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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55年6月6日至11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宋庆龄前往松江重点视察陈永康的联民农业生产合作社。调研期间，宋庆龄除先后听取松江当地领导关于农业合作化、文化教育卫生方面的工作汇报外，还深入农家和田间地头，召开座谈会，与当地农民促膝谈心。
宋庆龄；视察松江；农业合作化；历史考察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K8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11-0031-03
1955年6月6日至11日宋庆龄视察了江苏松江。这是历史上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松江时间最长的一次。
一、宋庆龄视察松江的主要内容
6月6日上午，宋庆龄在松江地委副书记郭玉汉的陪同下，从上海乘汽车抵达松江。6月11日上午，返回上海。通过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深入农家和田间地头，宋庆龄广泛调研了松江农业生产、文教卫生等各方面情况。
（一）统购统销、三定政策和农业合作。在松江期间，宋庆龄先后听取行署专员李崇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生产互助合作等情况的汇报，松江地委副书记郭玉汉关于联民社、松江县委副书记王海涛关于联盟社的情况汇报；又直接听取联民社主任陈永康，生产大队长林玉虎、杨补林、高世发，队委赵瑞林等人关于建社情况的汇报。
除了听汇报，宋庆龄还召开了三次座谈会，直接聆听群众意见。中共松江地委整理的《宋副委员长在松江视察工作时与联民、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座谈记录》，记录了宋庆龄座谈时提出的23个问题，其中最多的就是“你对统购统销有啥意见？”“对三定政策有啥意见？”“对统购统销和三定政策有啥意见？”“组织合作社有啥好处？”“中农和贫农对参加社有啥顾虑？”“你们社怎样帮助周围互助组和单干农民？”“社里有啥困难？有啥问题？”
此外，6月9日座谈结束后，宋庆龄还深入田间，亲自查看联民社的小麦和抽水机站的渠道；10日座谈结束后，查看了联民社的养猪情况。
（二）妇女、儿童和文教卫生工作。在松江期间，除了行署专员李崇汇报松江地区文化教育情况，还专门安排了专署文教科关于农民业余教育的情况汇报和县妇联关于婚姻情况、县卫生科关于卫生情况的汇报。
在座谈中，宋庆龄询问“妇女参加劳动和家庭地位怎样，有没有托儿所？”“妇女参加劳动生产怎样，在家里地位哪能？”“社里文化学习怎样？”“社里血吸虫有没有，有啥病？”
（三）团组织、治安、新农具推广等情况。在听取汇报的时候，宋庆龄向行署专员李崇询问松江地区的治安情况。她关心基层团组织情况，在座谈的时候特意问：“社里有没有团组织，起啥作用？”她特别关注新农具推广，问：“社里有啥新农具？”“农具和耕牛怎样处理的？”农民对工农联盟的看法，也受到宋庆龄的关注，她在座谈中两次提问：“对城市工人生活怎样看法？”[1]
二、宋庆龄视察松江的历史背景
宋庆龄视察松江既有全国大调研的宏观背景，也因为松江的特殊地位。
（一）农业合作化是1955年党和国家工作、调研的重点。“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2]这段1955年12月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作的按语，揭示了宋庆龄视察松江的时代背景。
1955年是农业合作化全面加速的一年。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标志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全面展开。此时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15000多个，1954年加快发展，至年底猛增到60多万个。1955年底，全国入社农户7500多万，由春耕时占总农户的14%增加到60%以上，组成184万多个合作社。到1956年1月，全国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数的80%，3月底接近90%，4月底，中央宣布“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3]。
这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始于史称“五月变化”的1955年5月的一次重要会议。1954年合作运动的急躁冒进，加上开始全面实行统购统销，部分地方在粮食征购中征了“过头粮”，造成1955年初“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村的情况相当紧张”的局面，有些地方还发生抗征闹事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合作化运动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阶段，并对粮食购销实行“定产、定购、定销”政策，农村形势开始好转。1955年4月6日至22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之后，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5月17日召开华东、中南、华北15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着重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发展农业合作社等问题，毛泽东提出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意见，成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重要转折。7月31日至8月1日，举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重点讨论加快农业合作化的紧迫性；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讨论批判邓子恢“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1956年1月，由毛泽东主持选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出版，他为这本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4条按语，在广大农村掀起了社会主义高潮。
从1953年6月中共中央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原来设想需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甚至更多一些时间的过渡时期，仅仅用了三年就提前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中，农业处在基础和关键的地位，正因为1955年农业合作化的全面加速，推动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毛泽东认为“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
