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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西人们实践活动和生活环境的差异性促使中西历史观着差异，本文从社会历史起源论、社会本质观和历史规律感三个方面阐述了其差异之所在。
关键词 社会历史起源论 社会本质观 历史规律感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cal View
DING Shaopeng
（Yangxin No.1 Middle School， Huangshi， Hubei 435200）
Abstract Western people living practices and environmental differences promp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y， this article on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origins， social conception of 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the law of three aspects of a sense of the difference lies.
Key words origin of social history； social essence； sense of history law
自觉的历史观都产生于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把人类社会同自然界、动物界区别开来，从而能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思想的和理论的考察。人类自觉历史观的觉醒，在古代众多主要表现为群体的人的自我觉醒，而在古代西方则表现为个性的人的自我表现。本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西历史观差异的表现。
1 社会历史起源论
从个性的人出发，古代西方特别是古希腊人认为，社会历史起源于具有政治意识的个人的出现。这些个人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具有自由意志和创造力，同时有懂得尊敬和正义。为避免彼此伤害，为创造更多的财富，他们就相互之间订立契约，进行分工，结成社会团体，从；而开始了社会的历史。所以，古希腊人并不注重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圣人的形象，而是较早地发展了社会契约论。普罗泰戈拉认为：道德、法律、政体等都不是自然而然生成的，也不是由神意产生的，而是人为约定的。绝对永恒存在的道德、法律、宗教和政体是不存在的，公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利益从而废除传统的道德和法律，并制定相应的符合自己利益的道德和法律。道德和法律的存在都是相对的，都以人为“尺度”。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不同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观念的辨认，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具有政治品质的人根据契约而组成城邦国家。城邦国家既是符合人的政治本性的，又是相互契约的产物和结果。
从群体的人出发，古代中国人认为，社会历史起源于代表群体意识的圣人或君王的出现。这些圣人具有非凡的才能、智慧和创造力。他们制定礼义、法律和种种社会规范，划分和确立社会的等级差别和分工，使人们能够进行有组织、有秩序的社会生活。他们是人类社会的缔造者、组织者和统治者，这里所说的圣人或君王，当然不是那些专横跋扈的独裁暴君或糊涂无能的昏君，而是一种理想的人物。古代中国人往往把君王和圣人同称，即是希望君王能具有圣人的美德和智慧，能够真正成为群体意识的代表者。在这里，强调的不是君王个人的自由意志和作为，而仍然是群体和社会。孔子认为，圣人必须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墨子认为，圣人能“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做到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等等，能“去喜、去怒、去乐、去悲，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荀子认为：“君者何也？曰：能群也。”可见，要成为一个圣人也真是不容易，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君与群、圣人与国家是互为前提，密不可分的。由于圣人制定了规范。国家才得以建立，社会群体才得以维持。人类社会历史才得以开始；但圣人也因其能群，能制定社会规范，才称其为圣人。这样的圣人避免了“神性”，而具有更多的人性。然而，由于强调社会规范必须由圣人来制定和执行，是由上而下颁布，由下而上服从，是不能通过大家的协商来重立和改变的，也为专制统治打开了方便之门。
2 社会本质观
