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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延安时期，在促进党员保持党性纯洁方面，中共建党纪念文本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党中央依据不断变化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对于怎样做一个合格党员从多方面提出了要求，针对违反党性的种种表现及其危害，提出了增强党性锻炼的多种具体途径和办法。其中一些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认识结论，是党建史上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认真梳理其中的主要思想和观点，对于当前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党员干部；党性纯洁；中共建党纪念文本；党性锻炼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12-0044-05
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员党性纯洁与否，直接关系到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具有“大党课”性质的建党纪念活动，尤其是活动期间发表各类纪念文本，包括党的文件、报刊社论、各类纪念文章等，在促进党员保持党性纯洁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党建史上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其对于当前开展保持党的纯洁性教育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做一个好党员理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和修养
重视保持党员的纯洁性，是党的建设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目标。1940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之际，刘少奇郑重提出，我们要建设一个好的党，“固然需要我们各方面的努力，需要中央与各级领导机关正确的领导，但是最基本的还需要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党员。”[1]209那么，怎样才算是一个好党员呢？党员党性纯洁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延安时期，建党纪念文本中从多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理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由我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刘少奇发表在1943年7月6日《解放日报》上《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有很好的革命精神与艰苦工作精神，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一般又是很好的，只要加上正确的马列主义的指导，那革命就一定要逐步地走向胜利”。[2] 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要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处理各种现实问题。对此，董必武1944年7月1日在《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文章《党在不断学习中进步》，深刻指出：“没有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虽日与事实接触，纵使在个别问题上处理得很好，那也有陷于事务主义与经验主义危险的可能。但把马列主义照书呆子的方式去读，背诵字句，空讲原则，不从事实的内部和外部联系与发展去看，这样的党员必定要成为一个十足的教条主义者。”[3] 所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最新理论成果。基于这样的认识，朱德在1942年纪念党成立21周年发表文章说，我们党在实践中已经创造出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 [4]这个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经验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理想的。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是党性纯洁的根本问题。刘少奇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今天世界上一种特殊的人物。我们是为了公共事业，即共产主义与人类谋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一种人物。”[1]210所以，要做一个好党员，就要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理想并为之奋斗终生。
第二，以党为荣，对党忠诚，言行一致，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以党为荣，实质上反映出对党的认同。对于一个党员来说，以党为荣，对党忠诚，既是义务，又是必须恪守的基本准则。1943年朱德发表《“七一”志感》说：“共产党员是一个最光荣最先进的称号，为了不辜负这个名称，必须锻炼自己成为真正无产阶级的战士，成为真正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者。”[5]对党忠诚要求党员必须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服从党，甘愿为实现党的利益牺牲奉献。正如刘少奇所言：“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决心牺牲自己（当着为了整个党的利益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候），为了大众解放的公共事业而奋斗的一种人物。”对于最大多数共产党员他还高度评价说：“他们那种为公共事业而牺牲奋斗的精神，那种为民族独立与社会解放而艰苦工作的精神，那种既不想升官发财，又不为名为利，而一心为了劳苦大众与人类解放事业而不疲倦地埋头苦干的精神，表现了他们有人类中最崇高的道德，他们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因此也就吸引了并且吸引着千百万的诚实的人们对于我们的党，对于我们那些最好的党员的敬仰。”[1]219，210，207 可见，要做一个好的党员，就要坚持个人利益服从全党利益，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第三，遵守党纪，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有实行党的政策的能力。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对其党员的基本要求。项英在纪念党成立17周年时指出：“巩固党的铁的纪律，这在目前，党的组织飞速发展中，更形重要，只有严格执行党的纪律，才能使得党在思想上更加团结和统一。”[6]27在党成立2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团结起来，并强调，“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7]144党成立21周年纪念日，《新华日报》刊发社论说：“仅仅有党的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统一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全党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上也求得统一，才能经得起任务严峻的考验。”