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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纪委发起的清退会员卡行动，受到舆论关注。不可否认，短时间内，“卡腐败”现象有所控制。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反腐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任何一种腐败现象的蔓延，都有其特定的土壤。遏制腐败如“割韭菜”，若不能建立长效机制，暂时取得的成效，将面临付之东流的可能。此番清退会员卡行动，就遇到了诸多困难。
退卡阻力
有商品就有交易。商品交易是把双刃剑，其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腐败打开了便利之门。商品可以被当做贿赂的道具，并且古今中外皆然。
信用卡的出现，打破了现金交易对商业活动的垄断，避免了现金交易的不便。腐败也搭上了信用卡的便车。可以说，只要有信用卡流通的领域，就可以为腐败行为提供便利。
非货币信用卡的会员卡，是商家为促进消费，针对特定群体发行的身份识别卡。这种卡采取一次付费，多次自主消费的方式，受到广泛的欢迎。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的商场、宾馆、健身中心、酒家等消费场所，都在发行自己的会员认证卡。
具有消费性质的会员卡，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消费方式。一种消费方式的形成，势必增加社会成员的依赖度。年轻一代喜欢随身携带多种会员卡。对于那些有求于官员的单位和个人而言，自然发现了会员卡的特殊作用。讨好官员，不用再沿袭传统的行贿方式，拎着大包小包的礼品。一张不起眼的会员卡，几乎可以随时随地递到目标官员的手中。
模仿是人类的天性。以赠送会员卡讨好官员，一个行贿人的成功，足以给不少人带去“智慧的启迪”。同样，对于官员来说，一个人觉得会员卡这玩意儿受用，自然会引起其他官员对会员卡的兴趣。这样，会员卡成为一种钱权交易的媒介物，既满足行贿人和受贿人的需要，也极大地刺激了商业活动。越是高档的消费场所，越是会员卡的天堂。
清退会员卡行动，遇到的第一个阻力就是如何戒除官员对会员卡消费的“毒瘾”。
2013年6月8日，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希贤做客中新网的《新闻大家谈》栏目。张教授在谈到近期中纪委“清退会员卡”活动时表示，一些干部“官商”利益勾结太深，会将吃喝转向会所这一“隐蔽战线”。至于原因，他解释说：“过去30年中国粗放发展，有些干部吃喝上瘾了，成习惯了。市面上不让吃了，那就去私人会所、高尔夫球场相对隐蔽的场所继续平常的消费习惯。而这些会所提供的是会员卡，一张会员卡动辄价值二三十万，足够一个官员在数个月里随意消费。”由此可見，清退会员卡的麻烦在于，这显然已经不是简单清退腐败卡的问题，而是如何改变官员的腐败习惯问题。
在清退会员卡行动的风口浪尖上，最能检验会员卡行动难易度的，莫过于看看清退行动期间，会员卡的使用情况是否得到有效遏制。
2013年5月30日，《法制日报》披露了北京市昌平区某高档会所的一幕。知情人士透露，真正顶尖级的会所，客人消费的时候未必需要刷卡，更常见的是刷脸。报道援引工作人员的话说：“还有的根本没有任何凭证，也不需要名字，完全靠会所工作人员对宾客进行‘刷脸’认证，也就是说，贵宾的脸就是会员卡。”
应该说，在中纪委开展清退会员卡之前，会员卡在一些场所已经失灵。“刷脸”，即是会员卡变成“隐身卡”的例证。会所认人不认卡，有权者的脸就是最好的会员卡。对于行贿者来说，谁有权力谁的脸就是自己的“金字顾客”，给顶级会所提供“刷卡”的照片，就足够了。显然，刷脸不刷卡，让会员卡清退活动遇到了一个更为尴尬的难题。
