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强化科学管理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举措。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既要遵循组织管理的一般规律，又要遵循自身特殊的管理规律。提高党内管理科学化水平，就是要在坚持从严管理、人本管理、民主管理和效率管理的原则基础上，重点抓好党章和民主集中制的贯彻落实，抓好干部和党员的管理和调整党的自身组织机构。
关键词：党的建设；科学化；科学管理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1）０3－0062－06
党的活力与党内的自身管理密切相关。管理得好，党的活动就科学有效；管理得不好，党的功能就难以发挥，党就会缺乏活力。但从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发展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自身的组织结构会逐渐僵化退化，其自身管理的思想理念与方式方法也会逐渐僵化和老化，政治惰性则会逐渐增长，党内治理的效果和治国理政的效果亦会随之递减。这种现象是与党的建设科学化背道而驰的。江泽民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1](p.496)这表明管党治党的能力直接关乎治国理政的能力，管党治党的水平直接关系到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而提高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自然离不开对党自身的科学管理——科学管理是兴党强国之道。
一、强化科学管理是提高管党治党水平的需要
本质上，加强管理是政党作为政治组织本身应有之义。人们组建或参加政党组织，也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他们所代表阶级的利益，一个政党一旦失去了对其内部实施有效管理的能力，就无法凝聚本党的力量来实现其成员的利益和目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为此，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政党首先必须要进行规划设计，包括完善自己的组织系统，设定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确定政党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其次还需要实施严密的组织领导，包括合理地进行人员分配，规范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并采用适当的、切实有效的方法指挥、激励、协调组织成员，等等。最后还要对内部机构和所有成员进行必要的控制和监督，就是根据所设定的目标检查、监督组织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工作，衡量组织的绩效，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修正措施，确保政党在预定的轨道上发展。这样，从开始的规划设计，到中间的组织领导，到最后的控制与监督，不但在时间上有合理的逻辑关系，而且在内容上构成了现代管理的基本框架。政党失去了对自身的有效管理，势必会导致一盘散沙，难以为继。政党也只有不断地通过加强自身的科学管理，通过发挥自身的组织作用，进而实现自身的政治参与、利益表达与社会动员的功能，才能保持一个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必然性和可能性。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能成为当今世界上组织纪律性最好的政党之一，这与我们党一贯重视自身管理是分不开的。早在建党初期，我们党为强化自身管理就制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执政党的地位和特点，邓小平在1962年就深刻地总结道：“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3](p.328)“六四”风波后，他更是提出要“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4](p.314)。十三大提出要对干部“进行合理分解，改变集中统一管理的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5](p.476)。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指出把党管理好不容易，“如果放松管理，肯定会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1](p.555)党的十六大以来，管党治党向制度化和规范化步伐明显加快，2004年，为了加强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中共中央颁布了“5＋1”文件：《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2006年，为了加强党员的教育管理，中央专门印发了四个文件：《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意见》、《关于做好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建立健全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党委）抓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的意见》。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坚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提高管党治党水平。2010年9月，中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从严管理干部的意见》，进一步推动干部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红色管理理论体系从形成到发展，从摸索、实践到体系化、科学化的历史”［6](p.1)。
当前对普通党员和领导干部的管理的思想理念、方式方法和机制体制等方面确实存在许多亟须改进的地方。比如，在党员的管理观念上，存在重视监督党员履行义务、轻视党员权利保障，偏重对党员的组织管理，轻视为党员服务的传统思维，忽视了党员的自我控制、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同时等级观念和官僚主义严重，把管理等同于控制，把党管干部的原则简化为党委甚至是“一把手”掌握干部的提名权和任免权。在管理的力度上存在不均衡的现象，由于党内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对各级“一把手”的监督严重虚化，一直以来对领导干部不愿管、不敢管、不会管，干部级别越高对他的管理就越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对普通干部的组织管理越来越具体，深陷事务主义之中，管理方法不科学，干部管理变成了人头管理，导致官僚主义泛滥成灾。在党员管理的方式上存在“一把尺子量到底、一套规则推到边”的现象，方法陈旧，缺乏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党员干部队伍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但是在党员管理的方法上依然习惯于计划经济时期、甚至是战争年代的老做法，热衷于一刀切，不注重党员个性差别，工作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对党的自身组织机构和职权机构的管理上，还存在管理层级过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部门职责交叉重叠，程序繁冗，效率低下的积弊，党内权力运行机制不畅，上对下监督有力，下对上监督乏力。在党内管理的范围上，由于建设思维占据主导地位，而管理思维不够，导致党内管理的范围较窄，集中于对机构、编制、人员的管理，而对党内的经费、资产、信息等方面的管理乏力，党内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思想文化等资源的管理基本停留在“管”的层面，缺乏科学管理的内涵。所有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我们认真抓好党内管理中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等每个环节，通过树立科学的管理理念、运用先进的管理方式方法和完善的管理体制机制，不断提高管党治党的水平来加以有效解决。
