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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行人坐红眼航班，从20度的旧金山到零下10度的波士顿，一夜之间经历了30度的温差，每个人的热情也似乎随之冻结了。
在哈佛广场的星巴克里，我们遇见了邹罗祎。一片人声鼎沸之中，他显得异常沉默与拘谨。他婉言谢绝了我们的咖啡，却耐心地等着我们排完长队，然后带我们去参观他所在的哈佛教育学院。一路上话匣子慢慢打开，他告诉我们，在享受了四年加州阳光之后（邹同学的本科念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第一次经历到美国东北部多雪的冬天，他和我们一样不太适应。
那天的采访，真诚而敞开，是“WE留学生”美国大学采访之行里让我印象最深的采访之一。
纷杂的留学面貌
3月6日，我们一行五人动身去美国，想要拍一部反映中国本科生在美国大学里所遇到的学习与文化挑战的纪录片。纪录片由美国文化教育委员会和狄邦教育管理集团投资;而作为主创团队，选择这样的定位和角度，固然多少出于资源、资金有限的考虑，然则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认为这一人群的确是近十年留学生态圈里最值得关注的群体，而这个角度的选择也或多或少能够表明我们对于这一极富话题性的群体的真诚。
根据《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数据统计，中国赴美本科留学人数从2005-06学年的9304人，迅速增长到2013-14学年的110550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赴美读本科的中国学生增长了12倍。中国学生也超过印度，成为美国大学最大的海外生源国;每三个国际学生里，就有一个来自中国。
中国留学生，成为中美两国的主流媒体的报道热点和对象。然而舆论对他们的描述并不客观——至少既不完整，也不全面。以《纽约时报》为例，其焦点往往是在对腐败与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极度敏感的中国，究竟什么样的孩子可以享受这种昂贵的机会;或是在富二代集中的校园里，学生遇到的各种语言和生活上的挑战。学术诚信也是一个常常被提及的话题，包括大学申请材料造假，以及入学之后的各种剽窃、代课代考、代写论文现象。2011年，一篇名为“中国难题”的报道关注了Delaware大学，五年里，这所大学的中国学生从个位数迅速增长到517名。中国学生的到来——根据报道——迫使教授在课堂教学、评估方式都做出相应改变，而语言中心的老师反应剽窃是最大的问题……
国内媒体的报道同样难见真诚。2013年3月，当南加州大学车祸事件发生之后，国内媒体争相报道的不是车祸本身，而是留学生的座驾。但也正是因为这次新闻事件之后，中国留学生，在国内从一个小众话题，一跃成为一个大众话题;而他们每一次作为一个现象或话题出现在媒体上时，其形象往往都是负面的。
说实话，这样的形象，与我几年来在工作里所接触到的那些留学生和准留学生相距甚远。而在美国三十所大学、五十几天的采访过程中，我们虽然听到一些富二代学生一掷千金的故事，和一些找枪手代写论文的传闻;然而我们遇到的大部分年轻人，不仅努力上进，而且可能比国内的同龄人更为独立和成熟。毕竟，这些学生独自在外，每天面对中西文化及教育体系上的差异，很自然地会对周遭的一切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及反思。
很多学生表示，他们原意接受我们的采访，甚至主动把我们介绍给他们的同学、朋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希望能够趁这个机会，向大众真实地展示留学生的生活。
邹罗祎的初衷也是如此。
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平衡
在两个小时的采访里，邹罗祎推心置腹地跟我们分享了许多极富画面感的小故事。比如他初到UCLA的情形，如何被骗，从机场到学校这段打的只要10美元就可以走完的路程，他却花了75美元;如何被孤零零地扔在校园，和他的两大个行李箱，整整站了20分钟，不知该往哪里去;如何孤立无援地过了一整天，没有手机卡没有银行卡，甚至不知道到哪里去吃饭……比如他与父母在出国这件事上的分歧，在专业选择上出现矛盾，在大学申请时如何叛逆地拒绝卡内基梅陇的数学系，而到UCLA专修心理学;如何逐渐意识到现实的残酷，来哈佛读现在的教育专业，以便未来无论是就业还是读博，都能相对从容地转型……他甚至告诉我们在大学里，因为学习、社交、就业方方面面的压力过重而去看过心理医生。这，听上去有一些讽刺，他最初选择心理学，就是希望能够解决内心问题、过得更开心，可最后却是“医者不自医”。在心理医生那里，他还遇到了一个计算机系的中国同学，而那个同学却在几天之后自杀了……
这些故事都让我们沉默。
作为一名热爱思考的文科研究生，邹罗祎无疑比大多数还在读本科的采访对象要更成熟一些，可是毕竟也只有23岁。他依然活在理想与现实孰轻孰重、何去何从的张力之中。对于一个有着自省习惯的人来说，这种张力可能会缠绕多年，甚或一生。我们遇到的好多学生，也是处在同样的状态里;只是他们大多数都很早地看清现实，并说服了自己。在美国大学里流行一种说法，主修是用来找工作的，辅修才能体现出自己和别人的不一样。
然而邹罗祎还没有说服自己。相比五六年前读高中的时候，他的父母不再给他施压，而放手让他独立地抉择;但是父母的影响，依然潜移默化地在那里。
他告诉我们，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他还听了一位哈佛校友的演讲，说人的一生要么走虔诚道路，要么走地位的道路;而这位学长自己，依旧处在如何平衡这两种选择之中。邹罗祎提到的学长，是哈佛哲学系的毕业生，大名鼎鼎的《生活大爆炸》的制片人和作者Eric Kaplan。
美国梦不再是唯一
采访结束后，邹罗祎配合着我们的摄像师，在大雪初融的哈佛Yard里一遍遍地走过场——这个画面比他说的很多故事，都更加打动我。
其实，邹罗祎的经历很具有代表性。
一个18岁的年轻人（有些学生选择在高中出国，年龄更小），突然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语言文化环境，再怎样准备都难免会措手不及。在采访中，我们也发现很多学生并非处在一个良好的状态里。他们在镜头前抱怨吐槽，自我调侃，甚至在我们这群陌生人面前落泪。他们的迷茫显而易见，也很容易理解，毕竟在这个稚嫩的年纪，要面对这么多复杂的信息：父母的期许，自己的兴趣，现实的压力……
毕业前夕，邹罗祎在他的朋友圈里发表了一首打油诗《二十九个月的OPT》（OPT是指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是美国政府持F1签证的留学生在毕业后合法工作实习的一项福利），里面有几句这样写道：
让你痛苦的酸爽
背井离乡
投奔异国
这是
你的选择
你父母的选择
你的荣耀
你的所谓理想
“你的纠结可能是一些人的梦想。”我在他的朋友圈里留言道。
“美国梦的另一面是，留下自己的父母和国家。”他回答。
跟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相比，如今，美国梦不再是毕其功于一役。几个月后，和许多90后的留学生一样，邹罗祎最终选择了回国发展。但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南京，而是选择了温暖潮湿的深圳，成为互联网大军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