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国谈及性教育，我们总会想到“纠结”一词，这是一个纠结的问题，纠结了至少几十年。相比上古时代人类对生殖图腾毫不掩饰的敬仰与膜拜，如今的“性”在随着时代变迁被赋予了更多文化内涵的同时，似乎也变得越发令人难以启齿。
而更让人不解的是，在改革开放已走过30多年的今天，在来自欧美的文化思潮早已渗透到我们生活中各个角落的当下，我们可以在很多主流媒体上热议3D《肉蒲团》的公映，可以在酒桌饭局上津津乐道网络爆出的“性爱日记”。但与此同时，一本关于小学生的性别教育教材，却让我们犹如被踩了尾巴的猫儿似的一跃而起，对着书中一些所谓的“敏感字眼”，演上一出滑稽的“新拍案惊奇”！
北京教材，破冰之举
“为了让淘气的精子能尽快找到卵子，爸爸用阴茎插入妈妈的阴道里，用力把精子射入妈妈的阴道内……”这是即将在北京投入使用的小学性教育教材中的原文，文字旁边配有插画，一男一女相拥而卧。
对于网上“黄色”、“赤裸裸”等评价字眼，很多参与此教材编写的老师表示失望，首都师范大学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玫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爸爸的精子如何进入妈妈体内’这个问题，大多数孩子都很关心，如果我们不科学地讲解，孩子就会自己去探索，其结果可想而知。”而在谈到为何将此问题放在小学一二年级时，张玫玫告诉记者：“因为在此阶段，学生对性没有任何歧义，能够像对待身体的其他器官和生理现象一样，平静地接受。”
据了解，在此教材之前，中国中小学的性教育教材里，对于精子与卵子如何结合的问题，几乎都没有提及。因此，在非议声不绝于耳的同时，我们也在部分论坛里看到了很多正面的评价，认为这本名为《成长的脚步》的北京市小学生性教育教材，打破了中国学校性教育几十年如一日止步不前的冰封状态，用客观科学的生理知识，引导中国下一代的心理健康发展。
上海教材，悄然下架
相对于北京“教材事件”的沸沸扬扬，沪版小学生性别教育实验教材《男孩女孩》则要低调得多，面对北京教材的饱受争议，滬版《男孩女孩》仅于8月30日在沪上个别书店出售了一天，便于次日悄然下架。对于该教材停售的原因，出版方似乎不愿多说，只表示该教材的上架销售系工作人员失误造成。
与此同时，担任该书主编的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小学校长丁利民表示：此次的书店下架不会对此教材的投入使用造成影响，以该教材为准的性别教育课程，预计于今年11月在杨浦区的18所试点小学正式开课。目前，杨浦区相关教育部门，正在对试点小学的任课教师进行统一培训。
9月8日，上海市杨浦区教师进修学院德育室主任戴耀红，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独家专访：
新民周刊：最近，关于是否应该在小学开展性教育的问题，社会上褒贬不一。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戴耀红：把性教育的内容放在小学讲没有什么错，性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性教育也应该是伴随一生的。任何时候开始性教育都是必要的，不仅是小学应该有，幼儿园就应该有。最近网上有新闻，说郑州的一所幼儿园用布娃娃做道具，对学龄前儿童开展性教育课，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开始。同样，对于老年人也应该有相应的性教育，因为人到老年，也会面临许多如性功能减退等问题或困惑，也需要得到性专业指导，所以也应该掌握老年期的相关性知识。在我看来，对于小学生该不该开展性教育这个问题是没必要争论的，我们要研究的，应该是怎样开展的问题。
新民周刊：有社会人士认为，北京性教材《成长的脚步》中涉及两性交合的内容，尺度过大，放在小学一、二年级不合适，你对这本教材怎么评价？
戴耀红：以我多年的教育经验来看，北京的教材确实有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但与“尺度”无关，应该与教育内容的“深度”有关，与教育对象的针对性有关。首先就教材中提到的阴茎与阴道交合的知识，不是不能讲，而是放在小学一、二年级讲不如放到初中教学更合适。原因并不是网上所说的“黄色”、“赤裸裸”，而是这部分内容对于小学中低年级学生来说太深了，超出了他们认知范围，以他们已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他们无法理解，也不会关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最多想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告诉他“是爸爸的精子和妈妈的卵子结合成受精卵，在妈妈的子宫里经过近十个月的孕育，然后从妈妈的阴道里分娩出来”一般就能满足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求知欲望了。到了初中低年级，学生们有了更多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他们需要对生命的诞生有更深度的探寻，对阴茎与阴道交合开始好奇并关注，此时介入才恰到好处。其次，我觉得北京教材在板块章节的划分上有待完善，应考虑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的逻辑衔接，以此提高教育人群的针对性。还有此教材在编写时大概对国外性教材有所借鉴，但由于国情文化不同，所以有些细节还需进一步本土化。
