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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江，生于1940年，北京顺义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1998年获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颁发的“伊莎贝尔女王骑士勋章”，1999年获阿根廷总统颁发的“五月骑士勋章”，2004年获智利总统颁发的“聂鲁达百年诞辰勋章”。著有《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导论》《拉丁美洲文学史》(合著)、《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合著)及学术论文多篇，译著有《拉丁美洲诗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西班牙当代女性诗选》以及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帕斯、希梅内斯、阿莱克桑德雷(以上五位均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西亚·洛尔卡、安东尼奥·马查多、鲁文·达里奥、胡安·赫尔曼等人的诗选以及《世界末日之战》(合译)、《火石与宝石》《金鸡》等小说。其作品曾多次获得北京大学科研成果奖、国家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与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合作，翻译出版了西班牙文版《红楼梦》。2004年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2009年获中坤国际诗歌翻译奖。
李节：您翻译了很多著名西班牙语诗人的作品。有中国诗人直言不讳地说，他们自己的写作得益于您的表达方式，您对此怎么看?
赵振江：国内诗人看到的不是原作，而是翻译。诗歌翻译其实是一种二度创作。我经常参加中国诗歌界的活动，跟很多诗人都有所交流。大概是前年，在中坤集团赞助的“诗歌之旅”活动中，我邀请了一位西班牙诗人——胡安·卡洛斯。因为他不讲英语，要与国内的诗人交流必须通过翻译，我就给他们做翻译。当时同行的国内诗人于坚、西川等，听说他是西班牙人，都跟他说起自己很喜欢西班牙语诗歌，喜欢洛尔卡、帕斯、希梅内斯、马查多等等。当时胡安·卡洛斯就说，其实你们读的并不是他们的作品，而是赵的翻译。相比较而言，国外比较重视翻译，而在国内，翻译，非但稿酬很低，’而且不算科研成果。外语系的老师做翻译不算科研成果，这是很荒谬的。社科院也是如此。报酬本来就低，又不算成果，谁还去做呢?我个人认为，从事外语学科的人，如果翻译的是经典作品，应该是能够通过翻译水平的高低来衡量其专业水平的高低的。
李节：您怎么看现在国内诗人写的诗?
赵振江：现在的诗，更多的是借鉴了国外的东西。比如，我的一位委内瑞拉诗人朋友，看了一些译成英文的中国当代诗歌，他说，如果不告诉他这是中国诗人的作品，他会以为是法国诗人写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因为这些诗是从外国学来的。现在有些诗完全不押韵，没有韵律，朗诵起来没有音乐感，这种诗怎么能传承?怎么可能像古典诗词那样让人喜欢朗诵?五四以后，新诗要突破古典诗词，必须有一个新的形式，这个新的形式是什么?就目前的新诗而言，更多的是借鉴了国外诗歌，而我们自己的传统却“破”得“矫枉过正”了，完全是另起炉灶。我觉得还没有找到很成熟的形式。
李节：听说您非常喜欢中国古典诗词。
赵振江：非常喜欢。搞诗歌翻译，也是因为喜欢古诗。我们的古典诗词讲究韵律和节奏。比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念起来就很上口，有很强的音乐感，不然它怎么能传诵呢?当然现在再恢复诗歌的古典格律是不可能了。但是，现代汉语也应该有韵律、有节奏。我记得何其芳写过一篇《关于现代格律诗》。他认为：“于自由体与格律体之间，格律是不能废除的。从诗歌发展史来看，无论中外诗歌，差不多都是讲格律的。”格律是中国诗歌的传统。比如民歌“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实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你到大门口”，是押韵、是有节奏感的。
我采访过外国诗人。他们认为，写十四行诗是诗人最好的练习。十四行诗有点像我们的律诗。每一行都是十一个音节，有两个重音或三个重音，落在第几个音节上都落在第几个音节上，而且押韵非常有规律。当然，这些韵律无法翻译。
李节：您的语言素养是如何养成的?
