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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世界：您曾有很多身份，官员、作家、学者、主编、民主小贩，自己最喜欢哪一个？为什么？
杨恒均：我最喜欢的是学者身份，可惜这么多身份中，恰恰最不称职的就是“学者”。也许应了一句俗话，就是你最想得到你得不到的东西。作为一名学者，严谨地做学问能做出成绩，对族群、对国家、甚至对全人类作出贡献，是非常了不起的。虽然我在研究机构智库工作，但学术背景并不深厚，智库是介于国家政策和学术机构之间的。因为我关心的东西非常多、非常杂，所以并不适合于做学问。做学问一定要专一，当然我不否认像我的偶像罗素他们也杂得一塌糊涂，但这些人是真正的天才。中国现在处于转型期，作为一个关心国家、关心社会问题的人，很难定下来一心做学术，而把我们眼前的一些东西置之不理。
你列出了我很多的身份，其实还有一个身份特别喜欢：父亲。你看着一个小孩一点点长大，他的思想怎么形成，会感觉很神奇。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网络上跟年轻人特别有共同语言。
看世界：您这些年坚持写博客，时评文章有几百篇，几乎涵盖了当下各种社会议题。这么做的动力来自哪里？为什么选择博客这种方式？
杨恒均：其实最早写博客是一种爱好，我喜欢写作，小时候的理想就是成为作家。但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你的文字和思想很难不被编辑。只有互联网出现之后，给了我这个机会，所以决定从40岁开始写博客，开始是一种爱好，后来就变成一种追求，一种理想。它能推广我的理念，让我交到更多的朋友。我本来打算写到45岁，现在已经47岁了，还没有挡住，我一直想停下来，因为人生中还有很多计划要去践行。
看世界：您的博文多是针对当下公共议题，流露出浓厚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怀是您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吗？
杨恒均：这么问好像我很老一样。首先要澄清一下，我算一个知识分子吗？我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政府机构工作，基本上到40岁才开始独立写作，也说不准自己算不算一个知识分子。至于我的这种情怀是从哪儿来的，40岁以前我一直在为国家工作，当时做的事情也都是一种家国天下的情怀，就像是上了这条船的感觉吧。我想我不能代表知识分子，只是觉得我现在做的事和以前在政府为国家做的事是一脉相承的，现在是用文字来完成那时未完成的东西。
看世界：同为写作者，您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什么看法？是否有人存在嫉妒心理？
杨恒均：当然有，但不能因此否定大家从各自的角度提出看法与评价。这么大的诺奖，议论是正常的。但评价莫言，一要读他的书，二要看他获奖后的情况，三要对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了解，多少作家获过奖，都是什么情况？我看过他和村上春树的作品，认为他比村上春树更应获奖。
看世界：公知现在是个颇有争议的词，您怎么理解公共知识分子？您认为自己算公知吗？
杨恒均：我一直想就这个问题回答一下。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很复杂，如果说公共知识分子是指一个人有专业知识，是知识分子，并关心社会、国家，针对公共议题发言，那也许我不能算一个公知。但当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是我的理想。现在公知被丑化了，那我要问他们被丑化的那些人是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能不能代表公共知识分子？另外，一个公知首先是一个人，他可能出现各种问题。例如因为某个公知做了某件不光彩的事，就说整个公知群体是有问题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问题。还要弄清楚一个公知犯的错误，是作为一个平常人的错误，还是作为一个公知身份的普遍现象。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用一些极端的例子来污蔑一个概念，如果有某些公知错了，人们不会说他不配当公共知识分子，反而会说：看，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
看世界：除了写时评您还写小说，您的“致命三部曲”系列是间谍题材的，是因为您以前的从业经历的关系吗？
杨恒均：有关系。应该这样说，凡是半路出家写小说的人，基本上都是围绕自己熟悉的东西，我也是这样。
看世界：您其实更愿意写小说？
杨恒均：因为我觉得写小说可以天马行空，不受束缚，可以幻想，可以虚构，又可以探索、解读更深的东西。我很喜欢写小说，可是在2007年，我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当时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让写小说的人陷入困境，因为中国的现实已经超过了很多作家的想象力。如果你读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读过《悲惨世界》之类，就会知道他们对人类社会的描写，那种悲惨、人性恶的东西，在中国已经把它冲破了，小说家还能幻想什么呢？另外一个，小说要幻想得合情合理，把很荒诞的事写成是可能的。可是我们社会发生的事，却让你认为都是不可能的、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情况下，还怎么写小说呢，所以我改写时评、写游记。
