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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功夫片作为香港影业首创的一种电影类型，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元素与香港本土文化特征，成为香港电影，乃至整个华语电影的响亮招牌，成为域外群体了解中华文化、体察东方艺术魅力的重要中介。以往功夫片在发展上循着两条路径：大量引进喜剧元素和追求动作的视觉效果。近年来功夫片实现了跨界延伸，在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域的电影中有着显明的参与景观。功夫片凭借其多变性和兼容性以及独特的文化气质，内蕴着发展和衍生的无限可能性。
关键词 华语功夫片 跨界 发展 衍生
功夫片中的“功夫”其实是粤语对国语“武术”的叫法，指以拳脚为主的武艺，表现拳脚功夫为主的影片就被称为“功夫片”。“功夫”作为一个颇具视觉冲击力与票房号召力的影像元素，在其他电影类型中亦有丰富的参与景观，以至于在跨类型的电影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造成功夫片与武侠片、动作片、警匪片等电影类型之间的边界模糊。鉴此，本文讨论的功夫片是以功夫为核心元素。讲究拳脚实打的影片，同时兼顾功夫片这一艺术类型的开放性，也会涉及功夫片的变异类型。下面结合具体电影分析华语功夫片在发展和衍生上的表征，并分析功夫片目前面临的发展瓶颈以及应对策略。
一、从李小龙的英雄传奇到成龙的世俗故事
李小龙功夫片中贯穿着一个永恒的主题——自我认同与民族身份建构。通过塑造正义而强大的中国人形象来肯定自我的存在价值并重塑中华民族的英雄形象。如《唐山大兄》中，男主角郑潮安离乡背井到泰国投靠亲戚，被潮安视为母亲般珍贵同时又代表了对母亲的嘱咐“不可打架惹事”的许诺的玉佩被打碎，在受到屈辱与正义感的激发下，潮安终于冲破中国人“以和为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隐忍品性的思想藩篱而奋起抗争，以凌厉的拳脚功夫将欺辱同伴的毒枭与打手消灭殆尽。在《猛龙过江》里，唐龙以截拳道大败洋人，一方面证明了中国功夫的优越，张扬了中华武术的高超技艺与崇高的武德：另一方面则展现了在代表恶的强势面前，中国人保持民族尊严、绝不低头的英勇气概，因而在爱国情怀的表达上获得了华人观众的情感共鸣。在《精武门》里，民族冲突的主题更为强烈。嚣张自大的日本武士，在阴险毒害中国武术宗师霍元甲后，到精武门恶意挑衅，砸坏精武门的牌匾甚至霍师傅的灵牌，肆意侮辱中国武术及中国习武者。李小龙饰演的弟子陈真，在忍无可忍之下只身到日本道场踢馆。在正反派形象的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简单思维的善恶二元对立。本我的正义形象与他者的邪恶形象，在简单的敌对中建立。人物略显平面化，但是人物性格的集中化却使其性格特征更为显著且深入人心。
随着民族情绪的消退、历史意识的淡化、商业娱乐因素的凸显，民族身份、文化传播等主题被置换为市井化的打斗与世俗的江湖道义，喜剧元素被大量引进。过去苦大仇深、正气凛然的高大形象转化为嬉笑怒骂皆为博人笑的游戏形象。即如成龙在《醉拳》中颠覆了关德兴所塑造的一代武术宗师黄飞鸿的道德典范形象，解构为一个顽皮活泼嬉皮笑脸的功夫小子形象。
二、从纯粹到多元化
在类型发展上，成龙的警察系列进一步对功夫片进行了艺术革新将传统的中国功夫与现代法律意识结合，将功夫、喜剧、警匪、枪战、特技等多种元素融为一体，完善了功夫片的美学形态。在动作的视觉效果上，成龙融入各种资源完善了中国功夫的能量，创造出惊险的动作效果。在《醉拳2》中把毽子当足球踢、用气垫船冲浪、高空跳伞，这些电影镜头在传统的功夫片中没有看到过。