[8]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要求党员还要有实行党的政策的能力。对于这个问题，徐特立1941年7月2日发表《我和党有历史上不可分离的关系》提出，共产党人不仅应不避一切牺牲，把一切献给党，还应努力“发展自己的创造能力和独立工作精神”。[9]罗瑞卿于1941年建党纪念日发表《全党全军干部应当认真切实的学习党政策》，明确提出：“党的每一个政策的决定，都不是为着宣布，而是为着实现的。”因此，“每一个党的干部，都要有实行党政策的能力；党的高级干部，更要有掌握党政策的能力。”[10]这表明，要做一个好党员，仅有坚定的信念、良好的愿望和满腔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有实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方能更好地起到共产党员的表率作用。 第四，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检验共产党员纯洁性的试金石。在对党的这一根本宗旨的阐释中，林伯渠在1941年建党纪念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政权》指出，在我党局部执政的政权之中，“没有特殊的统治阶级，只有服从人民利益的公务人员。……他们只知克己奉公，忠于职务，从来不计较个人的享受与地位。”[11]1946年7月1日，《解放日报》刊发社论指出，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区别在于解放区“有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在这里，共产党人不会“贪拿人民的血汗、公产和国库作为自己的家产”，相反“要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给人民以东西”，“在做了这个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才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做另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因此说，“我们当这个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的党员，真正是光荣极了。”[12]坚持为人民服务，要求党员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是要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对此任弼时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撰写的文稿《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曾把共产党员是否善于向群众学习，提到“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他指出：“要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与群众融成一片。这就是我们所要求每个党员应有的群众观念，同时也是每个党员有无党性的起码条件。”[13]304 所以，坚持为人民服务，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不仅是实现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永葆党的政治本色、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
第五，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吴玉章在1940年纪念建党19周年撰文指出：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期，希望党内同志“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来锻炼自己”。[14]19刘少奇则把“用批评的精神去检查”共产党人的工作方法及其结果，看作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手段，认为借此就可以暴露出那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质。因此在他看来，惟有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才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才能维护我们党的队伍的统一和纪律，才能保证我们党经常的正确的领导，才能在今后领导中国革命到达胜利。”[2]1945年7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说，实现党内团结需要进行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七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保障每一个党员‘在党内任何会议上批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更是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党内组织生活上的高度民主”。[15]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方面，周恩来在1937年建党纪念日发表《十六年来的中国共产党》指出，党在16年的艰苦奋斗中，产生了千千万万英勇、坚决、能干、忠实的共产党的干部，他们“承袭了中华民族英俊贤明，忠贞不拔，艰苦卓绝，奋斗牺牲的伟大的美德，表现了他们都是中国顶天立地的好儿女，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16]2朱德也曾揭示说，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优良传统。例如，“天下为公”的思想；“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的精神；“刻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传统。而以“言必行、行必果、重然诺”为例，“食言而肥者流是害怕综核名实的。我们共产党却完全实践了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传统精神，自己的诺言，任何时候没有违背过。”[5]所以，要做一个好党员，就要充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积累下来的这些优良传统。
二、党员党性不纯的表现、产生原因及其危害
延安时期，对照做一个好党员理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和修养，许多建党纪念文本在批评与自我批评原则精神的指导下，不仅指出了党员干部党性不纯的种种表现，还深入分析了其产生的思想、历史和现实根源，深刻指出了党员干部党性不纯的严重危害。
