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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习者合作对话研究从传统二语习得研究视角下的互动研究发展到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指导的语言相关片段研究。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学习者合作对话组织形式、学习者合作对话的内容取向、学习者的语言熟练程度对语言相关片段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和学习任务类型对合作对话的影响。研究还存在诸多局限，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关键词：学习者合作对话；外语教学；语言相关片段
中图分类号：H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26-0175-02
学习者合作对话（collaborative dialogue）指的是两个或更多学习者共同构建语言或关于语言的知识的对话。在外语教学过程中，外语学习者可以通过合作对话展开学习任务，他们在对话中商讨如何使用所学语言完成学习任务，并对彼此的语言进行修正。
学习者合作对话研究发源于传统的二语习得研究。上世纪80年代，二语习得研究者开始关注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和这些互动过程中发生的意义协商行为。这些研究将学习者互动视为学习者遇到交流障碍时进行意义协商以达到相互理解的活动，并认为意义协商能够促使可理解性的语言输入和输出的发生，从而促进语言发展。这个角度下，语言被认为是一种纯认知建构，却忽视了语言也应当是一种社会建构。不过，这些研究对学习者语言的分析得出了几乎统一的结论，即学习者互动与那些以教师为中心的活动相比，能够提供更多的语言输出机会，能够促成更多的语言自我修正和他人修正[1]。这些早期互动研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习者合作对话研究，它们以实验法为主，几乎从不研究自然教学过程，对学习者的语言发展过程很少进行跟踪，只是在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环境下进行数据收集，并不考虑社会文化环境对学习者互动的影响。
21世纪以来，社会文化理论的影响力增强，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指导的外语教学研究者逐渐形成了对语言学习的新认知，它们认为学习是在社会中发生的以符号（特别是语言）为媒介的过程，学习首先发生在人与人的层面，然后才会内化进入个人层面。如果要让学习在人与人的层面上发生，就需要激活最近发展区。诸多研究开始肯定学习者间互动对激活最近发展区的积极作用，并努力探索学习者们如何在最近发展区内协助彼此的语言学习[2]。社会文化角度的研究方法强调知识和意义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通过协作努力共同构建的，这样一来，互动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学习者之间的合作对话作为典型的互动形式自然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合作对话中，学习者给出或接受彼此的帮助，为彼此搭建支架以顺利表达意义，因此，两人共同聚焦语言形式不仅是为了解决理解障碍（这是传统互动理论的观点），也是为了协作努力以得到更好的语言学习成果、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合作对话既是认知工具也是社会工具，是让语言学习发生的媒介。
合作对话研究主要通过分析语言相关片段（Language-Related Episode，后文简称LRE）进行，它是对话的一部分。通过LRE，对话成员谈论已经产出或正在产出的语言，修正自己或他人的语言，质疑或反思语言的使用。许多研究表明，LRE体现语言学习进程，是语言学习发生的场所，有助于目标语的习得。已有的合作对话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学习者合作对话组织形式。有研究表明两两合作对话的语言产出量大于小组合作对话，但后者的母语使用率低于前者，且后者的对话中成功解决问题的LRE数量更多[3]。研究还发现参与合作对话的学习者之间的关系比他们的语言熟练程度更能够影响合作对话的质量[4]。Alastuey于2012年通过数据统计证明，不同母语的二语学习者进行合作对话的质量优于相同母语的二语学习者。以上研究都是在二语环境中进行，其结论在外语环境中的适用性还有待考察。
2.学习者合作对话的内容取向。有的研究认为学习者合作对话主要关注语言问题，但另一些研究却显示，学习者合作对话首先将大部分时间（53%）用于讨论双方的想法，语言问题的讨论只占25%。2007年他的LRE分析发现，语言水平较高的学习者会更多进行词汇方面而不是语法方面的讨论[5]。Bell在2012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游戏性质的合作对话比非游戏性质的合作对话更有利于学习者的语言记忆[6]。但是这些研究对导致合作对话内容取向的影响因素分析不足。