为了调查研究农业合作化，1955年毛泽东多次南下视察，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纷纷下基层进行调研。 （二）宋庆龄视察松江肩负全国人大代表调研任务。5月18日，就在毛泽东5·17讲话的第二天，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召开第十六次会议，通知全国人大代表，在6月20日以前到原选举单位的地区、原籍或其他地区进行视察。视察范围包括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统购统销等方面，建议在城市以粮食统销和建设方面的情况为重点，在乡村以粮食统购统销和社会治安问题为重点。视察对象要包括比较好的、比较坏的和中等的三种类型[4]。
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是全国人大代表视察的重点城市。当时松江虽属江苏管辖，但紧邻上海，加上在农业生产和合作化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绩，并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成为宋庆龄视察的首选之地。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县，1955年的松江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正经历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松江的农业合作化起步较早，在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后不久，松江就于1952年1月成立了王梦来常年互助组，到1952年底，全县已经建立互助组6298个，参加农户48492户，占总农户的61.3%。1954年6月，全县已发展初级社463个，到1955年底，全县掀起互助合作高潮，加入初级社的已占总农户的89.45%[5]。
在松江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浪潮中，农民科学家陈永康在农业科技和互助合作方面的成绩，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吸引宋庆龄视察的另一重要原因。
1951年，陈永康培育的晚粳良种“老来青”平均亩产1000多斤，创华东地区粮食产量最高纪录。1952年，他被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评为农业爱国丰产模范；当年5月19日，北京电影制片厂到松江拍摄陈永康水稻丰产经验纪录片；9月30日陈永康应邀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国庆宴会，10月1日登上了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10月2日至12日列席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与37国代表同席开会。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2年，陈永康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组建“陈永康互助组”，并向毛泽东上报了爱国增产计划。中共中央办公厅复信勉励，指出“互助合作是摆脱穷苦，走向富裕的最好道路”。1954年4月，成立“联民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陈永康被选为社主任。当年，初级社就充分发挥了组织的优越性，战胜旱涝灾害，比上年各户增产7.23%，比全县平均亩产高15.3%。陈永康和他的合作社成为松江的重要品牌，考察学习者纷至沓来。1954年6月，以专家巴立金为首的苏联农业考察团到联民社考察水稻生产；11月，苏联农业专家巴达舍夫考察联民社的麦苗生长情况。1955年5月，中央文化部电影局、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到松江摄制陈永康“合式秧田落谷稀”等科学技术教育片[6]。
松江不仅在农业合作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加上陈永康在农业科技和互助合作方面的成绩全国闻名，因此成为宋庆龄视察的对象。
三、宋庆龄视察松江的历史意义
（一）松江经验写入全国人大报告，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1955年7月5日至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7月23日，宋庆龄作题为《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和平》的大会发言，宋庆龄认为工农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而农民对这一点也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应该加强这种宣传教育。她提议，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分轻重缓急，根据可能的条件，适当解决人民的需要，如办学校，建浴池等。同时，她又强调“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跟着工业化的进展而相应地发展”。[7]
（二）松江经验广泛传播，提高了松江的知名度。宋庆龄视察松江，新华社、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各大媒体均予以报道，客观上宣传了松江和陈永康在农业合作化方面的成果。尤其是7月23日宋庆龄的报告中有关松江的篇幅超过四分之一，显然会引起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以及全体代表的重视。宋庆龄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在全国人大这样重要的会议上，如此集中地介绍松江经验，在松江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也是继1949年10月毛泽东批示推广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要求全国各地“一律仿照办理”之后，又一次对松江经验高规格的宣传，客观上极大地提高了松江在全国知名度。
当年11月5日，毛泽东南下视察时特别停靠松江火车站52分钟，听取松江地委汇报农业合作化等工作；11月16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农业考察团来松江考察陈永康丰产田；1956年3月，江苏省调来大型拖拉机2台，供城东区联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作示范使用，与宋庆龄的视察和宣传也许都有一定的关联。