首先，指出少数党员干部党性不纯的种种表现。《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指出：政治上不尊重中央及上级决定，独断独行，搞两面态度，对党隐瞒；组织上强调本位主义，反对集中领导，只要下面服从纪律；在干部政策上随便提拔，随便打击，搞感情拉拢、互相包庇；在思想意识上，一切从个人出发，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不实事求是，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这些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对于少数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党性不纯问题，许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也作出了严肃认真的批评。如在党成立19周年时，吴玉章指出，党内一些人在各种考验面前“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沾染了贪污和官僚主义的恶习”，“强迫命令，官僚主义，贪污恶习，已经渐渐发生”，“损失我党官民一体廉洁政治的作风，使我们与群众隔离起来。这是应当警惕的。”[14]17-19罗瑞卿指出，一些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对于党的政策文件“不研究不学习”，“只随便当成消遣品看看”，因此，必须“反对某些同志，口头赞成党政策，而实际上自己另来一套以抵抗党政策的不忠于党的错误行为”。[10]针对少数党员干部在领导作风上存在的脱离群众的问题，任弼时批评说：“有些同志所拟的计划或决定，不是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不是从总结群众实践斗争的经验产生的，常常是只凭主观，只凭感想，只凭书本去决定政策，自然要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论。他们在执行上级一般的决定时，常常不善于根据当地情况去研究具体实现的办法，而是简单地用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办法去完成。在执行过程中发生困难时，又常常是眼睛向上，等待办法从上面降临，自己完全失掉主动性和创造性。”[13]302-303 聂荣臻在1942年指出，“大吃大喝”、享乐主义思想“浓厚”、“假公济私”、“想贪污发洋财”、“仗党势去欺负群众”，都是“党性不强的具体表现”。[17]365-366
其次，分析少数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党性不纯问题的根源。《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我们的环境，是广大农村的环境，是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份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7]144-145就此，延安时期的许多建党纪念文本也作出了深入剖析。如项英在建党17周年时指出：“共产党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不是孤立和逍遥于社会以外的东西，因此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以至封建宗法的思想，他们的意识、道德、习惯和情绪，往往影响到我们的党里头来。”另外，“我们党内的社会基础，有无产阶级的成份，有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成份，个别的还有其他阶级出身的成份，复杂的成份，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到党内来。”[6]21吴玉章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同志受的民主教育不够”，“存在着不少的官僚残余”，尤其是“近年来有些党员或与恶劣社会的生活接触较多，或处于和平环境之下，或处在政权在手的地方，因而不免渐渐地放纵起来。更加以特务机关用金钱美女来诱惑，就有些意志不坚的党员，由命令主义以至于官僚主义，由小贪污以至于较大的贪污，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14]18对于少数党员存在脱离群众的倾向，任弼时分析指出，“他们处理一切问题时，常常表现其观念上没有群众，或者只有抽象的模糊的群众，而没有具体的斗争的群众。他们没有从调查研究群众的实践中去想办法，而是从感想从书本上去想办法。没有想到他们所决定的东西，是否符合于群众的需要，是否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是否能动员群众自觉地积极地起来去实行。他们没有站在群众之中，与群众融成一片，而是站在群众之上，去强迫命令。因此必然脱离群众，必然发展官僚主义，必然不能做好工作。”[13]304-305可以看出，在分析查找少数党员干部党性不纯的根源时，注重从思想意识、社会文化环境、个人修养等几个方面综合去看问题，是延安时期建党纪念文本的一个共同特点。 再次，深刻指出党员干部党性不纯的严重危害。《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严肃指出：中共经过20年的锻炼，现已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重要的决定因素，然而必须看到党内还存在着违反党性、缺乏党性的“严重危险”，“虽然还不是一个普遍的不可终日的危险”，但是，“假如听其发展，便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可能发展到小组织活动与派别斗争，一直到公开反党，使党与革命受到极大损害。而有这些倾向的个人如不改正，亦会身败名裂。”[9]145值得关注的是，延安时期的建党纪念文本中对于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危害，尤其有着十分丰富的认识论述。1944年7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七一”纪念社论指出，我党能够生长和壮大起来，并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政党，是由于我党和党领导的部队“能亲密的与人民结合在一起”，“不是这样，不要说生长和壮大，连存在都很困难的。”[18]1945年6月，中共琼崖特委作出的《关于七月纪念工作的指示》中说，要完成拥军爱民的任务，必须“采取正确的民众观点。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对民众还存在着不正确（的观点），他们自以为是民众的首领，居于民众的上峰，动不动就命令群众、叱骂群众，实际上就是脱离群众。这种观点不改正，党就不能成为团结群众和组织群众的核心，同时也就不能成为领导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指挥部。我们必须了解，群众是党生存的基础，是党力量的源泉，党失掉了群众就等于失掉生命”。[19]301罗荣桓1944年还曾劝告性指出：“在我们干部间，确还有不少的人经常强调个人前途为重。”对此，“我们要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在他们个人包袱上写上‘谨防跌倒’四个字。”[20]233-234
三、党员增强党性锻炼、保持党性纯洁的途径
朱德在党成立21周年时曾提出：“建设党的新的风格，改造干部和党员思想和工作作风，使全党走上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这就是我全党今天的重要任务。”[4]建设党的新风格，主体是广大党员干部，关键是实现党员干部思想和工作作风的转变，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增强党性锻炼。在这方面，延安时期的建党纪念文本中提出了多种具体途径和办法。
第一，用“晒太阳”的办法，开展自问自查、批评与自我批评。1947年陈云就有些人“闹情绪闹地位”的问题，与有些单位“邪气当道，正气不扬”的问题，提出批评说，这是“思想发霉”的表现。解决问题之道可以用“晒太阳”的办法，“坦白正面地讲清是非”。[21]所谓“晒太阳”，就是不隐瞒、不诿过，勇于将自己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暴露在阳光之下。延安整风前夕，刘少奇、吴玉章等就都提出，党员需要经常进行自问自查、批评与自我批评。刘少奇指出，我们党员应该诚心来问问自己：为了党的利益、党的发展曾经尽了何种努力？是否曾有过违反党的利益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今后怎样才能不再违反？“我想，党员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使自己进步的出发点。”[1]209-210《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提出，纠正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并强调说：“一切批评应当是正面坦白诚恳的提出，目的是为了挽救，而不是为了打击。”而在自我批评方面，“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7]146-147此后，在加强党的建设尤其在增强党性锻炼方面，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遂成为我党延续至今的一个优良传统。