赵振江：我的基础是中学打下的，语文教学起了关键作用。我是1956年上高中，1959年毕业。当时我们的教材分成了文学和汉语。文学教材从《诗经》选起，《论语》《孟子》《战国策》、楚辞、汉乐府，一直到明清小说，按照文学史的脉络，基本上全选了。记得我当时念《论语》，真是很有触动，比如：“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对鼓励年轻人艰苦奋斗，就非常有作用。再比如，有一段“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两千多年前的人都能做到自己的好车、好衣服与人分享，现在的人该当如何呢?再比如，念《史记·魏公子列传》，我还记得有人对信陵君说：“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就是说，人家给你做了好事，你得记着，而你给别人做了好事，要把它忘掉。道德有时候会超越时代的。这些把古人的美德传承下来的文化经典，对学生人格的培养、语言能力的提高可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李节：看来您赞成中学生学习传统经典。
赵振江：中学生的时候，人格没有完全形成，可塑性非常强。我们的传统经典作品既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又有很高的思想价值，所以我主张中学生首先还是学习本国的传统经典。
李节：您上中学时的文学教材里有外国作品吗?
赵振江：我记得念过《筑路》《在福特工厂里》，很少的几篇。所以我对外国文学作品没有多少印象。当然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很有触动的。
李节：您的文学课的老师怎么样?
赵振江：老师的文学修养未必有多高，但他们都很敬业。我上的是牛栏山中学，当时的老师都在北京城里住，他们一个月才回一趟家，平时都跟学生在一起。我那时候文科理科都挺好，基本上都是五分。因为我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他就鼓励我上文科。考大学时我报考北大中文系，被中文系录取了，后来作为所谓的“学生骨干”，被外语系“挖”走，听从组织安排，就学了外语。
李节：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现在的中小学语文课本里，外国课文大概占了五分之一左右；课程标准要求小学和初中九年学生课外阅读总量400万字以上，在它建议课外阅读的图书中，外国文学作品占了一半：高中必修课的名著导读部分，中外名著各占一半。您对中学生学习和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态度是怎样的?
赵振江：我个人不主张外国文学作品选得过多。比如，西班牙的中小学课文都是以本国经典为主，当然会有一些像《伊索寓言》这样的作品，毕竟西方国家的语言习惯一样，文化差异也不像我们东西方之间这么大。我们中国也有五千年文明，但西班牙中小学并没有选中国的作品，一篇都没有。我们为什么要选那么多外国的呢?
给中学生读的外国文学作品还是要更精选。我觉得要遵循两个标准，一个是思想性特别突出，再一个就是要看语言，原文什么样我们无法知道，但翻译出来的语言一定要美。不过，翻译的语言有时跟原文相差很多。比如，傅雷先生译 巴尔扎克的语言是很优美的，而实际上，据我的法语同行们讲，巴尔扎克的原文是比较粗糙的，因为他有的小说是在报纸上连载的，写得很快，就来不及推敲语言。而傅雷先生一天只翻译五百字，那语言都是精心推敲出来的。
李节：读外国作品跟读本国作品，对培养学生的语感和语文能力有什么不同?
赵振江：翻译跟用母语创作不是一回事，我搞翻译我很清楚。有的诗人翻译作品读得多了，自己写的诗也越来越像翻译了。不过，有的翻译可能比原文还好，前面说的傅雷先生，可能就是一例。又比如希梅内斯和他的夫人一起翻译的泰戈尔。据说这个西班牙文的本子比别的本子都好，就是因为译者的水平高。希梅内斯是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有一部诗小说《小银和我》，国内也有译本。小银是作者的一头小毛驴的名字，西班牙语音译是“布拉特罗”，因此也有人翻译成《布拉特罗与我》，感觉就别扭。《小银与我》是很多西班牙语国家的小学高年级或初中必选的教材。
李节：您对教材选诗有什么建议?
