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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农村改革来说，“小岗村”已经成为一个符号，那18个血红的手指印，一是改革先行者留给国人的壮烈记忆。在中国西部，也有一些地方像安徽小岗村一样，在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不同阶段，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
2008年11月11日，“顶云经验”30周年纪念大会在贵州省关岭自治县顶云乡举行。30多年前，顶云乡陶家寨人偷偷搞起的土地承包，吹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前奏曲。
其实，如果放眼整个西部地区，就会发现更多像顶云乡这样与安徽小岗村一起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而且，这样的先行者在农村改革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出现。
地下状态的包干到户
“不如包干到户!”1977年，陈高宗出任顶云乡陶家寨生产队队长两年后，他的脑子里开始不断盘旋着这个念头。
1975年，前任队长撂挑子不干了，陈高宗被大家推选为队长。他思考了几天，向村民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把生产队分成三个组；二是把土地分为三大块，队里的15头耕牛也按组进行分配；三是只管新账不管老账。
当时的状况是，农业生产一直上不去，大家吃不饱饭。急于想改变现状的村民答应了陈高宗的要求，全村30多户185人分成三个作业组，按组从事生产。一年下来，打的粮食明显比过去多了。
“过去分的粮食，只够全家吃半年的，包产到组后，粮食一年还吃不完，能剩1000多斤。”陈高宗回忆说。
但是，陈高宗并不满足于包产到组，觉得如果能包干到户，生产效率肯定会更高。但是，他也很清楚这一做法的风险，包干到户是要被“割尾巴”的。
“1977年初，春耕生产前，我与队里分别担任保管员和组长的5个村民一起，到村子背后一个叫灯盏窝的小山上秘密商量，讨论了一天，觉得只有单干才有出路。”陈高宗当即拍板，说干就干。他们用石头作标记，把土地分到了户。为了不被发现，栽秧，打田时大家一起干；秋收时先将粮食抬到集体仓库里，晚上没人时再由村民往各自家里搬。
那一年的地下秘密试验回报颇丰，陶家寨生产队粮食产量翻了两倍多，人均吃粮从原来每年不到100公斤增加到250多公斤，人均收入从原来的几十元增至200多元。
陈高宗的地下实验后来还是被卢泽江发现了。卢泽江当时是以关岭县春耕生产，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队员的身份进驻顶云公社的。
“当时只准农民经营土地，若经营其他任何东西，便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民手脚受到严重束缚，吃粮水平年人均仅200到300斤，全公社缺粮面高达80％以上。”卢泽江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道。
陶家寨村民的试验给了卢泽江启示。在与几个生产队队长开会商量后，他大胆作出试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作业组生产责任制，在全公社28个生产队中选取了16个生产队进行试验。那一年，刚好赶上年景不好，夏收作物遭遇冰雹，秋季作物遭遇水涝，但是，16个生产队却依然个个增产，平均产量比上年增加了三成。
如今已经81岁的时任关岭县委书记的李新全说，“顶云没搞责任制之前，有一个叫吴正刚的小队干部给我写信，述说百姓的艰难生活，强烈要求搞包产到户，我没有立即回信，而是进行了调查，发现现实情况比信上说的还要严重，社会主义好，不能让老百姓吃不饱。担着巨大的风险，没有经过班子研究，我默认了顶云的做法。”
从陶家寨的地下试验，到顶云乡的部分复制，再到县级领导的默许，“顶云经验”不经意间承担了中国农村改革先行者的角色。
邓天元的1976年
无独有偶，顶云的故事在四川也同样发生了。