新民周刊：说到阴道分娩，沪版教材《男孩女孩》中曾有一幅插图被指不堪入目，为什么会有这种批评？
戴耀红：这幅图很干净，没有一点儿淫秽的内容啊！所谓的“不堪入目”指的是什么，女性的生殖器暴露吗？但插图里没有一点关于生殖器的描绘呀，只是告诉孩子一个自然正常分娩的正确位置。教材不同于其他的娱乐性书籍，在知识的传授上必须强调科学性、真实性、专业性，因此，在自然分娩问题上，必须告诉孩子准确的分娩位置。
新民周刊：我注意到在《男孩女孩》的书后说明中，有提及你所在部门杨浦区教师进修学院的内容，并对贵部门在此书编写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和指导表示了感谢，对于这本教材的整体内容，你有什么意见？
戴耀红：上海理工大学附小作为该教材的主要编写部门，在性教育问题的探索上已有很多年。该校早在还是长白二村小学（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小学前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性教育的课程的探索，只是一直没有系统的教材出版。因此，现在这本《男孩女孩》绝不是该校为了赶时髦的一时兴起之作，而是较长时间的实践研究的结果，据我所知，学校开展了调查、访谈，听取了学生、家长、专家的意见，学习了国内外理论和经验，对教材从提纲到内容做了多次修改，开展探索和积累至少有5年之久。
在谈及《男孩女孩》教材的优缺点时，戴耀红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这本教材在我看来，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在板块的划分上，分为认识性别、悦纳性别、自我保护三个方面，先是从生命入手，把孩子带到大自然中，讲动植物的生命，讲幼苗怎样破土而出，小蝌蚪怎样变成青蛙。再从动植物的雌雄划分过渡到人的两性，让孩子明白，人的‘性’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这样就使‘性’的话题不再敏感。当然，作为一本探索性的教材，《男孩女孩》也存在一些问题，我在翻看此书的时候，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作为教材，知识内容表述的逻辑性不够严密，这本书的文字很少，像画报一样，从形式上讲是符合小学生阅读特点的，但大概是容量原因吧，内容的连贯性、完整性很不够，如果没有教师准确指导的话，孩子很可能无法读懂。因此，在授课的过程中，教师的讲解就变得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该教材试点小学的教师现在正接受培训的原因之一。另外，在一些用词上，如：教材中出现了‘男的’、‘女的’等字眼，这是不规范的，应该用‘男性’、‘女性’更能体现作为教材的严谨性、专业性、学术性。同样的问题，北京教材也有出现，比如我一再强调讲阴茎和阴道的关系时， ‘插’这个字虽是成年人通用的术语，但对青少年来说，是否应考虑他们的接受度和可能带来的感受，如果将‘插’替换为‘放’也许更适当，还有北京教材中关于‘用力把精子射入妈妈的阴道内……’这句话，‘用力’一词应该删去，我刚才说道，这个问题应该放在初中讲，而在讲解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这类容易刺激学生联想的字眼。
中国性教育的狭隘误区
继80年代“青春期教育”正式开展的争议之后，教育部门此次让性教育走入小学的做法，无疑又是国内关于性教育进行争议的一次小高潮。面对这样的争议，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的态度直接而有力：“讨论了30年，还这么热闹！”显然在潘绥铭看来，这是一个肤浅而可笑的问题，“全世界除了中国和朝鲜，大概都早就开始性教育了。瑞典的性教育历史都有七八十年了，我们现在还没赶上人家30年代。”
在潘绥铭看来，中国整个性教育的方向就是错误的，“老师并不是真不懂怎么教学生。而是怕学生发生性关系，自己要负责！其实性教育不应该停留在生理层面，而应该讨论如何恋爱，如何拒绝别人；应该有基本的底线教育——尊重对方，双方自愿。至于性教育的目的：第一，传播性快乐；第二，防止悲剧发生。日本早在60年代就开展了青春期性教育，并将其称作‘纯洁教育’，而在我看来，中国现在开展的正是一场教育未成年的如何正確看待‘性’的健康教育，无邪教育。”