清退会员卡，还有一个不小的阻力，这就是退卡意味着什么。会员卡并不像豪宅、名车和美女那样惹眼，只要你一使用，就有被曝光的危险。会员卡不显山不露水，使用的时候具有私密性。中纪委发起会员卡清退行动，若非掌握了付费申领会员卡的具体对象，掌握了所有开展了会员卡业务的商家内部资料，掌握了持卡官员的信息，如何通过一纸规定，让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官员拱手让出他们的会员卡。按照官场的规则，谁主动退卡，就表明这个人有了“经济污点”。污点主动展现给纪委，基本上等于把自己送到了被重点监控的名单。所以，有的干部宁可扔了也不退，因为他退就证明他有问题。出于保护自己，宁可选择扔掉。正如张希贤教授所说的那样：在利益链条当中，很多官商走到一块，也不好掰开，对方也会要死要活，死活把你捆到监狱去。
清退之策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会员卡成为一种腐败的媒介物，变成官场的一大“时尚”，应该说有其历史渊源。中国最早的会所——“红楼”开辟的会员卡刷脸传统，给不少地方官员提供了模仿的蓝本。赖昌星已经落马多年，但会员卡腐败，顶级会所腐败，并没有因为赖昌星东窗事发而退出历史舞台。事实恰恰相反，“红楼”从一家到遍地开花，变成了一种腐败次文化现象。
整顿“卡腐败”，不是会员卡本身的问题，应该从戒除已经蔚然成风的卡腐败现象开刀，对官员的出入场所进行约束。以前，提出过官员八小时以外的监督问题。其实，只要没有监督，八小时工作时间，同样可以给工作腐败提供活动的时机。腐败不分工作时间的内与外。当前的许多官场腐败，已经让一些官员具有了某些“腐败基因”。这些基因不除，他们的腐败冲动就会保持。腐败的冲动，会让官员对腐败怀有太多的期待。所以，纪检监察部门加大对官员活动场所的监控，不给他们涉足会所的机会，久而久之，他们去高档休闲娱乐场所的次数少了，卡腐败的习惯自然会逐步衰减。
卡腐败属于连锁性腐败。没有发卡单位，没有购卡人，卡腐败就是无稽之谈。或者说，没有把消费卡当作贿赂媒介，会员卡就是纯粹的商业消费手段，对社会有益而无害。现在，中纪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交出会员卡。笔者成文之时，尚无权威数据发布，不知道全国各地清退会员卡的具体情况。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采取“连坐”制度，凡是以会员卡形式行贿的单位和个人，以及为会员卡腐败提供便利的商业机构，特别是那些用“刷脸”来暗中支持卡腐败的机构，一经查出一例，即依法处理一起。把购卡、用卡和此类发卡单位一并处罚，相信过不了多久，卡腐败的现象将得到有效遏制。 遏制“卡腐败”，清退会员卡，彰显了中纪委惩治腐败的决心。也许，先前有关部门低估了整治“卡腐败”的难度。针对目前在打击“卡腐败”过程中遇到的难题，需要总结经验，针对问题，对症下药。既然某些官员享用会员卡已经上瘾，清退会员卡的第二阶段，可以采取“戒瘾”疗法，用绝缘的形式慢慢戒掉官员到会所和娱乐场所使用的习惯。
卡腐败既是隐形腐败，更是群体腐败。要消除这种腐败现象，不从与之相关的每个环节布防，卡腐败自然还会以形形色色的形式出现。卡腐败的“刷脸”范围，甚至可以从刷官员一个人的脸，辐射到刷官员随从和亲属的脸。针对追究购卡人和提供腐败消费场所机构的法律责任，会员卡收缴不收缴，都已经不大重要，因为腐败的成本增加了，一旦腐败成本高于所投机的收益，行贿者自然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官员不愿意主动与会员卡进行割断，在于担心主动坦白，弄巧成拙，连累自己。建议中纪委出台补充规定，对于在特定期限内，肯于主动上交会员卡、坦白卡腐败经历的官员，给予一定的“激励措施”。这样的“激励措施”，包括免于反腐败的追究责任。虽然这样的措施未必能产生蝴蝶效应，起码会暴露一批行贿人和秘密会所，这些对象可以纳入纪检监察部门的重点监督范畴。
