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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7夜搭建起一座拥有世界一流医疗设施水平的医院，这注定不是一场轻松的战役
3年后。大院门招牌上的“小汤山医院”几个大字已经被灰尘遮掩得模糊，门内欧式2层小楼外墙的红颜色依然鲜艳，但那个指示标牌“传染性疾病筛查门诊”已经破旧不堪，红楼的东南侧几间昔日的传染病房也已挪作他用。红楼后边的人工湖边，两位老人悠闲地在钓着鱼。
门外满是卖瓜果零食的小商贩。向他们询问起来，已经很少有人记得背后的院子就是非典时期的北京专用救治中心。那个初夏的惶恐似乎已经随着时间远去，了解这座特殊的医院那段飞速搭建历史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2003年4月的北京，在漫天的白色口罩的淹没下，有一批人整整奋战了7天7夜，却几乎没有人想起戴上口罩，全部加起来能睡上16个小时已经叫做奢侈。这就是2003年的小汤山医院的建设。我们纪念这座医院不是要回忆痛苦，而只是想向这些默默无闻的建设者，再一次敬礼。
变数
2003年3月，北京的街头、商场、公交车里突然空旷了许多，偶尔会零零星星出现几个人，但白色的口罩掩不住他们眼中的不安，这个春天，许多人第一次听到一个名词——SARS。
潜滋暗长的患病人数在4月突然猛增，最高一天新增病例达150多人。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的非典型肺炎病例1807例中，北京就占了339例，另外还收治疑似病例402人。中日友好医院告急，佑安医院告急，地坛医院告急，几乎所有SARS定点医院都在超负荷运转，很多病人甚至被医院告知已无余力收治。更令人不安的是，由于长时间疲劳工作，大批医护人员因免疫力降低而病倒，北京急需的不仅是病房，还有新鲜的医护血液。
21日，北京新增SARS病人106例，累计疑似病人666例。最危及的关头，北京市政府领导连夜开会，在22日作出决定，在昌平区小汤山附近急征用地40.3公顷，建设“非典”定点医院，同时向军队请求医护救援。
原本安宁平静的小汤山一夜之间成为北京SARS救治的解压阀。为什么是它？
这片占地122亩、建筑面积25000平方米的医院曾经是小汤山疗养院预留发展用地。建设者可以依托小汤山疗养院已有的基础设施，尽快地完成医院的建设。其次，交通便利，周围市政条件也比较好。第三，这片空地距最近的村庄约有500多米，有利于安全隔离。第四，它的周边有较开阔的空地，便于机械化施工，有利于在短期内完成建设任务。
22日晚，北京市建工集团、城建集团、住总集团、城乡集团、市政集团、中建一局六家建筑公司同时接到了一个简单却紧迫的命令：3天建成小汤山医院。
这注定不是一场轻松的战役。北京市政府只提出了搭建最简单的盒子房的要求，至于建成什么样子、建在哪个方向，没有任何资料可以供他们参考。几家公司紧急开了个会，做了简单的任务划分。23日，各家项目组进场开工。
生死时速
时任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后简称一局发展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杨春山领到了50间西区病房与护士站（4000多平米）的建设任务。从接到命令开始，他们就从各个不同的在建工地拆下正在使用的盒子房紧急运送到小汤山搭建起来，两天之后，他们领到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可真正的考验刚刚开始。4月25日，来考察过后的军队医生要求医院建设标准升级。他们要求将医院建成能容纳1000张病床、各项配套设施达到三星级宾馆标准、执行一级传染病技术的标准“野战医院”。其中，每间病房约15平方米，带有独立卫生间，淋浴、洗手面盆，除了救治需要的电灯、呼叫器、氧气、紫外线消毒灯外，还要有电话、电视和空调。为防止医护人员被传染，治疗区内还要增设医护人员专用通道，并设有双层玻璃的送饭口，以便医患双方彻底隔离。一局已经建好的护士站不得不拆掉重建。
此外，看到一局项目组前两天的高效施工能力后，市政府决定让其追加17、18号病房区，和后勤区、病危区、医护通道、四个风机房、主热力管道共1000多平方米的建设任务量。接下来的时间里，一局项目组不断接到更细微、更复杂的图纸，建设的时间也被政府调度机构延长到了7天。可按照平时的工作量计算，完成这些任务原本需要半年！
与此同时，其他几个施工单位也在紧张的进行着整个传染病医院的配套设施施工，包括接诊室、氧气站、停尸房、焚烧炉、化粪池，以及专门的接诊通道、医护人员专用通道、消毒系统、呼叫系统、吸引系统、氧气管线系统、污水处理系统、生活供应中心、液化气供应站、雨罩、甬路等。
工地全面开花，被包围在正中央的一局项目组却因此遭遇难关：材料进不来，施工设备也进不来，基本的沙子和水泥都要肩扛手提。不止是他们，所有单位的材料都出现了紧缺。为了保证完成任务，每个单位都派人在运输车队必经之路上设下“关卡”，不管谁家的货运到都抢先拉走，施工现场也发生了各单位互用建材的混乱场面。但尽管如此，却从没有因此发生过不愉快。“哎，那是我们单位的！”“噢，你们单位的啊，好，那我们不拿了，走吧。”事情简单打住，但很快这一幕又再次重演。