第二，重点加强党性学习和教育，着力解决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中央在建党20周年纪念日作出决定，提出要用“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每个党员，就是“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7]147罗瑞卿还提出，每个干部都要“用新的态度”来对待学习党的政策的问题。党成立21周年纪念日，《晋察冀日报》发表社论：强调“全党必须加强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要以毛泽东主义的思想方法，来改造与武装自己。”[22]在对党员进行教育方面，刘少奇强调，要“用中国党的经验来教育中国的党员，才能收到更直接的实际的效果”。[2]毛泽东认为，整风运动“保证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和党的组织成分的纯洁。这些工作仍须继续不懈地进行下去”。[23]值得关注的是，在1941年中共建党纪念活动常态化以后，我党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政治资源在促进党性学习和教育中的效能作用。同时强调增强党性学习和教育，关键是要促使党员从思想上入党。罗荣桓认为，改造思想是个“发展过程”，应当把“改造思想与改造工作完全相结合起来”，“从自己所站的工作岗位上，从自己所管理的工作上，与整个党的事业联系上，来暴露自己的思想。”[20]235
第三，不悲观、不动摇、不懈怠、自尊自爱、传承党的优良传统。1942年7月，黄镇在纪念“七一”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身处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对每个党员都是“最好的考验”。必须大力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坚定立场，在任何艰难险恶的情况下不动摇，不悲观，向前看（政治上）、（物质上要向后看）。”他还说：我们“每个党员应当是经过考验的。如果只能经得起胜利，受不住挫折，只能享受，不能受苦，甚至于不愿向前看，只是向后看，自己的立场站不稳，经不起外界恶劣影响的引诱，看见敌人的金钱美女就神魂颠倒，听见反革命分子一套谬论，就马上动摇自己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那就要好好下番功夫，放在布尔什维克的火炉里化一化”。[24]同年7月1日，《新华日报》刊发社论指出：在历史上伟大考验的时期，每个党员都要“经得起任务严峻的考验”，“都应把自己推向前进，使自己和党组织，更适合于今日客观环境的要求。”[8]1947年7月1日，《大众日报》刊发社论指出：“要认识胜利的前途，提高信心，坚定信心，同时又要时时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相策勉，不骄不懈，再接再厉。”[25] 党成立19周年时，吴玉章指出：“我党艰苦奋斗的作风，刻苦俭朴的生活，无论环境如何变化至今还坚决保持着，这是难能可贵的精神，为消灭中国数千年贪污腐朽痼疾的一种利器。……深望我们每个同志深自警惕，不要忘掉了我们党员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崇高的道德，和继承了我民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优秀传统。”[14]18也是在这一年，刘少奇指出：“在我们中间，那些埋头苦干的党员，那些艰苦工作、不怕困难、不怕危险的党员，那些一心一意为了党与人类解放而坚决奋斗的党员，那些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党员，是我们的好党员。”[1]216朱德则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优秀遗产，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优良传统，这种光辉成就的体现之一，就是“我们党拥有几十万优秀的干部，他们在党中央领导下，各竭其力各尽其责地做成无数福国利民的事业。这些党员，都是千人为俊万人为杰极可宝贵的人材，每一党员，应该自尊自爱，力求精进，去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5] 四、结语
2012年3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把保持党的纯洁性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和重要目标。”[26]3这从延安时期建党纪念文本中的认识论述，即可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得到印证。因此延安时期中共建党纪念文本的价值之一，也就体现在它依据不断变化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对于怎样做一个好党员，从多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并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的指导下，从对党和人民负责的高度，严肃指出了党性不纯的种种表现、产生原因及其危害，进而提出了增强党性锻炼的多种具体途径和办法。其中一些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认识结论，是党建史上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而借助具有多重价值功能的中共建党纪念文本，中共建党纪念活动所具有的“大党课”的性质特点，因此也显得更加突出和鲜明。
对于一个有着崇高理想追求和明确奋斗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要想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仅有主观理论上的认识，仅有文本上的措施和办法，显然还都是不够的。正如张闻天所言：“一个政党在人民中的信仰，并不是动员自己的宣传机关吹吹牛就能够达到的，这要看那个政党在事实上的各方面的表现。”[27]因此，说延安时期中共建党纪念文本中关于保持党性纯洁的认识论述是党建史上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是因为这些认识论述坚持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其中一些主要思想和观点已被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理论总结与经验概括。认真梳理这些认识论述，从党的历史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对于当前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工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党的纯洁性建设同党的先进性建设一样，都不是静止的，也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其内容和要求都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党的纯洁性，是一篇永无止境、在实践中常做常新的大文章。”[26]7这就要求我们紧跟时代、贴近现实、与时俱进地探索和思考新环境、新话语下的党性纯洁问题，进而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的双重考验下，坚持不懈地把保持党的纯洁性这篇大文章做实做深做好，不断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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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闫生金]