从个性的人出发，古代西方人特别是古希腊人强调个人的政治禀赋是社会的本质。由于个人的政治禀赋，才使人类结成社会，才使社会得以发展。社会的力量不只在于它对人的制约，而在于它适合于人的本性；人不是社会的消极的附属品，而是社会中万物的尺度。对社会的服从，目的在于使自己生活得更好。所以古希腊人注意发展自己的个性。他们爱表现自己，表现自己与众不同，表现自己的天才、权力、财富、勇敢、智慧等等，表现属于自己的一切。力求通过这种表现来证实自己，获得承认，找到快乐。
从群体的人出发，中国古人则强调，君王、礼义等群体的表征，才是社会的本质。由于有了君王和礼义，历史才发展，人才作为人，人从属于社会，人必须顺从和适应他所处的既定的社会环境。他们只是作为家庭、氏族、国家的一员，才认识到自己的存在，而不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个独立的人。即使是在与万物的关系上，人也是只占着一定的地位，而并非是统治万物的主宰。所以，在中国古代，个性的发展不在于表现自己的特殊性，而在于对共性的理解和顺从的程度。儒家把“至诚”看作是理想人格的实现，是最完善的个性，“至诚如神”。“唯天下之至诚”才能赞天地之化育而尽人物之性。就是要人们排除自己特殊的意欲和作为，真诚无妄地遵循和实行既定的社会规范。道家喜欢称道“至人”、“神人”的自由和超脱，但其前提是“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这里也没有个人私欲和自由人格存在的余地。
3 历史规律感
从个性的人出发，历史似乎是充满了偶然性，到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想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人。一切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个人的自觉意图和预期目的的结果。但是，个别的意图或目的却很少能完全实现。它陷于无数的个别愿望和目的的冲突之中，陷于盲目的动乱之中，所以古希腊人往往对历史有一种宿命感，经常表现出对命运无常的恐惧，而把秩序、和谐和理想，推向神圣的彼岸。他们中许多人认为：“命运是宇宙秩序之源。”神是全体、精神、智慧和永恒性，神对于人类所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做了决定。这种宿命感，也是后来欧洲中世纪神学统治的精神根源之一。但个性意志的冲突在其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对于命运无常的抗争。人民力图以勇气来减轻命运的打击，要实现自己的目的、意愿和理想，要达到彼岸的秩序、和谐与美好。然而既然理想是在彼岸，那么达到理想的路程便是永无止尽的。柏拉图认为，理念作为现象世界的本质是“真实的存在”，它是永恒不变的，因而理想的国家也是真实而永恒不变的。相反，现象世界和我们所感知的一切具体事物则是变动不居的，处于不断变化更新的过程之中。在希腊人看来，历史乃是人的意志的活动，神只是在当人类活动背离“中节”原则时才干预历史，但却没有导演和安排历史活动中所有环节和一切细节。
关键词 社会历史起源论 社会本质观 历史规律感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cal View
DING Shaopeng
（Yangxin No.1 Middle School， Huangshi， Hubei 435200）
Abstract Western people living practices and environmental differences promp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y， this article on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origins， social conception of 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the law of three aspects of a sense of the difference lies.
Key words origin of social history； social essence； sense of history law
自觉的历史观都产生于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把人类社会同自然界、动物界区别开来，从而能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思想的和理论的考察。人类自觉历史观的觉醒，在古代众多主要表现为群体的人的自我觉醒，而在古代西方则表现为个性的人的自我表现。本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西历史观差异的表现。
1 社会历史起源论
从个性的人出发，古代西方特别是古希腊人认为，社会历史起源于具有政治意识的个人的出现。这些个人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具有自由意志和创造力，同时有懂得尊敬和正义。为避免彼此伤害，为创造更多的财富，他们就相互之间订立契约，进行分工，结成社会团体，从；而开始了社会的历史。所以，古希腊人并不注重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圣人的形象，而是较早地发展了社会契约论。普罗泰戈拉认为：道德、法律、政体等都不是自然而然生成的，也不是由神意产生的，而是人为约定的。绝对永恒存在的道德、法律、宗教和政体是不存在的，公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利益从而废除传统的道德和法律，并制定相应的符合自己利益的道德和法律。道德和法律的存在都是相对的，都以人为“尺度”。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不同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观念的辨认，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具有政治品质的人根据契约而组成城邦国家。城邦国家既是符合人的政治本性的，又是相互契约的产物和结果。