二、强化党内科学管理的几个原则
政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首先应该遵循组织管理一般规律，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又要遵循自身特殊的管理规律。笔者认为，要正确地认识、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管理规律，关键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一）坚持从严管理。铁的纪律曾经是过去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十分注重党和军队的纪律，亲自制定了“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强调必须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因为统一而严格的革命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在总结“文革”的教训时指出，“文革”时期党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纪律废弛了”，由于“纪律相当废弛，许多党员可以自行其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决定，党规定的任务，可以不执行或不完全执行”，所以“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7](p.271)。也许有人认为，铁的纪律是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既然我们党能借鉴西方搞市场经济，那么我们党也可以学习西方政党“松散型”的管理模式。西方国家的一些自由民主党的组织结构确实非常松散，比如组织内部既没有严格的组织程序，更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党组织的很多机构都是临时性的，选举结束后就自动解散了。一般来说，政党的组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在其组织原则的基础上发挥作用，能在多大程度集中组织的资源以达到目标，都有赖于纪律的宽严”［8］。实际上，一个政党采取何种管理方式，这是由它的性质、地位、宗旨、政治自身的意识形态特别它所诞生与发展的具体环境、成长历程与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决定的。我们党是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一开始就采取了把每个党员编入一个支部，普通党员实行严格的纪律约束、严格管理的制度，以保证党的行动统一。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一直沿袭至今。党组织从严管理党员、从严管理干部就是对党员干部最大的爱护，更是对党和人民的最大的负责。只有实行从严管理，才能确保政党的组织一体化。事实证明，实行严格要求和严格管理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
（二）坚持人本管理。人本管理的实质是在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要求注重个体成员的需求，了解其成长要素、个性特点、价值取向等因素，在尊重个体差异性基础上，因势利导，采取一定的激励手段激发工作热情和对组织的认同，组织管理的目标。以人为本就是强调尊重人、理解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在党的组织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对个体党员在党组织中的主体作用与主体地位的肯定。一是在要求党员在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的义务的同时，也要积极维护党员的基本权利，调动党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加党员内心对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激发他们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增强党内的生机和活力。刘少奇曾提出，“共产党的纪律，是建筑在自觉基础上的，不可以把党的纪律变成机械的纪律，变成限制党员自动性与创造性精神的所谓‘纪律’，应该使党员的纪律性与创造精神结合起来”［9](p.368)。二是在强调管理和监督党员的同时，也要注重激励、关怀和服务党员。党内管理根本上是对人的管理，科学管理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对人的控制和约束，而是要达到激励人、尊重人、发展人的目的。毛泽东在谈到干部管理时就指出，要善于爱护干部。毛泽东认为第一要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第二要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予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第三要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对干部仅有工作安排和任务委托而没有检查督促，等到他们犯了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毛泽东特别强调“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10](pp.527-528) 。
（三）坚持民主管理。民主管理是一种强调重视广泛参与下的多数人管理，它主要是相对于绝对服从管理和绝对权威管理而言的。现代管理理论研究也表明，民主型的管理更有利于形成组织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形成心情舒畅、团结一致、密切合作的心理环境，更容易激发和调动组织成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实行民主管理，才能增强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忠诚度，防止组织走向官僚化。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党员只有在党内享有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等权力，才能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虽然革命导师们在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时，对民主的认识也很深刻，他们在领导实践方面也比较注意发扬民主风范，但遗憾的是囿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使得无产阶级政党都普遍存在“集中有余、民主不足”的现象。例如我们党内出现的“一把手”监督困境以及干部人事制度中存在的“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等现象就是其中表现之一，这充分说明在党内推行民主管理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紧迫性。在党内实行民主管理，目的就是要求党员能够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基础上，做到自己监督自己，自己约束自己。民主管理的两个基本要求就是参与和公开，所谓参与，就是要组织广大党员积极参与到管理中去，使党员正确认识自己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主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于党的各项工作去，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消极地执行上级的指令。所谓公开就是要坚持党务公开的原则，尽量革除党内生活事实上存在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一些做法，党内管理只有做到公开、透明，才能达到党内关系和谐统一。