杨浦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教科科长李建红告诉记者，对于性教育而言，性知识的教育并不是最重要的，性教育的重点在于引导学生正确看待“性”，正确面对自己的性心理。对于有社会人士认为，性教育会促使青少年过早发生性关系一说，李建红则以自己几年以来致力于杨浦区“阳光同伴俱乐部”——青春健康教育工作的亲身经历告诉记者：“性，作为人的一种本能，家长和学校试图靠着回避的态度去掩盖，是绝对不可能的。学生身体发育到了特定的时期，会自然地对性产生好奇，即使家长不说，他们也会通过其他途径去寻找答案。而一旦他们发现寻找到的答案和家长说的不一样，他们就再也不会在此问题上与家长交流。”
早在2003年，就有网上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人的性知识近70%来自黄色杂志、三级片和成人网站；24%以上是自己通过各类书籍获得；仅有1.66%来自学校，1.32%来自家长。与之相伴的是，未成年人怀孕、流产等问题发生频率的加大。
李建红向记者表示：“未成年人通过其他途径接受的性知识，多数来自网络等一些不正规渠道，其中有些掺杂着性暴力、性侵犯等不良内容，因此，学校及家庭性教育的缺失，不仅使孩子容易沦为性知识启蒙的‘无知者’，更面临成为各类与性相关的恶性事件受害者的危险。因此，而由于我国的国情所限，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家长都有能力正确地完成对孩子的性教育，因此，学校教育变得至关重要。”
提到杨浦区“阳光同伴俱乐部”的同伴教育模式，李建红用一个个生动的例子向记者讲述了性伦理、性道德、性审美和性法律在教育当中的必要性：“这是一种有助于孩子在青春期形成健全人格的教育，我们‘阳光同伴俱乐部’就是传播给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婚恋观，保护好自己，保护好他人的理念。曾带领大学生走进监狱开展活动，面对面地与一些犯罪青年交流。结果发现，许多犯强奸罪的青年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就是因为其对于性的诸多心理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性道德和性伦理的教育，旨在青少年灌输这样一种正确的性心态。正如潘绥铭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一方面要教育学生正确面对自己的性幻想，另一方面还要让孩子明白法治社会的规则，比如强奸人是要负刑事责任的，我们要告诉他们社会底线是什么。如全世界都告诉你手淫没问题，但不能让人看见，这就是社会底线。”
在一份网上资料中，记者了解到，大部分欧美发达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性教育内容包括：两性差异、生育常识、性道德、性约束、避孕知识、以及如何使婚姻家庭生活稳定和防止因为畸形性心理所诱发的性变态等。
而更让人不解的是，在改革开放已走过30多年的今天，在来自欧美的文化思潮早已渗透到我们生活中各个角落的当下，我们可以在很多主流媒体上热议3D《肉蒲团》的公映，可以在酒桌饭局上津津乐道网络爆出的“性爱日记”。但与此同时，一本关于小学生的性别教育教材，却让我们犹如被踩了尾巴的猫儿似的一跃而起，对着书中一些所谓的“敏感字眼”，演上一出滑稽的“新拍案惊奇”！
北京教材，破冰之举
“为了让淘气的精子能尽快找到卵子，爸爸用阴茎插入妈妈的阴道里，用力把精子射入妈妈的阴道内……”这是即将在北京投入使用的小学性教育教材中的原文，文字旁边配有插画，一男一女相拥而卧。
对于网上“黄色”、“赤裸裸”等评价字眼，很多参与此教材编写的老师表示失望，首都师范大学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玫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爸爸的精子如何进入妈妈体内’这个问题，大多数孩子都很关心，如果我们不科学地讲解，孩子就会自己去探索，其结果可想而知。”而在谈到为何将此问题放在小学一二年级时，张玫玫告诉记者：“因为在此阶段，学生对性没有任何歧义，能够像对待身体的其他器官和生理现象一样，平静地接受。”
据了解，在此教材之前，中国中小学的性教育教材里，对于精子与卵子如何结合的问题，几乎都没有提及。因此，在非议声不绝于耳的同时，我们也在部分论坛里看到了很多正面的评价，认为这本名为《成长的脚步》的北京市小学生性教育教材，打破了中国学校性教育几十年如一日止步不前的冰封状态，用客观科学的生理知识，引导中国下一代的心理健康发展。
上海教材，悄然下架
相对于北京“教材事件”的沸沸扬扬，沪版小学生性别教育实验教材《男孩女孩》则要低调得多，面对北京教材的饱受争议，滬版《男孩女孩》仅于8月30日在沪上个别书店出售了一天，便于次日悄然下架。对于该教材停售的原因，出版方似乎不愿多说，只表示该教材的上架销售系工作人员失误造成。
与此同时，担任该书主编的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小学校长丁利民表示：此次的书店下架不会对此教材的投入使用造成影响，以该教材为准的性别教育课程，预计于今年11月在杨浦区的18所试点小学正式开课。目前，杨浦区相关教育部门，正在对试点小学的任课教师进行统一培训。
9月8日，上海市杨浦区教师进修学院德育室主任戴耀红，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独家专访：