长效机制
不可否认，清退之策只能在短期内有效。要根除卡腐败，还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来避免类似现象蔓延。
法律的滞后性，无法跟得上腐败的脚步。当代社会的卡腐败，产生于电子商务时代。要整治卡腐败，显然有待于从完善既有的法规监督机制入手来规避。
目前，我国还尚无专门针对“会员卡”发行和使用的法律法规。没有针对官员持卡的法律限制，没有限制购卡的规定，没有针对商业机构（含餐饮、健身、美容、旅游、娱乐等行业）暗中给腐败提供便利的追究法律责任的规定，会员卡不被商家相中，不被行贿者看好，反倒不大正常。如果完善了这方面的法规，制定一套相对健全的追责机制，不管是刷卡还是刷脸，只要发现腐败行为，就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样的治理，才具有长期效应。
卡腐败，因为其隐蔽，单靠法律和纪检监察部门还远远不够。引入网络监督机制，纪检监察部门全天候搜集网络舆情，对于揭露腐败的帖文，不论真假一律立即启动追查程序。查实后，对爆料人给予一定奖励，鼓勵全民监督各级党政机关及公职人员。互联网的普及，微博的草根监督热情不减，相信再私密的地方，也逃不出网民的眼睛。如果再对“会员卡”的购买、使用实行实名登记制度，对于持卡消费信息责令商业机构必须上报税务机关。那么，几乎就等于给卡腐败布下了天罗地网。
对卡腐败最有效的办法，当属实行官员退出机制。一个官员只要被发现一次卡腐败，就坚决罢免其一切公职，逐出党政机关，永不录用。现在，一些官员被问责后，不久就重返官场。这种“爱戴”官员的传统，从很大程度上给问题官员以暗示，让他们不用担心犯事。再大的问题，一旦舆论忘记了，自己就可以重返政坛。这样的惩罚机制，相信再胆小的官员，也会被训练得胆大包天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讲话中指出：“会员卡虽小，折射出的却是作风建设的大问题，反映的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惩治“卡腐败”，也应站在政治的高度，从具体整顿入手，做好长远打击的准备，还祖国一片蔚蓝的天空。
退卡阻力
有商品就有交易。商品交易是把双刃剑，其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腐败打开了便利之门。商品可以被当做贿赂的道具，并且古今中外皆然。
信用卡的出现，打破了现金交易对商业活动的垄断，避免了现金交易的不便。腐败也搭上了信用卡的便车。可以说，只要有信用卡流通的领域，就可以为腐败行为提供便利。
非货币信用卡的会员卡，是商家为促进消费，针对特定群体发行的身份识别卡。这种卡采取一次付费，多次自主消费的方式，受到广泛的欢迎。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的商场、宾馆、健身中心、酒家等消费场所，都在发行自己的会员认证卡。
具有消费性质的会员卡，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消费方式。一种消费方式的形成，势必增加社会成员的依赖度。年轻一代喜欢随身携带多种会员卡。对于那些有求于官员的单位和个人而言，自然发现了会员卡的特殊作用。讨好官员，不用再沿袭传统的行贿方式，拎着大包小包的礼品。一张不起眼的会员卡，几乎可以随时随地递到目标官员的手中。
模仿是人类的天性。以赠送会员卡讨好官员，一个行贿人的成功，足以给不少人带去“智慧的启迪”。同样，对于官员来说，一个人觉得会员卡这玩意儿受用，自然会引起其他官员对会员卡的兴趣。这样，会员卡成为一种钱权交易的媒介物，既满足行贿人和受贿人的需要，也极大地刺激了商业活动。越是高档的消费场所，越是会员卡的天堂。
清退会员卡行动，遇到的第一个阻力就是如何戒除官员对会员卡消费的“毒瘾”。
