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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写于2009年9月，“7·5”事件发生后不久，是《安魂曲》（下）中的一首。
这几年，每当新疆出现问题，就有不少网友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来传播它。这些网友我不认识，是诗的“隐形读者”。《对话》触动了他们，给予他们共鸣和慰藉，我想，是因为它传达了一种刻骨的悲伤和忧虑，同时包含了对绝望的超越，以及寻求和解的努力。“我不站在这一边，也不站在那一边，只站在死者一边”，结尾三句，是批评家们引用最多的。当隔阂与仇恨的负能量在内心滋长的时候，让我们想想那些难于瞑目的死者吧。
诗是什么？诗是“为亡灵弹奏”，是现世关怀；诗是化解仇恨的一种力量，是超越种族之爱的人类之爱。诗，从未阻止过一把砍刀，但人类所有诗篇凝聚起来的正能量，比砍刀锋利。
五年过去了，“7·5”事件并未过去，它的阴影依旧停留在这片受过巨大创伤的土地上。作为在新疆生活了二十多年、自认为已融入这片土地的一位新移民，我突然感到了失语—为人类在和平年代里发生如此惨剧而感到震惊和羞耻的失语。四周话语总弥散着简单空泛、口径统一的愤怒和谴责，怒火无法平息，伤口一再被撕裂。内地人热爱新疆，但当审美化的“消费之梦”破灭的时候，则是对“边疆、危机、麻烦”的紧急删除。
问题是：仅有愤怒和谴责就够了吗？我相信是远远不够的。还有一个问题是：诗歌能成为治愈创伤的有效手段吗？我相信是可能的，也是“是的”。今年“5·22”事件之后，问题和危机又来了—阿多尼斯的心“略大于宇宙”，而我的忧虑已大于我的心。很长时间，几乎无法写作，难于写下哪怕是一行诗。我越来越感到，“新疆问题”已是一个心理问题，人民的心理得不到疏导、善待、安妥，边疆将永无宁日。而心理问题，要用心理的方法来解决。诗，必须站在心灵的至深处，站在忧虑与反思的起点上。
几年来，我一直在反省自己的写作，并且选择了只以诗的方式言说“新疆”。在攸关性命与未来的时刻，诗中的“我”已变得渺小、虚弱而可疑，“风景”之后应该是“人”，正如“地域巡礼”之后是“旷野呼告”。我相信存在一种超越了“这一边”与“那一边”之界限的诗，相信“他者自我化”、“自我他者化”生成过程中“自我”的新生；我相信一种“一体同悲”的诗，相信“绝对的人道主义”仍是诗的现实目标。所以，“7·5”事件之后，我全部的写作可归入“安魂曲外编”和“对话系列”—安妥亡者之魂、对话创伤之心。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这片受过创伤的土地上，在紧张而不失从容的日常生活中，每一个新疆人都学会了思考，每一个普通民众都成了“民间思想家”，这说明，与暴恐的突发性、常态化相对应的，是民间社会的日渐沉稳成熟，以及一种理性力量的惊人生长。每当新疆发生暴力事件，我生活的首府，就有许多从未写过诗的市民开始写诗，他们当中有公务员、学生、医生、出租车司机、商场营业员等，他们像一个个感应器，书写着最真切的情感和感受，以诗的方式抵御内心的危机和灾变。时常，我感到自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诗是对失语和遗忘的拯救。我想起耶胡达·阿米亥的诗句：“犹太人向上帝大声朗诵托拉，年复一年，每周一段，好比山鲁佐德通过讲故事来活命。”犹太人用《摩西五经》向上帝朗诵、呼告，新疆人用“思”与“诗”来诉说并祈祷安宁，都“好比山鲁佐德通过讲故事来活命”。
对话
—沈苇
—你来自哪儿？
“我不是南方人，
也不是西北人，
是此时此刻的乌鲁木齐人。”
—你有什么悲伤？
“我没有自己的悲伤，
也没有历史的悲伤，
只有一座遗弃之城的悲伤。”
—你想说点什么？
“有形的墙并不可怕，
可推，可撞，可拆，可炸。
