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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精神是大学应该恪守的永恒品质，但大学不应该也不可能绝对独立于所处社会环境，社会服务也是大学所必需的内在职责。没有大学精神的支撑，大学的社会服务不会具有发展的方向和特色；失去与社会和时代的联系，大学精神毫无意义。从这个层面上讲，“鱼”与“熊掌”，二者须兼得。
[关键词]大学精神 社会服务 大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04-0005-02
2008年，我有幸受邀到昭通师专（以下简称“师专”）参加三十周年校庆。师专是我的母校，我对母校是有很深的感情的。我当时就读于师专英语系，经历了师专十周年的盛大庆典。毕业离校后，由于工作原因，就很少再回母校了。人虽远走，却心系母校，因母校的成长而高兴，以母校的发展而骄傲。
昭通师专历来提倡崇德务实、兼容并蓄的精神理念，其悠久的人文积淀集中体现了昭通这块红土地上独有的文化特质。昭通历史上地处“锁匙南滇、咽喉西蜀”的交通要道，自秦李冰父子开凿僰道以来，一直是云南通往中原大地的必经之地，也是内地通往印度等地的丝绸之路，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昭通人开明倡学与兼容并蓄的性格特征。昭通师专的校训“大学无疆、大人有容”，不仅是昭通师专所倡导的师生治学为人的准则，也是这种地域文化的凝练。
在师专读书时，老师曾教导我们，“做学问如同做人”，当时虽然不知二者是因何联系在一起的，但也就将这句话记在了心里，成为以后工作和学习中告诫自己的一条准则，也因此而大受裨益。
母校的老师很严格，让你觉得几近于“凶狠”，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必须严格接受“听说读写”全方位的训练。不过，也正是母校的这两年严格的训练奠定了我以后的英语基础，至今仍从中获益，这与在母校的学习和老师的严格要求不无关系。师专的老师其实也很宽容。一位新分配到校的老师教我们语音学，一次课后，我觉得在某个问题上与老师有分歧，夜晚越思越不能入睡。深夜敲开老师的门，老师温和迎入室内，但在观点上却始终不能统一，随后再求教于另一位老师。这位老师从睡床上起来，披上衣服，三人围坐而论，深有启发。最后虽然一致赞同我的观点，却无任何一位老师因此而认为我有不敬之处，反而鼓励有加。这时想来，那种情景，那种师生之间的融和交往让我觉得温馨感动。
我想，这种“和而不同”但又“合而又和”的情况大概就是“大学无疆、大人有容”的一种具体体现吧。换句话说，师专现在的校训是秉承深厚的历史文化，是多年来的精神沉积。这是一种大学精神，是一种文化。“大学无疆”是一种治学心态，“大人有容”是一种处世气度。“大学无疆”强调学无止境，“大人有容”道的是为人之理，因“大人有容”而至“大学无疆”，又因“大学”而生“大人”，这是治学与做人的关系。“大学无疆”也体现在人才的流动上，“大人有容”则体现在学校的管理上。因“大人有容”而至人才流动，因人才流动而使学术兴旺。学术旺则人才聚，才聚而校兴。大学治校，无外此理。梅贻琦先生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精辟之至。这是说到了文化层面上来了，那就有必要对当前的大学文化进行反思。
文化在古今中外是一个从来不会被遗忘的话题，现今，“文化”一词再次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重要话语。从国家层面到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无不溢显对文化的需求，文化显然处于一个“复兴”的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自然也就成为新的历史时期话语体系的强者。“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式”（梁漱溟，1937），它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一路走来，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存在，人类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就从没停止过，但这并不表明文化的发展往往是一帆风顺的。文化最易遭受文化自身的挑战，当异质文化碰撞时，文化之间自然地产生激辩和对自身的反思。正是在文化不断的激辩和反思中，其外延和内涵才得以延伸和扩展。这种文化的激辩和反思在人们生活目的和发展方向遭遇困境时尤显必要，以致英国学者费夫尔用《西方文化的终结》一书来表示对西方社会道德沦丧的忧思，以及对暴行冷淡等非道德化行为感到无奈的鞭挞。这样激辩和反思的缘由是“每当我们试图超越疑虑和困惑时，我们实际上都在努力寻找生活的目的，从而知道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拉什，1979）。费夫尔认为社会道德的沦丧导致了“西方文化的终结”，这样的观点显得十分逼仄。重要的是，它启发了人们给予文化适时而适当反思的必要性。