其次，多元化也表现为女性空间的出现。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李小龙功夫片有着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为了肯定男性，牺牲了女性角色的完整性。李小龙功夫片中多出现两种类型的女性：善良纯洁的处女与邪恶放荡的妓女。妓女固然是引诱男性上当的野心与情欲的象征。处女与母亲往往成为某种传统伦理道德的化身，成为男主角坚守道德与武德的精神规范与情感动力。性则总是与恶人、堕落等意义相关，片中的英雄不沾女色，与女性维持柏拉图的精神交往。但是在李连杰的功夫电影中，出现了不少女性形象，如《黄飞鸿》系列出现的十三姨、《方世玉》系列出现的雷婷婷、花子以及苗翠花。这些角色不但有重要的戏份，甚至影响男主角的思想行为。可以说，李连杰功夫片中丰富的女性影像不但没有削减功夫片的阳刚之气，相反给男主角创造更多表现男性力量的空间，同时营造了一个男性与女性并置的多彩空间。
90年代，纯粹的功夫片比较罕见，功夫作为一种元素融入了其他电影类型中，这是功夫片为适应时代变迁和市场需求而作出的自我调整，这种调整表现了功夫片的兼容性和开放性。从电影类型的商业发展来看，功夫类型片与其他电影类型片一样，无可避免地走向娱乐性、消费性、流行性、多元性和世俗性但是由于中国功夫本身的文化内蕴，功夫片仍然是华人社区较为特殊的代表作。
三、本土回归和异地开花
踏入2000年，《卧虎藏龙》与《叶问》可谓是早期香港功夫片原始文化精神的神勇回归。《卧虎藏龙》里高深莫测的儒道精神与《叶问》中强烈的家国意识与高尚的武术之道，都将武术、功夫从尘世超拔至精神乌托邦的高度，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彰显与民族精神的张扬这正是对早期功夫片，甚至早期武侠片的某些重大而严肃的主题回归，体现了功夫片崇道的怀旧情怀，可谓是给香港功夫片，乃至整个华语电影的发展立下了新的路标。
除了本土回归，功夫片还异地开花中国功夫更是成为一种承载中华文化的重要元素而被广泛借鉴。2008年《功夫之王》、《功夫熊猫》可谓是中国功夫精神与西方人功夫情结两双应和的天合之作，《功夫之王》的故事构架本身是完全西方的，它通过一次历险来完成一个男孩的成长。历险中遇到的怪人、导师、美女，还有脸谱化的大反派，可以说是很平面的想象，如同对照着电子游戏和儿童故事描绘出来的模板。众人寻宝的过程和五指山的存在，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指环王，魔幻色彩大于神话意识，时刻标榜着它的异族印记。这也是一种全球化中难以避免的文化渗透，但其中具有深刻绵长的中国功夫神韵影片中充斥着中国武侠世界或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号称八仙之一及醉拳大师的吟游诗人吕岩(字洞宾)，报仇心切的侠女金燕子、沉默寡言又神秘强悍的默僧，让功夫迷们处处找到中国功夫的印记。《功夫熊猫》主角熊猫是中国国宝，猴子、毒蛇、丹顶鹤、老虎、螳螂都是中国传统武术中几路最知名且最具特色的拳术代表。片中充满师道与武学精神的发挥。武力高强的“无畏五侠”，在个子小小的师傅面前，也是毕恭毕敬地叫“师傅”，这是中国武术门派的传统规矩在太郎与熊猫阿波的比武中，所阐释的是“停止武力”的武道精神。武，止戈也。种种熟悉的主题与意蕴，无不让我们惊叹西方人通过中国元素将中国文化的神韵极为真切地表现了出来。 以《功夫熊猫》和《杀死比尔》为例，它们在票房与名誉方面都有不俗战绩，其根本原因就是东方文化外衣、西方文明内核的无碍融合，以至于东西方观众都能顺利地介入对影像的理解与文化的对话。
四、华语功夫片的瓶颈与应对策略
我们在肯定功夫片在扩容电影类型、建树华语电影、宣传中华文化方面的功绩的同时，也不得不正视功夫片目前存在的问题。具体来说，华语功夫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资源短缺问题。武打人才的储备不足一直是功夫片发展的瓶颈。当红的一些功夫巨星如李连杰、甄子丹、赵文卓、吴京等都是从大陆引进的。就目前而言，人才匮乏问题更为严重，青黄不接的状况逐渐凸显。