九龙坡村是四川蓬溪县群利镇(当年叫群利公社)的一个边远山村，与南充、武胜以及现在的重庆合川相邻。大集体时代，这个村子是当地有名的“叫花村”，每个全劳力一年只能分得160斤带有水气的毛谷子，只能维持几个月的生计。实在饿得不行了，不少人就举家外出行乞。有个生产队30多户，在外乞讨的就有20来户。
当邓天元被从别的公社调往群利公社任党委书记时，他是不情愿的。“群利是个穷地方，谁都不愿去那里当干部。上级决定让我去那里任职时，我不仅坚持不去，还为此流过眼泪。”
最终，邓天元还是去了。他当时并没有想到，此次赴任，竟然拉开了四川土地改革的序幕。
1976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邓天元找来几个大队及生产队的干部，讨论如何将农业生产搞上去。讨论了一晚上，最后的结论是，“不如把田地分给农民算了”。不过，谨慎的邓天元决定还是先从分边角田开始，选两个生产队做试点。
在秘密召开了20多次群众大会之后，作为试点的九龙坡村一队和五队村民，率先分得了一些田边地角。分得田地的农民为掩人耳目，白天基本上都参加集体劳动，自己的田地晚上才耕种。有风声透出去后，为应付检查，村上甚至派老人、小孩站岗放哨，发现有人来检查便发出信号，分散劳动的村民迅速凑到一起干活。
分地的做法很快收到成效。分地第二年，农民个人的收成是集体的4倍，农民们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余粮，1977年，群利公社将三类田也分给农民自己耕种。第二年，“包产到户”覆盖了整个群利公社。
1979年，全国大旱。在7月的一次县级会议上，时任蓬溪县委书记的周裕德向参会干部问计，邓天元没多讲他偷偷搞承包，只是邀请参会的人，“去我们那里看看就知道办法了。”会后，大家前往群利公社参观考察，发现包产到户确实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了起来。
至此，邓天元在群利的试验，算是得到了县上的肯定。
不久，中央派出工作组来到群利。“工作组一下来就要求我们立即收回土地，我们口头答应，但就是不执行。”邓天元说。工作组走进农民家里，主人都会端上热茶，煮醪糟鸡蛋，中午还留他们吃腊肉，嘴里一个劲地说“包产到户”如何如何好。带队的农林部曾处长私下对邓天元说：“你们公社给我留下三个印象，一是干部群众团结一心，二是老百姓生活好了、热情好客，三是生产面貌好。”
工作组离开前，将省委、地委，县委领导召集到一起，在群利开了个现场会。至此，群利“包产到户”试验正式浮出水面，并在四川全面推广。
改革试验区的“邛崃模式”
对中国农村改革来说，“小岗村”已经成为先行者的一个符号。在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不同阶段，总有一些地方像安徽小岗村一样，扮演着这种先行者的角色。
在刚刚经历了地震考验的四川，新的先行者已经出现。
今年8月，都江堰鹤鸣村的岳艳群领取了“四证两卡”。四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两卡指的是耕地保护卡和养老保险卡。
岳艳群将自家6亩左右的土地流转给了都江堰一位投资者，在当地搞无公害蔬菜基地种植，合同租期是19年，土地收益按每亩850公斤大米的当年市价 计算，每5年递增50斤大米。
将土地流转出去后，岳艳群的新身份是蔬菜基地的工人，每月能有几百元的收入。“以前自己耕作，收入也只是现在的一半。”岳艳群说。
为了保护耕地，鹤鸣村村民每人都持有一份耕地保护合同。遵守合同的村民，将得到一笔耕保基金，这笔钱打在耕保基金卡上，满60岁就可以提取。60岁前，可以用这笔钱参加农民养老保险。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市在今年年初推出了2008“一号文件”——《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其中的重点内容就是农村土地确权以及流转。按计划先在都江堰，温江，双流，大邑等4个区市县试点。截至9月底，成都已经有10多万户完成了确权。
在此之前，成都土地改革已经探索出一种成功的模式——“邛崃模式”。
2005年12月，邛崃市羊安镇汤营村506户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了汤营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入股土地达1060亩。