事实上，社会道德在实际上并不能涵盖文化的一切，因为文化折射着人类社会生活的五彩斑斓。古往今来，人们对文化的不同理解相互颉颃，不断演绎着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人们从现实生活的不同层面和方面来理解，形成了不同类别的文化现象，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政治文化、城市文化、乡村文化、高雅文化、庸俗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以及茶文化、酒文化，诸如此类，还可举出很多例子，仅从这些表述就可窥见文化的层次之多及其宽泛性。文化涉及面之广，使文化呈现出泛化的现象。陈独秀曾经对这种泛化表示过反对：“有一班人并且把政治、实业、交通都挂到文化里面了，我不知道他们因何种心里看到文化如此广泛，以至于无所不包？”反对归反对，这并没有影响到人们对文化宽泛的理解，人们依然展开文化在各自领域内的研究和探讨。
关于什么是“大学精神”的内涵会成为当前文化界的热门话题，亦即大学的发展是以“服务社会”为宗旨，抑或是“追求真理”为目标。关于这一点，云南大学前校长吴松教授曾有深刻地阐述：“从文化根源上看，中国传统教育历来缺少‘象牙塔’的基因。比如汉代太学的兴盛，就是社会体制操纵和利用的结果。20世纪初以蔡元培先生为首的一批教育家和以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为标志的一批学校曾为构筑‘象牙塔’而有过卓越表现和非凡成就，但星罗棋布的人格平台终究未能构筑起整体的制度平台。中国传统的认识论在本质上偏重‘务实’而不偏重‘学术’，中国人一般都存在着经世致用、重视功利和实用的心理结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学术能否得到承认，取决于它是否有助于‘制道’或‘正统’。因此，中国的学术很难有自己相对的独立地位，学者也很难有一处属于自己的独立栖身之所。在这种远离‘象牙塔’理性精神的功利主义价值系统中，学术只是手段，没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学问只有落实到体制层面才有意义，学问中所蕴含的附加功能要比自身的学术功能更能取悦于人。” 吴松教授的上述观点显然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左右着中国大学发展的价值取向。“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实际上，中国高校教育还因掺杂着社会转型期间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市场经济这个重要因素而使中国各种类型的大学在急于求得“发展”以及忙于谋取“实惠”中显得极其浮躁杌陧，罘罳于眼前，不知何去何从，而只能是“风来穿衣，雨来打伞”。“在经济市场化，行为功利化，利益多样化，价值多元化的时代面前，大学的‘象牙塔’精神正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于是就产生了“大学之忧”与“大学之尊”（吴松语）的思虑，这使问题就更加复杂起来。偏废大学的社会功能，强调大学的“象牙塔”精神，大学存在的合理性无法解释。注重大学的商业性而不守护“象牙塔”精神则又会带来大学的品格危机。
天下之事，无破不立，无立不破，这是社会发展规律。当高校管理日趋行政化、高校教育偏向市场化时，围绕“大学精神”的论争就显得很有必要了。“大学之尊”在于服膺真理，在于追求真善美，这是大学的本质。“大学之忧”的产生恰恰就在于“大学之尊”的缺失，在于“当前”与“长远”之间的失衡。孟子说到鱼与熊掌时，假定二者不可兼得，应取重避轻。对于大学而言，社会服务与追求大学精神则不能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来简单比拟。大学的发展就应该“鱼”所欲，“熊掌”亦须所欲。因为，“封闭保守的大学即使拥有再多的知识，其价值也无从体现；而片面强调大学为社会服务并因此而放弃大学的本性，大学必将失去安身立命之本，服务社会也必将成为表面文章”。但须轻重有分，缓急有序，既有定位准确的长远目标，又有阶段发展的适当安排。“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孟子之谓在于此。大学的发展不能只强调其社会服务功能的建设，偏重追求经济利好而只知有“鱼”却忘记了还有“熊掌”，使大学精神沦丧。否则，“二者不兼得”可能因此而致二者皆失。
[ 参 考 文 献 ]
[1] 李华.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批判性思维教育的思考[J].煤炭高等教育，2005，（6）.
[2] 刘智.论校园文化建设中主体批判性思维的培养[J].商业时代，2011，（10）.
[3] 王玮丽，常智勇.对我国高校教学现状的分析[J].教育与职业，2007，（14）.