其次是特技融合问题。比如，近年的《双子神偷》、《龙虎门》、《导火线》等影片，并没有将电脑特技很好地融进故事情节与影像构置之中。生硬的嫁接，反而淹没了功夫的纯粹美感。相较于好莱坞的动作片，华语功夫片的特技水平远远落后。
最后是文化淡化问题。功夫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样式，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交融的哲性命题。随着功夫片商业化的泛滥，其文化意义不断淡化，影像主题越来越难以辨识，身份根基越来越松软动摇。著名导演何平认为，功夫片带给世界电影的不仅是功夫电影的类型、风格、技巧、叙事，更重要的还有沟通东西方文化的电影人才和作为东方文明精华的中国文化。可谓是一语道破华语功夫片的根本魅力与实质意义所在。
鉴于此，关于如何激发华语功夫片的活力，笔者有以下几个初步设想，
第一，走合拍片之路。两岸三地之间开展合拍以及跨国界合拍是应对功夫片资源短缺的重要策略。借鉴印度歌舞片《从印度到中国》将亚洲电影的两大著名标式——歌舞与功夫成功联袂，华语功夫片更应以积极态势主动出击。
第二，平衡现代特技与实打功夫之间的关系。如成龙所说：“与成熟的好莱坞动作片相比，中国功夫片在电影视觉特技营造上还远远不够成熟，还需要不断地学习和进步。”
第三，坚持功夫片影像中的文化内核。华语功夫片自其孕育到发展成熟都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宣扬，以鲜明的民族文化为其影像实践的标记，功夫片应该继续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向世界展示更多的中华民族英雄形象，输送更丰富的传统文化符号。
面对一个全球化的语境，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将愈加频繁，华语功夫片的未来将是一个更加兼容并包的多元化呈现。作为一种主观期待，中国元素的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中，必然要坚守着一种可以称之为“中国”的东西，遑论其外在包装如何变化，掺入何种外来要素，相信一点’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关键词 华语功夫片 跨界 发展 衍生
功夫片中的“功夫”其实是粤语对国语“武术”的叫法，指以拳脚为主的武艺，表现拳脚功夫为主的影片就被称为“功夫片”。“功夫”作为一个颇具视觉冲击力与票房号召力的影像元素，在其他电影类型中亦有丰富的参与景观，以至于在跨类型的电影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造成功夫片与武侠片、动作片、警匪片等电影类型之间的边界模糊。鉴此，本文讨论的功夫片是以功夫为核心元素。讲究拳脚实打的影片，同时兼顾功夫片这一艺术类型的开放性，也会涉及功夫片的变异类型。下面结合具体电影分析华语功夫片在发展和衍生上的表征，并分析功夫片目前面临的发展瓶颈以及应对策略。
一、从李小龙的英雄传奇到成龙的世俗故事
李小龙功夫片中贯穿着一个永恒的主题——自我认同与民族身份建构。通过塑造正义而强大的中国人形象来肯定自我的存在价值并重塑中华民族的英雄形象。如《唐山大兄》中，男主角郑潮安离乡背井到泰国投靠亲戚，被潮安视为母亲般珍贵同时又代表了对母亲的嘱咐“不可打架惹事”的许诺的玉佩被打碎，在受到屈辱与正义感的激发下，潮安终于冲破中国人“以和为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隐忍品性的思想藩篱而奋起抗争，以凌厉的拳脚功夫将欺辱同伴的毒枭与打手消灭殆尽。在《猛龙过江》里，唐龙以截拳道大败洋人，一方面证明了中国功夫的优越，张扬了中华武术的高超技艺与崇高的武德：另一方面则展现了在代表恶的强势面前，中国人保持民族尊严、绝不低头的英勇气概，因而在爱国情怀的表达上获得了华人观众的情感共鸣。