看世界：您的“致命三部曲”出版中文简体版，有没有预期和时间表？
杨恒均：我非常喜欢我的这套小说，虽然有些粗糙，当时一年之内写出100万字，但是至今没有人能超越，因为中国至今没有另外一本政治间谍小说。可是当社会变革真正到来时，我不认为我的小说还有太多价值和意义，因为中国有非常多有才华的作家，会写出比这三部曲更好的小说。我们在中国当作家，有时候不需要了不起的才华和思想，只是需要一点点勇气。不同之处，在于我先写了。到时会有很多小说出来，我的作品也就不必出版了。
看世界：您对自己数百万字的作品，最满意的是哪些？
杨恒均：我都算满意，但是从读者的角度来说，他们对我的作品一定是有挑剔的，一定有一部分人喜欢这些，一部分人喜欢那些。经常有读者问我，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喜欢的那个？我告诉他因为我只有一个博客平台，我的作品却要给各个群体看。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写给官员看的，我认为开启官智比开启民智更重要，所以一定要写一些作品给官员让他们看得懂、喜欢看、能接受。对这些作品有很多官员跟我讨论回馈，有一些也能报上去，那这部分作品看在老百姓或者愤青眼里会非常生气，说我为什么给官员喊话，为什么不给我们写。同样，我有大部分作品是给普通读者看的，甚至有一些作品是直接给初中毕业的农民工看的，有农民工还专程来广州找我。这部分文章让一些专家学者、文化人看肯定觉得太浅显了，不符合我博士的水准。那还有一部分作品是专门给学者看的，比如纠正学者研究成果的一些偏差，包括儒家研究什么的。如果我有多个平台，那就可以分门别类，可是平台被限制了，只能全部放在博客，大家各取所需。如果刚好有读者哪天选了不是给他看的，可能会非常误解我，但相信只要读者把我的作品系统看下来，大部分会支持理解我的。 看世界：您有很多粉丝，很多年轻人把您当作偶像，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杨恒均：作为一个写作者，有读者肯定是高兴的，尤其是用文字来推广理念，如果文字没有人读，说明推广理念的失败。但是“粉丝”是一个搞笑的说法。当读者支持你的理念，年轻人变成你的粉丝，把你当成偶像，就非常严重了。我的文章一般很长，就是希望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方方面面讲清楚，告诉读者一个看世界的方法论。我推广的思维方式正是让你不要崇拜某个人的，甚至你掌握了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反过来质疑我，所以真正成熟的“粉丝”是读者。
看世界：您的“行走世界”计划进展到哪一步了？走马中国的总体感受如何？
杨恒均：想出这个计划，是因为我走了世界近100个国家，在七八个国家生活过，回过头来发现，我虽然生活在中国，也走过中国，但没有带着独立的思考、独立的眼光去走。现在我是带着新的知识、新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重新走，是有针对性的。我走遍中国是从海南开始的，海南是我在国内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现在已经走了山东、陕西、四川、西藏等地，每个地方我都会集中做一些研究，明年可能会去新疆。我的行走是独立的，不拿别人的钱，所以还要工作。我在香港现在是全职工作，还有其他一些事务，时间上不可能那么自由，所以会有中断。
在行走过程中我获得了非常多新的东西。例如把中国和世界对比起来，得到很多素材，感到更多希望，也更爱中国，有很多我也写在了文章里。
看世界：能否讲讲一些生动的细节？
杨恒均：有趣的事情很多，比如“行走中国”开始时留有一个邮箱，各地很多读者就会写信来联系我，到了一个地方我一般会任选10人发信息，大家都会赶过来，围成一桌吃饭聊天。最有趣的现象是，当10个人互相介绍的时候，官员、国企职工、私企白领、打工仔、农民工、学生、甚至政法干部都有。
看世界：在您成长过程中，什么人或什么因素对自己影响最大？
杨恒均：这个成长如果指长大，当然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老师。如果是思想的成长，我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停止。我读博士学位是在40岁以后，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同事、以前的领导、交往的朋友等很多人对我影响都非常大。我想提出一个概念，关于怎么同别人交往，怎么吸收别人好的东西。当你学会谦卑谨慎、胸怀广阔，哪怕是一个思想很左的人，甚至很坏的人，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看你怎么认识取舍，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非常有道理。