这还不算什么，一天几变的图纸更让人手忙脚乱。一局项目组负责上下沟通的申京龙说，图纸上的时间记录都要精确到分秒，不然根本对不上。到了最后，整个小汤山医院的上下水进出口、卫生间的位置、空调的位置都被打乱，各个单位搭建的病房式样也是五花八门。
虽然施工队伍达到2800人，但一加再加的任务已经使一局工人们不堪重负，所有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在走路时就能睡着。申京龙急了，为此和市建委副主任大吵一架。“工作量很大很大，工人们都累成那样了，我们还要干别的单位该干的事！”原本整个通廊里的热力管沟是市政集团的任务，但连接处却被他们遗漏下来，市建委要求一局项目组补做，“凭什么还要我们做？实在是忙不过来了。”但最后，一局项目组还是做了，大家都忙得顾不上抱怨。
让一局发展公司党群工作部的部长范沛君印象最深刻的是4月28日那天，机器的轰鸣声让他跟青年突击队长赵谦说话时不得不大吼大嚷，但即便这样，赵谦还是睡着在椅子上，一无所知。赵谦当时已经连续5天没睡了，第6天却还是硬撑到了下午才回家。从他的头挨到床开始他整整睡了16个小时。而这对许多仍在奋战的人来说，已经是难以触及的奢侈。
水、裤子与袜子
在不断告急的SARS时期，小汤山工程对六家施工单位来说无异于打造一艘“诺亚方舟”。他们盖的是房子，施工时自己却没有地方住；他们在进行着现代化施工，却没有一张摆放施工图纸的桌子；他们为病人和医护工作者的饮食起居设计得那么周全，施工时却连饭都吃不上。
至少，一局项目组还有个用塑料彩条搭起来的临时指挥部，而建工六建的指挥部则是个流动场所，在任何一个有塑料泡沫、木板、彩钢板等材料堆积的地方，一群人将几张简单的图纸铺在地上就开始办公。
所有施工队都没有宿舍，只要有一丁点空闲时间，工人们就随便找一个地方席地而卧。刚铺好的地面，即使地上凹凸不平，但他们一躺下去就怎么也喊不醒，只有钻机钻起灰溅到身上，他们才能挣扎起来。有的人困得睁不开眼，一直揉着面颊。
有时早餐有油条和榨菜，工人们却无处洗手，他们就用满是泥土的手直接吃——这已经算好了，更多时候根本来不及吃早餐。
水却是有的。工人们还能轮班休息，但管理人员根本不敢合眼。几天几夜没睡过觉，上火上得肠胃干燥，嘴上起泡，只能靠不停喝矿泉水来压住火气，到了最后胃里早已满当当全是水，嘴里却还是不得不喝。“现在见到矿泉水都想吐。”建工六建第十八项目部的水暖工长孟庆洲、土建工长潘书军和质量员魏建军异口同声的说。
但水不是孟庆洲最大的“敌人”。一个负责水管工程的包工头因为害怕偷偷跑掉了，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孟庆洲只好自己上。他正在管沟内作业时，市政的推土机就过来埋土了，他差点被埋在推土机下面。为了抢时间，交叉作业常见得很。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管理工程系施工教研室的孙震教授说：“这虽然是不符合规范的，但面对如此庞大的施工量，如此短的工期，这是唯一的办法。”
没时间回家，魏建军连续6天没有换过衣裳。裤子被磨开了，就将就穿着继续工作。他跟别人一样，脚上都是一串水泡。袜子被磨破了，就把脚背换到脚底穿，脚跟的大口子就挪到了脚面上，黑黑的袜子中间露出白白的皮肤，十分扎眼。
忘记带手机充电器的孟庆洲就“抢”来材料厂商的手机。不是为了和家里人报平安，而是要指挥现场工作，手机一刻也不能停。
项目经理王振华当时已经57岁了，还是从北京吉利大学的工地受命直奔小汤山，顾不上自己的糖尿病，必备药品也没来得及带，7天下来，腿脚肿胀得再也穿不下鞋子。
他们代表的是当时工地上大多数人的境况。
整个占地面积122亩、建设面积60亩，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工地，人数最多的时候有1万多人在同时施工。拆墙的，盖墙的；挖沟的，填沟的；进来的，出去的……终于，2003年4月30日晚9点多钟，小汤山 “非典”定点医院全面建成。建成的病区分为东、西两区，每区建有6排病房。其中，东区216间，西区292间。病房的南侧设有X光年室，北侧为重症病监护室、接诊室、检验科，还分为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这些设施陆续安装完成后，小汤山医院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医疗设施水平。
“非典”病人陆陆续续搬进医院，辛劳7天的建设者们又回到了各自的工地。工友们听到他们描述那个宏大紧张的场景，无不感到震撼。一局发展公司党群工作部的宣教经理薛连建很怀念那个时期。“那时候好像回到了解放初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纯朴和简单。”
建工六建第十八项目部的书记尤富华回忆起小汤山，说：“论起感情，倒是说不上，只是像在救火，火灭了，人也就走了。”
如今，小汤山已经从新闻视野中消失。但事实上，今天之前，关于那7天里发生的一切，依然是神秘的。“非典”过后，洗消科技术人员对病区进行了全面消毒。2003年6月21日上午，小汤山医院隔离病区全部关闭。22日，这家世界上最大的“非典”专科医院正式被北京市政府接管。
所有的人们都离开了小汤山，那些拯救者，那些被拯救者和那些死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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