[4] 李继.高校大学生科研工作初探[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9，（3）.
[5] 刘炜.批判性思维培养对我国大学教育的意义[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5）.
[责任编辑：雷 艳]
[关键词]大学精神 社会服务 大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04-0005-02
2008年，我有幸受邀到昭通师专（以下简称“师专”）参加三十周年校庆。师专是我的母校，我对母校是有很深的感情的。我当时就读于师专英语系，经历了师专十周年的盛大庆典。毕业离校后，由于工作原因，就很少再回母校了。人虽远走，却心系母校，因母校的成长而高兴，以母校的发展而骄傲。
昭通师专历来提倡崇德务实、兼容并蓄的精神理念，其悠久的人文积淀集中体现了昭通这块红土地上独有的文化特质。昭通历史上地处“锁匙南滇、咽喉西蜀”的交通要道，自秦李冰父子开凿僰道以来，一直是云南通往中原大地的必经之地，也是内地通往印度等地的丝绸之路，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昭通人开明倡学与兼容并蓄的性格特征。昭通师专的校训“大学无疆、大人有容”，不仅是昭通师专所倡导的师生治学为人的准则，也是这种地域文化的凝练。
在师专读书时，老师曾教导我们，“做学问如同做人”，当时虽然不知二者是因何联系在一起的，但也就将这句话记在了心里，成为以后工作和学习中告诫自己的一条准则，也因此而大受裨益。
母校的老师很严格，让你觉得几近于“凶狠”，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必须严格接受“听说读写”全方位的训练。不过，也正是母校的这两年严格的训练奠定了我以后的英语基础，至今仍从中获益，这与在母校的学习和老师的严格要求不无关系。师专的老师其实也很宽容。一位新分配到校的老师教我们语音学，一次课后，我觉得在某个问题上与老师有分歧，夜晚越思越不能入睡。深夜敲开老师的门，老师温和迎入室内，但在观点上却始终不能统一，随后再求教于另一位老师。这位老师从睡床上起来，披上衣服，三人围坐而论，深有启发。最后虽然一致赞同我的观点，却无任何一位老师因此而认为我有不敬之处，反而鼓励有加。这时想来，那种情景，那种师生之间的融和交往让我觉得温馨感动。
我想，这种“和而不同”但又“合而又和”的情况大概就是“大学无疆、大人有容”的一种具体体现吧。换句话说，师专现在的校训是秉承深厚的历史文化，是多年来的精神沉积。这是一种大学精神，是一种文化。“大学无疆”是一种治学心态，“大人有容”是一种处世气度。“大学无疆”强调学无止境，“大人有容”道的是为人之理，因“大人有容”而至“大学无疆”，又因“大学”而生“大人”，这是治学与做人的关系。“大学无疆”也体现在人才的流动上，“大人有容”则体现在学校的管理上。因“大人有容”而至人才流动，因人才流动而使学术兴旺。学术旺则人才聚，才聚而校兴。大学治校，无外此理。梅贻琦先生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精辟之至。这是说到了文化层面上来了，那就有必要对当前的大学文化进行反思。
文化在古今中外是一个从来不会被遗忘的话题，现今，“文化”一词再次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重要话语。从国家层面到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无不溢显对文化的需求，文化显然处于一个“复兴”的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自然也就成为新的历史时期话语体系的强者。“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式”（梁漱溟，1937），它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一路走来，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存在，人类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就从没停止过，但这并不表明文化的发展往往是一帆风顺的。文化最易遭受文化自身的挑战，当异质文化碰撞时，文化之间自然地产生激辩和对自身的反思。正是在文化不断的激辩和反思中，其外延和内涵才得以延伸和扩展。这种文化的激辩和反思在人们生活目的和发展方向遭遇困境时尤显必要，以致英国学者费夫尔用《西方文化的终结》一书来表示对西方社会道德沦丧的忧思，以及对暴行冷淡等非道德化行为感到无奈的鞭挞。这样激辩和反思的缘由是“每当我们试图超越疑虑和困惑时，我们实际上都在努力寻找生活的目的，从而知道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拉什，1979）。费夫尔认为社会道德的沦丧导致了“西方文化的终结”，这样的观点显得十分逼仄。重要的是，它启发了人们给予文化适时而适当反思的必要性。