（三）科学的调研方法、良好的工作作风，是宋庆龄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历时6天的视察中，宋庆龄调查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大家共同关心的农业合作化，也有她特别关心的农村婚姻、农民教育、农村卫生等多个领域。中共松江地委的领导对有些内容准备不足，以致“显得内部忙乱”。她的调研既有听取汇报，又有实地调查；调研对象既有干部又有群众，既有先进的合作社，也有落后的合作社。她的座谈提问既有很强的针对性，又能启发群众畅所欲言。所有这些，都生动说明她对调查研究的高度重视，对此次视察做了大量的事前准备。
宋庆龄在松江期间招待一律从简，下基层调研只有松江县委副书记王海涛陪同；与社员座谈时，不要烟茶、糖果和糕点招待。她注重倾听群众对政府的意见与要求，座谈时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都是“对政府有啥意见和要求？”[8]社员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也敢于讲真话，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问题。
据《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一书披露，时年62岁的宋庆龄“身体每况愈下：关节炎、坐骨神经痛、荨麻疹、麦粒肿等，在这两年中几乎折磨得她坐卧不安”[9]，但就是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宋庆龄于6月9日冒雨视察联民社，与社员座谈一整天，中午在联民社用餐。6月10日，宋庆龄在雨后泥泞的乡村阡陌上来回步行10余里路。调研期间，她和陈永康在麦田里察看麦子生长情况，下田接过妇女社员手中的锄头参加锄田；她访问社员家庭，嘘寒问暖。这些，给松江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参考文献：
[1][8]江苏省档案馆3043-1-2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宋副委员长来松江视察工作的情况报告》，《宋副委员长在松江视察工作时与联民、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座谈记录》。
[2]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32.
[3]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378.
[4]人民代表大会工作辞书，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354.
[5][6]中共上海市松江区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松江区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松江历史图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144-152.
[7]宋庆龄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21-123.
[9]汤雄.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群众出版社，2006.8.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松江区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袁志平
1955年6月6日至11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宋庆龄前往松江重点视察陈永康的联民农业生产合作社。调研期间，宋庆龄除先后听取松江当地领导关于农业合作化、文化教育卫生方面的工作汇报外，还深入农家和田间地头，召开座谈会，与当地农民促膝谈心。
宋庆龄；视察松江；农业合作化；历史考察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K8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11-0031-03
1955年6月6日至11日宋庆龄视察了江苏松江。这是历史上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松江时间最长的一次。
一、宋庆龄视察松江的主要内容
6月6日上午，宋庆龄在松江地委副书记郭玉汉的陪同下，从上海乘汽车抵达松江。6月11日上午，返回上海。通过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深入农家和田间地头，宋庆龄广泛调研了松江农业生产、文教卫生等各方面情况。
（一）统购统销、三定政策和农业合作。在松江期间，宋庆龄先后听取行署专员李崇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生产互助合作等情况的汇报，松江地委副书记郭玉汉关于联民社、松江县委副书记王海涛关于联盟社的情况汇报；又直接听取联民社主任陈永康，生产大队长林玉虎、杨补林、高世发，队委赵瑞林等人关于建社情况的汇报。
除了听汇报，宋庆龄还召开了三次座谈会，直接聆听群众意见。中共松江地委整理的《宋副委员长在松江视察工作时与联民、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座谈记录》，记录了宋庆龄座谈时提出的23个问题，其中最多的就是“你对统购统销有啥意见？”“对三定政策有啥意见？”“对统购统销和三定政策有啥意见？”“组织合作社有啥好处？”“中农和贫农对参加社有啥顾虑？”“你们社怎样帮助周围互助组和单干农民？”“社里有啥困难？有啥问题？”
此外，6月9日座谈结束后，宋庆龄还深入田间，亲自查看联民社的小麦和抽水机站的渠道；10日座谈结束后，查看了联民社的养猪情况。
（二）妇女、儿童和文教卫生工作。在松江期间，除了行署专员李崇汇报松江地区文化教育情况，还专门安排了专署文教科关于农民业余教育的情况汇报和县妇联关于婚姻情况、县卫生科关于卫生情况的汇报。
在座谈中，宋庆龄询问“妇女参加劳动和家庭地位怎样，有没有托儿所？”“妇女参加劳动生产怎样，在家里地位哪能？”“社里文化学习怎样？”“社里血吸虫有没有，有啥病？”
（三）团组织、治安、新农具推广等情况。在听取汇报的时候，宋庆龄向行署专员李崇询问松江地区的治安情况。她关心基层团组织情况，在座谈的时候特意问：“社里有没有团组织，起啥作用？”她特别关注新农具推广，问：“社里有啥新农具？”“农具和耕牛怎样处理的？”农民对工农联盟的看法，也受到宋庆龄的关注，她在座谈中两次提问：“对城市工人生活怎样看法？”[1]
二、宋庆龄视察松江的历史背景
宋庆龄视察松江既有全国大调研的宏观背景，也因为松江的特殊地位。
（一）农业合作化是1955年党和国家工作、调研的重点。“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2]这段1955年12月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作的按语，揭示了宋庆龄视察松江的时代背景。
