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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又名《西行漫记》）因其增加了世界人民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了解而闻名于世，并被历史铭记。直到今天，这部著作仍然是人们了解现代中国的必读书。
“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
1928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上海。在中国，他结识了宋庆龄和鲁迅。1936年6月，斯诺和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一起冲破重重封锁，以“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的勇气，经西安抵达陕北，冒着炮火硝烟进入陕北苏区，成为第一个到“红色中国”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带着这些疑团，斯诺来到陕北苏区。
7月初，斯诺在白家坪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亲自为他拟定了一份为期92天的考察苏区日程表。7月中旬，毛泽东同志在保安县（今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会见斯诺。随后，斯诺前往陕北苏区红军前线部队采访，采访了彭德怀、徐海东等诸多红军将领和普通士兵、农民。10月初，斯诺回到保安，随后与毛泽东同志进行了10多天的谈话。10月底，斯诺回到北平盔甲厂胡同13号的家中，结束了历时近4个月的“教育兼阅历，入学兼旅游”的采访，开始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实事求是地记录了他在陕北苏区的所见所闻，不偏不倚又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红军将领、士兵、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的战斗、学习和生活。《红星照耀中国》的核心内容是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即《毛泽东自传》）和第五篇《长征》。这份毛泽东同志唯一亲自修改的自传，以第一人称口述，读来真实生动，自然亲切，又撼人心魄。斯诺说：“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对于长征，斯诺认为：“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
红军严明的纪律给斯诺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回忆，他花了相当篇幅记录护卫他的“红军旅伴”的精彩故事：“我们走过山上的一丛野杏树时，他们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总是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临走时他们好像一阵大风卷过一般又排列成行，赶紧上路，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我们在村子里吃的粮食和蔬菜也是照价付钱的。”
4个月的采访，斯诺懂得了红军的优越性在于统帅部完全有能力训练麾下的人才，锻造其政治信念、军事纪律和制胜意志，“是战斗中相信自己是为一定目的而作战的唯一一方”，而且红军“有一样东西是白军没法效仿的，就是他们的‘革命觉悟’，那是他们维系斗志的主要支柱”。在预旺县红军前线，斯诺聆听了一堂红军的“政治课”，并对在场62名红军战士的成长作了分析。“红小鬼”们的精神面貌和战斗精神令斯诺极为钦佩，他充满感慨地写道：“他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学习，因此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就会感到任何国家有了青少年就不会没有希望。在少年先锋队员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
在“红色中国”的日日夜夜，斯诺大开眼界，彻底改变了他在“国统区”对中国的认知，消除了心中的疑惑。他诚恳地写道：“我错了。中国农民不是消极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后来，他在中译本《西行漫记》序言中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的，所写下的……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树立了非虚构写作的光辉典范，“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
20世纪30年代，《红星照耀中国》不同中文译本出版后，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千里迢迢奔赴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1941年，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中讲述了这样的故事：“战争开始以后，我每走到一处地方，哪怕是最料不到的地方，总有那肋下夹着一本《西行漫记》的青年，问我怎样去进延安的学校。”1944年，他在《红星照耀中国》再版序言中自豪地说：“就我所知，写有关中国情况的外文书而对当前中国年轻一代的政治思想有相当大的影响的，这部书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部。”
红星照耀了中国，也照耀了世界。斯诺通过《红星照耀中国》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展示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反法西斯斗争的信心和力量。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
随着这本书在西方的畅销，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声援中国抗日、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新浪潮，众多仁人志士和国际主义者，在它的召唤下纷纷效仿斯诺来到中国，他们当中既有献身中国革命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还有记者、编辑、作家、教授和外交官，如海伦·斯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和索尔兹伯里，等等，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一辈子留在了中国。
斯诺坚持真理，以坦率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坚持说真话的品格，使他的作品如同火种，给人以温暖、以光明，照亮了世界，经受了时间和历史的检验。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说，《红星照耀中国》改变了美国乃至世界报告文学的写作标准，树立了非虚构写作的光辉典范。80多年来，《红星照耀中国》被译成中、法、德、俄、西、意、葡、日、蒙、荷、瑞典等数十种语言出版，成为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和广大读者爱不释手的经典读物。