我是在特殊部门工作过的，也就是现在大家往往认为是坏人的，可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非常多好的东西。我想对年轻人说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从你身边的任何人身上吸取精华。比如网络上一些不称职的公知、左派，他们把一些错误的观念拿出来推广的时候，我也学到很多。我会反思自己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我的东西是不是也有可能是错的。这也是为什么我的文章从来不用百分百的肯定句，为什么我近1000万字的博文从未针对某个个人发表过批评，因为我也有可能错，我会慎用自己的影响力。我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中国落后的东西。
看世界：在您广泛的交往中，左派右派的人都有。有人认为您是左派，也有人认您是右派，还有人认为您是汉奸，您自己的看法呢？
杨恒均：在中国左右的界定有点模糊，例如说法治、自由、民主就是右派，那我是右派；那左派又说，关心民众的疾苦、反对权贵是左派，那我一定是左派。至于汉奸，我写过一篇文章《我为什么不批评美国》，里面说得很清楚，怎么认识爱国。
看世界：现在网上经常出现的左右思潮的争执，您如何评价？
杨恒均：网上的言论相对自由是好事。大家不管左还是右，都能发言，这是非常不错的。至于左右之争，如果在一个开放的平台，言论出版自由的情况下，很多人都能参与进来而不仅限于知识分子在说学理，那会有一个结果的。有结果出来，那就是选择，那就是民主嘛。不要光是争执左右哪个好，因为左的、右的都不能实现。
看世界：您对中国的改革前景一直持乐观态度，这份乐观来自什么？
杨恒均：一个主要来自于对中国历史、中国现状的了解，对世界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举个例子，都说中国好悲观，100多年都没有走出来，其实只要回头看一下历史，别只看中国历史，世界上哪个国家从中世纪走出来的不是要几百年。我们走100年是这个样子，不错了。另外一个从人的方面，很多人对中国人悲观、失望。可以说我在国外住了这么久，注意到凡是在国外住过十几年的，都会发现人性都是一样的，外国人也一样。不同之处，就在于制度把很多恶的方面限制住了。当然我不否认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可最重要的是制度，只要建立起一个良性的制度，慢慢就会改变，这个我有信心。拿我来说，这些年交往的所有外国人没有不尊重我的，不管是礼貌、为人处事、不占小便宜各方面，我比很多外国人做得好，就是因为在那个制度下学会的。当时我第一次到国外并不是这样，第一次搭电梯时，我根本没意识到进电梯是需要排队的，以为只要往前挤下就可以先进。后来才发现要让老人和女士先进，我也这样做了后觉得很好，并没有损失什么，因为我也会老的嘛。
杨恒均：我最喜欢的是学者身份，可惜这么多身份中，恰恰最不称职的就是“学者”。也许应了一句俗话，就是你最想得到你得不到的东西。作为一名学者，严谨地做学问能做出成绩，对族群、对国家、甚至对全人类作出贡献，是非常了不起的。虽然我在研究机构智库工作，但学术背景并不深厚，智库是介于国家政策和学术机构之间的。因为我关心的东西非常多、非常杂，所以并不适合于做学问。做学问一定要专一，当然我不否认像我的偶像罗素他们也杂得一塌糊涂，但这些人是真正的天才。中国现在处于转型期，作为一个关心国家、关心社会问题的人，很难定下来一心做学术，而把我们眼前的一些东西置之不理。
你列出了我很多的身份，其实还有一个身份特别喜欢：父亲。你看着一个小孩一点点长大，他的思想怎么形成，会感觉很神奇。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网络上跟年轻人特别有共同语言。
看世界：您这些年坚持写博客，时评文章有几百篇，几乎涵盖了当下各种社会议题。这么做的动力来自哪里？为什么选择博客这种方式？
杨恒均：其实最早写博客是一种爱好，我喜欢写作，小时候的理想就是成为作家。但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你的文字和思想很难不被编辑。只有互联网出现之后，给了我这个机会，所以决定从40岁开始写博客，开始是一种爱好，后来就变成一种追求，一种理想。它能推广我的理念，让我交到更多的朋友。我本来打算写到45岁，现在已经47岁了，还没有挡住，我一直想停下来，因为人生中还有很多计划要去践行。
看世界：您的博文多是针对当下公共议题，流露出浓厚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怀是您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吗？
杨恒均：这么问好像我很老一样。首先要澄清一下，我算一个知识分子吗？我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政府机构工作，基本上到40岁才开始独立写作，也说不准自己算不算一个知识分子。至于我的这种情怀是从哪儿来的，40岁以前我一直在为国家工作，当时做的事情也都是一种家国天下的情怀，就像是上了这条船的感觉吧。我想我不能代表知识分子，只是觉得我现在做的事和以前在政府为国家做的事是一脉相承的，现在是用文字来完成那时未完成的东西。
看世界：同为写作者，您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什么看法？是否有人存在嫉妒心理？