（四）坚持效率管理。管理就是科学而高效地安排、调度与处理各种组织资源，以期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是在一定的环境下，为了达到组织的目的提高组织资源效率的行为”［11](p.143)。效率管理也是现代管理的重要原则，说到底效率管理就是注重分析管理的流程，对管理的效率进行设定、评估和分析，提高管理的效率，从而更有效地实现管理的目的。对党的建设来说，坚持效率管理的原则是极其重要的：一方面，管理出人才。国因才治，党由才兴。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是我们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保障。打造一支德才兼备的治国理政的人才队伍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目标，党内管理必须服务于这一目标。党内管理工作做得好，就能够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不但用尽可能少的人做好了工作，而且能够使党组织的每个党员都有施展才能、做出贡献的机会，使每个党员都能得到充分的锻炼和成长。另一方面，管理出效益。党的建设有明确的目的性，也需要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投入，党的建设要坚持成本效益的原则。效益来源于效率，而效率离不开管理。党内管理工作做得好，把人、财、物三方面合理地结合起来、组织起来、调动起来，把效率管理的原理和准则来统一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务工作者的认识并付诸实践，尽快扭转目前党内的建设中的“粗放型经营”的状态，节约各项成本，提高党的建设效益。可以通过借鉴管理学的基本方法，在党内尝试建立目标管理体系，层层分解管理目标，使每个党员、干部都在党内有明确的管理与被管理的责任与权利，共同提高管党治党的效率和水平。
三、强化党内科学管理的主要着力点
强化党内科学管理的基本思路，就是要在秉承党内管理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一方面认真总结并继续坚持党在自身管理的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和有益做法，另一方面也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探索加强党内科学管理的新途径。强化党内科学管理既要注重加强管理制度建设，又要加强对组织的成员管理和自身的组织机构的管理。
（一）把党章作为管党治党的基本准则。一个政党要保持持续有效的内部管理，就必须实现由政党个人权威向政党组织权威的转变，从而使党员由对领袖个人魅力的心里折服转变为对政党各种规章制度的严格遵守。党章是规范和制约全党行为的总的章程，是建党管党治党的根本大法。如果不确立党章的权威性，那其他依据党章建立了起来的一切制度更无权威性可言，可以说离开了党章来谈提高管党治党水平，那就是不切实际的空谈。我们党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把制定和完善党章、学习和贯彻党章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这是我们加强自身建设和管理的基本准则，更是一条宝贵经验。
党章在党的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党内其他法规制度所不能比的：首先，党章是把握党的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准则。党章对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路线和纲领、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都作了明确规定，集中表达了我们的理论基础和政治主张，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整体意志和共同理想，为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提供了根本准则，这些准则为强化党内科学管理提供了原则遵循和行动指南。其次，党章是坚持从严治党方针的根本依据。党章对党内政治生活、组织生活的所有重大原则问题都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了党内的各项基本制度，并为制定党内其他规章制度提供了根据和基础［12](p.174)。特别是党章规定的党的纪律作为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为在党内管理中如何处理违反党纪的行为提供具体的依据。第三，党章是党员加强自我管理的根本标准。党章对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都做出了明确规范，为广大党员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提供了最好教材。所以，必须要求党员树立“党章至上”的观念，必须把认真学习党章、自觉遵守党章、切实贯彻党章、坚决维护党章贯穿于整个党内管理的全过程，并将党章学习、遵守、贯彻和维护的水平作为检验和衡量管党治党的水平的重要标准。
（二）把民主集中制作为管党治党的根本制度保障。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内管理自然不同于一般的西方政党。如果像西方政党那样完全实行民主的原则来实行管理，党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乃至党的先进性都将削弱，必须依靠坚持民主集中制把民主管理的原则同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结合起来。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它实现了民主和效率的统一，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党的历史也证明，严格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党就巩固壮大、生机勃勃，党所领导的事业就会顺利健康发展。“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3](p.303)。
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十四大政治报告稿后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也是最便利的制度，最合理的制度，永远不能丢。”［13](p.75)十四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民主集中制是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说它是科学的制度，是因为民主集中制体现了人类正确的认识路线和党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制度中的凝结，也是党的工作中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说它是合理的制度，是因为它不仅规定了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又规定了党的上级组织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的意见，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下级党组织既要向上级组织请示和报告工作，又要独立负责地解决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既反对权力集中，又反对无人负责。这样就能够合理地处理个人与组织、上级与下级、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说它是有效率的制度，是因为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决策坚持少数服从多数，既体现了多数人的意志，又不至于相互推诿扯皮；一经做出决定，就必须坚决执行，不允许各行其是。实行这个制度，便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形成正确的决策，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也便于全党统一行动，保证得到迅速有效且正确地贯彻执行。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以身作则，切实把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落到实处。党内管理只有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之下，坚决贯彻执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才能确保党的团结统一。
（三）把加强干部管理作为管党治党的重中之重。党要管党，关键要管好干部；从严治党，重点是严格管理干部。一个执政党，如果管不住、治理不好自己的干部，后果不堪设想。如何管好干部？
