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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于蓝，很多人可能有些陌生，但一提到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所有人都会惊呼——原来就是她扮演的那个坚贞不屈的江姐啊。其实，除了银幕上红色母亲的形象，于蓝还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雪健的大姑，著名导演田壮壮的妈妈。今年于蓝已经95岁高龄，除了眼睛有一些视力障碍之后，生活得简单而快乐。对于自己的养生经验，于蓝总结说：“我心态好，不瞎想什么，所以没有发愁的事儿。”
笑对苦难
1974年，对于蓝来说是最为黑暗的一年，她的丈夫田方因为对时局的诸多不理解而抑郁成疾，并被检查出胆管癌，去世前一晚她心情沉重地坐在病房里，怎么也不相信相濡以沫的丈夫会弃她而去。丈夫的离去让于蓝心痛不已，更大的打击是，她的演艺事业也遇到了挫折，拍摄电影《侦察兵》时，右脸因早年在干校摔伤，旧病复发导致面部神经麻痹而微微抽搐，完成不了拍摄任务。尽管于蓝把拍戏看得比生命还重，再三权衡之后，她决定退出心爱的银幕。
虽然离开了银幕，可是于蓝根本放不下对中国电影的牵挂，“既然当不成演员，我可以当导演啊！”于蓝利用一切时间学习导演方面的知识，1976年“文革”结束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准备将话剧《陈毅出山》改编成电影，武兆堤找到于蓝，两人又找到丁一山，三人一拍即合成立了拍摄小组。
就在于蓝积极准备时，有一天她觉得左侧肋骨处有点痛，顺手往下一摸，发现一个枣核大小的肿块。到医院里检查，医生诊断她患的是乳腺癌，建议她做乳房全切除手术。丈夫患癌症去世的痛楚还没有消退，现在自己又被查出癌症，这让于蓝觉得是上天的捉弄。武兆堤、丁一山为她的病情担忧，于蓝却乐观地说：“有陈毅的保护，上天不会这早收走我呢！”在等待手术时，她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陈毅出山》筹备拍摄中。
一个月后，医生分两次给于蓝做了乳房全切术。出院后，医生除了让她吃一些药物之外，还建议她练太极和养生气功。为此，于蓝拜了一个师父学习太极，一个月后她总算是学得像模像样了，随后她就和一群大妈在小区的广场里“操练起来”。随后她又开始学习气功，没有师父她就买来几本书，一番折腾之后竟然无师自通。于蓝经常在打太极的大妈们面前炫耀自己的气功，大家都好奇地询问：“要是别人被检查出得了癌症还不被吓死，你怎么就能活得有滋有味呢？”于蓝思考了片刻回到道：“如果我不害怕，就不用打太极和练气功了！不过现在害怕的可能就是那些癌细胞了，因为我找到对付它们的办法了！”就这样休息了不到三个月，于蓝就又重新回到剧组。
1978年于蓝又出任《萨里玛珂》的导演，考虑到这是第一部独自导演的电影，她精益求精。由于长时间的辛劳，医生向她发出了“通牒”，于蓝唯唯诺诺：“这段时间我可十分配合啊，我不仅按时吃药，也打太极和练养生气功。”嘴上这么说，于蓝何尝不担心自己的病情，除了在广场打太极和练气功之后，在拍摄现场只要有时间，她都会练上几下。
《萨里玛珂》上映后，于蓝再次获得了观众的认可，更大的惊喜是，到医院的体检结果显示她的手术非常成功。虽然危险警报解除，可是打太极和养生气功的习惯却被于蓝保留了下来，碰到同行被检查出得癌症，她总是介绍起自己的抗癌经验来。
1981年6月，于蓝受命组建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后改名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并出任厂长，这对于已经60岁的她来说无异于一个巨大的挑战，“既然癌症没有收走我，我就要勇敢的担起来！”儿影厂成立之初条件非常艰苦，于蓝厚着脸皮向厂家打欠条赊账弄来了拍摄设备，她邀请谢添等老导演担任影片的顾问为儿童电影出谋划策。没有多少人看好于蓝能把电影厂搞好，可是让人大跌眼镜的，她这一干就是20年，把电影厂打理得有声有色。
简单生活
2000年，于蓝从儿童电影制片厂正式退休。尽管淡出了影视圈，可是她还是经常参与儿童电影相关的活动，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