据村支书胡贵全介绍，汤营公司的发展模式为：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村集体以土地整理新增的部分耕地入股，邛崃市兴农投资公司投入100万元股金成立汤营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规模经营土地，发展现代农业。公司经营利润一半留作再生产资金，另一半作为分红资金(兴农公司占50％股份，其余股东占50％股份)。资料显示，2007年度，汤营公司在种植业经营方面共收入480余万元，实现利润83.1万元，入股农户每亩土地现金分红155元。
村民付鸣远是公司股东之一，他的收入构成也因此变得“复杂”起来：在公司蔬菜基地打工，一个月领取750元工资；土地入股后每亩一年可得保底收入黄谷800斤，照0.88元一斤算，家里4亩5分地，大约可得3100多元；公司年底分红还有一笔收入。和以前自己种地相比，收入多了五、六千元。
当地政府为了推动此项改革，以国有资产向银行抵押100万元作为风险资金，投入到汤营公司，这笔投资不参与公司分红，仅作为扶持农村集体经济的启动资金。等到公司发展成熟后，政府再原价回购100万元的股份。
2006年3月14日，四川省第一家市级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中心在成都成立，农村土地流转由以往的“个人行为”变为政府指导。
随着成都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当地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快。今年4月，成都市农村产权流转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这家公司由成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及成都市17家区(市)县农业投资公司共同组建，前者拥有担保公司60％股权。有关人士指出，作为首个为农村产权进行担保的公司，其担保范围的创新之处在于，“过去不能用于抵押担保融资的宅基地，农村房屋，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农村生产生活要素将被一一盘活”。业界人士也认为，这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又一重大创新。
顶云人的新探索
与四川农地流转改革同时进行的是顶云人的新探索。
一家一户种地，解决的也只是吃饱饭的问题。前些年，贵州省关岭自治县农村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选择了外出打工。针对土地抛荒现象，2005年以来，关岭自治县大力推进土地“规模经营”。以农民自愿、民主讨论、民主决策为原则，让有经营头脑的种植大户对农民土地进行公开、公平承包。
顶云乡目前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多达7000多人，占全乡总人口的将近三分之一。从2004年到2006年，顶云乡进行了“打包经营”的新尝试，三年间分别集中农户土地100亩，200亩和300亩，分别选择种植大户或科技能手进行“打包经营”种植西红柿。农户从承包经营者手中收取土地租金，同时还可以到经营者那里打工挣钱。
2007年，顶云乡加大力度推动“打包经营”模式，乡里从财政扶贫资金等多个渠道筹资100万元，对凡是在全乡规划连片范围内规模种植的农户，每亩补助500元的种子或物资。同时，由乡政府，多蔬菜协会及所在地村委会协调解决好水，电，路的使用及培训种植技术等问题。乡上还规定，每亩土地经营权出让金一年500元，有能力经营自己承包地的农户，同样享受乡政府每亩地500元的物资或种子补助政策。
朱定美是顶云乡石板村的农民，她家出租3亩多地，除了1800元的土地租金收入外，她还在自家地里为承租方打工。一季番茄，辣椒种植下来，朱定美个人工资近5000元。土地出租后，她的丈夫外出打工，去年全家收入在3万元以上。
黄兴林在平寨村种植了33亩番茄，去年，番茄最高亩产5000多公斤，最低3000多公斤，均价每公斤2元左右。每亩土地除了支付土地租金500元，工资1200元，农药及种子和肥料1800元后，黄兴林每亩地种植一季番茄，纯收入在4200元左右。
顶云乡推出的“打包经营”政策，吸引了邻近县，乡和外出打工的本乡40多名种植能手承包了土地，目前全乡以西红柿为主的蔬菜产业种植已达5400亩。而在关岭自治县的花江镇、八德乡、关索镇、坡贡镇等13个乡镇，租地经营的种植能手已有600多名，种植面积达到3万余亩，先后建成了断桥早菜基地、新铺西瓜基地，板贵花椒基地，坡贡生姜基地，永宁秋淡季蔬菜基地，花江蚕桑种植基地等120多个规模种植基地。