一方面要按照从严治党的要求，对干部要做到四个“严”：一是要求要严。坚持党章中规定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标准，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作风上、纪律上严格要求，确保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贯彻落实。二是管理要严。切实把干部的培养选拔、任用、教育、监督评议等各个环节全面地、严格地管理起来。干部的日常管理要坚持抓早抓小，防止小毛病恶化成大问题。切实提高干部管理制度化水平，重视干部宏观政策研究和干部管理体制机制建设，为加强干部管理提供坚实的制度保证。三是考核要严。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坚持把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建设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激励约束的重要依据。加大治懒治庸力度，严格执行和不断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廉政承诺制和行政执法责任制，着力解决干部管理不严的问题，同时完善干部退出机制，切实解决干部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及时把责任感不强、事业心不重、不胜任和不称职的干部调离重要岗位或直接清理出干部队伍。四是监督要严。要以加强领导干部监督为重点，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化。对干部手中都掌握的权力要切实实行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实行全程立体式监督，要做到权力行使到哪里，领导活动延伸到哪里，监督就实行到哪里，贯穿于权力行使的全过程。另一方面，干部管理要坚持从严要求与关心爱护相结合。对干部严格要求与关心爱护，二者相互依存、互寓其中。对干部严格要求，本身就是关心爱护；对干部关心爱护，务必体现在严格要求上。历史证明，一味地要求从严或理想化，盲目地设置过高标准，刻意采用“重典治吏”并不一定收到好的“治吏”效果，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所以干部管理也要做到严爱有度、刚柔相济和情理交融，推行干部积极奉献与重视干部关心激励并重，注重对干部的人文关怀和心理健康，真正形成“干部奉献事业、组织关心干部”的良好局面。
（四）把抓好党员管理作为管党治党的基础性工程。党员是党的肌体和细胞，虽然入党坚持个人自愿的原则，但是党要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就必须加强党员的管理。一是要转变党员管理的理念。对基层党员的管理理念要从以往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组织本位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员本位转变，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发挥党员主体作用，切实强化党组织的服务意识和服务功能，增加基层组织在普通党员中的亲和力以及增强党组织对党员需求的回应性，把教育、管理与服务结合起来，寓教育、管理于服务之中，增强党员的党性观念、组织观念和光荣感、归属感与责任感。二是抓好基层党员培训制度。综合运用异地培养、委托培养、跟踪培养和远程教育、工学结合等方式，切实拓宽普通党员受教育渠道。从充实教育内容、丰富教育形式、改进学习方法、完善学习制度等方面切实把教育培训基层党员的工作抓好抓实。三是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党员动态管理体制。要抓紧建立全国党员信息库，实现党内统计数据从各级组织层层统计汇报到信息库直接生成，并通过组织系统专网报送党内统计数据和党员信息，实现党员信息资源共享。针对党员流动性、分散性和自主性逐渐增强的实际，探索建立“网络党支部”、“党员e家”、“党员信息管理系统”等虚拟平台，逐步完善流动党员信息化管理网络，实现流动党员转接组织关系的信息化操作、参加组织生活的动态化管理和流动分布情况的及时反映，健全城乡一体党员教育管理服务的工作机制，建立和完善一套城市社区党组织既管所属又管所在党员的双重管理体制。四是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按照以人为本、公平合理、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原则，从增强激励、关怀、帮扶工作的自觉性、针对性、有效性、规范性和经常性入手，主动从生活上关心，物质上帮助，创业上扶持，感情上关怀，精神上激励党员，拓宽资金投入渠道，为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有效运行提供资金保障，加强部门沟通协调，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使激励、关怀和帮扶党员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
（五）把调整党的自身组织结构作为管党治党的必要环节。组织是管理的载体，没有组织便没有管理。党的组织机构是维系政党运转的结构支撑，科学地规范和调整组织结构是政党加强自身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党的组织结构主要包括：一是按纵向层级来划分，党的层级结构主要有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二是按横向部门来划分，党的部门结构主要有纪委、组织部、宣传部、研究室、统战部、机关工委和党校等；三是按党组织内部权力设置与配备关系来划分，党的职权机构有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等。由于党组织基本上是依附国家政权来设置，即政权延伸到哪里，党组织就设在哪里，这使得党组织机构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的科层制特点，科层制既有等级分明、规范有序和纪律严明而便于严格管理的优点，也有权力集中、机构重叠、权责不分、制约不足、结构封闭、组织行为缺乏竞争而造成效率与活力不足等缺点，特别是容易导致党内滋生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
从调整党组织结构的角度来强化党内科学管理，首先要因应政党外部环境的变化，党的层级结构也应该进行必要的调整。通过适度改变党内科层结构来淡化等级观念和官本位思想，比如随着信息技术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就可以适当减少党组织管理的层级，增加管理的幅度，包括适当下放权力和优化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方式，推动党内传统的命令式、垂直式的管理模式向引导式、扁平式管理模式转变，提高管理效率。其次要规范党组织的部门机构之间的职责分工。当前党内上下级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主要依赖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进行，上级对下级的领导和监督有力，而对下级的服务不够，下级组织的活力不足。同一层面上的党组织的党务部门和机构，如纪委、组织部、宣传部、研究室、统战部、机关工委和党校在党内的地位是轻重有别的，权力并不平等，同时也存在职权交差、分工模糊的现象。比如党员干部教育，纪检部门可以管、组织部门可以管、宣传部门、各级工委也可以管，实际上只有各级党校来具体承担。干部监督权也是这样，纪检、组织部门都管，实际上哪家都没监督好。这就需要调整党的部门机构之间权责划分，做到合理分工，密切配合，以便提高党内管理的效率。再次要科学规范的党的职权机构之间的关系。目前党内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制约关系，人们通常所说的党内权力授受关系不正常，主要也就是党委会作为党代会的执行机构缺乏必要的限制，决策权和监督权不能对其形成有效的监督，党内事务最终是由常委会的几个人甚至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家长制、一言堂严重。规范党内职权结构，就是要理顺党内各机构权力授受、配置和制约关系，根据党内关系民主化的原则，构建一套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党内权力运行机制。
参考文献：
[1]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林建煌.管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6]冯成略.红色管理——向中国共产党学管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罗思东.中西政党的组织特性比较[J].理论与改革,1999,(6).