赵振江：除了古典诗歌之外，当代诗人的也可以选。比如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比如“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构思和语言都很巧妙。当然，也有一些诗人，虽然名气不小，但他写东西，一般人不知所云。这样的作品，就不适合中学生。有些诗看起来浅显，我倒觉得挺适合中学生来念。比如我翻译的西班牙一位女诗人的一首《基本生态学》，其中有一句是：“土地并非先人的遗产，而是子孙后代给我们的贷款。”这里面有环保的理念，语言也很明白，基本上不用解读，学生自己就能读懂。选择诗歌，不一定光选名气很大的，而是要考虑青少年的特点和需要。太深奥的，学生看不懂，老师也讲不清。
李节：在语文版的《中外现代诗歌欣赏选读》教材中，选了西班牙著名诗人加西亚·洛尔迦(现在多译为洛尔卡)的一首诗——《哑孩子》。您也翻译了洛尔卡的大部分作品，包括诗歌、戏剧等，还因此获得了西班牙国王授予的“伊莎贝尔女王勋章”。您能谈谈洛尔卡吗?
赵振江：戴望舒先生的翻译已经是经典了，有的中国诗人都能背诵戴先生翻译的洛尔卡的作品。应该说洛尔卡是对中国诗人影响最大的外国诗人之一，至少影响了中国从朦胧诗以后的几代诗人。中学生读洛尔卡，可以读一些早期的作品，比如谣曲、十四行诗等。不要读后期的《诗人在纽约》。很多西班牙人也不懂它。我在翻译中遇到问题，去请教他们，他们就告诉我说，他怎么写你就怎么翻，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懂。
李节：西班牙语的作品，在中学教材里还是有几篇的，比如《堂吉诃德》是节选了一段，课程标准建议学生课外阅读整部小说；《百年孤独》也有教材节选了一段。
赵振江：外国文学作品有的名气很大，但不一定适合中学生。比如《百年孤独》就很难懂，如果只选一段更加难懂。老师讲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比较透彻的分析，也很重要。外国文学要找专家来写导读。如果是一篇课文，十个人写出十个样儿，就有问题。《堂吉诃德》的解读是有定评的。中学老师能不能驾驭那个主题，也成问题。虽然只选了一段，但也要介绍整部作品，要把前后故事给学生讲一讲。我觉得选外国文学作品一定要选文学史上有定评的作品，要有教案，教师要对作品把握得比较准确，最好是请研究外国文学的专家来写导读，不要随便找个人去写作品解读，因为个人就会很随意，就会出现很多个人化的东西，这样就不利于学生学习。
李节：还是回到您在前面谈到的多读传统经典这个问题上。您认为读古代的经典对培养现代人的语文能力有什么帮助?
赵振江：古典的东西读得多了，自己写的时候就能有感觉。现在有些学生写文章，写完就完了，不注意推敲，不会反复地念。其实，就是写普通文章也有平仄问题，如果都是一个声调，念起来就没有节奏感。这种能力不是谁教两条就能学来的，要自己多读、多写、多体会、多实践。
我们学校地球物理系的赵柏林院士，他1948年上清华，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他给清华写了一幅字，写的是《大学》的文本。我就跟他说：“现在的教育体制培养不出你这样的人。你是搞地球物理的，81岁还能把《大学》背诵下来，写成漂亮的书法。”其实，杨振宁也是这样的学者，他的文学艺术功底也是很深的。现在很难培养出这样的人来了。
李节：现在的教育分科越来越细。就语文学科本身来说，在中国传统经典作品的教学上也许还真的有所欠缺。
赵振江：是啊。中学教育非常重要，到大学就分科了，就不会花很多工夫在传统经典上面。当然，不能也不必让整个班的学生都对古典文学产生兴趣，但至少应该影响—部分人。比如我们中学念的那些，《诗经》《楚辞》《论语》《孟子》、唐诗宋词，等等，现在学生读得少了，还是应该多读一些。还有，现在很多外语系的人，对中文素养的重视不够。有些人外语特别好，但是，如果作文化交流，跟外国人接触的话，你就会发现，外国人感兴趣的不是你发音多么标准，而是听你讲的有没有内容，而且这个内容应该是我们的国学。你跟西班牙人讲西班牙文学，那不是班门弄斧么?就像我们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一样，我们要听他讲他的国家的东西。现在有些学外语的人，甚至不知道朱自清、闻一多是谁，这就非常奇怪。
李节：虽然您是搞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的，但却没有一味强调外国文学，反而这么重视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经典，对于语文教学而言，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建议。谢谢!