在顶云人迎来“顶云经验”30周年之际，他们又在为中国新一轮农村改革积累着新的经验。
2008年11月11日，“顶云经验”30周年纪念大会在贵州省关岭自治县顶云乡举行。30多年前，顶云乡陶家寨人偷偷搞起的土地承包，吹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前奏曲。
其实，如果放眼整个西部地区，就会发现更多像顶云乡这样与安徽小岗村一起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而且，这样的先行者在农村改革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出现。
地下状态的包干到户
“不如包干到户!”1977年，陈高宗出任顶云乡陶家寨生产队队长两年后，他的脑子里开始不断盘旋着这个念头。
1975年，前任队长撂挑子不干了，陈高宗被大家推选为队长。他思考了几天，向村民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把生产队分成三个组；二是把土地分为三大块，队里的15头耕牛也按组进行分配；三是只管新账不管老账。
当时的状况是，农业生产一直上不去，大家吃不饱饭。急于想改变现状的村民答应了陈高宗的要求，全村30多户185人分成三个作业组，按组从事生产。一年下来，打的粮食明显比过去多了。
“过去分的粮食，只够全家吃半年的，包产到组后，粮食一年还吃不完，能剩1000多斤。”陈高宗回忆说。
但是，陈高宗并不满足于包产到组，觉得如果能包干到户，生产效率肯定会更高。但是，他也很清楚这一做法的风险，包干到户是要被“割尾巴”的。
“1977年初，春耕生产前，我与队里分别担任保管员和组长的5个村民一起，到村子背后一个叫灯盏窝的小山上秘密商量，讨论了一天，觉得只有单干才有出路。”陈高宗当即拍板，说干就干。他们用石头作标记，把土地分到了户。为了不被发现，栽秧，打田时大家一起干；秋收时先将粮食抬到集体仓库里，晚上没人时再由村民往各自家里搬。
那一年的地下秘密试验回报颇丰，陶家寨生产队粮食产量翻了两倍多，人均吃粮从原来每年不到100公斤增加到250多公斤，人均收入从原来的几十元增至200多元。
陈高宗的地下实验后来还是被卢泽江发现了。卢泽江当时是以关岭县春耕生产，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队员的身份进驻顶云公社的。
“当时只准农民经营土地，若经营其他任何东西，便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民手脚受到严重束缚，吃粮水平年人均仅200到300斤，全公社缺粮面高达80％以上。”卢泽江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道。
陶家寨村民的试验给了卢泽江启示。在与几个生产队队长开会商量后，他大胆作出试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作业组生产责任制，在全公社28个生产队中选取了16个生产队进行试验。那一年，刚好赶上年景不好，夏收作物遭遇冰雹，秋季作物遭遇水涝，但是，16个生产队却依然个个增产，平均产量比上年增加了三成。
如今已经81岁的时任关岭县委书记的李新全说，“顶云没搞责任制之前，有一个叫吴正刚的小队干部给我写信，述说百姓的艰难生活，强烈要求搞包产到户，我没有立即回信，而是进行了调查，发现现实情况比信上说的还要严重，社会主义好，不能让老百姓吃不饱。担着巨大的风险，没有经过班子研究，我默认了顶云的做法。”
从陶家寨的地下试验，到顶云乡的部分复制，再到县级领导的默许，“顶云经验”不经意间承担了中国农村改革先行者的角色。
邓天元的1976年
无独有偶，顶云的故事在四川也同样发生了。
九龙坡村是四川蓬溪县群利镇(当年叫群利公社)的一个边远山村，与南充、武胜以及现在的重庆合川相邻。大集体时代，这个村子是当地有名的“叫花村”，每个全劳力一年只能分得160斤带有水气的毛谷子，只能维持几个月的生计。实在饿得不行了，不少人就举家外出行乞。有个生产队30多户，在外乞讨的就有20来户。
当邓天元被从别的公社调往群利公社任党委书记时，他是不情愿的。“群利是个穷地方，谁都不愿去那里当干部。上级决定让我去那里任职时，我不仅坚持不去，还为此流过眼泪。”