[9]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1]许激.效率管理——现代管理理论的统一[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1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13]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责任编辑：段志超］
关键词：党的建设；科学化；科学管理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1）０3－0062－06
党的活力与党内的自身管理密切相关。管理得好，党的活动就科学有效；管理得不好，党的功能就难以发挥，党就会缺乏活力。但从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发展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自身的组织结构会逐渐僵化退化，其自身管理的思想理念与方式方法也会逐渐僵化和老化，政治惰性则会逐渐增长，党内治理的效果和治国理政的效果亦会随之递减。这种现象是与党的建设科学化背道而驰的。江泽民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1](p.496)这表明管党治党的能力直接关乎治国理政的能力，管党治党的水平直接关系到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而提高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自然离不开对党自身的科学管理——科学管理是兴党强国之道。
一、强化科学管理是提高管党治党水平的需要
本质上，加强管理是政党作为政治组织本身应有之义。人们组建或参加政党组织，也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他们所代表阶级的利益，一个政党一旦失去了对其内部实施有效管理的能力，就无法凝聚本党的力量来实现其成员的利益和目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为此，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政党首先必须要进行规划设计，包括完善自己的组织系统，设定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确定政党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其次还需要实施严密的组织领导，包括合理地进行人员分配，规范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并采用适当的、切实有效的方法指挥、激励、协调组织成员，等等。最后还要对内部机构和所有成员进行必要的控制和监督，就是根据所设定的目标检查、监督组织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工作，衡量组织的绩效，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修正措施，确保政党在预定的轨道上发展。这样，从开始的规划设计，到中间的组织领导，到最后的控制与监督，不但在时间上有合理的逻辑关系，而且在内容上构成了现代管理的基本框架。政党失去了对自身的有效管理，势必会导致一盘散沙，难以为继。政党也只有不断地通过加强自身的科学管理，通过发挥自身的组织作用，进而实现自身的政治参与、利益表达与社会动员的功能，才能保持一个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必然性和可能性。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能成为当今世界上组织纪律性最好的政党之一，这与我们党一贯重视自身管理是分不开的。早在建党初期，我们党为强化自身管理就制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执政党的地位和特点，邓小平在1962年就深刻地总结道：“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3](p.328)“六四”风波后，他更是提出要“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4](p.314)。十三大提出要对干部“进行合理分解，改变集中统一管理的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5](p.476)。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指出把党管理好不容易，“如果放松管理，肯定会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1](p.555)党的十六大以来，管党治党向制度化和规范化步伐明显加快，2004年，为了加强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中共中央颁布了“5＋1”文件：《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2006年，为了加强党员的教育管理，中央专门印发了四个文件：《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意见》、《关于做好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建立健全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党委）抓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的意见》。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坚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提高管党治党水平。2010年9月，中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从严管理干部的意见》，进一步推动干部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红色管理理论体系从形成到发展，从摸索、实践到体系化、科学化的历史”［6](p.1)。
当前对普通党员和领导干部的管理的思想理念、方式方法和机制体制等方面确实存在许多亟须改进的地方。比如，在党员的管理观念上，存在重视监督党员履行义务、轻视党员权利保障，偏重对党员的组织管理，轻视为党员服务的传统思维，忽视了党员的自我控制、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同时等级观念和官僚主义严重，把管理等同于控制，把党管干部的原则简化为党委甚至是“一把手”掌握干部的提名权和任免权。在管理的力度上存在不均衡的现象，由于党内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对各级“一把手”的监督严重虚化，一直以来对领导干部不愿管、不敢管、不会管，干部级别越高对他的管理就越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对普通干部的组织管理越来越具体，深陷事务主义之中，管理方法不科学，干部管理变成了人头管理，导致官僚主义泛滥成灾。在党员管理的方式上存在“一把尺子量到底、一套规则推到边”的现象，方法陈旧，缺乏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党员干部队伍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但是在党员管理的方法上依然习惯于计划经济时期、甚至是战争年代的老做法，热衷于一刀切，不注重党员个性差别，工作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对党的自身组织机构和职权机构的管理上，还存在管理层级过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部门职责交叉重叠，程序繁冗，效率低下的积弊，党内权力运行机制不畅，上对下监督有力，下对上监督乏力。在党内管理的范围上，由于建设思维占据主导地位，而管理思维不够，导致党内管理的范围较窄，集中于对机构、编制、人员的管理，而对党内的经费、资产、信息等方面的管理乏力，党内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思想文化等资源的管理基本停留在“管”的层面，缺乏科学管理的内涵。所有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我们认真抓好党内管理中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等每个环节，通过树立科学的管理理念、运用先进的管理方式方法和完善的管理体制机制，不断提高管党治党的水平来加以有效解决。
二、强化党内科学管理的几个原则