2013年6月8日，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希贤做客中新网的《新闻大家谈》栏目。张教授在谈到近期中纪委“清退会员卡”活动时表示，一些干部“官商”利益勾结太深，会将吃喝转向会所这一“隐蔽战线”。至于原因，他解释说：“过去30年中国粗放发展，有些干部吃喝上瘾了，成习惯了。市面上不让吃了，那就去私人会所、高尔夫球场相对隐蔽的场所继续平常的消费习惯。而这些会所提供的是会员卡，一张会员卡动辄价值二三十万，足够一个官员在数个月里随意消费。”由此可見，清退会员卡的麻烦在于，这显然已经不是简单清退腐败卡的问题，而是如何改变官员的腐败习惯问题。
在清退会员卡行动的风口浪尖上，最能检验会员卡行动难易度的，莫过于看看清退行动期间，会员卡的使用情况是否得到有效遏制。
2013年5月30日，《法制日报》披露了北京市昌平区某高档会所的一幕。知情人士透露，真正顶尖级的会所，客人消费的时候未必需要刷卡，更常见的是刷脸。报道援引工作人员的话说：“还有的根本没有任何凭证，也不需要名字，完全靠会所工作人员对宾客进行‘刷脸’认证，也就是说，贵宾的脸就是会员卡。”
应该说，在中纪委开展清退会员卡之前，会员卡在一些场所已经失灵。“刷脸”，即是会员卡变成“隐身卡”的例证。会所认人不认卡，有权者的脸就是最好的会员卡。对于行贿者来说，谁有权力谁的脸就是自己的“金字顾客”，给顶级会所提供“刷卡”的照片，就足够了。显然，刷脸不刷卡，让会员卡清退活动遇到了一个更为尴尬的难题。
清退会员卡，还有一个不小的阻力，这就是退卡意味着什么。会员卡并不像豪宅、名车和美女那样惹眼，只要你一使用，就有被曝光的危险。会员卡不显山不露水，使用的时候具有私密性。中纪委发起会员卡清退行动，若非掌握了付费申领会员卡的具体对象，掌握了所有开展了会员卡业务的商家内部资料，掌握了持卡官员的信息，如何通过一纸规定，让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官员拱手让出他们的会员卡。按照官场的规则，谁主动退卡，就表明这个人有了“经济污点”。污点主动展现给纪委，基本上等于把自己送到了被重点监控的名单。所以，有的干部宁可扔了也不退，因为他退就证明他有问题。出于保护自己，宁可选择扔掉。正如张希贤教授所说的那样：在利益链条当中，很多官商走到一块，也不好掰开，对方也会要死要活，死活把你捆到监狱去。
清退之策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会员卡成为一种腐败的媒介物，变成官场的一大“时尚”，应该说有其历史渊源。中国最早的会所——“红楼”开辟的会员卡刷脸传统，给不少地方官员提供了模仿的蓝本。赖昌星已经落马多年，但会员卡腐败，顶级会所腐败，并没有因为赖昌星东窗事发而退出历史舞台。事实恰恰相反，“红楼”从一家到遍地开花，变成了一种腐败次文化现象。
整顿“卡腐败”，不是会员卡本身的问题，应该从戒除已经蔚然成风的卡腐败现象开刀，对官员的出入场所进行约束。以前，提出过官员八小时以外的监督问题。其实，只要没有监督，八小时工作时间，同样可以给工作腐败提供活动的时机。腐败不分工作时间的内与外。当前的许多官场腐败，已经让一些官员具有了某些“腐败基因”。这些基因不除，他们的腐败冲动就会保持。腐败的冲动，会让官员对腐败怀有太多的期待。所以，纪检监察部门加大对官员活动场所的监控，不给他们涉足会所的机会，久而久之，他们去高档休闲娱乐场所的次数少了，卡腐败的习惯自然会逐步衰减。