1955年是农业合作化全面加速的一年。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标志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全面展开。此时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15000多个，1954年加快发展，至年底猛增到60多万个。1955年底，全国入社农户7500多万，由春耕时占总农户的14%增加到60%以上，组成184万多个合作社。到1956年1月，全国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数的80%，3月底接近90%，4月底，中央宣布“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3]。
这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始于史称“五月变化”的1955年5月的一次重要会议。1954年合作运动的急躁冒进，加上开始全面实行统购统销，部分地方在粮食征购中征了“过头粮”，造成1955年初“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村的情况相当紧张”的局面，有些地方还发生抗征闹事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合作化运动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阶段，并对粮食购销实行“定产、定购、定销”政策，农村形势开始好转。1955年4月6日至22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之后，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5月17日召开华东、中南、华北15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着重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发展农业合作社等问题，毛泽东提出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意见，成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重要转折。7月31日至8月1日，举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重点讨论加快农业合作化的紧迫性；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讨论批判邓子恢“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1956年1月，由毛泽东主持选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出版，他为这本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4条按语，在广大农村掀起了社会主义高潮。
从1953年6月中共中央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原来设想需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甚至更多一些时间的过渡时期，仅仅用了三年就提前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中，农业处在基础和关键的地位，正因为1955年农业合作化的全面加速，推动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毛泽东认为“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
为了调查研究农业合作化，1955年毛泽东多次南下视察，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纷纷下基层进行调研。 （二）宋庆龄视察松江肩负全国人大代表调研任务。5月18日，就在毛泽东5·17讲话的第二天，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召开第十六次会议，通知全国人大代表，在6月20日以前到原选举单位的地区、原籍或其他地区进行视察。视察范围包括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统购统销等方面，建议在城市以粮食统销和建设方面的情况为重点，在乡村以粮食统购统销和社会治安问题为重点。视察对象要包括比较好的、比较坏的和中等的三种类型[4]。
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是全国人大代表视察的重点城市。当时松江虽属江苏管辖，但紧邻上海，加上在农业生产和合作化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绩，并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成为宋庆龄视察的首选之地。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县，1955年的松江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正经历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松江的农业合作化起步较早，在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后不久，松江就于1952年1月成立了王梦来常年互助组，到1952年底，全县已经建立互助组6298个，参加农户48492户，占总农户的61.3%。1954年6月，全县已发展初级社463个，到1955年底，全县掀起互助合作高潮，加入初级社的已占总农户的89.45%[5]。
在松江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浪潮中，农民科学家陈永康在农业科技和互助合作方面的成绩，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吸引宋庆龄视察的另一重要原因。
1951年，陈永康培育的晚粳良种“老来青”平均亩产1000多斤，创华东地区粮食产量最高纪录。1952年，他被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评为农业爱国丰产模范；当年5月19日，北京电影制片厂到松江拍摄陈永康水稻丰产经验纪录片；9月30日陈永康应邀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国庆宴会，10月1日登上了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10月2日至12日列席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与37国代表同席开会。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2年，陈永康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组建“陈永康互助组”，并向毛泽东上报了爱国增产计划。中共中央办公厅复信勉励，指出“互助合作是摆脱穷苦，走向富裕的最好道路”。1954年4月，成立“联民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陈永康被选为社主任。当年，初级社就充分发挥了组织的优越性，战胜旱涝灾害，比上年各户增产7.23%，比全县平均亩产高15.3%。陈永康和他的合作社成为松江的重要品牌，考察学习者纷至沓来。1954年6月，以专家巴立金为首的苏联农业考察团到联民社考察水稻生产；11月，苏联农业专家巴达舍夫考察联民社的麦苗生长情况。1955年5月，中央文化部电影局、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到松江摄制陈永康“合式秧田落谷稀”等科学技术教育片[6]。