在《精武门》里，民族冲突的主题更为强烈。嚣张自大的日本武士，在阴险毒害中国武术宗师霍元甲后，到精武门恶意挑衅，砸坏精武门的牌匾甚至霍师傅的灵牌，肆意侮辱中国武术及中国习武者。李小龙饰演的弟子陈真，在忍无可忍之下只身到日本道场踢馆。在正反派形象的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简单思维的善恶二元对立。本我的正义形象与他者的邪恶形象，在简单的敌对中建立。人物略显平面化，但是人物性格的集中化却使其性格特征更为显著且深入人心。
随着民族情绪的消退、历史意识的淡化、商业娱乐因素的凸显，民族身份、文化传播等主题被置换为市井化的打斗与世俗的江湖道义，喜剧元素被大量引进。过去苦大仇深、正气凛然的高大形象转化为嬉笑怒骂皆为博人笑的游戏形象。即如成龙在《醉拳》中颠覆了关德兴所塑造的一代武术宗师黄飞鸿的道德典范形象，解构为一个顽皮活泼嬉皮笑脸的功夫小子形象。
二、从纯粹到多元化
在类型发展上，成龙的警察系列进一步对功夫片进行了艺术革新将传统的中国功夫与现代法律意识结合，将功夫、喜剧、警匪、枪战、特技等多种元素融为一体，完善了功夫片的美学形态。在动作的视觉效果上，成龙融入各种资源完善了中国功夫的能量，创造出惊险的动作效果。在《醉拳2》中把毽子当足球踢、用气垫船冲浪、高空跳伞，这些电影镜头在传统的功夫片中没有看到过。
其次，多元化也表现为女性空间的出现。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李小龙功夫片有着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为了肯定男性，牺牲了女性角色的完整性。李小龙功夫片中多出现两种类型的女性：善良纯洁的处女与邪恶放荡的妓女。妓女固然是引诱男性上当的野心与情欲的象征。处女与母亲往往成为某种传统伦理道德的化身，成为男主角坚守道德与武德的精神规范与情感动力。性则总是与恶人、堕落等意义相关，片中的英雄不沾女色，与女性维持柏拉图的精神交往。但是在李连杰的功夫电影中，出现了不少女性形象，如《黄飞鸿》系列出现的十三姨、《方世玉》系列出现的雷婷婷、花子以及苗翠花。这些角色不但有重要的戏份，甚至影响男主角的思想行为。可以说，李连杰功夫片中丰富的女性影像不但没有削减功夫片的阳刚之气，相反给男主角创造更多表现男性力量的空间，同时营造了一个男性与女性并置的多彩空间。
90年代，纯粹的功夫片比较罕见，功夫作为一种元素融入了其他电影类型中，这是功夫片为适应时代变迁和市场需求而作出的自我调整，这种调整表现了功夫片的兼容性和开放性。从电影类型的商业发展来看，功夫类型片与其他电影类型片一样，无可避免地走向娱乐性、消费性、流行性、多元性和世俗性但是由于中国功夫本身的文化内蕴，功夫片仍然是华人社区较为特殊的代表作。
三、本土回归和异地开花
踏入2000年，《卧虎藏龙》与《叶问》可谓是早期香港功夫片原始文化精神的神勇回归。《卧虎藏龙》里高深莫测的儒道精神与《叶问》中强烈的家国意识与高尚的武术之道，都将武术、功夫从尘世超拔至精神乌托邦的高度，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彰显与民族精神的张扬这正是对早期功夫片，甚至早期武侠片的某些重大而严肃的主题回归，体现了功夫片崇道的怀旧情怀，可谓是给香港功夫片，乃至整个华语电影的发展立下了新的路标。