杨恒均：当然有，但不能因此否定大家从各自的角度提出看法与评价。这么大的诺奖，议论是正常的。但评价莫言，一要读他的书，二要看他获奖后的情况，三要对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了解，多少作家获过奖，都是什么情况？我看过他和村上春树的作品，认为他比村上春树更应获奖。
看世界：公知现在是个颇有争议的词，您怎么理解公共知识分子？您认为自己算公知吗？
杨恒均：我一直想就这个问题回答一下。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很复杂，如果说公共知识分子是指一个人有专业知识，是知识分子，并关心社会、国家，针对公共议题发言，那也许我不能算一个公知。但当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是我的理想。现在公知被丑化了，那我要问他们被丑化的那些人是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能不能代表公共知识分子？另外，一个公知首先是一个人，他可能出现各种问题。例如因为某个公知做了某件不光彩的事，就说整个公知群体是有问题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问题。还要弄清楚一个公知犯的错误，是作为一个平常人的错误，还是作为一个公知身份的普遍现象。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用一些极端的例子来污蔑一个概念，如果有某些公知错了，人们不会说他不配当公共知识分子，反而会说：看，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
看世界：除了写时评您还写小说，您的“致命三部曲”系列是间谍题材的，是因为您以前的从业经历的关系吗？
杨恒均：有关系。应该这样说，凡是半路出家写小说的人，基本上都是围绕自己熟悉的东西，我也是这样。
看世界：您其实更愿意写小说？
杨恒均：因为我觉得写小说可以天马行空，不受束缚，可以幻想，可以虚构，又可以探索、解读更深的东西。我很喜欢写小说，可是在2007年，我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当时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让写小说的人陷入困境，因为中国的现实已经超过了很多作家的想象力。如果你读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读过《悲惨世界》之类，就会知道他们对人类社会的描写，那种悲惨、人性恶的东西，在中国已经把它冲破了，小说家还能幻想什么呢？另外一个，小说要幻想得合情合理，把很荒诞的事写成是可能的。可是我们社会发生的事，却让你认为都是不可能的、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情况下，还怎么写小说呢，所以我改写时评、写游记。
看世界：您的“致命三部曲”出版中文简体版，有没有预期和时间表？
杨恒均：我非常喜欢我的这套小说，虽然有些粗糙，当时一年之内写出100万字，但是至今没有人能超越，因为中国至今没有另外一本政治间谍小说。可是当社会变革真正到来时，我不认为我的小说还有太多价值和意义，因为中国有非常多有才华的作家，会写出比这三部曲更好的小说。我们在中国当作家，有时候不需要了不起的才华和思想，只是需要一点点勇气。不同之处，在于我先写了。到时会有很多小说出来，我的作品也就不必出版了。
看世界：您对自己数百万字的作品，最满意的是哪些？
杨恒均：我都算满意，但是从读者的角度来说，他们对我的作品一定是有挑剔的，一定有一部分人喜欢这些，一部分人喜欢那些。经常有读者问我，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喜欢的那个？我告诉他因为我只有一个博客平台，我的作品却要给各个群体看。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写给官员看的，我认为开启官智比开启民智更重要，所以一定要写一些作品给官员让他们看得懂、喜欢看、能接受。对这些作品有很多官员跟我讨论回馈，有一些也能报上去，那这部分作品看在老百姓或者愤青眼里会非常生气，说我为什么给官员喊话，为什么不给我们写。同样，我有大部分作品是给普通读者看的，甚至有一些作品是直接给初中毕业的农民工看的，有农民工还专程来广州找我。这部分文章让一些专家学者、文化人看肯定觉得太浅显了，不符合我博士的水准。那还有一部分作品是专门给学者看的，比如纠正学者研究成果的一些偏差，包括儒家研究什么的。如果我有多个平台，那就可以分门别类，可是平台被限制了，只能全部放在博客，大家各取所需。如果刚好有读者哪天选了不是给他看的，可能会非常误解我，但相信只要读者把我的作品系统看下来，大部分会支持理解我的。 看世界：您有很多粉丝，很多年轻人把您当作偶像，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杨恒均：作为一个写作者，有读者肯定是高兴的，尤其是用文字来推广理念，如果文字没有人读，说明推广理念的失败。但是“粉丝”是一个搞笑的说法。当读者支持你的理念，年轻人变成你的粉丝，把你当成偶像，就非常严重了。我的文章一般很长，就是希望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方方面面讲清楚，告诉读者一个看世界的方法论。我推广的思维方式正是让你不要崇拜某个人的，甚至你掌握了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反过来质疑我，所以真正成熟的“粉丝”是读者。