关键词：延安时期；党员干部；党性纯洁；中共建党纪念文本；党性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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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员党性纯洁与否，直接关系到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具有“大党课”性质的建党纪念活动，尤其是活动期间发表各类纪念文本，包括党的文件、报刊社论、各类纪念文章等，在促进党员保持党性纯洁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党建史上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其对于当前开展保持党的纯洁性教育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做一个好党员理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和修养
重视保持党员的纯洁性，是党的建设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目标。1940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之际，刘少奇郑重提出，我们要建设一个好的党，“固然需要我们各方面的努力，需要中央与各级领导机关正确的领导，但是最基本的还需要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党员。”[1]209那么，怎样才算是一个好党员呢？党员党性纯洁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延安时期，建党纪念文本中从多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理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由我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刘少奇发表在1943年7月6日《解放日报》上《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有很好的革命精神与艰苦工作精神，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一般又是很好的，只要加上正确的马列主义的指导，那革命就一定要逐步地走向胜利”。[2] 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要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处理各种现实问题。对此，董必武1944年7月1日在《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文章《党在不断学习中进步》，深刻指出：“没有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虽日与事实接触，纵使在个别问题上处理得很好，那也有陷于事务主义与经验主义危险的可能。但把马列主义照书呆子的方式去读，背诵字句，空讲原则，不从事实的内部和外部联系与发展去看，这样的党员必定要成为一个十足的教条主义者。”[3] 所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最新理论成果。基于这样的认识，朱德在1942年纪念党成立21周年发表文章说，我们党在实践中已经创造出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 [4]这个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经验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理想的。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是党性纯洁的根本问题。刘少奇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今天世界上一种特殊的人物。我们是为了公共事业，即共产主义与人类谋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一种人物。”[1]210所以，要做一个好党员，就要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理想并为之奋斗终生。
第二，以党为荣，对党忠诚，言行一致，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以党为荣，实质上反映出对党的认同。对于一个党员来说，以党为荣，对党忠诚，既是义务，又是必须恪守的基本准则。1943年朱德发表《“七一”志感》说：“共产党员是一个最光荣最先进的称号，为了不辜负这个名称，必须锻炼自己成为真正无产阶级的战士，成为真正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者。”[5]对党忠诚要求党员必须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服从党，甘愿为实现党的利益牺牲奉献。正如刘少奇所言：“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决心牺牲自己（当着为了整个党的利益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候），为了大众解放的公共事业而奋斗的一种人物。”对于最大多数共产党员他还高度评价说：“他们那种为公共事业而牺牲奋斗的精神，那种为民族独立与社会解放而艰苦工作的精神，那种既不想升官发财，又不为名为利，而一心为了劳苦大众与人类解放事业而不疲倦地埋头苦干的精神，表现了他们有人类中最崇高的道德，他们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因此也就吸引了并且吸引着千百万的诚实的人们对于我们的党，对于我们那些最好的党员的敬仰。”[1]219，210，207 可见，要做一个好的党员，就要坚持个人利益服从全党利益，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第三，遵守党纪，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有实行党的政策的能力。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对其党员的基本要求。项英在纪念党成立17周年时指出：“巩固党的铁的纪律，这在目前，党的组织飞速发展中，更形重要，只有严格执行党的纪律，才能使得党在思想上更加团结和统一。”[6]27在党成立2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团结起来，并强调，“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7]144党成立21周年纪念日，《新华日报》刊发社论说：“仅仅有党的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统一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全党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上也求得统一，才能经得起任务严峻的考验。”[8]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要求党员还要有实行党的政策的能力。对于这个问题，徐特立1941年7月2日发表《我和党有历史上不可分离的关系》提出，共产党人不仅应不避一切牺牲，把一切献给党，还应努力“发展自己的创造能力和独立工作精神”。