最终，邓天元还是去了。他当时并没有想到，此次赴任，竟然拉开了四川土地改革的序幕。
1976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邓天元找来几个大队及生产队的干部，讨论如何将农业生产搞上去。讨论了一晚上，最后的结论是，“不如把田地分给农民算了”。不过，谨慎的邓天元决定还是先从分边角田开始，选两个生产队做试点。
在秘密召开了20多次群众大会之后，作为试点的九龙坡村一队和五队村民，率先分得了一些田边地角。分得田地的农民为掩人耳目，白天基本上都参加集体劳动，自己的田地晚上才耕种。有风声透出去后，为应付检查，村上甚至派老人、小孩站岗放哨，发现有人来检查便发出信号，分散劳动的村民迅速凑到一起干活。
分地的做法很快收到成效。分地第二年，农民个人的收成是集体的4倍，农民们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余粮，1977年，群利公社将三类田也分给农民自己耕种。第二年，“包产到户”覆盖了整个群利公社。
1979年，全国大旱。在7月的一次县级会议上，时任蓬溪县委书记的周裕德向参会干部问计，邓天元没多讲他偷偷搞承包，只是邀请参会的人，“去我们那里看看就知道办法了。”会后，大家前往群利公社参观考察，发现包产到户确实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了起来。
至此，邓天元在群利的试验，算是得到了县上的肯定。
不久，中央派出工作组来到群利。“工作组一下来就要求我们立即收回土地，我们口头答应，但就是不执行。”邓天元说。工作组走进农民家里，主人都会端上热茶，煮醪糟鸡蛋，中午还留他们吃腊肉，嘴里一个劲地说“包产到户”如何如何好。带队的农林部曾处长私下对邓天元说：“你们公社给我留下三个印象，一是干部群众团结一心，二是老百姓生活好了、热情好客，三是生产面貌好。”
工作组离开前，将省委、地委，县委领导召集到一起，在群利开了个现场会。至此，群利“包产到户”试验正式浮出水面，并在四川全面推广。
改革试验区的“邛崃模式”
对中国农村改革来说，“小岗村”已经成为先行者的一个符号。在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不同阶段，总有一些地方像安徽小岗村一样，扮演着这种先行者的角色。
在刚刚经历了地震考验的四川，新的先行者已经出现。
今年8月，都江堰鹤鸣村的岳艳群领取了“四证两卡”。四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两卡指的是耕地保护卡和养老保险卡。
岳艳群将自家6亩左右的土地流转给了都江堰一位投资者，在当地搞无公害蔬菜基地种植，合同租期是19年，土地收益按每亩850公斤大米的当年市价 计算，每5年递增50斤大米。
将土地流转出去后，岳艳群的新身份是蔬菜基地的工人，每月能有几百元的收入。“以前自己耕作，收入也只是现在的一半。”岳艳群说。
为了保护耕地，鹤鸣村村民每人都持有一份耕地保护合同。遵守合同的村民，将得到一笔耕保基金，这笔钱打在耕保基金卡上，满60岁就可以提取。60岁前，可以用这笔钱参加农民养老保险。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市在今年年初推出了2008“一号文件”——《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其中的重点内容就是农村土地确权以及流转。按计划先在都江堰，温江，双流，大邑等4个区市县试点。截至9月底，成都已经有10多万户完成了确权。
在此之前，成都土地改革已经探索出一种成功的模式——“邛崃模式”。
2005年12月，邛崃市羊安镇汤营村506户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了汤营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入股土地达1060亩。
据村支书胡贵全介绍，汤营公司的发展模式为：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村集体以土地整理新增的部分耕地入股，邛崃市兴农投资公司投入100万元股金成立汤营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规模经营土地，发展现代农业。公司经营利润一半留作再生产资金，另一半作为分红资金(兴农公司占50％股份，其余股东占50％股份)。资料显示，2007年度，汤营公司在种植业经营方面共收入480余万元，实现利润83.1万元，入股农户每亩土地现金分红155元。