政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首先应该遵循组织管理一般规律，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又要遵循自身特殊的管理规律。笔者认为，要正确地认识、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管理规律，关键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一）坚持从严管理。铁的纪律曾经是过去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十分注重党和军队的纪律，亲自制定了“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强调必须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因为统一而严格的革命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在总结“文革”的教训时指出，“文革”时期党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纪律废弛了”，由于“纪律相当废弛，许多党员可以自行其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决定，党规定的任务，可以不执行或不完全执行”，所以“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7](p.271)。也许有人认为，铁的纪律是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既然我们党能借鉴西方搞市场经济，那么我们党也可以学习西方政党“松散型”的管理模式。西方国家的一些自由民主党的组织结构确实非常松散，比如组织内部既没有严格的组织程序，更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党组织的很多机构都是临时性的，选举结束后就自动解散了。一般来说，政党的组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在其组织原则的基础上发挥作用，能在多大程度集中组织的资源以达到目标，都有赖于纪律的宽严”［8］。实际上，一个政党采取何种管理方式，这是由它的性质、地位、宗旨、政治自身的意识形态特别它所诞生与发展的具体环境、成长历程与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决定的。我们党是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一开始就采取了把每个党员编入一个支部，普通党员实行严格的纪律约束、严格管理的制度，以保证党的行动统一。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一直沿袭至今。党组织从严管理党员、从严管理干部就是对党员干部最大的爱护，更是对党和人民的最大的负责。只有实行从严管理，才能确保政党的组织一体化。事实证明，实行严格要求和严格管理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
（二）坚持人本管理。人本管理的实质是在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要求注重个体成员的需求，了解其成长要素、个性特点、价值取向等因素，在尊重个体差异性基础上，因势利导，采取一定的激励手段激发工作热情和对组织的认同，组织管理的目标。以人为本就是强调尊重人、理解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在党的组织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对个体党员在党组织中的主体作用与主体地位的肯定。一是在要求党员在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的义务的同时，也要积极维护党员的基本权利，调动党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加党员内心对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激发他们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增强党内的生机和活力。刘少奇曾提出，“共产党的纪律，是建筑在自觉基础上的，不可以把党的纪律变成机械的纪律，变成限制党员自动性与创造性精神的所谓‘纪律’，应该使党员的纪律性与创造精神结合起来”［9](p.368)。二是在强调管理和监督党员的同时，也要注重激励、关怀和服务党员。党内管理根本上是对人的管理，科学管理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对人的控制和约束，而是要达到激励人、尊重人、发展人的目的。毛泽东在谈到干部管理时就指出，要善于爱护干部。毛泽东认为第一要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第二要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予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第三要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对干部仅有工作安排和任务委托而没有检查督促，等到他们犯了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毛泽东特别强调“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10](pp.527-528) 。
（三）坚持民主管理。民主管理是一种强调重视广泛参与下的多数人管理，它主要是相对于绝对服从管理和绝对权威管理而言的。现代管理理论研究也表明，民主型的管理更有利于形成组织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形成心情舒畅、团结一致、密切合作的心理环境，更容易激发和调动组织成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实行民主管理，才能增强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忠诚度，防止组织走向官僚化。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党员只有在党内享有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等权力，才能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虽然革命导师们在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时，对民主的认识也很深刻，他们在领导实践方面也比较注意发扬民主风范，但遗憾的是囿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使得无产阶级政党都普遍存在“集中有余、民主不足”的现象。例如我们党内出现的“一把手”监督困境以及干部人事制度中存在的“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等现象就是其中表现之一，这充分说明在党内推行民主管理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紧迫性。在党内实行民主管理，目的就是要求党员能够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基础上，做到自己监督自己，自己约束自己。民主管理的两个基本要求就是参与和公开，所谓参与，就是要组织广大党员积极参与到管理中去，使党员正确认识自己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主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于党的各项工作去，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消极地执行上级的指令。所谓公开就是要坚持党务公开的原则，尽量革除党内生活事实上存在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一些做法，党内管理只有做到公开、透明，才能达到党内关系和谐统一。