新民周刊：最近，关于是否应该在小学开展性教育的问题，社会上褒贬不一。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戴耀红：把性教育的内容放在小学讲没有什么错，性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性教育也应该是伴随一生的。任何时候开始性教育都是必要的，不仅是小学应该有，幼儿园就应该有。最近网上有新闻，说郑州的一所幼儿园用布娃娃做道具，对学龄前儿童开展性教育课，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开始。同样，对于老年人也应该有相应的性教育，因为人到老年，也会面临许多如性功能减退等问题或困惑，也需要得到性专业指导，所以也应该掌握老年期的相关性知识。在我看来，对于小学生该不该开展性教育这个问题是没必要争论的，我们要研究的，应该是怎样开展的问题。
新民周刊：有社会人士认为，北京性教材《成长的脚步》中涉及两性交合的内容，尺度过大，放在小学一、二年级不合适，你对这本教材怎么评价？
戴耀红：以我多年的教育经验来看，北京的教材确实有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但与“尺度”无关，应该与教育内容的“深度”有关，与教育对象的针对性有关。首先就教材中提到的阴茎与阴道交合的知识，不是不能讲，而是放在小学一、二年级讲不如放到初中教学更合适。原因并不是网上所说的“黄色”、“赤裸裸”，而是这部分内容对于小学中低年级学生来说太深了，超出了他们认知范围，以他们已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他们无法理解，也不会关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最多想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告诉他“是爸爸的精子和妈妈的卵子结合成受精卵，在妈妈的子宫里经过近十个月的孕育，然后从妈妈的阴道里分娩出来”一般就能满足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求知欲望了。到了初中低年级，学生们有了更多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他们需要对生命的诞生有更深度的探寻，对阴茎与阴道交合开始好奇并关注，此时介入才恰到好处。其次，我觉得北京教材在板块章节的划分上有待完善，应考虑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的逻辑衔接，以此提高教育人群的针对性。还有此教材在编写时大概对国外性教材有所借鉴，但由于国情文化不同，所以有些细节还需进一步本土化。
新民周刊：说到阴道分娩，沪版教材《男孩女孩》中曾有一幅插图被指不堪入目，为什么会有这种批评？
戴耀红：这幅图很干净，没有一点儿淫秽的内容啊！所谓的“不堪入目”指的是什么，女性的生殖器暴露吗？但插图里没有一点关于生殖器的描绘呀，只是告诉孩子一个自然正常分娩的正确位置。教材不同于其他的娱乐性书籍，在知识的传授上必须强调科学性、真实性、专业性，因此，在自然分娩问题上，必须告诉孩子准确的分娩位置。
新民周刊：我注意到在《男孩女孩》的书后说明中，有提及你所在部门杨浦区教师进修学院的内容，并对贵部门在此书编写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和指导表示了感谢，对于这本教材的整体内容，你有什么意见？
戴耀红：上海理工大学附小作为该教材的主要编写部门，在性教育问题的探索上已有很多年。该校早在还是长白二村小学（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小学前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性教育的课程的探索，只是一直没有系统的教材出版。因此，现在这本《男孩女孩》绝不是该校为了赶时髦的一时兴起之作，而是较长时间的实践研究的结果，据我所知，学校开展了调查、访谈，听取了学生、家长、专家的意见，学习了国内外理论和经验，对教材从提纲到内容做了多次修改，开展探索和积累至少有5年之久。
在谈及《男孩女孩》教材的优缺点时，戴耀红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这本教材在我看来，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在板块的划分上，分为认识性别、悦纳性别、自我保护三个方面，先是从生命入手，把孩子带到大自然中，讲动植物的生命，讲幼苗怎样破土而出，小蝌蚪怎样变成青蛙。再从动植物的雌雄划分过渡到人的两性，让孩子明白，人的‘性’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这样就使‘性’的话题不再敏感。当然，作为一本探索性的教材，《男孩女孩》也存在一些问题，我在翻看此书的时候，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作为教材，知识内容表述的逻辑性不够严密，这本书的文字很少，像画报一样，从形式上讲是符合小学生阅读特点的，但大概是容量原因吧，内容的连贯性、完整性很不够，如果没有教师准确指导的话，孩子很可能无法读懂。