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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北京失陷，跳舞的阵地眼看就只有上海了。当然，谁又是战士？自从北京的老板和DJ拱手将一个个Club让给白领和来泡妞的老外，我们就再也看不到Rave战士的风采了。
当一种文化刚开始流行、还未成为普通生活的一部分时，人们总是情绪高涨，就像婚姻一样：人们容易坠入爱河，但很难持续10年以上。你怎样创新？怎样使事物保持新鲜？怎样重新诠释一种文化，使它永远走在时代前面？
位于香山路靠近思南路的一间地下酒吧，有个很奇怪的名字：容夫人。夏天刚刚过去，女人们穿着吊带衫还很惬意，浓妆淡抹，或者素面朝天，打算把周末顺便停驻在一个略显凌乱的消遣所在（不错的主意），1，2，3，4，2，2，3，4……谁知何等样音乐正等着你？
灯火阑珊时分进门，顺阶而下，看到烟雾漫上来，漆黑里突然多了几道绿荧荧的光，具有一种私人叙事的深刻，像一部从古典派脱颖而出的小说，不，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应该是福楼拜。然后，中间是舞池，左边是沙发供休憩之用，右边是吧台，唱片骑士正对前方，一张不大的屏幕摆放于视线右上方。粗糙的House节拍，传出时下最流行的欧美艺人的嗓音。完全抵制了你想象中的那种妖媚，真正用来跳舞的场地只能是这般地朴素，白种女子长手长脚，穿着滑稽而又闲适的深色棉布衣服，动作很像一只迷人的跳虾，有人戴着帽子，还有人光着脚。不断加了身影进来，直奔主题，零点以前终于把空隙全部塞满。灰冷色调下一个个像机器人，话语或交流并不多。借着可乐和酒精很快就能散发和麻醉自己，其他方式未见得必要。座位和地板都显得脏脏的，但非常本真地裸露着人来过的气息。
只一夜，便能被它深深吸引。这和不久后一个晚上跑去乌鲁木齐中路Viproom看芬兰最著名的DJ Jori Hukkonen演出，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很奇怪，我在长椭圆形中心吧台的一条对角线上又看到了上次的白种女子，打扮和着装完全大变样，化妆良好，完全就是一个脱下套装把肩膀秀出来的OL形象，淹没在人群里熟稔而又谨慎地微笑，一点不似上次的洒脱。大厅里深深浅浅的装饰灯，台子上竖着牌子说是留给VIP顾客。那一次未等到主角出场我就和朋友混到吴江路去了，原因有二：第一，广东人的肠粉比利乐纸盒里倒出来的西柚汁更有吸引力，尽管调酒师从身后把杯子甩到胸前用手接住的表演稍稍弥补了它的风味；第二，衣帽光鲜一族太多了，实在无法忍受2米开外一个女孩职业性的姿势——她如果去爵士音乐会，想必也不过那样——在最低幅度内摇两下晃一下。
与上个世纪80年代滥觞于英国并且在整个1990年代横扫欧美的派对狂欢“锐舞”（Rave）相比，当代上海的夜生活舞场部分在形态上似乎相去甚远，带点南辕北辙的意味，没有野外营地、停车场、仓库、废旧工厂和航空港，没有对节奏的敏感，最前卫的打碟和Remix周杰伦产生的效果基本相同，没有行为的艺术和艺术的行为。这显然也是中国目前由跳舞音乐派生出的DJ文化之特点所在——和白领文化千丝万缕地牵扯到了一起，从头到尾被贯注了属于中层收入以上的消费色彩，精致而不够粗放，置身其中总有种被当成时尚（某些时候我们需要怀疑地打量这个词）道具的感觉。记得早两年颜峻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自从北京失陷，跳舞的阵地眼看就只有上海了。当然，谁又是战士？自从北京的老板和DJ拱手将一个个club让给白领和来泡妞的老外，我们就再也看不到rave战士的风采了。”
当然，我可以理解这句话中的惆怅情绪，此外悲观地但是固执地对第一句话表示否定。
其实，无法回避的另一问题才真正与议题相关，也最有可能影响DJ文化今后的移民命运：Rave在西方世界发展至1990年代中后期已趋近于极致，很难获得更大空间来实行突破。有识之士如DJ Maximilian Lenz，早就在考虑还能不能像过去那样大张旗鼓地继续这项事业了，他会想到：“当一种文化刚开始流行、还未成为普通生活的一部分时，人们总是情绪高涨，就像婚姻一样：人们容易坠入爱河，但很难持续10年以上。你怎样创新？怎样使事物保持新鲜？怎样重新诠释一种文化，使它永远走在时代前面？”