除了本土回归，功夫片还异地开花中国功夫更是成为一种承载中华文化的重要元素而被广泛借鉴。2008年《功夫之王》、《功夫熊猫》可谓是中国功夫精神与西方人功夫情结两双应和的天合之作，《功夫之王》的故事构架本身是完全西方的，它通过一次历险来完成一个男孩的成长。历险中遇到的怪人、导师、美女，还有脸谱化的大反派，可以说是很平面的想象，如同对照着电子游戏和儿童故事描绘出来的模板。众人寻宝的过程和五指山的存在，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指环王，魔幻色彩大于神话意识，时刻标榜着它的异族印记。这也是一种全球化中难以避免的文化渗透，但其中具有深刻绵长的中国功夫神韵影片中充斥着中国武侠世界或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号称八仙之一及醉拳大师的吟游诗人吕岩(字洞宾)，报仇心切的侠女金燕子、沉默寡言又神秘强悍的默僧，让功夫迷们处处找到中国功夫的印记。《功夫熊猫》主角熊猫是中国国宝，猴子、毒蛇、丹顶鹤、老虎、螳螂都是中国传统武术中几路最知名且最具特色的拳术代表。片中充满师道与武学精神的发挥。武力高强的“无畏五侠”，在个子小小的师傅面前，也是毕恭毕敬地叫“师傅”，这是中国武术门派的传统规矩在太郎与熊猫阿波的比武中，所阐释的是“停止武力”的武道精神。武，止戈也。种种熟悉的主题与意蕴，无不让我们惊叹西方人通过中国元素将中国文化的神韵极为真切地表现了出来。 以《功夫熊猫》和《杀死比尔》为例，它们在票房与名誉方面都有不俗战绩，其根本原因就是东方文化外衣、西方文明内核的无碍融合，以至于东西方观众都能顺利地介入对影像的理解与文化的对话。
四、华语功夫片的瓶颈与应对策略
我们在肯定功夫片在扩容电影类型、建树华语电影、宣传中华文化方面的功绩的同时，也不得不正视功夫片目前存在的问题。具体来说，华语功夫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资源短缺问题。武打人才的储备不足一直是功夫片发展的瓶颈。当红的一些功夫巨星如李连杰、甄子丹、赵文卓、吴京等都是从大陆引进的。就目前而言，人才匮乏问题更为严重，青黄不接的状况逐渐凸显。
其次是特技融合问题。比如，近年的《双子神偷》、《龙虎门》、《导火线》等影片，并没有将电脑特技很好地融进故事情节与影像构置之中。生硬的嫁接，反而淹没了功夫的纯粹美感。相较于好莱坞的动作片，华语功夫片的特技水平远远落后。
最后是文化淡化问题。功夫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样式，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交融的哲性命题。随着功夫片商业化的泛滥，其文化意义不断淡化，影像主题越来越难以辨识，身份根基越来越松软动摇。著名导演何平认为，功夫片带给世界电影的不仅是功夫电影的类型、风格、技巧、叙事，更重要的还有沟通东西方文化的电影人才和作为东方文明精华的中国文化。可谓是一语道破华语功夫片的根本魅力与实质意义所在。
鉴于此，关于如何激发华语功夫片的活力，笔者有以下几个初步设想，
第一，走合拍片之路。两岸三地之间开展合拍以及跨国界合拍是应对功夫片资源短缺的重要策略。借鉴印度歌舞片《从印度到中国》将亚洲电影的两大著名标式——歌舞与功夫成功联袂，华语功夫片更应以积极态势主动出击。
第二，平衡现代特技与实打功夫之间的关系。如成龙所说：“与成熟的好莱坞动作片相比，中国功夫片在电影视觉特技营造上还远远不够成熟，还需要不断地学习和进步。”
第三，坚持功夫片影像中的文化内核。华语功夫片自其孕育到发展成熟都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宣扬，以鲜明的民族文化为其影像实践的标记，功夫片应该继续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向世界展示更多的中华民族英雄形象，输送更丰富的传统文化符号。
面对一个全球化的语境，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将愈加频繁，华语功夫片的未来将是一个更加兼容并包的多元化呈现。作为一种主观期待，中国元素的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中，必然要坚守着一种可以称之为“中国”的东西，遑论其外在包装如何变化，掺入何种外来要素，相信一点’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