[9]罗瑞卿于1941年建党纪念日发表《全党全军干部应当认真切实的学习党政策》，明确提出：“党的每一个政策的决定，都不是为着宣布，而是为着实现的。”因此，“每一个党的干部，都要有实行党政策的能力；党的高级干部，更要有掌握党政策的能力。”[10]这表明，要做一个好党员，仅有坚定的信念、良好的愿望和满腔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有实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方能更好地起到共产党员的表率作用。 第四，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检验共产党员纯洁性的试金石。在对党的这一根本宗旨的阐释中，林伯渠在1941年建党纪念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政权》指出，在我党局部执政的政权之中，“没有特殊的统治阶级，只有服从人民利益的公务人员。……他们只知克己奉公，忠于职务，从来不计较个人的享受与地位。”[11]1946年7月1日，《解放日报》刊发社论指出，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区别在于解放区“有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在这里，共产党人不会“贪拿人民的血汗、公产和国库作为自己的家产”，相反“要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给人民以东西”，“在做了这个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才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做另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因此说，“我们当这个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的党员，真正是光荣极了。”[12]坚持为人民服务，要求党员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是要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对此任弼时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撰写的文稿《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曾把共产党员是否善于向群众学习，提到“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他指出：“要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与群众融成一片。这就是我们所要求每个党员应有的群众观念，同时也是每个党员有无党性的起码条件。”[13]304 所以，坚持为人民服务，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不仅是实现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永葆党的政治本色、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
第五，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吴玉章在1940年纪念建党19周年撰文指出：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期，希望党内同志“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来锻炼自己”。[14]19刘少奇则把“用批评的精神去检查”共产党人的工作方法及其结果，看作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手段，认为借此就可以暴露出那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质。因此在他看来，惟有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才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才能维护我们党的队伍的统一和纪律，才能保证我们党经常的正确的领导，才能在今后领导中国革命到达胜利。”[2]1945年7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说，实现党内团结需要进行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七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保障每一个党员‘在党内任何会议上批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更是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党内组织生活上的高度民主”。[15]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方面，周恩来在1937年建党纪念日发表《十六年来的中国共产党》指出，党在16年的艰苦奋斗中，产生了千千万万英勇、坚决、能干、忠实的共产党的干部，他们“承袭了中华民族英俊贤明，忠贞不拔，艰苦卓绝，奋斗牺牲的伟大的美德，表现了他们都是中国顶天立地的好儿女，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16]2朱德也曾揭示说，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优良传统。例如，“天下为公”的思想；“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的精神；“刻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传统。而以“言必行、行必果、重然诺”为例，“食言而肥者流是害怕综核名实的。我们共产党却完全实践了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传统精神，自己的诺言，任何时候没有违背过。”[5]所以，要做一个好党员，就要充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积累下来的这些优良传统。
二、党员党性不纯的表现、产生原因及其危害
延安时期，对照做一个好党员理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和修养，许多建党纪念文本在批评与自我批评原则精神的指导下，不仅指出了党员干部党性不纯的种种表现，还深入分析了其产生的思想、历史和现实根源，深刻指出了党员干部党性不纯的严重危害。
首先，指出少数党员干部党性不纯的种种表现。《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指出：政治上不尊重中央及上级决定，独断独行，搞两面态度，对党隐瞒；组织上强调本位主义，反对集中领导，只要下面服从纪律；在干部政策上随便提拔，随便打击，搞感情拉拢、互相包庇；在思想意识上，一切从个人出发，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不实事求是，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这些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对于少数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党性不纯问题，许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也作出了严肃认真的批评。如在党成立19周年时，吴玉章指出，党内一些人在各种考验面前“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沾染了贪污和官僚主义的恶习”，“强迫命令，官僚主义，贪污恶习，已经渐渐发生”，“损失我党官民一体廉洁政治的作风，使我们与群众隔离起来。这是应当警惕的。”