“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
1928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上海。在中国，他结识了宋庆龄和鲁迅。1936年6月，斯诺和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一起冲破重重封锁，以“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的勇气，经西安抵达陕北，冒着炮火硝烟进入陕北苏区，成为第一个到“红色中国”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带着这些疑团，斯诺来到陕北苏区。
7月初，斯诺在白家坪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亲自为他拟定了一份为期92天的考察苏区日程表。7月中旬，毛泽东同志在保安县（今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会见斯诺。随后，斯诺前往陕北苏区红军前线部队采访，采访了彭德怀、徐海东等诸多红军将领和普通士兵、农民。10月初，斯诺回到保安，随后与毛泽东同志进行了10多天的谈话。10月底，斯诺回到北平盔甲厂胡同13号的家中，结束了历时近4个月的“教育兼阅历，入学兼旅游”的采访，开始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实事求是地记录了他在陕北苏区的所见所闻，不偏不倚又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红军将领、士兵、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的战斗、学习和生活。《红星照耀中国》的核心内容是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即《毛泽东自传》）和第五篇《长征》。这份毛泽东同志唯一亲自修改的自传，以第一人称口述，读来真实生动，自然亲切，又撼人心魄。斯诺说：“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对于长征，斯诺认为：“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
红军严明的纪律给斯诺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回忆，他花了相当篇幅记录护卫他的“红军旅伴”的精彩故事：“我们走过山上的一丛野杏树时，他们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总是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临走时他们好像一阵大风卷过一般又排列成行，赶紧上路，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我们在村子里吃的粮食和蔬菜也是照价付钱的。”
4个月的采访，斯诺懂得了红军的优越性在于统帅部完全有能力训练麾下的人才，锻造其政治信念、军事纪律和制胜意志，“是战斗中相信自己是为一定目的而作战的唯一一方”，而且红军“有一样东西是白军没法效仿的，就是他们的‘革命觉悟’，那是他们维系斗志的主要支柱”。在预旺县红军前线，斯诺聆听了一堂红军的“政治课”，并对在场62名红军战士的成长作了分析。“红小鬼”们的精神面貌和战斗精神令斯诺极为钦佩，他充满感慨地写道：“他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学习，因此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就会感到任何国家有了青少年就不会没有希望。在少年先锋队员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
在“红色中国”的日日夜夜，斯诺大开眼界，彻底改变了他在“国统区”对中国的认知，消除了心中的疑惑。他诚恳地写道：“我错了。中国农民不是消极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后来，他在中译本《西行漫记》序言中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的，所写下的……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树立了非虚构写作的光辉典范，“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
20世纪30年代，《红星照耀中国》不同中文译本出版后，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千里迢迢奔赴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1941年，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中讲述了这样的故事：“战争开始以后，我每走到一处地方，哪怕是最料不到的地方，总有那肋下夹着一本《西行漫记》的青年，问我怎样去进延安的学校。”1944年，他在《红星照耀中国》再版序言中自豪地说：“就我所知，写有关中国情况的外文书而对当前中国年轻一代的政治思想有相当大的影响的，这部书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部。”
红星照耀了中国，也照耀了世界。斯诺通过《红星照耀中国》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展示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反法西斯斗争的信心和力量。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
随着这本书在西方的畅销，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声援中国抗日、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新浪潮，众多仁人志士和国际主义者，在它的召唤下纷纷效仿斯诺来到中国，他们当中既有献身中国革命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还有记者、编辑、作家、教授和外交官，如海伦·斯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和索尔兹伯里，等等，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一辈子留在了中国。
斯诺坚持真理，以坦率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坚持说真话的品格，使他的作品如同火种，给人以温暖、以光明，照亮了世界，经受了时间和历史的检验。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说，《红星照耀中国》改变了美国乃至世界报告文学的写作标准，树立了非虚构写作的光辉典范。80多年来，《红星照耀中国》被译成中、法、德、俄、西、意、葡、日、蒙、荷、瑞典等数十种语言出版，成为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和广大读者爱不释手的经典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