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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沈阳、南京、西安等城市是在跳出城市大起大落发展的怪圈，抑或只是进入了一个“政策兴奋期”?下，沉闷的武汉被搅动得风生水起，它的梦想也随之变得更大。’
如果将视野放宽就会发现，当下怀揣“复兴梦”躁动的城市不独是武汉。沈阳、南京、西安等这些曾经引领中国城市的榜样、曾经失落的“老大”城市，似乎先后迎来复兴的曙光。
这圆了众多人心中的情结。
但武汉、沈阳、南京、西安等城市是在跳出城市大起大落发展的怪圈，抑或只是进入了—个“政策兴奋期”?
老大的幸福时光
“三级跳”是目前武汉政界的一个热’词_过去3年，武汉GDP连续跳过了3000亿、4000亿、5000亿三级，达到5515.76亿，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跃升至第六位。
这之前，武汉GDP在1998年突破1000亿后，用了7年时r间突破2000亿——在2005年达到2238亿；用了2年突破3000亿——在2007年达到3141亿。
速度与数据背后是武汉跳动的梦想。
2011年湖北省“两会”上，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提出，“十二五”期间武汉要实现更大程度的跨越，努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此将授予武汉市以省一级的管理决策权限，并对武汉释放所有省级政策空间，在政策机制和管理权限上的“省市一体”，为武汉在“十二五”期间实现更大程度上的跨越式发展创造条件。
此后不久，武汉在市委全体会议上以《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努力开创武汉科学发展新局面》的主题报告，“回应发展的机遇、复兴的大势、历史的瞩目和深沉的寄望”。4月7日，《长江日报》开始连续刊发《励精图治、复兴大武汉》的系列评论，“十二五”开局也被武汉定位为“再创辉煌的历史新时期”，并号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复兴大武汉”。
武汉只是“老大”城市集体躁动的一个例子。在此前后，南京、沈阳、西安等一批既“老”且“大”的城市先后发力。这些城市与改革开放后勃兴的大连、苏州、青岛、无锡、宁波等新贵城市相比，是当之无隗的“老”城；因为计划经济体系与城市发展模式，让它们也是动辄几百万人口的“大”城。这些城市有过辉煌，也曾陷入过与新贵城市的口水战，苦苦挣扎，分外纠结。现在，即便部分城市在经济体量上尚未超过新贵城市，但在城市竞争中，都开始扭转劣势。沈阳与大连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2000年前后，大连通过经营城市，建设“大大连”迅速崛起，而此时沈阳还陷入老工业基地的泥潭中。因为沈阳的衰落，“辽宁振兴靠谁?沈阳还是大连?”此类问题在2003年前后甚是流行。但在2007年，沈阳在经济总量上一举反超大连；2010年4月，沈阳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1年，沈阳在其“十二五”规划中更是将“东北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调整为“国家中心城市”，先大连一步。
在长三角，尽管与苏州、无锡等城市的经济总量尚有差距，但南京当地政界人士和学者们普遍认为，“南京近年来城市变化巨大，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在城市功能和科教资源上，南京远高于苏州、无锡等长三角城市。曾先后主政苏州、无锡的杨卫泽调任南京市委书记之后，凭借他对三座城市的深厚洞察，杨卫泽雄心勃勃地提出，南京作为江苏省会城市和长三角中心城市，发展目标和定位是带头，要实现带头就只能是第一。
政策、官员、大工地
“老大”城市的复兴有其客观经济背景。
“2008年扩大内需政策实施以后，这些城市巨大的人口正在逐步转化为巨大的消费市场，让这些城市的发展得到了强劲的支持。”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向《决策》分析道。
在消费市场之外，“老大”城市的产业结构也与内需政策有着某种匹配。“内需政策刺激了基础设施大量开工，以及以汽车为代表的产业发力。这就使得汽车、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效益明显提升。”华中科学技术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徐长生告诉《决策》。恰恰是武汉等“老大”城市得益于计划经济的产业布局，在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上占有明显的优势。随着这些产业的复苏，“老大”城市明显摆脱了此前的经济困境，沈阳尤为明显。
相对经济大势，“老大”城市复兴中更让人瞩目的共同点是政策、官员、大工地。
随着中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大中小城市并举转向优先发展大城市，“老大”城市相对新贵城市而言更容易得到政策上的倾斜。
仅以2009年以来国家级区域战略而言，众多以“老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都市圈战略被上升为国家战略。2007年12月，武汉都市圈被批准为“两型社会”试验区；2009年6月，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发布，将西安定位为“国际化大都市"；2009年12，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被批准为第二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0年4月，沈阳经济区被批准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这些政策更多只是—个个概念，划定一个更大的腾挪空间。这些城市的当政者借助这些政策，通过肃清吏治打破此前沉闷的局面。
2011年4月，新任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看了新华社湖北分社关于武汉市投资环境的调查报告后，在大会上称“看到了我们丑陋的一面。晚上睡不着觉，真的彻夜难眠…”不痛下决心，不彻底解决，我们不可能跨越式发展。”这迅速在武汉政界形成旋风、高压态势，通过治庸风暴传递到政府体系的最末梢。
西安市市委书记孙清云传递压力的方式则是网络。2011年初，孙清云在6天内对媒体报道和网民留言做了3次批示，称“对网民和媒体反映的问题，有关区县和市级部门要采取适当形式予以及时回复。这应该成为一种常态。”
此外，抓住扩大内需的机会，大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也是这些“老大”城市的共同态势与复兴的重要助推力之一。
从城市基础设施大建设到超大型地块的概念陛开发，武汉最显而易见的变化的就是楼、桥、路。武汉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已扩容到500平方公里，从2012年开始，武汉将会每年一条地铁通车。5000多个同时开工的工地，让武汉“堵在路上”，烦恼与希望并存。
西安则着力打造180多平方公里的西咸新区，按陕西省政府“三年出形象，五年大变样，十年大跨越”的要求，十年间西咸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将达到2000亿元，再建—个人口100万的特大城市新区。
能否跳出发展惯性?