（四）坚持效率管理。管理就是科学而高效地安排、调度与处理各种组织资源，以期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是在一定的环境下，为了达到组织的目的提高组织资源效率的行为”［11](p.143)。效率管理也是现代管理的重要原则，说到底效率管理就是注重分析管理的流程，对管理的效率进行设定、评估和分析，提高管理的效率，从而更有效地实现管理的目的。对党的建设来说，坚持效率管理的原则是极其重要的：一方面，管理出人才。国因才治，党由才兴。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是我们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保障。打造一支德才兼备的治国理政的人才队伍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目标，党内管理必须服务于这一目标。党内管理工作做得好，就能够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不但用尽可能少的人做好了工作，而且能够使党组织的每个党员都有施展才能、做出贡献的机会，使每个党员都能得到充分的锻炼和成长。另一方面，管理出效益。党的建设有明确的目的性，也需要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投入，党的建设要坚持成本效益的原则。效益来源于效率，而效率离不开管理。党内管理工作做得好，把人、财、物三方面合理地结合起来、组织起来、调动起来，把效率管理的原理和准则来统一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务工作者的认识并付诸实践，尽快扭转目前党内的建设中的“粗放型经营”的状态，节约各项成本，提高党的建设效益。可以通过借鉴管理学的基本方法，在党内尝试建立目标管理体系，层层分解管理目标，使每个党员、干部都在党内有明确的管理与被管理的责任与权利，共同提高管党治党的效率和水平。
三、强化党内科学管理的主要着力点
强化党内科学管理的基本思路，就是要在秉承党内管理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一方面认真总结并继续坚持党在自身管理的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和有益做法，另一方面也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探索加强党内科学管理的新途径。强化党内科学管理既要注重加强管理制度建设，又要加强对组织的成员管理和自身的组织机构的管理。
（一）把党章作为管党治党的基本准则。一个政党要保持持续有效的内部管理，就必须实现由政党个人权威向政党组织权威的转变，从而使党员由对领袖个人魅力的心里折服转变为对政党各种规章制度的严格遵守。党章是规范和制约全党行为的总的章程，是建党管党治党的根本大法。如果不确立党章的权威性，那其他依据党章建立了起来的一切制度更无权威性可言，可以说离开了党章来谈提高管党治党水平，那就是不切实际的空谈。我们党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把制定和完善党章、学习和贯彻党章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这是我们加强自身建设和管理的基本准则，更是一条宝贵经验。
党章在党的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党内其他法规制度所不能比的：首先，党章是把握党的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准则。党章对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路线和纲领、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都作了明确规定，集中表达了我们的理论基础和政治主张，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整体意志和共同理想，为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提供了根本准则，这些准则为强化党内科学管理提供了原则遵循和行动指南。其次，党章是坚持从严治党方针的根本依据。党章对党内政治生活、组织生活的所有重大原则问题都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了党内的各项基本制度，并为制定党内其他规章制度提供了根据和基础［12](p.174)。特别是党章规定的党的纪律作为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为在党内管理中如何处理违反党纪的行为提供具体的依据。第三，党章是党员加强自我管理的根本标准。党章对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都做出了明确规范，为广大党员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提供了最好教材。所以，必须要求党员树立“党章至上”的观念，必须把认真学习党章、自觉遵守党章、切实贯彻党章、坚决维护党章贯穿于整个党内管理的全过程，并将党章学习、遵守、贯彻和维护的水平作为检验和衡量管党治党的水平的重要标准。
（二）把民主集中制作为管党治党的根本制度保障。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内管理自然不同于一般的西方政党。如果像西方政党那样完全实行民主的原则来实行管理，党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乃至党的先进性都将削弱，必须依靠坚持民主集中制把民主管理的原则同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结合起来。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它实现了民主和效率的统一，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党的历史也证明，严格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党就巩固壮大、生机勃勃，党所领导的事业就会顺利健康发展。“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3](p.303)。
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十四大政治报告稿后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也是最便利的制度，最合理的制度，永远不能丢。”［13](p.75)十四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民主集中制是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说它是科学的制度，是因为民主集中制体现了人类正确的认识路线和党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制度中的凝结，也是党的工作中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说它是合理的制度，是因为它不仅规定了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又规定了党的上级组织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的意见，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下级党组织既要向上级组织请示和报告工作，又要独立负责地解决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既反对权力集中，又反对无人负责。这样就能够合理地处理个人与组织、上级与下级、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说它是有效率的制度，是因为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决策坚持少数服从多数，既体现了多数人的意志，又不至于相互推诿扯皮；一经做出决定，就必须坚决执行，不允许各行其是。实行这个制度，便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形成正确的决策，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也便于全党统一行动，保证得到迅速有效且正确地贯彻执行。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以身作则，切实把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落到实处。党内管理只有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之下，坚决贯彻执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才能确保党的团结统一。
（三）把加强干部管理作为管党治党的重中之重。党要管党，关键要管好干部；从严治党，重点是严格管理干部。一个执政党，如果管不住、治理不好自己的干部，后果不堪设想。如何管好干部？