无形的墙却越升越高……”
—你站在哪一边？
“我不站在这一边，
也不站在那一边，
只站在死者一边。”
这几年，每当新疆出现问题，就有不少网友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来传播它。这些网友我不认识，是诗的“隐形读者”。《对话》触动了他们，给予他们共鸣和慰藉，我想，是因为它传达了一种刻骨的悲伤和忧虑，同时包含了对绝望的超越，以及寻求和解的努力。“我不站在这一边，也不站在那一边，只站在死者一边”，结尾三句，是批评家们引用最多的。当隔阂与仇恨的负能量在内心滋长的时候，让我们想想那些难于瞑目的死者吧。
诗是什么？诗是“为亡灵弹奏”，是现世关怀；诗是化解仇恨的一种力量，是超越种族之爱的人类之爱。诗，从未阻止过一把砍刀，但人类所有诗篇凝聚起来的正能量，比砍刀锋利。
五年过去了，“7·5”事件并未过去，它的阴影依旧停留在这片受过巨大创伤的土地上。作为在新疆生活了二十多年、自认为已融入这片土地的一位新移民，我突然感到了失语—为人类在和平年代里发生如此惨剧而感到震惊和羞耻的失语。四周话语总弥散着简单空泛、口径统一的愤怒和谴责，怒火无法平息，伤口一再被撕裂。内地人热爱新疆，但当审美化的“消费之梦”破灭的时候，则是对“边疆、危机、麻烦”的紧急删除。
问题是：仅有愤怒和谴责就够了吗？我相信是远远不够的。还有一个问题是：诗歌能成为治愈创伤的有效手段吗？我相信是可能的，也是“是的”。今年“5·22”事件之后，问题和危机又来了—阿多尼斯的心“略大于宇宙”，而我的忧虑已大于我的心。很长时间，几乎无法写作，难于写下哪怕是一行诗。我越来越感到，“新疆问题”已是一个心理问题，人民的心理得不到疏导、善待、安妥，边疆将永无宁日。而心理问题，要用心理的方法来解决。诗，必须站在心灵的至深处，站在忧虑与反思的起点上。
几年来，我一直在反省自己的写作，并且选择了只以诗的方式言说“新疆”。在攸关性命与未来的时刻，诗中的“我”已变得渺小、虚弱而可疑，“风景”之后应该是“人”，正如“地域巡礼”之后是“旷野呼告”。我相信存在一种超越了“这一边”与“那一边”之界限的诗，相信“他者自我化”、“自我他者化”生成过程中“自我”的新生；我相信一种“一体同悲”的诗，相信“绝对的人道主义”仍是诗的现实目标。所以，“7·5”事件之后，我全部的写作可归入“安魂曲外编”和“对话系列”—安妥亡者之魂、对话创伤之心。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这片受过创伤的土地上，在紧张而不失从容的日常生活中，每一个新疆人都学会了思考，每一个普通民众都成了“民间思想家”，这说明，与暴恐的突发性、常态化相对应的，是民间社会的日渐沉稳成熟，以及一种理性力量的惊人生长。每当新疆发生暴力事件，我生活的首府，就有许多从未写过诗的市民开始写诗，他们当中有公务员、学生、医生、出租车司机、商场营业员等，他们像一个个感应器，书写着最真切的情感和感受，以诗的方式抵御内心的危机和灾变。时常，我感到自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诗是对失语和遗忘的拯救。我想起耶胡达·阿米亥的诗句：“犹太人向上帝大声朗诵托拉，年复一年，每周一段，好比山鲁佐德通过讲故事来活命。”犹太人用《摩西五经》向上帝朗诵、呼告，新疆人用“思”与“诗”来诉说并祈祷安宁，都“好比山鲁佐德通过讲故事来活命”。
对话
—沈苇
—你来自哪儿？
“我不是南方人，
也不是西北人，
是此时此刻的乌鲁木齐人。”
—你有什么悲伤？
“我没有自己的悲伤，
也没有历史的悲伤，
只有一座遗弃之城的悲伤。”
—你想说点什么？
“有形的墙并不可怕，
可推，可撞，可拆，可炸。
无形的墙却越升越高……”
—你站在哪一边？
“我不站在这一边，
也不站在那一边，
只站在死者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