“老大”城市的复兴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提供—个“梯子”。但“梯子”终有一天会被“踢掉”，或者变得不再那么重要，那么，“老大”城市复兴的惯性何在呢?它们又将如何形成现代经济的报酬递增与自强化的反馈机制呢?
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一座城市能够给出答案，跳出城市发展的政策依赖。
3月，因修地铁而修剪、移植法国梧桐的“砍树事件”，让南京复兴态势下的焦灼显露无疑。近年来，南京变化巨大，但一直没有找到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与发展的新路径，而30年间lO任市长走马灯似地轮替主政，让政策推动力变得不那么可靠。
几乎在同一时间，武汉市民则隔空发问，“如果可以，能否每人出一定数额的钱，将武汉长江二桥买下来?”。从今年7月份开始，在取消了近7年后，武汉将对除武汉长江大桥、江汉桥之外的过江通道收费。坊间认为这是武汉市政府基础设施投入过大，财力后续乏力的无奈之举。
城市兴衰有其自然规律，不可避免。作为政府，在城市发展中应当用“看得见的手”去熨平这种发展的起伏，尽可能的避免城市发展的大起大落，而不是助推形成“尺蠖效应”，甚至透支城市未来发展的潜力，最终“成也政策、败也政策”。
因此，以武汉、沈阳为代表的一批“老大”城市，能否走出一条不同于上海、广州等城市所走过的道路，同时又区别于深圳、大连、青岛、宁波等新兴城市的第三条道路，成为很多人的期待。
美国未来学家麦金利·康维预测武汉将是未来世界十大超级大城市之一。这一直让武汉人颇为自豪。
这一结论是基于武汉的区位、交通、科技人才等要素，但能否跳出发展的惯性?还需要时间给出答案。
如果将视野放宽就会发现，当下怀揣“复兴梦”躁动的城市不独是武汉。沈阳、南京、西安等这些曾经引领中国城市的榜样、曾经失落的“老大”城市，似乎先后迎来复兴的曙光。
这圆了众多人心中的情结。
但武汉、沈阳、南京、西安等城市是在跳出城市大起大落发展的怪圈，抑或只是进入了—个“政策兴奋期”?
老大的幸福时光
“三级跳”是目前武汉政界的一个热’词_过去3年，武汉GDP连续跳过了3000亿、4000亿、5000亿三级，达到5515.76亿，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跃升至第六位。
这之前，武汉GDP在1998年突破1000亿后，用了7年时r间突破2000亿——在2005年达到2238亿；用了2年突破3000亿——在2007年达到3141亿。
速度与数据背后是武汉跳动的梦想。
2011年湖北省“两会”上，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提出，“十二五”期间武汉要实现更大程度的跨越，努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此将授予武汉市以省一级的管理决策权限，并对武汉释放所有省级政策空间，在政策机制和管理权限上的“省市一体”，为武汉在“十二五”期间实现更大程度上的跨越式发展创造条件。
此后不久，武汉在市委全体会议上以《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努力开创武汉科学发展新局面》的主题报告，“回应发展的机遇、复兴的大势、历史的瞩目和深沉的寄望”。4月7日，《长江日报》开始连续刊发《励精图治、复兴大武汉》的系列评论，“十二五”开局也被武汉定位为“再创辉煌的历史新时期”，并号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复兴大武汉”。
武汉只是“老大”城市集体躁动的一个例子。在此前后，南京、沈阳、西安等一批既“老”且“大”的城市先后发力。这些城市与改革开放后勃兴的大连、苏州、青岛、无锡、宁波等新贵城市相比，是当之无隗的“老”城；因为计划经济体系与城市发展模式，让它们也是动辄几百万人口的“大”城。这些城市有过辉煌，也曾陷入过与新贵城市的口水战，苦苦挣扎，分外纠结。现在，即便部分城市在经济体量上尚未超过新贵城市，但在城市竞争中，都开始扭转劣势。沈阳与大连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2000年前后，大连通过经营城市，建设“大大连”迅速崛起，而此时沈阳还陷入老工业基地的泥潭中。因为沈阳的衰落，“辽宁振兴靠谁?沈阳还是大连?”此类问题在2003年前后甚是流行。但在2007年，沈阳在经济总量上一举反超大连；2010年4月，沈阳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1年，沈阳在其“十二五”规划中更是将“东北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调整为“国家中心城市”，先大连一步。
在长三角，尽管与苏州、无锡等城市的经济总量尚有差距，但南京当地政界人士和学者们普遍认为，“南京近年来城市变化巨大，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在城市功能和科教资源上，南京远高于苏州、无锡等长三角城市。曾先后主政苏州、无锡的杨卫泽调任南京市委书记之后，凭借他对三座城市的深厚洞察，杨卫泽雄心勃勃地提出，南京作为江苏省会城市和长三角中心城市，发展目标和定位是带头，要实现带头就只能是第一。
政策、官员、大工地
“老大”城市的复兴有其客观经济背景。
“2008年扩大内需政策实施以后，这些城市巨大的人口正在逐步转化为巨大的消费市场，让这些城市的发展得到了强劲的支持。”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向《决策》分析道。