看世界：您的“行走世界”计划进展到哪一步了？走马中国的总体感受如何？
杨恒均：想出这个计划，是因为我走了世界近100个国家，在七八个国家生活过，回过头来发现，我虽然生活在中国，也走过中国，但没有带着独立的思考、独立的眼光去走。现在我是带着新的知识、新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重新走，是有针对性的。我走遍中国是从海南开始的，海南是我在国内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现在已经走了山东、陕西、四川、西藏等地，每个地方我都会集中做一些研究，明年可能会去新疆。我的行走是独立的，不拿别人的钱，所以还要工作。我在香港现在是全职工作，还有其他一些事务，时间上不可能那么自由，所以会有中断。
在行走过程中我获得了非常多新的东西。例如把中国和世界对比起来，得到很多素材，感到更多希望，也更爱中国，有很多我也写在了文章里。
看世界：能否讲讲一些生动的细节？
杨恒均：有趣的事情很多，比如“行走中国”开始时留有一个邮箱，各地很多读者就会写信来联系我，到了一个地方我一般会任选10人发信息，大家都会赶过来，围成一桌吃饭聊天。最有趣的现象是，当10个人互相介绍的时候，官员、国企职工、私企白领、打工仔、农民工、学生、甚至政法干部都有。
看世界：在您成长过程中，什么人或什么因素对自己影响最大？
杨恒均：这个成长如果指长大，当然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老师。如果是思想的成长，我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停止。我读博士学位是在40岁以后，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同事、以前的领导、交往的朋友等很多人对我影响都非常大。我想提出一个概念，关于怎么同别人交往，怎么吸收别人好的东西。当你学会谦卑谨慎、胸怀广阔，哪怕是一个思想很左的人，甚至很坏的人，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看你怎么认识取舍，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非常有道理。我是在特殊部门工作过的，也就是现在大家往往认为是坏人的，可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非常多好的东西。我想对年轻人说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从你身边的任何人身上吸取精华。比如网络上一些不称职的公知、左派，他们把一些错误的观念拿出来推广的时候，我也学到很多。我会反思自己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我的东西是不是也有可能是错的。这也是为什么我的文章从来不用百分百的肯定句，为什么我近1000万字的博文从未针对某个个人发表过批评，因为我也有可能错，我会慎用自己的影响力。我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中国落后的东西。
看世界：在您广泛的交往中，左派右派的人都有。有人认为您是左派，也有人认您是右派，还有人认为您是汉奸，您自己的看法呢？
杨恒均：在中国左右的界定有点模糊，例如说法治、自由、民主就是右派，那我是右派；那左派又说，关心民众的疾苦、反对权贵是左派，那我一定是左派。至于汉奸，我写过一篇文章《我为什么不批评美国》，里面说得很清楚，怎么认识爱国。
看世界：现在网上经常出现的左右思潮的争执，您如何评价？
杨恒均：网上的言论相对自由是好事。大家不管左还是右，都能发言，这是非常不错的。至于左右之争，如果在一个开放的平台，言论出版自由的情况下，很多人都能参与进来而不仅限于知识分子在说学理，那会有一个结果的。有结果出来，那就是选择，那就是民主嘛。不要光是争执左右哪个好，因为左的、右的都不能实现。
看世界：您对中国的改革前景一直持乐观态度，这份乐观来自什么？
杨恒均：一个主要来自于对中国历史、中国现状的了解，对世界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举个例子，都说中国好悲观，100多年都没有走出来，其实只要回头看一下历史，别只看中国历史，世界上哪个国家从中世纪走出来的不是要几百年。我们走100年是这个样子，不错了。另外一个从人的方面，很多人对中国人悲观、失望。可以说我在国外住了这么久，注意到凡是在国外住过十几年的，都会发现人性都是一样的，外国人也一样。不同之处，就在于制度把很多恶的方面限制住了。当然我不否认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可最重要的是制度，只要建立起一个良性的制度，慢慢就会改变，这个我有信心。拿我来说，这些年交往的所有外国人没有不尊重我的，不管是礼貌、为人处事、不占小便宜各方面，我比很多外国人做得好，就是因为在那个制度下学会的。当时我第一次到国外并不是这样，第一次搭电梯时，我根本没意识到进电梯是需要排队的，以为只要往前挤下就可以先进。后来才发现要让老人和女士先进，我也这样做了后觉得很好，并没有损失什么，因为我也会老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