卡腐败属于连锁性腐败。没有发卡单位，没有购卡人，卡腐败就是无稽之谈。或者说，没有把消费卡当作贿赂媒介，会员卡就是纯粹的商业消费手段，对社会有益而无害。现在，中纪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交出会员卡。笔者成文之时，尚无权威数据发布，不知道全国各地清退会员卡的具体情况。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采取“连坐”制度，凡是以会员卡形式行贿的单位和个人，以及为会员卡腐败提供便利的商业机构，特别是那些用“刷脸”来暗中支持卡腐败的机构，一经查出一例，即依法处理一起。把购卡、用卡和此类发卡单位一并处罚，相信过不了多久，卡腐败的现象将得到有效遏制。 遏制“卡腐败”，清退会员卡，彰显了中纪委惩治腐败的决心。也许，先前有关部门低估了整治“卡腐败”的难度。针对目前在打击“卡腐败”过程中遇到的难题，需要总结经验，针对问题，对症下药。既然某些官员享用会员卡已经上瘾，清退会员卡的第二阶段，可以采取“戒瘾”疗法，用绝缘的形式慢慢戒掉官员到会所和娱乐场所使用的习惯。
卡腐败既是隐形腐败，更是群体腐败。要消除这种腐败现象，不从与之相关的每个环节布防，卡腐败自然还会以形形色色的形式出现。卡腐败的“刷脸”范围，甚至可以从刷官员一个人的脸，辐射到刷官员随从和亲属的脸。针对追究购卡人和提供腐败消费场所机构的法律责任，会员卡收缴不收缴，都已经不大重要，因为腐败的成本增加了，一旦腐败成本高于所投机的收益，行贿者自然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官员不愿意主动与会员卡进行割断，在于担心主动坦白，弄巧成拙，连累自己。建议中纪委出台补充规定，对于在特定期限内，肯于主动上交会员卡、坦白卡腐败经历的官员，给予一定的“激励措施”。这样的“激励措施”，包括免于反腐败的追究责任。虽然这样的措施未必能产生蝴蝶效应，起码会暴露一批行贿人和秘密会所，这些对象可以纳入纪检监察部门的重点监督范畴。
长效机制
不可否认，清退之策只能在短期内有效。要根除卡腐败，还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来避免类似现象蔓延。
法律的滞后性，无法跟得上腐败的脚步。当代社会的卡腐败，产生于电子商务时代。要整治卡腐败，显然有待于从完善既有的法规监督机制入手来规避。
目前，我国还尚无专门针对“会员卡”发行和使用的法律法规。没有针对官员持卡的法律限制，没有限制购卡的规定，没有针对商业机构（含餐饮、健身、美容、旅游、娱乐等行业）暗中给腐败提供便利的追究法律责任的规定，会员卡不被商家相中，不被行贿者看好，反倒不大正常。如果完善了这方面的法规，制定一套相对健全的追责机制，不管是刷卡还是刷脸，只要发现腐败行为，就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样的治理，才具有长期效应。
卡腐败，因为其隐蔽，单靠法律和纪检监察部门还远远不够。引入网络监督机制，纪检监察部门全天候搜集网络舆情，对于揭露腐败的帖文，不论真假一律立即启动追查程序。查实后，对爆料人给予一定奖励，鼓勵全民监督各级党政机关及公职人员。互联网的普及，微博的草根监督热情不减，相信再私密的地方，也逃不出网民的眼睛。如果再对“会员卡”的购买、使用实行实名登记制度，对于持卡消费信息责令商业机构必须上报税务机关。那么，几乎就等于给卡腐败布下了天罗地网。
对卡腐败最有效的办法，当属实行官员退出机制。一个官员只要被发现一次卡腐败，就坚决罢免其一切公职，逐出党政机关，永不录用。现在，一些官员被问责后，不久就重返官场。这种“爱戴”官员的传统，从很大程度上给问题官员以暗示，让他们不用担心犯事。再大的问题，一旦舆论忘记了，自己就可以重返政坛。这样的惩罚机制，相信再胆小的官员，也会被训练得胆大包天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讲话中指出：“会员卡虽小，折射出的却是作风建设的大问题，反映的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惩治“卡腐败”，也应站在政治的高度，从具体整顿入手，做好长远打击的准备，还祖国一片蔚蓝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