在消费市场之外，“老大”城市的产业结构也与内需政策有着某种匹配。“内需政策刺激了基础设施大量开工，以及以汽车为代表的产业发力。这就使得汽车、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效益明显提升。”华中科学技术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徐长生告诉《决策》。恰恰是武汉等“老大”城市得益于计划经济的产业布局，在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上占有明显的优势。随着这些产业的复苏，“老大”城市明显摆脱了此前的经济困境，沈阳尤为明显。
相对经济大势，“老大”城市复兴中更让人瞩目的共同点是政策、官员、大工地。
随着中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大中小城市并举转向优先发展大城市，“老大”城市相对新贵城市而言更容易得到政策上的倾斜。
仅以2009年以来国家级区域战略而言，众多以“老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都市圈战略被上升为国家战略。2007年12月，武汉都市圈被批准为“两型社会”试验区；2009年6月，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发布，将西安定位为“国际化大都市"；2009年12，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被批准为第二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0年4月，沈阳经济区被批准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这些政策更多只是—个个概念，划定一个更大的腾挪空间。这些城市的当政者借助这些政策，通过肃清吏治打破此前沉闷的局面。
2011年4月，新任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看了新华社湖北分社关于武汉市投资环境的调查报告后，在大会上称“看到了我们丑陋的一面。晚上睡不着觉，真的彻夜难眠…”不痛下决心，不彻底解决，我们不可能跨越式发展。”这迅速在武汉政界形成旋风、高压态势，通过治庸风暴传递到政府体系的最末梢。
西安市市委书记孙清云传递压力的方式则是网络。2011年初，孙清云在6天内对媒体报道和网民留言做了3次批示，称“对网民和媒体反映的问题，有关区县和市级部门要采取适当形式予以及时回复。这应该成为一种常态。”
此外，抓住扩大内需的机会，大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也是这些“老大”城市的共同态势与复兴的重要助推力之一。
从城市基础设施大建设到超大型地块的概念陛开发，武汉最显而易见的变化的就是楼、桥、路。武汉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已扩容到500平方公里，从2012年开始，武汉将会每年一条地铁通车。5000多个同时开工的工地，让武汉“堵在路上”，烦恼与希望并存。
西安则着力打造180多平方公里的西咸新区，按陕西省政府“三年出形象，五年大变样，十年大跨越”的要求，十年间西咸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将达到2000亿元，再建—个人口100万的特大城市新区。
能否跳出发展惯性?
“老大”城市的复兴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提供—个“梯子”。但“梯子”终有一天会被“踢掉”，或者变得不再那么重要，那么，“老大”城市复兴的惯性何在呢?它们又将如何形成现代经济的报酬递增与自强化的反馈机制呢?
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一座城市能够给出答案，跳出城市发展的政策依赖。
3月，因修地铁而修剪、移植法国梧桐的“砍树事件”，让南京复兴态势下的焦灼显露无疑。近年来，南京变化巨大，但一直没有找到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与发展的新路径，而30年间lO任市长走马灯似地轮替主政，让政策推动力变得不那么可靠。
几乎在同一时间，武汉市民则隔空发问，“如果可以，能否每人出一定数额的钱，将武汉长江二桥买下来?”。从今年7月份开始，在取消了近7年后，武汉将对除武汉长江大桥、江汉桥之外的过江通道收费。坊间认为这是武汉市政府基础设施投入过大，财力后续乏力的无奈之举。
城市兴衰有其自然规律，不可避免。作为政府，在城市发展中应当用“看得见的手”去熨平这种发展的起伏，尽可能的避免城市发展的大起大落，而不是助推形成“尺蠖效应”，甚至透支城市未来发展的潜力，最终“成也政策、败也政策”。
因此，以武汉、沈阳为代表的一批“老大”城市，能否走出一条不同于上海、广州等城市所走过的道路，同时又区别于深圳、大连、青岛、宁波等新兴城市的第三条道路，成为很多人的期待。
美国未来学家麦金利·康维预测武汉将是未来世界十大超级大城市之一。这一直让武汉人颇为自豪。
这一结论是基于武汉的区位、交通、科技人才等要素，但能否跳出发展的惯性?还需要时间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