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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音乐学始于对“非欧洲”音乐的研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民族音乐学以及人类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我国民族音乐研究者认识到历史研究对于民族音乐学的意义和价值，如果仅限于对当前事物与现象的描述，而不对其溯源探流，那么这些研究都是不完整的。在21世纪初，民族音乐学在“文化人类学”历史研究理念的影响下，形成了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理念，经郑苏、薛艺兵等学者的介绍，逐渐为中国多数学者所接受和使用。但是，事实表明通过对一事物的历史研究，对于我们研究该事物的当下和预见其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历史研究；音乐史学
一、形成过程
从比较音乐学开始，民族音乐学已具有了历史的研究理念。比较音乐学源于西方的殖民主义扩张，受当时进化论等社会思潮的影响，主张在研究的时候用比较的方法来探索人类社会的起源以及发展历程。其研究范围最初被限定在“非欧洲”地区，着重研究当前存在的音乐现象，并且与民族志、民俗志进行比较， 以此揭示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以及研究资料匮乏的历史，呈现出“共时性”的特征。20世纪中期，比较音乐学逐渐被民族音乐学所取代，至20世纪80年代，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历史研究逐步走向成熟。从这一时期的音乐研究成果来看，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历史的同时，也开始注重对现存音乐的观察，并形成了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观察、分析和解释当前以及无文字社会的历史文化现象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民族音乐学。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不同地区的学者们，使用的研究方法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在研究不同的社会形态和不同的文化领域时，都开始注重对历史的发掘和研究，他们试图通过对音乐事象来龙去脉的梳理，再现人类文化的发展演变历程。
二、学术观念
东汉许慎在其著作《说文解字》中解释“史”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即”“史”的本意是记事者，也就是“史官”，延伸为“史事”和“史书”的含义。”。“史”前加“历”字是指经历、历法，包含了时间的概念。
如中国民族音乐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传统音乐，它们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以闽南地区代表性乐种南音为例，人们通常将之称为传统音乐的“活化石”，形象说明南音历史悠久，较多的保持了原有风貌。因此，我们可通过研究南音的当下发展状况去探究其历史面貌，研究意义自然不言而喻。但如果仅注重发展现状，而对其背后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视而不见，研究成果也会因缺乏历史的支撑而略显单薄，也就无法凸显出学术含量和研究意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历史理念对民族音乐的学科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如此，历史研究理念的加入并不代表民族音乐学将以研究历史为核心。横向的“共时性”研究依然是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的重点，纵向“历史性”研究只是在研究中加入对历史变迁过程的考察，向读者展现一个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晰的音乐景象。当然，这并不会模糊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界限，历史民族音乐学作为民族音乐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依然遵循学科传统。学科的发展是理论研究逐步走向系统化、科学化的一个过程，只有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依据不同的研究视角来调整自己的研究方法，才会是最佳的理论研究模式。
三、研究意义
音乐作为人类认知的一部分，承载着民族的传统，精神的需求和文化的传承。我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传统音乐研究历来并不缺乏“历史性”视角。但随着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发展，似乎局限性越来越强。如当下许多的民族音乐学论文，往往只对研究对象现状描述，深入挖掘较少，整体性的认识缺乏，严格遵从梅里亚姆的三分模式等，致使许多研究报告大同小异，表现出“教条主义”色彩，而这一学科的宗旨——一门开放的学科却逐渐为学者们所忽视。
如南音琵琶的演奏时一直采用横抱姿势，与敦煌壁画中的伎乐图中的琵琶演奏姿势如出一辙；另一个主奏乐器洞箫的尺寸严格规定为一尺八寸，亦称之为尺八。这两件乐器的演奏姿势与形制均与唐旧制相符。南音的曲牌如《摩诃兜勒》《子夜歌》《清平乐》《梁州曲》《婆罗门》等与唐代大曲、法曲的曲牌名称相同；《荆钗记》《白兔记》《拜月记》《杀狗记》和《琵琶记》则是宋代“南戏”五大名剧。如果在使用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方法对其进行研究时，如能加入历史的视角，对南音的演化过程做一番梳理，那么我们便能对当前南音的独特之处的来源做到熟知于心。同时，我们在立足于泉州甚至福建这块地域，并与其它地区的音乐形式加以比较，便可理解为何在21世纪的今天，作为沿海城市的泉州却能让源于唐宋的古老乐种在当下依然根火相传。通过运用历史的学术理念，南音这一乐种的历史厚重便显现出来，其与泉州的栖息与共也悄然而知。
通过田野走进历史，应该是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重要（但不是唯一）途径。薛艺兵老师在其论文《通过田野走进历史》中，对民族音乐学（即音乐人类学）的关于“历史”研究的途径和方法做了深入的探讨。历史作为事物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必然的存在，不能逃避，也不能忽视。每种音乐形式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它们历经朝代更迭、社会变迁。几千年来古老的音乐文化通过文字、曲调等流传至今，一些在时间的冲刷下继承发展，一些历经沧桑却依然保留较高的相似度，见此情景，作为一名音乐学习者不得不为我们的音乐文化遗产的伟大而感叹和骄傲。
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史学在发展中相互借鉴，共同进步。音乐史学（仅指古代音乐史）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音乐的“一般史学”，而音乐人类学（或称“民族音乐学”）主要是研究的是各地民间音乐的“个别历史”，尽管都使用历史的思维，但民族音乐学历史理念下的研究和音乐史的历史思维研究得出的结果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我们不必担心学科界限的消失，相反，学科的交融提供的新的学术理念更有利于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汉）许慎撰. 说文解字[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06）.