一方面要按照从严治党的要求，对干部要做到四个“严”：一是要求要严。坚持党章中规定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标准，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作风上、纪律上严格要求，确保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贯彻落实。二是管理要严。切实把干部的培养选拔、任用、教育、监督评议等各个环节全面地、严格地管理起来。干部的日常管理要坚持抓早抓小，防止小毛病恶化成大问题。切实提高干部管理制度化水平，重视干部宏观政策研究和干部管理体制机制建设，为加强干部管理提供坚实的制度保证。三是考核要严。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坚持把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建设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激励约束的重要依据。加大治懒治庸力度，严格执行和不断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廉政承诺制和行政执法责任制，着力解决干部管理不严的问题，同时完善干部退出机制，切实解决干部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及时把责任感不强、事业心不重、不胜任和不称职的干部调离重要岗位或直接清理出干部队伍。四是监督要严。要以加强领导干部监督为重点，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化。对干部手中都掌握的权力要切实实行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实行全程立体式监督，要做到权力行使到哪里，领导活动延伸到哪里，监督就实行到哪里，贯穿于权力行使的全过程。另一方面，干部管理要坚持从严要求与关心爱护相结合。对干部严格要求与关心爱护，二者相互依存、互寓其中。对干部严格要求，本身就是关心爱护；对干部关心爱护，务必体现在严格要求上。历史证明，一味地要求从严或理想化，盲目地设置过高标准，刻意采用“重典治吏”并不一定收到好的“治吏”效果，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所以干部管理也要做到严爱有度、刚柔相济和情理交融，推行干部积极奉献与重视干部关心激励并重，注重对干部的人文关怀和心理健康，真正形成“干部奉献事业、组织关心干部”的良好局面。
（四）把抓好党员管理作为管党治党的基础性工程。党员是党的肌体和细胞，虽然入党坚持个人自愿的原则，但是党要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就必须加强党员的管理。一是要转变党员管理的理念。对基层党员的管理理念要从以往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组织本位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员本位转变，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发挥党员主体作用，切实强化党组织的服务意识和服务功能，增加基层组织在普通党员中的亲和力以及增强党组织对党员需求的回应性，把教育、管理与服务结合起来，寓教育、管理于服务之中，增强党员的党性观念、组织观念和光荣感、归属感与责任感。二是抓好基层党员培训制度。综合运用异地培养、委托培养、跟踪培养和远程教育、工学结合等方式，切实拓宽普通党员受教育渠道。从充实教育内容、丰富教育形式、改进学习方法、完善学习制度等方面切实把教育培训基层党员的工作抓好抓实。三是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党员动态管理体制。要抓紧建立全国党员信息库，实现党内统计数据从各级组织层层统计汇报到信息库直接生成，并通过组织系统专网报送党内统计数据和党员信息，实现党员信息资源共享。针对党员流动性、分散性和自主性逐渐增强的实际，探索建立“网络党支部”、“党员e家”、“党员信息管理系统”等虚拟平台，逐步完善流动党员信息化管理网络，实现流动党员转接组织关系的信息化操作、参加组织生活的动态化管理和流动分布情况的及时反映，健全城乡一体党员教育管理服务的工作机制，建立和完善一套城市社区党组织既管所属又管所在党员的双重管理体制。四是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按照以人为本、公平合理、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原则，从增强激励、关怀、帮扶工作的自觉性、针对性、有效性、规范性和经常性入手，主动从生活上关心，物质上帮助，创业上扶持，感情上关怀，精神上激励党员，拓宽资金投入渠道，为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有效运行提供资金保障，加强部门沟通协调，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使激励、关怀和帮扶党员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
（五）把调整党的自身组织结构作为管党治党的必要环节。组织是管理的载体，没有组织便没有管理。党的组织机构是维系政党运转的结构支撑，科学地规范和调整组织结构是政党加强自身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党的组织结构主要包括：一是按纵向层级来划分，党的层级结构主要有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二是按横向部门来划分，党的部门结构主要有纪委、组织部、宣传部、研究室、统战部、机关工委和党校等；三是按党组织内部权力设置与配备关系来划分，党的职权机构有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等。由于党组织基本上是依附国家政权来设置，即政权延伸到哪里，党组织就设在哪里，这使得党组织机构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的科层制特点，科层制既有等级分明、规范有序和纪律严明而便于严格管理的优点，也有权力集中、机构重叠、权责不分、制约不足、结构封闭、组织行为缺乏竞争而造成效率与活力不足等缺点，特别是容易导致党内滋生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
从调整党组织结构的角度来强化党内科学管理，首先要因应政党外部环境的变化，党的层级结构也应该进行必要的调整。通过适度改变党内科层结构来淡化等级观念和官本位思想，比如随着信息技术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就可以适当减少党组织管理的层级，增加管理的幅度，包括适当下放权力和优化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方式，推动党内传统的命令式、垂直式的管理模式向引导式、扁平式管理模式转变，提高管理效率。其次要规范党组织的部门机构之间的职责分工。当前党内上下级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主要依赖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进行，上级对下级的领导和监督有力，而对下级的服务不够，下级组织的活力不足。同一层面上的党组织的党务部门和机构，如纪委、组织部、宣传部、研究室、统战部、机关工委和党校在党内的地位是轻重有别的，权力并不平等，同时也存在职权交差、分工模糊的现象。比如党员干部教育，纪检部门可以管、组织部门可以管、宣传部门、各级工委也可以管，实际上只有各级党校来具体承担。干部监督权也是这样，纪检、组织部门都管，实际上哪家都没监督好。这就需要调整党的部门机构之间权责划分，做到合理分工，密切配合，以便提高党内管理的效率。再次要科学规范的党的职权机构之间的关系。目前党内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制约关系，人们通常所说的党内权力授受关系不正常，主要也就是党委会作为党代会的执行机构缺乏必要的限制，决策权和监督权不能对其形成有效的监督，党内事务最终是由常委会的几个人甚至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家长制、一言堂严重。规范党内职权结构，就是要理顺党内各机构权力授受、配置和制约关系，根据党内关系民主化的原则，构建一套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党内权力运行机制。
参考文献：
[1]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林建煌.管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6]冯成略.红色管理——向中国共产党学管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罗思东.中西政党的组织特性比较[J].理论与改革,1999,(6).
[9]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1]许激.效率管理——现代管理理论的统一[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1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13]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责任编辑：段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