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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探讨了10月中旬科技部召开的“科研经费管理模式变革”会议，其中重点探讨了“不再对人力费用占科研经费比例具体限制”这个话题，其实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大话题值得探讨。
在这次会议上，科技部计划司司长王晓芳介绍，国家发展中的关键科技问题很难借助某个项目或课题解决，只有整合成重大科技专项，才能系统解决战略性产业中发展的问题。由此，科技计划必须聚焦重大专项。
笔者在上一期专栏中对增加科研经费自主权和不再限制人头费用持赞许态度，但那主要是针对自由竞争的、基于探索未知的兴趣导向型的研究，对于重大科技专项中是否能这么做，笔者仍然持保留态度。
原因很简单，一个动辄上亿元的项目，涉及的组成部分十分复杂，参与的科研人员众多，而既然成为了大专项，通常会有比较明确的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效率和管理成本问题的重要性超过了机动灵活性。而且，项目一大，实际上资源必然集中在少数官员和首席科学家手中，如果不要求细节目标，不强调经费管理刚性，可以想象，其中可以“操作”的空间恐怕就会大大增加。
实际上，随着2009年科技重大专项的启动，近年来科技界像其他领域一样，大专项不断增加，项目金额颇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壮观，当我在MIT（麻省理工学院）与美国科学家聊起中国这些高投入的大专项时，听者中吐舌头的人不在少数。
用官方的解释是：“只有整合成重大科技专项，才能系统解决战略性产业中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说，大专项可以解决国家需求。
看起来似乎如此，但细想一下，国家需求是永远数不尽的。任何一个项目立项的时候，如果仅仅就是说有什么需求所以需要花上几个亿，决策者不气死才怪。举例来说，凭什么你就说应该先登上火星而不是水星？难道火星比水星能满足更大的需求？
非也。先登火星至少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已经有了大量的各国科研工作和探测工作作为基础。换句话说，即便把需求摆在那里，也还是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我能满足这个需求。
这也就是笔者在其他文章中说的“中国的科研经费倾向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大事需要官员承担责任，而承担责任必须有证据。如果证据是老外已经搞出来了，已经有文章发表了的领域，资助就相对安全。这一点，也是多年来中国的赶超战略的依据。”
也就是说，大专项在中国制度环境下，更容易赶超而非原创性的创新。但既然大专项难以实现原创性的创新，而且使得监管更加困难，既然科学界对于大专项的抱怨不绝于耳，那为何科研决策者对大专项的喜好一直在有增无减呢？
重要的一点在于，通过集中力量，确实更加容易形成看得见的成绩。比如说中国的高铁项目，其实里面有多少真是原创的，谁也不知道，但钱花到一定程度，列车一定能做出来，铁轨一定能铺出来，成绩一定能显现出来。
而在能满足政绩显示度的情况下，适当增加一些大专项的经费灵活度，这对任何参与项目的人都不是一件坏事。
在这次会议上，科技部计划司司长王晓芳介绍，国家发展中的关键科技问题很难借助某个项目或课题解决，只有整合成重大科技专项，才能系统解决战略性产业中发展的问题。由此，科技计划必须聚焦重大专项。
笔者在上一期专栏中对增加科研经费自主权和不再限制人头费用持赞许态度，但那主要是针对自由竞争的、基于探索未知的兴趣导向型的研究，对于重大科技专项中是否能这么做，笔者仍然持保留态度。
原因很简单，一个动辄上亿元的项目，涉及的组成部分十分复杂，参与的科研人员众多，而既然成为了大专项，通常会有比较明确的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效率和管理成本问题的重要性超过了机动灵活性。而且，项目一大，实际上资源必然集中在少数官员和首席科学家手中，如果不要求细节目标，不强调经费管理刚性，可以想象，其中可以“操作”的空间恐怕就会大大增加。
实际上，随着2009年科技重大专项的启动，近年来科技界像其他领域一样，大专项不断增加，项目金额颇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壮观，当我在MIT（麻省理工学院）与美国科学家聊起中国这些高投入的大专项时，听者中吐舌头的人不在少数。
用官方的解释是：“只有整合成重大科技专项，才能系统解决战略性产业中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说，大专项可以解决国家需求。
看起来似乎如此，但细想一下，国家需求是永远数不尽的。任何一个项目立项的时候，如果仅仅就是说有什么需求所以需要花上几个亿，决策者不气死才怪。举例来说，凭什么你就说应该先登上火星而不是水星？难道火星比水星能满足更大的需求？
非也。先登火星至少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已经有了大量的各国科研工作和探测工作作为基础。换句话说，即便把需求摆在那里，也还是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我能满足这个需求。
这也就是笔者在其他文章中说的“中国的科研经费倾向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大事需要官员承担责任，而承担责任必须有证据。如果证据是老外已经搞出来了，已经有文章发表了的领域，资助就相对安全。这一点，也是多年来中国的赶超战略的依据。”
也就是说，大专项在中国制度环境下，更容易赶超而非原创性的创新。但既然大专项难以实现原创性的创新，而且使得监管更加困难，既然科学界对于大专项的抱怨不绝于耳，那为何科研决策者对大专项的喜好一直在有增无减呢？
重要的一点在于，通过集中力量，确实更加容易形成看得见的成绩。比如说中国的高铁项目，其实里面有多少真是原创的，谁也不知道，但钱花到一定程度，列车一定能做出来，铁轨一定能铺出来，成绩一定能显现出来。
而在能满足政绩显示度的情况下，适当增加一些大专项的经费灵活度，这对任何参与项目的人都不是一件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