考虑到于蓝已经80岁，儿子田壮壮希望她能和自己一起住，于蓝拒绝了他的好意。随后，于蓝重新布置了自己的小房间：两个老式沙发，一个书柜，一个长条形的小茶几靠墙放着，上面放满了报纸书稿和药，她还准备了一些小零食。另外她还将李前宽夫人创作的《国色天香》，以及书法名家冯松写的“红梅”两个大字挂在墙上，让整个屋子飘满书香。而窗台上，于蓝则摆放着鲁迅的铜像以及许多珍贵的合影。当然，最显眼的要数墙上挂着周总理和她握手的照片，她一头短发，白衫洁净，露出她江姐一般的笑容。
每天晚饭后，于蓝都会静静地在照片前坐一会儿，她的思绪会慢慢平静，继而回到1961年拍摄照片时的场景：当时周恩来总理在开会期间和电影艺术工作者一起游赏香山，周总理热情赞扬了她主演的《革命家庭》里的女主角，想到这些，于蓝就热泪盈眶。
就这样，于蓝不仅重温了当年的成功，更让她找到了生活的乐趣。于是她开始收集自己更多的老照片，她先是跑图书馆，接着还学会了上网。一段时间后，于蓝又开始搜集丈夫田方的资料，尽管田方已经去世二十多年，可是她觉得丈夫就像是在她的身边一样。之前单位曾经给她配置了新房子，她不舍得搬走，一方面她节俭惯了，更主要的是这里有她和丈夫最温馨的记忆啊。
见于蓝坚持独居，田壮壮给她请了一个阿姨，可是于蓝很多事情都还抢着亲力亲为。有一次，儿子发现保姆“偷懒”有些生气，于蓝却说：“你给我请阿姨，虽然是为我好，可是我总得运动运动，什么事情都不做，那还不要了我的命啊！”这以后，除了打扫卫生，一般她能自己做的事情，于蓝总是不忍心打扰阿姨。
有一次，于蓝参加一个健身讲座，培训师建议她每天运动一两个小时，这样比吃任何补药都有用。回来之后，于蓝给自己制订了运动养生的计划：每天早上6点准时醒来，先是坐在床上敲打身体，接着按摩身体的“关节”，一段时间后她还摸索出来一套“活动体操”，这样对颈椎、腰部和腿部很有锻炼效果。吃过晚饭后，于蓝先看新闻联播，然后泡脚，9点半准时就寝。
在运动养生的同时，于蓝每个月还会在家里举办一两次朋友聚会。聚会上，于蓝和朋友们一边打麻将，一面闲聊，好不惬意。有一次，朋友们聊起了在老年大学学画画的事情，其实于蓝早年也有画画的习惯，朋友们的话自然撩拨起了她的兴趣，报名参加了学习班。相对于其他画种，于蓝最喜欢临摹风景画，因为在宁静的画面中她可以抛开一些烦恼，任思绪尽情飞扬。由于于蓝有绘画的基础，一段时间以后，她画得就有模有样了。 有记者询问于蓝，她和田壮壮都是大导演，为什么她很少到影院里看电影，于蓝坦然道：“一是因为我去看电影阿姨要推着我太麻烦，二是现在的电影都是财产问题，爱情问题了，我不关心，当然要是以前战争题材的影片我肯定会关心的。”
简单如于蓝，再加上生活规律、不留烦恼，健康也就容易了。
“周末”妈妈
对于于蓝来说，她有三件最为遗憾的事情，第一是因为受伤失去了继续做演员的条件，第二是丈夫走得太匆忙。相对于这两件事情，最让于蓝遗憾的还属对儿子的亏欠。
在田壮壮兄弟还小的时候，于蓝工作非常忙，她每年都在拍戏，壮壮弟兄只能靠姨妈照顾。文革时于蓝总算有时间了，两个儿子却都背上行李插队去了。正是因为这种缺乏母爱成长的经历，让壮壮养成了叛逆的性格。在壮壮成名后，母子偶尔聊聊天，但是话题多半集中在电影上。直到有一次参加母亲的从艺纪念会，壮壮才对母亲改变了看法。
那是于蓝从艺三十周年的纪念会，尽管田壮壮当时正在拍戏，他还是去了，他特意给母亲买了一束花，并坐在最后排。远远看着母亲身边的一群老人，那么热情乐观地畅谈着自己一生的电影追求，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了母亲为什么老有那么多燃烧的东西：她有自己的信念。当天晚上，田壮壮再次对母亲提出，希望她搬过去和自己住。
和儿孙们住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这是很多老人最大的心愿，可是于蓝却有自己的想法，一是老房子寄托了她太多美好的回忆，再者她担心自己处理不好几代人之间的关系。于蓝提出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每个星期开车来接我到你哥哥家里吃一顿饭。壮壮欣然同意了。
周末的早上，于蓝早早做好了准备，到达哥哥家里之后，看着兄弟俩聊天、孙辈们嬉闹，于蓝非常惬意——壮壮自从当上了大导演，繁忙的他很难参加这样的家庭聚会，在观众的眼里，他是大名鼎鼎的导演，可对于于蓝来说，他还是自己的儿子。