所以打着锐舞旗号的中国俱乐部们，从第一天起就得尴尬地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怎样让国人认识到，基于现代电子技术和噪音理论而发展起来的Electro Music即使嫁接到一张最简单的搓盘上，也有着最为与时俱进的外壳与内涵，它是充满变化流动感的时髦事物，而绝对绝对，不是改头换脸的Disco？
似乎一夜之间茅塞顿开，俱乐部老板和电音活动家突然明白不能再光顾着自己搜集唱片了，他们发出吁声呼唤国际超级DJ的到来，中国电音文化发展的关键转折就出现在这个点上。Paul Oakenfold、Sasha、Tiesto、Paul Van Dyk、Christopher Lawrence、Hernan Cattaneo、Deep Dish、Lisa Lashes、Fergie、Chris Coco、Alex Da、BT、Howie B、Ravin……诸多名家纷纷前来，相继在北京的糖果、MIX和Banana，上海的Rojam和Bar Rouge，成都的红色年代等俱乐部以及一些音乐节上献演，其直接效果除了使这些城市的夜晚重新焕发出活力，还包括给当地DJ带来了深远影响。潜在后果则是：中国DJ手法上通过借鉴迎来的改进与突破，并不意味着能捕获更多的听众群，糖果的创办人DJ张有待就明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国内的聪明人通过咨询能够在意识达到先进，在现实面前却做不了太多，这就是差距。
国外俱乐部可以整晚只放一种音乐，许多俱乐部本身就是一个厂牌，如Buddla Bar和Renainssance，它代表并且只代表一种风格。但是在中国，没有坚固的听众群作为基础。我想起码地，可爱的中国小白领们现在一定还不会对着小节线没有对准的唱片师发出嘘声，他们还需要学习再学习。
DJ Calvin目前是国内的一流玩家，第三届中国精英DJ大赛冠军得主，现在上海重庆中路的dkd Club和杭州金碧辉煌俱乐部担任驻场。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谈及从艺之路，当中一些细节，可说非常典型，正好代表了这几年来中国DJ们经历的嬗变。他说自己初入行也经常放流行歌曲，后来有人给他听知名DJ Sasha和John Digweed 1994年的表演，20分钟后觉得不怎么样，然而回家却忍不住每晚都放，否则就睡不着。DJ Calvin如今在小圈子里已有了“中国Sasha”的美誉，对后者的Progressive House和Trance风格模仿得惟妙惟肖，今年早些时候还发行了个人混音唱片《Puzzle of Myth》，选曲相当经典，经过巧妙串接、过渡所营造的空间显得神秘而又飘逸，听上去十分大气。走唱片之路，无疑显现了Calvin与国际化接轨的决心，日后的我则会就“去dkd进行一次高消费”还是“买一张新唱片”两个选择犹豫不已。
在此不得不提及2004年11月份英国天才DJ Sasha对北京、广州、上海三地的私人飞行造访，那次由芝华士（这个品牌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于顶级DJ和中国的碰撞中，包括接下去七大城市的巡演）举办的活动声势空前浩大，头一回让不少人明白了原来外国DJ在不少歌迷心目中有着偶像明星一般地位，以至各地文化记者都跑到圆明园mima酒吧去聆听新闻发布。当有人问他，对中国跳舞文化有什么建议，我记得和善的Sasha反复强调必须出现一些对此怀有责任心的活动策划人。但很有可能，他不曾发现接下去三天里会持着价格不菲的票子入场的，其实只占这个国家总人数微不足道的百分比。而最后一场表演在上海科技馆充满现代质感的球形大厅，真不幸，竟然还是设有VIP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