松江不仅在农业合作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加上陈永康在农业科技和互助合作方面的成绩全国闻名，因此成为宋庆龄视察的对象。
三、宋庆龄视察松江的历史意义
（一）松江经验写入全国人大报告，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1955年7月5日至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7月23日，宋庆龄作题为《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和平》的大会发言，宋庆龄认为工农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而农民对这一点也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应该加强这种宣传教育。她提议，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分轻重缓急，根据可能的条件，适当解决人民的需要，如办学校，建浴池等。同时，她又强调“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跟着工业化的进展而相应地发展”。[7]
（二）松江经验广泛传播，提高了松江的知名度。宋庆龄视察松江，新华社、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各大媒体均予以报道，客观上宣传了松江和陈永康在农业合作化方面的成果。尤其是7月23日宋庆龄的报告中有关松江的篇幅超过四分之一，显然会引起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以及全体代表的重视。宋庆龄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在全国人大这样重要的会议上，如此集中地介绍松江经验，在松江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也是继1949年10月毛泽东批示推广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要求全国各地“一律仿照办理”之后，又一次对松江经验高规格的宣传，客观上极大地提高了松江在全国知名度。
当年11月5日，毛泽东南下视察时特别停靠松江火车站52分钟，听取松江地委汇报农业合作化等工作；11月16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农业考察团来松江考察陈永康丰产田；1956年3月，江苏省调来大型拖拉机2台，供城东区联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作示范使用，与宋庆龄的视察和宣传也许都有一定的关联。
（三）科学的调研方法、良好的工作作风，是宋庆龄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历时6天的视察中，宋庆龄调查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大家共同关心的农业合作化，也有她特别关心的农村婚姻、农民教育、农村卫生等多个领域。中共松江地委的领导对有些内容准备不足，以致“显得内部忙乱”。她的调研既有听取汇报，又有实地调查；调研对象既有干部又有群众，既有先进的合作社，也有落后的合作社。她的座谈提问既有很强的针对性，又能启发群众畅所欲言。所有这些，都生动说明她对调查研究的高度重视，对此次视察做了大量的事前准备。
宋庆龄在松江期间招待一律从简，下基层调研只有松江县委副书记王海涛陪同；与社员座谈时，不要烟茶、糖果和糕点招待。她注重倾听群众对政府的意见与要求，座谈时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都是“对政府有啥意见和要求？”[8]社员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也敢于讲真话，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问题。
据《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一书披露，时年62岁的宋庆龄“身体每况愈下：关节炎、坐骨神经痛、荨麻疹、麦粒肿等，在这两年中几乎折磨得她坐卧不安”[9]，但就是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宋庆龄于6月9日冒雨视察联民社，与社员座谈一整天，中午在联民社用餐。6月10日，宋庆龄在雨后泥泞的乡村阡陌上来回步行10余里路。调研期间，她和陈永康在麦田里察看麦子生长情况，下田接过妇女社员手中的锄头参加锄田；她访问社员家庭，嘘寒问暖。这些，给松江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参考文献：
[1][8]江苏省档案馆3043-1-2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宋副委员长来松江视察工作的情况报告》，《宋副委员长在松江视察工作时与联民、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座谈记录》。
[2]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32.
[3]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378.
[4]人民代表大会工作辞书，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354.
[5][6]中共上海市松江区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松江区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松江历史图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144-152.
[7]宋庆龄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21-123.
[9]汤雄.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群众出版社，2006.8.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松江区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袁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