因此，在授课的过程中，教师的讲解就变得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该教材试点小学的教师现在正接受培训的原因之一。另外，在一些用词上，如：教材中出现了‘男的’、‘女的’等字眼，这是不规范的，应该用‘男性’、‘女性’更能体现作为教材的严谨性、专业性、学术性。同样的问题，北京教材也有出现，比如我一再强调讲阴茎和阴道的关系时， ‘插’这个字虽是成年人通用的术语，但对青少年来说，是否应考虑他们的接受度和可能带来的感受，如果将‘插’替换为‘放’也许更适当，还有北京教材中关于‘用力把精子射入妈妈的阴道内……’这句话，‘用力’一词应该删去，我刚才说道，这个问题应该放在初中讲，而在讲解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这类容易刺激学生联想的字眼。
中国性教育的狭隘误区
继80年代“青春期教育”正式开展的争议之后，教育部门此次让性教育走入小学的做法，无疑又是国内关于性教育进行争议的一次小高潮。面对这样的争议，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的态度直接而有力：“讨论了30年，还这么热闹！”显然在潘绥铭看来，这是一个肤浅而可笑的问题，“全世界除了中国和朝鲜，大概都早就开始性教育了。瑞典的性教育历史都有七八十年了，我们现在还没赶上人家30年代。”
在潘绥铭看来，中国整个性教育的方向就是错误的，“老师并不是真不懂怎么教学生。而是怕学生发生性关系，自己要负责！其实性教育不应该停留在生理层面，而应该讨论如何恋爱，如何拒绝别人；应该有基本的底线教育——尊重对方，双方自愿。至于性教育的目的：第一，传播性快乐；第二，防止悲剧发生。日本早在60年代就开展了青春期性教育，并将其称作‘纯洁教育’，而在我看来，中国现在开展的正是一场教育未成年的如何正確看待‘性’的健康教育，无邪教育。”
杨浦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教科科长李建红告诉记者，对于性教育而言，性知识的教育并不是最重要的，性教育的重点在于引导学生正确看待“性”，正确面对自己的性心理。对于有社会人士认为，性教育会促使青少年过早发生性关系一说，李建红则以自己几年以来致力于杨浦区“阳光同伴俱乐部”——青春健康教育工作的亲身经历告诉记者：“性，作为人的一种本能，家长和学校试图靠着回避的态度去掩盖，是绝对不可能的。学生身体发育到了特定的时期，会自然地对性产生好奇，即使家长不说，他们也会通过其他途径去寻找答案。而一旦他们发现寻找到的答案和家长说的不一样，他们就再也不会在此问题上与家长交流。”
早在2003年，就有网上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人的性知识近70%来自黄色杂志、三级片和成人网站；24%以上是自己通过各类书籍获得；仅有1.66%来自学校，1.32%来自家长。与之相伴的是，未成年人怀孕、流产等问题发生频率的加大。
李建红向记者表示：“未成年人通过其他途径接受的性知识，多数来自网络等一些不正规渠道，其中有些掺杂着性暴力、性侵犯等不良内容，因此，学校及家庭性教育的缺失，不仅使孩子容易沦为性知识启蒙的‘无知者’，更面临成为各类与性相关的恶性事件受害者的危险。因此，而由于我国的国情所限，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家长都有能力正确地完成对孩子的性教育，因此，学校教育变得至关重要。”
提到杨浦区“阳光同伴俱乐部”的同伴教育模式，李建红用一个个生动的例子向记者讲述了性伦理、性道德、性审美和性法律在教育当中的必要性：“这是一种有助于孩子在青春期形成健全人格的教育，我们‘阳光同伴俱乐部’就是传播给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婚恋观，保护好自己，保护好他人的理念。曾带领大学生走进监狱开展活动，面对面地与一些犯罪青年交流。结果发现，许多犯强奸罪的青年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就是因为其对于性的诸多心理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性道德和性伦理的教育，旨在青少年灌输这样一种正确的性心态。正如潘绥铭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一方面要教育学生正确面对自己的性幻想，另一方面还要让孩子明白法治社会的规则，比如强奸人是要负刑事责任的，我们要告诉他们社会底线是什么。如全世界都告诉你手淫没问题，但不能让人看见，这就是社会底线。”
在一份网上资料中，记者了解到，大部分欧美发达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性教育内容包括：两性差异、生育常识、性道德、性约束、避孕知识、以及如何使婚姻家庭生活稳定和防止因为畸形性心理所诱发的性变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