村民付鸣远是公司股东之一，他的收入构成也因此变得“复杂”起来：在公司蔬菜基地打工，一个月领取750元工资；土地入股后每亩一年可得保底收入黄谷800斤，照0.88元一斤算，家里4亩5分地，大约可得3100多元；公司年底分红还有一笔收入。和以前自己种地相比，收入多了五、六千元。
当地政府为了推动此项改革，以国有资产向银行抵押100万元作为风险资金，投入到汤营公司，这笔投资不参与公司分红，仅作为扶持农村集体经济的启动资金。等到公司发展成熟后，政府再原价回购100万元的股份。
2006年3月14日，四川省第一家市级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中心在成都成立，农村土地流转由以往的“个人行为”变为政府指导。
随着成都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当地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快。今年4月，成都市农村产权流转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这家公司由成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及成都市17家区(市)县农业投资公司共同组建，前者拥有担保公司60％股权。有关人士指出，作为首个为农村产权进行担保的公司，其担保范围的创新之处在于，“过去不能用于抵押担保融资的宅基地，农村房屋，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农村生产生活要素将被一一盘活”。业界人士也认为，这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又一重大创新。
顶云人的新探索
与四川农地流转改革同时进行的是顶云人的新探索。
一家一户种地，解决的也只是吃饱饭的问题。前些年，贵州省关岭自治县农村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选择了外出打工。针对土地抛荒现象，2005年以来，关岭自治县大力推进土地“规模经营”。以农民自愿、民主讨论、民主决策为原则，让有经营头脑的种植大户对农民土地进行公开、公平承包。
顶云乡目前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多达7000多人，占全乡总人口的将近三分之一。从2004年到2006年，顶云乡进行了“打包经营”的新尝试，三年间分别集中农户土地100亩，200亩和300亩，分别选择种植大户或科技能手进行“打包经营”种植西红柿。农户从承包经营者手中收取土地租金，同时还可以到经营者那里打工挣钱。
2007年，顶云乡加大力度推动“打包经营”模式，乡里从财政扶贫资金等多个渠道筹资100万元，对凡是在全乡规划连片范围内规模种植的农户，每亩补助500元的种子或物资。同时，由乡政府，多蔬菜协会及所在地村委会协调解决好水，电，路的使用及培训种植技术等问题。乡上还规定，每亩土地经营权出让金一年500元，有能力经营自己承包地的农户，同样享受乡政府每亩地500元的物资或种子补助政策。
朱定美是顶云乡石板村的农民，她家出租3亩多地，除了1800元的土地租金收入外，她还在自家地里为承租方打工。一季番茄，辣椒种植下来，朱定美个人工资近5000元。土地出租后，她的丈夫外出打工，去年全家收入在3万元以上。
黄兴林在平寨村种植了33亩番茄，去年，番茄最高亩产5000多公斤，最低3000多公斤，均价每公斤2元左右。每亩土地除了支付土地租金500元，工资1200元，农药及种子和肥料1800元后，黄兴林每亩地种植一季番茄，纯收入在4200元左右。
顶云乡推出的“打包经营”政策，吸引了邻近县，乡和外出打工的本乡40多名种植能手承包了土地，目前全乡以西红柿为主的蔬菜产业种植已达5400亩。而在关岭自治县的花江镇、八德乡、关索镇、坡贡镇等13个乡镇，租地经营的种植能手已有600多名，种植面积达到3万余亩，先后建成了断桥早菜基地、新铺西瓜基地，板贵花椒基地，坡贡生姜基地，永宁秋淡季蔬菜基地，花江蚕桑种植基地等120多个规模种植基地。
在顶云人迎来“顶云经验”30周年之际，他们又在为中国新一轮农村改革积累着新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