[14]17-19罗瑞卿指出，一些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对于党的政策文件“不研究不学习”，“只随便当成消遣品看看”，因此，必须“反对某些同志，口头赞成党政策，而实际上自己另来一套以抵抗党政策的不忠于党的错误行为”。[10]针对少数党员干部在领导作风上存在的脱离群众的问题，任弼时批评说：“有些同志所拟的计划或决定，不是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不是从总结群众实践斗争的经验产生的，常常是只凭主观，只凭感想，只凭书本去决定政策，自然要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论。他们在执行上级一般的决定时，常常不善于根据当地情况去研究具体实现的办法，而是简单地用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办法去完成。在执行过程中发生困难时，又常常是眼睛向上，等待办法从上面降临，自己完全失掉主动性和创造性。”[13]302-303 聂荣臻在1942年指出，“大吃大喝”、享乐主义思想“浓厚”、“假公济私”、“想贪污发洋财”、“仗党势去欺负群众”，都是“党性不强的具体表现”。[17]365-366
其次，分析少数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党性不纯问题的根源。《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我们的环境，是广大农村的环境，是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份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7]144-145就此，延安时期的许多建党纪念文本也作出了深入剖析。如项英在建党17周年时指出：“共产党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不是孤立和逍遥于社会以外的东西，因此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以至封建宗法的思想，他们的意识、道德、习惯和情绪，往往影响到我们的党里头来。”另外，“我们党内的社会基础，有无产阶级的成份，有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成份，个别的还有其他阶级出身的成份，复杂的成份，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到党内来。”[6]21吴玉章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同志受的民主教育不够”，“存在着不少的官僚残余”，尤其是“近年来有些党员或与恶劣社会的生活接触较多，或处于和平环境之下，或处在政权在手的地方，因而不免渐渐地放纵起来。更加以特务机关用金钱美女来诱惑，就有些意志不坚的党员，由命令主义以至于官僚主义，由小贪污以至于较大的贪污，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14]18对于少数党员存在脱离群众的倾向，任弼时分析指出，“他们处理一切问题时，常常表现其观念上没有群众，或者只有抽象的模糊的群众，而没有具体的斗争的群众。他们没有从调查研究群众的实践中去想办法，而是从感想从书本上去想办法。没有想到他们所决定的东西，是否符合于群众的需要，是否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是否能动员群众自觉地积极地起来去实行。他们没有站在群众之中，与群众融成一片，而是站在群众之上，去强迫命令。因此必然脱离群众，必然发展官僚主义，必然不能做好工作。”[13]304-305可以看出，在分析查找少数党员干部党性不纯的根源时，注重从思想意识、社会文化环境、个人修养等几个方面综合去看问题，是延安时期建党纪念文本的一个共同特点。 再次，深刻指出党员干部党性不纯的严重危害。《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严肃指出：中共经过20年的锻炼，现已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重要的决定因素，然而必须看到党内还存在着违反党性、缺乏党性的“严重危险”，“虽然还不是一个普遍的不可终日的危险”，但是，“假如听其发展，便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可能发展到小组织活动与派别斗争，一直到公开反党，使党与革命受到极大损害。而有这些倾向的个人如不改正，亦会身败名裂。”[9]145值得关注的是，延安时期的建党纪念文本中对于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危害，尤其有着十分丰富的认识论述。1944年7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七一”纪念社论指出，我党能够生长和壮大起来，并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政党，是由于我党和党领导的部队“能亲密的与人民结合在一起”，“不是这样，不要说生长和壮大，连存在都很困难的。”[18]1945年6月，中共琼崖特委作出的《关于七月纪念工作的指示》中说，要完成拥军爱民的任务，必须“采取正确的民众观点。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对民众还存在着不正确（的观点），他们自以为是民众的首领，居于民众的上峰，动不动就命令群众、叱骂群众，实际上就是脱离群众。这种观点不改正，党就不能成为团结群众和组织群众的核心，同时也就不能成为领导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指挥部。我们必须了解，群众是党生存的基础，是党力量的源泉，党失掉了群众就等于失掉生命”。[19]301罗荣桓1944年还曾劝告性指出：“在我们干部间，确还有不少的人经常强调个人前途为重。”对此，“我们要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在他们个人包袱上写上‘谨防跌倒’四个字。”[20]233-234
三、党员增强党性锻炼、保持党性纯洁的途径
朱德在党成立21周年时曾提出：“建设党的新的风格，改造干部和党员思想和工作作风，使全党走上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这就是我全党今天的重要任务。”[4]建设党的新风格，主体是广大党员干部，关键是实现党员干部思想和工作作风的转变，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增强党性锻炼。在这方面，延安时期的建党纪念文本中提出了多种具体途径和办法。
第一，用“晒太阳”的办法，开展自问自查、批评与自我批评。1947年陈云就有些人“闹情绪闹地位”的问题，与有些单位“邪气当道，正气不扬”的问题，提出批评说，这是“思想发霉”的表现。解决问题之道可以用“晒太阳”的办法，“坦白正面地讲清是非”。[21]所谓“晒太阳”，就是不隐瞒、不诿过，勇于将自己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暴露在阳光之下。延安整风前夕，刘少奇、吴玉章等就都提出，党员需要经常进行自问自查、批评与自我批评。刘少奇指出，我们党员应该诚心来问问自己：为了党的利益、党的发展曾经尽了何种努力？是否曾有过违反党的利益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今后怎样才能不再违反？“我想，党员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使自己进步的出发点。”[1]209-210《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提出，纠正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并强调说：“一切批评应当是正面坦白诚恳的提出，目的是为了挽救，而不是为了打击。”而在自我批评方面，“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7]146-147此后，在加强党的建设尤其在增强党性锻炼方面，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遂成为我党延续至今的一个优良传统。