事实上，社会道德在实际上并不能涵盖文化的一切，因为文化折射着人类社会生活的五彩斑斓。古往今来，人们对文化的不同理解相互颉颃，不断演绎着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人们从现实生活的不同层面和方面来理解，形成了不同类别的文化现象，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政治文化、城市文化、乡村文化、高雅文化、庸俗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以及茶文化、酒文化，诸如此类，还可举出很多例子，仅从这些表述就可窥见文化的层次之多及其宽泛性。文化涉及面之广，使文化呈现出泛化的现象。陈独秀曾经对这种泛化表示过反对：“有一班人并且把政治、实业、交通都挂到文化里面了，我不知道他们因何种心里看到文化如此广泛，以至于无所不包？”反对归反对，这并没有影响到人们对文化宽泛的理解，人们依然展开文化在各自领域内的研究和探讨。
关于什么是“大学精神”的内涵会成为当前文化界的热门话题，亦即大学的发展是以“服务社会”为宗旨，抑或是“追求真理”为目标。关于这一点，云南大学前校长吴松教授曾有深刻地阐述：“从文化根源上看，中国传统教育历来缺少‘象牙塔’的基因。比如汉代太学的兴盛，就是社会体制操纵和利用的结果。20世纪初以蔡元培先生为首的一批教育家和以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为标志的一批学校曾为构筑‘象牙塔’而有过卓越表现和非凡成就，但星罗棋布的人格平台终究未能构筑起整体的制度平台。中国传统的认识论在本质上偏重‘务实’而不偏重‘学术’，中国人一般都存在着经世致用、重视功利和实用的心理结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学术能否得到承认，取决于它是否有助于‘制道’或‘正统’。因此，中国的学术很难有自己相对的独立地位，学者也很难有一处属于自己的独立栖身之所。在这种远离‘象牙塔’理性精神的功利主义价值系统中，学术只是手段，没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学问只有落实到体制层面才有意义，学问中所蕴含的附加功能要比自身的学术功能更能取悦于人。” 吴松教授的上述观点显然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左右着中国大学发展的价值取向。“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实际上，中国高校教育还因掺杂着社会转型期间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市场经济这个重要因素而使中国各种类型的大学在急于求得“发展”以及忙于谋取“实惠”中显得极其浮躁杌陧，罘罳于眼前，不知何去何从，而只能是“风来穿衣，雨来打伞”。“在经济市场化，行为功利化，利益多样化，价值多元化的时代面前，大学的‘象牙塔’精神正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于是就产生了“大学之忧”与“大学之尊”（吴松语）的思虑，这使问题就更加复杂起来。偏废大学的社会功能，强调大学的“象牙塔”精神，大学存在的合理性无法解释。注重大学的商业性而不守护“象牙塔”精神则又会带来大学的品格危机。
天下之事，无破不立，无立不破，这是社会发展规律。当高校管理日趋行政化、高校教育偏向市场化时，围绕“大学精神”的论争就显得很有必要了。“大学之尊”在于服膺真理，在于追求真善美，这是大学的本质。“大学之忧”的产生恰恰就在于“大学之尊”的缺失，在于“当前”与“长远”之间的失衡。孟子说到鱼与熊掌时，假定二者不可兼得，应取重避轻。对于大学而言，社会服务与追求大学精神则不能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来简单比拟。大学的发展就应该“鱼”所欲，“熊掌”亦须所欲。因为，“封闭保守的大学即使拥有再多的知识，其价值也无从体现；而片面强调大学为社会服务并因此而放弃大学的本性，大学必将失去安身立命之本，服务社会也必将成为表面文章”。但须轻重有分，缓急有序，既有定位准确的长远目标，又有阶段发展的适当安排。“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孟子之谓在于此。大学的发展不能只强调其社会服务功能的建设，偏重追求经济利好而只知有“鱼”却忘记了还有“熊掌”，使大学精神沦丧。否则，“二者不兼得”可能因此而致二者皆失。
[ 参 考 文 献 ]
[1] 李华.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批判性思维教育的思考[J].煤炭高等教育，2005，（6）.
[2] 刘智.论校园文化建设中主体批判性思维的培养[J].商业时代，2011，（10）.
[3] 王玮丽，常智勇.对我国高校教学现状的分析[J].教育与职业，2007，（14）.
[4] 李继.高校大学生科研工作初探[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9，（3）.
[5] 刘炜.批判性思维培养对我国大学教育的意义[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5）.
[责任编辑：雷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