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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武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曾主持“戒严时期政治案件口述史”研究；而蓝博洲则是台湾省苗栗县 客家人。他们两人一个是台湾最高学术研究机关的专家，一个人是最早从事台湾“二二八”历史写作的民间书写者。虽然身份有差异，观点也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都认为，虽然“二二八”的遇难者情况还没有完全摸清，但真正的历史教训必须要坦然地面对。
名单要打上问号
南都周刊：去年底在北京西山落成的无名英雄纪念碑，镌刻了846名对台工作牺牲的地下党员。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披露的一个数据是1949年前后，派到台湾的共产党员是1500多人，被处决的有1100人。这与此前台湾方面公开的史料有所偏差，是什么原因？
蓝博洲：应该不到1000个。蔡孝乾报告过，发展的党员不到1000个。其实到底是多少现在也不清楚。北京西山的那个名单要打上问号。
黄克武：没有确切的名单就不好定数。因为现在这个案子还在持续进行中，所有的名单要全部公开，到时正确的数目才会出来。
还有个比较复杂的状况是，后来成立了“二二八”和白色恐怖补偿基金会，受赔偿者不分省籍。成立白色恐怖赔偿基金会的时候，基金会还明确表示，政治冤案可以赔偿，如果真是共产党员是不予赔偿的。这也就造成了一个模糊地带，有的人就书架上有两三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有点社会主义平等的理想，但被抓了，这很难说不冤。他们和蔡孝乾发动斗争把蒋介石斗倒的性质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访问的那些当时被判决、后来活下来的人，他们基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南都周刊：人数上的困扰，是否也是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期，共产党在台活动的机构复杂性所造成的？依台湾“国安局”解密文件所披露，1948年香港会议上检讨了中共在台的两套系统，一套是领导本省籍党员，一套是大陆派遣的党员？
蓝博洲：这也不能说是两套系统，以中共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蔡孝乾的地位来看，一定是会和他们都有联系的。后来知道，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系统，不只是“省工委”，还有像福建这类地方的，包括社会部门、军方的，各种系统都进来了。整个局面大概就是这样。其实看中共历史，它在各地都是这样，有地下党，也有潜伏的。
台湾籍党员加入组织之后基本上都是单线联系，当然互相之间还保留以前的一些关系，比如说同学、同乡关系，他们自己很清楚，就像他们所讲的，“闻一闻就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参加过组织”。你想去吸收他，发展他，有些已经加入组织的，就要回避与你有直线联系。
“暴民”的黑白
南都周刊：在解严后，“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历史，是否有一个从民间逐渐进入官方话语的过程？在与国统时期的“正统”历史叙述相斥时，又如何甄辨官方史料的价值？
蓝博洲：1980年代末，很多材料是没有的，包括官方材料也很少，我记得的当时就一本调查局内部干训教材《台共叛乱史》。《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是1990年以后，李敖弄出来的。在连官方材料都很少的情况下，基本上要靠当事者一个片段一个片段把它连接起来。
我写第一个人物（台共党人郭绣宗）的时候，是能找到多少就写多少。另外一方面郭先生的夫人，故事主要的叙述者，她已经反刍了40年，她都觉得这个故事没机会讲了，所以当我找到她的时候，她一方面怀疑是不是特务单位来摸底，看她思想有没有变；另一方面她觉得年事已高，再不讲又没有机会了，就觉得即使我是情治单位的，她也想借我的笔把这个事情讲出去再说。我后来看到一些自新的人写的东西，一方面它是反共的，但总觉得还是有一种心情，就是要把历史留下来。他只能借写反共的材料，留下点什么，我是这样理解的。
黄克武：在官方定调的书出版之前，民间关于“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记录是众声喧哗，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声音，但基本矛头对准政府或者当时的执政者蒋介石等。
“二二八”对台湾造成的伤害很大，刚开始官方的版本中给予当时参加事件的人“暴民”的界定，比如抢军队的武器的行为体现了这点。后来做更细致的调查后发现里面包含一些公报私仇和内部纠纷的情况，包括参与的不只是本省人，外省人也很多。总的来说就是一方面先摆正这些人不是暴民，然后看到即使不是暴民，里面还是存在很复杂的状况，这也是一个慢慢深化的过程，本来一边是黑一边是白，现在一半是白一半是黑，开始慢慢看到更复杂的情况。
历史教训要坦然面对
南都周刊：通过这些年来民间与官方对历史书写，人们对当时“国共对峙”特定条件下的这段惨史的认识，是否也有所改变？
蓝博洲：我一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他们的组织身份，在当时台湾的政治环境来讲，有些还需要刻意避开，根本不能提的。比如《幌马车之歌》的钟浩东他们，我也不敢讲他参加共产党，我只能隐晦地说“哪一个是真正为人民，他就参加哪一个”。
这也是我在台湾写作从以前到现在为止最难的挑战，如果我不去谈这些人的身份，读者会被他们的人格、事迹所感动，但是一旦读者知道了他们是共产党之后，就会对他们另眼相看，我想替他们讨回一些东西、一些公平。你有骨气当一个反对者就要有勇气去承担代价，这在全世界都一样。我的代价就是边缘化，这已经很客气了，不可能成为主流。
黄克武：我们其实很想要访问判决这些案件的情治人员。我记得“白色恐怖赔偿基金会”里面就有一个当年参与判决的法官，他们是时代的产物，执行并不一定代表个人意愿，代表以蒋介石为中心的统治集团对这一事件的处置态度，所以对他们的指责也不一定需要。访问这些人很有意思，但这一部分也是我们在做口述访问时一直缺乏的部分，因为我们现在最大的诉求是转型正义和当时受到迫害人员的家属方面，加害者部分还没有去面对。
我们总说历史是选择性的记忆，总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来说，可是真正的历史教训必须要坦然地面对，现在两岸能够来谈这个问题，已经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