第二，重点加强党性学习和教育，着力解决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中央在建党20周年纪念日作出决定，提出要用“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每个党员，就是“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7]147罗瑞卿还提出，每个干部都要“用新的态度”来对待学习党的政策的问题。党成立21周年纪念日，《晋察冀日报》发表社论：强调“全党必须加强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要以毛泽东主义的思想方法，来改造与武装自己。”[22]在对党员进行教育方面，刘少奇强调，要“用中国党的经验来教育中国的党员，才能收到更直接的实际的效果”。[2]毛泽东认为，整风运动“保证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和党的组织成分的纯洁。这些工作仍须继续不懈地进行下去”。[23]值得关注的是，在1941年中共建党纪念活动常态化以后，我党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政治资源在促进党性学习和教育中的效能作用。同时强调增强党性学习和教育，关键是要促使党员从思想上入党。罗荣桓认为，改造思想是个“发展过程”，应当把“改造思想与改造工作完全相结合起来”，“从自己所站的工作岗位上，从自己所管理的工作上，与整个党的事业联系上，来暴露自己的思想。”[20]235
第三，不悲观、不动摇、不懈怠、自尊自爱、传承党的优良传统。1942年7月，黄镇在纪念“七一”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身处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对每个党员都是“最好的考验”。必须大力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坚定立场，在任何艰难险恶的情况下不动摇，不悲观，向前看（政治上）、（物质上要向后看）。”他还说：我们“每个党员应当是经过考验的。如果只能经得起胜利，受不住挫折，只能享受，不能受苦，甚至于不愿向前看，只是向后看，自己的立场站不稳，经不起外界恶劣影响的引诱，看见敌人的金钱美女就神魂颠倒，听见反革命分子一套谬论，就马上动摇自己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那就要好好下番功夫，放在布尔什维克的火炉里化一化”。[24]同年7月1日，《新华日报》刊发社论指出：在历史上伟大考验的时期，每个党员都要“经得起任务严峻的考验”，“都应把自己推向前进，使自己和党组织，更适合于今日客观环境的要求。”[8]1947年7月1日，《大众日报》刊发社论指出：“要认识胜利的前途，提高信心，坚定信心，同时又要时时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相策勉，不骄不懈，再接再厉。”[25] 党成立19周年时，吴玉章指出：“我党艰苦奋斗的作风，刻苦俭朴的生活，无论环境如何变化至今还坚决保持着，这是难能可贵的精神，为消灭中国数千年贪污腐朽痼疾的一种利器。……深望我们每个同志深自警惕，不要忘掉了我们党员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崇高的道德，和继承了我民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优秀传统。”[14]18也是在这一年，刘少奇指出：“在我们中间，那些埋头苦干的党员，那些艰苦工作、不怕困难、不怕危险的党员，那些一心一意为了党与人类解放而坚决奋斗的党员，那些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党员，是我们的好党员。”[1]216朱德则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优秀遗产，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优良传统，这种光辉成就的体现之一，就是“我们党拥有几十万优秀的干部，他们在党中央领导下，各竭其力各尽其责地做成无数福国利民的事业。这些党员，都是千人为俊万人为杰极可宝贵的人材，每一党员，应该自尊自爱，力求精进，去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5] 四、结语
2012年3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把保持党的纯洁性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和重要目标。”[26]3这从延安时期建党纪念文本中的认识论述，即可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得到印证。因此延安时期中共建党纪念文本的价值之一，也就体现在它依据不断变化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对于怎样做一个好党员，从多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并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的指导下，从对党和人民负责的高度，严肃指出了党性不纯的种种表现、产生原因及其危害，进而提出了增强党性锻炼的多种具体途径和办法。其中一些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认识结论，是党建史上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而借助具有多重价值功能的中共建党纪念文本，中共建党纪念活动所具有的“大党课”的性质特点，因此也显得更加突出和鲜明。
对于一个有着崇高理想追求和明确奋斗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要想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仅有主观理论上的认识，仅有文本上的措施和办法，显然还都是不够的。正如张闻天所言：“一个政党在人民中的信仰，并不是动员自己的宣传机关吹吹牛就能够达到的，这要看那个政党在事实上的各方面的表现。”[27]因此，说延安时期中共建党纪念文本中关于保持党性纯洁的认识论述是党建史上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是因为这些认识论述坚持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其中一些主要思想和观点已被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理论总结与经验概括。认真梳理这些认识论述，从党的历史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对于当前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工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党的纯洁性建设同党的先进性建设一样，都不是静止的，也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其内容和要求都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党的纯洁性，是一篇永无止境、在实践中常做常新的大文章。”[26]7这就要求我们紧跟时代、贴近现实、与时俱进地探索和思考新环境、新话语下的党性纯洁问题，进而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的双重考验下，坚持不懈地把保持党的纯洁性这篇大文章做实做深做好，不断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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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闫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