3.学习者的语言熟练程度对LRE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张薇2011年的研究表明熟练程度越高的学习者合作对话中LRE频率越高，且成功解决问题的LRE数量更多[7]。Watanabe
关键词：学习者合作对话；外语教学；语言相关片段
中图分类号：H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26-0175-02
学习者合作对话（collaborative dialogue）指的是两个或更多学习者共同构建语言或关于语言的知识的对话。在外语教学过程中，外语学习者可以通过合作对话展开学习任务，他们在对话中商讨如何使用所学语言完成学习任务，并对彼此的语言进行修正。
学习者合作对话研究发源于传统的二语习得研究。上世纪80年代，二语习得研究者开始关注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和这些互动过程中发生的意义协商行为。这些研究将学习者互动视为学习者遇到交流障碍时进行意义协商以达到相互理解的活动，并认为意义协商能够促使可理解性的语言输入和输出的发生，从而促进语言发展。这个角度下，语言被认为是一种纯认知建构，却忽视了语言也应当是一种社会建构。不过，这些研究对学习者语言的分析得出了几乎统一的结论，即学习者互动与那些以教师为中心的活动相比，能够提供更多的语言输出机会，能够促成更多的语言自我修正和他人修正[1]。这些早期互动研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习者合作对话研究，它们以实验法为主，几乎从不研究自然教学过程，对学习者的语言发展过程很少进行跟踪，只是在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环境下进行数据收集，并不考虑社会文化环境对学习者互动的影响。
21世纪以来，社会文化理论的影响力增强，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指导的外语教学研究者逐渐形成了对语言学习的新认知，它们认为学习是在社会中发生的以符号（特别是语言）为媒介的过程，学习首先发生在人与人的层面，然后才会内化进入个人层面。如果要让学习在人与人的层面上发生，就需要激活最近发展区。诸多研究开始肯定学习者间互动对激活最近发展区的积极作用，并努力探索学习者们如何在最近发展区内协助彼此的语言学习[2]。社会文化角度的研究方法强调知识和意义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通过协作努力共同构建的，这样一来，互动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学习者之间的合作对话作为典型的互动形式自然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合作对话中，学习者给出或接受彼此的帮助，为彼此搭建支架以顺利表达意义，因此，两人共同聚焦语言形式不仅是为了解决理解障碍（这是传统互动理论的观点），也是为了协作努力以得到更好的语言学习成果、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合作对话既是认知工具也是社会工具，是让语言学习发生的媒介。
合作对话研究主要通过分析语言相关片段（Language-Related Episode，后文简称LRE）进行，它是对话的一部分。通过LRE，对话成员谈论已经产出或正在产出的语言，修正自己或他人的语言，质疑或反思语言的使用。许多研究表明，LRE体现语言学习进程，是语言学习发生的场所，有助于目标语的习得。已有的合作对话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学习者合作对话组织形式。有研究表明两两合作对话的语言产出量大于小组合作对话，但后者的母语使用率低于前者，且后者的对话中成功解决问题的LRE数量更多[3]。研究还发现参与合作对话的学习者之间的关系比他们的语言熟练程度更能够影响合作对话的质量[4]。Alastuey于2012年通过数据统计证明，不同母语的二语学习者进行合作对话的质量优于相同母语的二语学习者。以上研究都是在二语环境中进行，其结论在外语环境中的适用性还有待考察。
2.学习者合作对话的内容取向。有的研究认为学习者合作对话主要关注语言问题，但另一些研究却显示，学习者合作对话首先将大部分时间（53%）用于讨论双方的想法，语言问题的讨论只占25%。2007年他的LRE分析发现，语言水平较高的学习者会更多进行词汇方面而不是语法方面的讨论[5]。Bell在2012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游戏性质的合作对话比非游戏性质的合作对话更有利于学习者的语言记忆[6]。但是这些研究对导致合作对话内容取向的影响因素分析不足。
3.学习者的语言熟练程度对LRE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张薇2011年的研究表明熟练程度越高的学习者合作对话中LRE频率越高，且成功解决问题的LRE数量更多[7]。Watana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