草原的巴布扎布的上千名蒙古骑兵，炸毁并切断了辽河大桥。7月，日俄辽阳大会战日本大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青木的特别任务班提供的准确情报。这时青木调任满洲军参谋部任职。8月，在锦州的一个喇嘛庙中，青木宣纯召集部下，宣布第一期任务结束，现阶段的任务是仍以“特别任务班”的组织形式，网罗活跃在东北各地的马贼组建东亚义勇军，配合正规军作战，结果他部下的浪人召集了数万马贼，包括冯麟阁、张海鹏、杜立山、巴布永等，冯麟阁手下不下2000余人，为青木拉拢后，一再扩充，到战争结束时扩大到骑兵4000余；被网罗的其他地区的马贼也不下万人。在“特别任务班”的操纵下，“满洲义军”活跃在俄军后方，破坏铁路，袭击兵站，焚毁军用物资。并伺机袭击俄军，如黑龙江哥萨克第5、第6两个中队几乎全部被歼灭。俄军米斯钦科骑兵军的快速机动被阻止，1905年3月，日本满洲军司令大山岩率部27万在奉天大破俄军35万，毙俘俄军11万，赢得了陆战决定性的胜利。
日俄战争中，日本大胜，青木宣纯的作用至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