从群体的人出发，古代中国人认为，社会历史起源于代表群体意识的圣人或君王的出现。这些圣人具有非凡的才能、智慧和创造力。他们制定礼义、法律和种种社会规范，划分和确立社会的等级差别和分工，使人们能够进行有组织、有秩序的社会生活。他们是人类社会的缔造者、组织者和统治者，这里所说的圣人或君王，当然不是那些专横跋扈的独裁暴君或糊涂无能的昏君，而是一种理想的人物。古代中国人往往把君王和圣人同称，即是希望君王能具有圣人的美德和智慧，能够真正成为群体意识的代表者。在这里，强调的不是君王个人的自由意志和作为，而仍然是群体和社会。孔子认为，圣人必须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墨子认为，圣人能“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做到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等等，能“去喜、去怒、去乐、去悲，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荀子认为：“君者何也？曰：能群也。”可见，要成为一个圣人也真是不容易，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君与群、圣人与国家是互为前提，密不可分的。由于圣人制定了规范。国家才得以建立，社会群体才得以维持。人类社会历史才得以开始；但圣人也因其能群，能制定社会规范，才称其为圣人。这样的圣人避免了“神性”，而具有更多的人性。然而，由于强调社会规范必须由圣人来制定和执行，是由上而下颁布，由下而上服从，是不能通过大家的协商来重立和改变的，也为专制统治打开了方便之门。
2 社会本质观
从个性的人出发，古代西方人特别是古希腊人强调个人的政治禀赋是社会的本质。由于个人的政治禀赋，才使人类结成社会，才使社会得以发展。社会的力量不只在于它对人的制约，而在于它适合于人的本性；人不是社会的消极的附属品，而是社会中万物的尺度。对社会的服从，目的在于使自己生活得更好。所以古希腊人注意发展自己的个性。他们爱表现自己，表现自己与众不同，表现自己的天才、权力、财富、勇敢、智慧等等，表现属于自己的一切。力求通过这种表现来证实自己，获得承认，找到快乐。
从群体的人出发，中国古人则强调，君王、礼义等群体的表征，才是社会的本质。由于有了君王和礼义，历史才发展，人才作为人，人从属于社会，人必须顺从和适应他所处的既定的社会环境。他们只是作为家庭、氏族、国家的一员，才认识到自己的存在，而不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个独立的人。即使是在与万物的关系上，人也是只占着一定的地位，而并非是统治万物的主宰。所以，在中国古代，个性的发展不在于表现自己的特殊性，而在于对共性的理解和顺从的程度。儒家把“至诚”看作是理想人格的实现，是最完善的个性，“至诚如神”。“唯天下之至诚”才能赞天地之化育而尽人物之性。就是要人们排除自己特殊的意欲和作为，真诚无妄地遵循和实行既定的社会规范。道家喜欢称道“至人”、“神人”的自由和超脱，但其前提是“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这里也没有个人私欲和自由人格存在的余地。
3 历史规律感
从个性的人出发，历史似乎是充满了偶然性，到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想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人。一切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个人的自觉意图和预期目的的结果。但是，个别的意图或目的却很少能完全实现。它陷于无数的个别愿望和目的的冲突之中，陷于盲目的动乱之中，所以古希腊人往往对历史有一种宿命感，经常表现出对命运无常的恐惧，而把秩序、和谐和理想，推向神圣的彼岸。他们中许多人认为：“命运是宇宙秩序之源。”神是全体、精神、智慧和永恒性，神对于人类所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做了决定。这种宿命感，也是后来欧洲中世纪神学统治的精神根源之一。但个性意志的冲突在其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对于命运无常的抗争。人民力图以勇气来减轻命运的打击，要实现自己的目的、意愿和理想，要达到彼岸的秩序、和谐与美好。然而既然理想是在彼岸，那么达到理想的路程便是永无止尽的。柏拉图认为，理念作为现象世界的本质是“真实的存在”，它是永恒不变的，因而理想的国家也是真实而永恒不变的。相反，现象世界和我们所感知的一切具体事物则是变动不居的，处于不断变化更新的过程之中。在希腊人看来，历史乃是人的意志的活动，神只是在当人类活动背离“中节”原则时才干预历史，但却没有导演和安排历史活动中所有环节和一切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