李节：您翻译了很多著名西班牙语诗人的作品。有中国诗人直言不讳地说，他们自己的写作得益于您的表达方式，您对此怎么看?
赵振江：国内诗人看到的不是原作，而是翻译。诗歌翻译其实是一种二度创作。我经常参加中国诗歌界的活动，跟很多诗人都有所交流。大概是前年，在中坤集团赞助的“诗歌之旅”活动中，我邀请了一位西班牙诗人——胡安·卡洛斯。因为他不讲英语，要与国内的诗人交流必须通过翻译，我就给他们做翻译。当时同行的国内诗人于坚、西川等，听说他是西班牙人，都跟他说起自己很喜欢西班牙语诗歌，喜欢洛尔卡、帕斯、希梅内斯、马查多等等。当时胡安·卡洛斯就说，其实你们读的并不是他们的作品，而是赵的翻译。相比较而言，国外比较重视翻译，而在国内，翻译，非但稿酬很低，’而且不算科研成果。外语系的老师做翻译不算科研成果，这是很荒谬的。社科院也是如此。报酬本来就低，又不算成果，谁还去做呢?我个人认为，从事外语学科的人，如果翻译的是经典作品，应该是能够通过翻译水平的高低来衡量其专业水平的高低的。
李节：您怎么看现在国内诗人写的诗?
赵振江：现在的诗，更多的是借鉴了国外的东西。比如，我的一位委内瑞拉诗人朋友，看了一些译成英文的中国当代诗歌，他说，如果不告诉他这是中国诗人的作品，他会以为是法国诗人写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因为这些诗是从外国学来的。现在有些诗完全不押韵，没有韵律，朗诵起来没有音乐感，这种诗怎么能传承?怎么可能像古典诗词那样让人喜欢朗诵?五四以后，新诗要突破古典诗词，必须有一个新的形式，这个新的形式是什么?就目前的新诗而言，更多的是借鉴了国外诗歌，而我们自己的传统却“破”得“矫枉过正”了，完全是另起炉灶。我觉得还没有找到很成熟的形式。
李节：听说您非常喜欢中国古典诗词。
赵振江：非常喜欢。搞诗歌翻译，也是因为喜欢古诗。我们的古典诗词讲究韵律和节奏。比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念起来就很上口，有很强的音乐感，不然它怎么能传诵呢?当然现在再恢复诗歌的古典格律是不可能了。但是，现代汉语也应该有韵律、有节奏。我记得何其芳写过一篇《关于现代格律诗》。他认为：“于自由体与格律体之间，格律是不能废除的。从诗歌发展史来看，无论中外诗歌，差不多都是讲格律的。”格律是中国诗歌的传统。比如民歌“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实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你到大门口”，是押韵、是有节奏感的。
我采访过外国诗人。他们认为，写十四行诗是诗人最好的练习。十四行诗有点像我们的律诗。每一行都是十一个音节，有两个重音或三个重音，落在第几个音节上都落在第几个音节上，而且押韵非常有规律。当然，这些韵律无法翻译。
李节：您的语言素养是如何养成的?