[2]薛艺兵.通过田野走进历史——论中国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J]. 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2（01）.
作者简介：朱语涵（1992—），女，四川巴中人，就读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方向：音乐学。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历史研究；音乐史学
一、形成过程
从比较音乐学开始，民族音乐学已具有了历史的研究理念。比较音乐学源于西方的殖民主义扩张，受当时进化论等社会思潮的影响，主张在研究的时候用比较的方法来探索人类社会的起源以及发展历程。其研究范围最初被限定在“非欧洲”地区，着重研究当前存在的音乐现象，并且与民族志、民俗志进行比较， 以此揭示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以及研究资料匮乏的历史，呈现出“共时性”的特征。20世纪中期，比较音乐学逐渐被民族音乐学所取代，至20世纪80年代，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历史研究逐步走向成熟。从这一时期的音乐研究成果来看，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历史的同时，也开始注重对现存音乐的观察，并形成了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观察、分析和解释当前以及无文字社会的历史文化现象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民族音乐学。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不同地区的学者们，使用的研究方法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在研究不同的社会形态和不同的文化领域时，都开始注重对历史的发掘和研究，他们试图通过对音乐事象来龙去脉的梳理，再现人类文化的发展演变历程。
二、学术观念
东汉许慎在其著作《说文解字》中解释“史”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即”“史”的本意是记事者，也就是“史官”，延伸为“史事”和“史书”的含义。”。“史”前加“历”字是指经历、历法，包含了时间的概念。
如中国民族音乐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传统音乐，它们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以闽南地区代表性乐种南音为例，人们通常将之称为传统音乐的“活化石”，形象说明南音历史悠久，较多的保持了原有风貌。因此，我们可通过研究南音的当下发展状况去探究其历史面貌，研究意义自然不言而喻。但如果仅注重发展现状，而对其背后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视而不见，研究成果也会因缺乏历史的支撑而略显单薄，也就无法凸显出学术含量和研究意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历史理念对民族音乐的学科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如此，历史研究理念的加入并不代表民族音乐学将以研究历史为核心。横向的“共时性”研究依然是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的重点，纵向“历史性”研究只是在研究中加入对历史变迁过程的考察，向读者展现一个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晰的音乐景象。当然，这并不会模糊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界限，历史民族音乐学作为民族音乐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依然遵循学科传统。学科的发展是理论研究逐步走向系统化、科学化的一个过程，只有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依据不同的研究视角来调整自己的研究方法，才会是最佳的理论研究模式。
三、研究意义
音乐作为人类认知的一部分，承载着民族的传统，精神的需求和文化的传承。我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传统音乐研究历来并不缺乏“历史性”视角。但随着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发展，似乎局限性越来越强。如当下许多的民族音乐学论文，往往只对研究对象现状描述，深入挖掘较少，整体性的认识缺乏，严格遵从梅里亚姆的三分模式等，致使许多研究报告大同小异，表现出“教条主义”色彩，而这一学科的宗旨——一门开放的学科却逐渐为学者们所忽视。
如南音琵琶的演奏时一直采用横抱姿势，与敦煌壁画中的伎乐图中的琵琶演奏姿势如出一辙；另一个主奏乐器洞箫的尺寸严格规定为一尺八寸，亦称之为尺八。这两件乐器的演奏姿势与形制均与唐旧制相符。南音的曲牌如《摩诃兜勒》《子夜歌》《清平乐》《梁州曲》《婆罗门》等与唐代大曲、法曲的曲牌名称相同；《荆钗记》《白兔记》《拜月记》《杀狗记》和《琵琶记》则是宋代“南戏”五大名剧。如果在使用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方法对其进行研究时，如能加入历史的视角，对南音的演化过程做一番梳理，那么我们便能对当前南音的独特之处的来源做到熟知于心。同时，我们在立足于泉州甚至福建这块地域，并与其它地区的音乐形式加以比较，便可理解为何在21世纪的今天，作为沿海城市的泉州却能让源于唐宋的古老乐种在当下依然根火相传。通过运用历史的学术理念，南音这一乐种的历史厚重便显现出来，其与泉州的栖息与共也悄然而知。
通过田野走进历史，应该是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重要（但不是唯一）途径。薛艺兵老师在其论文《通过田野走进历史》中，对民族音乐学（即音乐人类学）的关于“历史”研究的途径和方法做了深入的探讨。历史作为事物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必然的存在，不能逃避，也不能忽视。每种音乐形式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它们历经朝代更迭、社会变迁。几千年来古老的音乐文化通过文字、曲调等流传至今，一些在时间的冲刷下继承发展，一些历经沧桑却依然保留较高的相似度，见此情景，作为一名音乐学习者不得不为我们的音乐文化遗产的伟大而感叹和骄傲。
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史学在发展中相互借鉴，共同进步。音乐史学（仅指古代音乐史）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音乐的“一般史学”，而音乐人类学（或称“民族音乐学”）主要是研究的是各地民间音乐的“个别历史”，尽管都使用历史的思维，但民族音乐学历史理念下的研究和音乐史的历史思维研究得出的结果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我们不必担心学科界限的消失，相反，学科的交融提供的新的学术理念更有利于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汉）许慎撰. 说文解字[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06）.
[2]薛艺兵.通过田野走进历史——论中国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J]. 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2（01）.
作者简介：朱语涵（1992—），女，四川巴中人，就读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方向：音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