赵振江：我的基础是中学打下的，语文教学起了关键作用。我是1956年上高中，1959年毕业。当时我们的教材分成了文学和汉语。文学教材从《诗经》选起，《论语》《孟子》《战国策》、楚辞、汉乐府，一直到明清小说，按照文学史的脉络，基本上全选了。记得我当时念《论语》，真是很有触动，比如：“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对鼓励年轻人艰苦奋斗，就非常有作用。再比如，有一段“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两千多年前的人都能做到自己的好车、好衣服与人分享，现在的人该当如何呢?再比如，念《史记·魏公子列传》，我还记得有人对信陵君说：“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就是说，人家给你做了好事，你得记着，而你给别人做了好事，要把它忘掉。道德有时候会超越时代的。这些把古人的美德传承下来的文化经典，对学生人格的培养、语言能力的提高可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李节：看来您赞成中学生学习传统经典。
赵振江：中学生的时候，人格没有完全形成，可塑性非常强。我们的传统经典作品既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又有很高的思想价值，所以我主张中学生首先还是学习本国的传统经典。
李节：您上中学时的文学教材里有外国作品吗?
赵振江：我记得念过《筑路》《在福特工厂里》，很少的几篇。所以我对外国文学作品没有多少印象。当然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很有触动的。
李节：您的文学课的老师怎么样?
赵振江：老师的文学修养未必有多高，但他们都很敬业。我上的是牛栏山中学，当时的老师都在北京城里住，他们一个月才回一趟家，平时都跟学生在一起。我那时候文科理科都挺好，基本上都是五分。因为我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他就鼓励我上文科。考大学时我报考北大中文系，被中文系录取了，后来作为所谓的“学生骨干”，被外语系“挖”走，听从组织安排，就学了外语。
李节：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现在的中小学语文课本里，外国课文大概占了五分之一左右；课程标准要求小学和初中九年学生课外阅读总量400万字以上，在它建议课外阅读的图书中，外国文学作品占了一半：高中必修课的名著导读部分，中外名著各占一半。您对中学生学习和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态度是怎样的?
赵振江：我个人不主张外国文学作品选得过多。比如，西班牙的中小学课文都是以本国经典为主，当然会有一些像《伊索寓言》这样的作品，毕竟西方国家的语言习惯一样，文化差异也不像我们东西方之间这么大。我们中国也有五千年文明，但西班牙中小学并没有选中国的作品，一篇都没有。我们为什么要选那么多外国的呢?
给中学生读的外国文学作品还是要更精选。我觉得要遵循两个标准，一个是思想性特别突出，再一个就是要看语言，原文什么样我们无法知道，但翻译出来的语言一定要美。不过，翻译的语言有时跟原文相差很多。比如，傅雷先生译 巴尔扎克的语言是很优美的，而实际上，据我的法语同行们讲，巴尔扎克的原文是比较粗糙的，因为他有的小说是在报纸上连载的，写得很快，就来不及推敲语言。而傅雷先生一天只翻译五百字，那语言都是精心推敲出来的。
李节：读外国作品跟读本国作品，对培养学生的语感和语文能力有什么不同?
赵振江：翻译跟用母语创作不是一回事，我搞翻译我很清楚。有的诗人翻译作品读得多了，自己写的诗也越来越像翻译了。不过，有的翻译可能比原文还好，前面说的傅雷先生，可能就是一例。又比如希梅内斯和他的夫人一起翻译的泰戈尔。据说这个西班牙文的本子比别的本子都好，就是因为译者的水平高。希梅内斯是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有一部诗小说《小银和我》，国内也有译本。小银是作者的一头小毛驴的名字，西班牙语音译是“布拉特罗”，因此也有人翻译成《布拉特罗与我》，感觉就别扭。《小银与我》是很多西班牙语国家的小学高年级或初中必选的教材。
李节：您对教材选诗有什么建议?
赵振江：除了古典诗歌之外，当代诗人的也可以选。比如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比如“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构思和语言都很巧妙。当然，也有一些诗人，虽然名气不小，但他写东西，一般人不知所云。这样的作品，就不适合中学生。有些诗看起来浅显，我倒觉得挺适合中学生来念。比如我翻译的西班牙一位女诗人的一首《基本生态学》，其中有一句是：“土地并非先人的遗产，而是子孙后代给我们的贷款。”这里面有环保的理念，语言也很明白，基本上不用解读，学生自己就能读懂。选择诗歌，不一定光选名气很大的，而是要考虑青少年的特点和需要。太深奥的，学生看不懂，老师也讲不清。
李节：在语文版的《中外现代诗歌欣赏选读》教材中，选了西班牙著名诗人加西亚·洛尔迦(现在多译为洛尔卡)的一首诗——《哑孩子》。您也翻译了洛尔卡的大部分作品，包括诗歌、戏剧等，还因此获得了西班牙国王授予的“伊莎贝尔女王勋章”。您能谈谈洛尔卡吗?
赵振江：戴望舒先生的翻译已经是经典了，有的中国诗人都能背诵戴先生翻译的洛尔卡的作品。应该说洛尔卡是对中国诗人影响最大的外国诗人之一，至少影响了中国从朦胧诗以后的几代诗人。中学生读洛尔卡，可以读一些早期的作品，比如谣曲、十四行诗等。不要读后期的《诗人在纽约》。很多西班牙人也不懂它。我在翻译中遇到问题，去请教他们，他们就告诉我说，他怎么写你就怎么翻，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懂。
李节：西班牙语的作品，在中学教材里还是有几篇的，比如《堂吉诃德》是节选了一段，课程标准建议学生课外阅读整部小说；《百年孤独》也有教材节选了一段。
赵振江：外国文学作品有的名气很大，但不一定适合中学生。比如《百年孤独》就很难懂，如果只选一段更加难懂。老师讲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比较透彻的分析，也很重要。外国文学要找专家来写导读。如果是一篇课文，十个人写出十个样儿，就有问题。《堂吉诃德》的解读是有定评的。中学老师能不能驾驭那个主题，也成问题。虽然只选了一段，但也要介绍整部作品，要把前后故事给学生讲一讲。我觉得选外国文学作品一定要选文学史上有定评的作品，要有教案，教师要对作品把握得比较准确，最好是请研究外国文学的专家来写导读，不要随便找个人去写作品解读，因为个人就会很随意，就会出现很多个人化的东西，这样就不利于学生学习。
李节：还是回到您在前面谈到的多读传统经典这个问题上。您认为读古代的经典对培养现代人的语文能力有什么帮助?
赵振江：古典的东西读得多了，自己写的时候就能有感觉。现在有些学生写文章，写完就完了，不注意推敲，不会反复地念。其实，就是写普通文章也有平仄问题，如果都是一个声调，念起来就没有节奏感。这种能力不是谁教两条就能学来的，要自己多读、多写、多体会、多实践。
我们学校地球物理系的赵柏林院士，他1948年上清华，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他给清华写了一幅字，写的是《大学》的文本。我就跟他说：“现在的教育体制培养不出你这样的人。你是搞地球物理的，81岁还能把《大学》背诵下来，写成漂亮的书法。”其实，杨振宁也是这样的学者，他的文学艺术功底也是很深的。现在很难培养出这样的人来了。
李节：现在的教育分科越来越细。就语文学科本身来说，在中国传统经典作品的教学上也许还真的有所欠缺。
赵振江：是啊。中学教育非常重要，到大学就分科了，就不会花很多工夫在传统经典上面。当然，不能也不必让整个班的学生都对古典文学产生兴趣，但至少应该影响—部分人。比如我们中学念的那些，《诗经》《楚辞》《论语》《孟子》、唐诗宋词，等等，现在学生读得少了，还是应该多读一些。还有，现在很多外语系的人，对中文素养的重视不够。有些人外语特别好，但是，如果作文化交流，跟外国人接触的话，你就会发现，外国人感兴趣的不是你发音多么标准，而是听你讲的有没有内容，而且这个内容应该是我们的国学。你跟西班牙人讲西班牙文学，那不是班门弄斧么?就像我们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一样，我们要听他讲他的国家的东西。现在有些学外语的人，甚至不知道朱自清、闻一多是谁，这就非常奇怪。
李节：虽然您是搞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的，但却没有一味强调外国文学，反而这么重视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经典，对于语文教学而言，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