之后每个周末，壮壮都会推掉一切应酬，开着车子带着孩子和母亲到哥哥家里聚会，一方面头发已经发白的壮壮可以在母亲的身边，像个孩子任性，偶尔还发发脾气，而另一方面，通过家庭聚会，于蓝感受天伦之乐。后来，田壮壮又几次提出希望和于蓝搬到一起住，于蓝总是说：“现在不是时兴周末夫妻吗，我对现在‘周末妈妈’的角色很满意。”壮壮自然清楚了妈妈的意思：“妈妈，你放心，我今后每个星期天都给你当‘车夫’。”除了享受一家人在一起的温馨，不久，于蓝还拿出自己的书画作品给儿子和孙儿们“显摆”，大家评头论足，七嘴八舌好不热闹。有一次，壮壮把于蓝的作品赠送给了一位好友，听说是于蓝的大作，其他的朋友找上门来，于蓝责怪他给自己找“麻烦”，心里却是偷着乐——没想到我的作品还有人喜欢呢。后来，于蓝每个周末都和儿孙一起创作书画作品。
要求简单如于蓝，尽管她曾经患过乳腺癌，脊椎和膝盖都靠金属在支撑着，但是家庭融融的温情让她保持着乐观和进取精神。“我愿意我自己的生活是充实的，是永远有内容的，我永远是在追求一个什么东西，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人要选择光明的，不能够选择残废的，人还要积极生活！”如今，于蓝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平时看的书大多是历史与现实性较强的书籍，特别是与自己过去的经历有关而自己又不十分清楚的，“好书能使演员开阔视野，丰富生活。”这就是于蓝的全部生活，简单、朴素、乐观、向上，有这样的心态，她想不长寿都难。
编辑/郑佳慧
笑对苦难
1974年，对于蓝来说是最为黑暗的一年，她的丈夫田方因为对时局的诸多不理解而抑郁成疾，并被检查出胆管癌，去世前一晚她心情沉重地坐在病房里，怎么也不相信相濡以沫的丈夫会弃她而去。丈夫的离去让于蓝心痛不已，更大的打击是，她的演艺事业也遇到了挫折，拍摄电影《侦察兵》时，右脸因早年在干校摔伤，旧病复发导致面部神经麻痹而微微抽搐，完成不了拍摄任务。尽管于蓝把拍戏看得比生命还重，再三权衡之后，她决定退出心爱的银幕。
虽然离开了银幕，可是于蓝根本放不下对中国电影的牵挂，“既然当不成演员，我可以当导演啊！”于蓝利用一切时间学习导演方面的知识，1976年“文革”结束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准备将话剧《陈毅出山》改编成电影，武兆堤找到于蓝，两人又找到丁一山，三人一拍即合成立了拍摄小组。
就在于蓝积极准备时，有一天她觉得左侧肋骨处有点痛，顺手往下一摸，发现一个枣核大小的肿块。到医院里检查，医生诊断她患的是乳腺癌，建议她做乳房全切除手术。丈夫患癌症去世的痛楚还没有消退，现在自己又被查出癌症，这让于蓝觉得是上天的捉弄。武兆堤、丁一山为她的病情担忧，于蓝却乐观地说：“有陈毅的保护，上天不会这早收走我呢！”在等待手术时，她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陈毅出山》筹备拍摄中。
一个月后，医生分两次给于蓝做了乳房全切术。出院后，医生除了让她吃一些药物之外，还建议她练太极和养生气功。为此，于蓝拜了一个师父学习太极，一个月后她总算是学得像模像样了，随后她就和一群大妈在小区的广场里“操练起来”。随后她又开始学习气功，没有师父她就买来几本书，一番折腾之后竟然无师自通。于蓝经常在打太极的大妈们面前炫耀自己的气功，大家都好奇地询问：“要是别人被检查出得了癌症还不被吓死，你怎么就能活得有滋有味呢？”于蓝思考了片刻回到道：“如果我不害怕，就不用打太极和练气功了！不过现在害怕的可能就是那些癌细胞了，因为我找到对付它们的办法了！”就这样休息了不到三个月，于蓝就又重新回到剧组。
1978年于蓝又出任《萨里玛珂》的导演，考虑到这是第一部独自导演的电影，她精益求精。由于长时间的辛劳，医生向她发出了“通牒”，于蓝唯唯诺诺：“这段时间我可十分配合啊，我不仅按时吃药，也打太极和练养生气功。”嘴上这么说，于蓝何尝不担心自己的病情，除了在广场打太极和练气功之后，在拍摄现场只要有时间，她都会练上几下。
《萨里玛珂》上映后，于蓝再次获得了观众的认可，更大的惊喜是，到医院的体检结果显示她的手术非常成功。虽然危险警报解除，可是打太极和养生气功的习惯却被于蓝保留了下来，碰到同行被检查出得癌症，她总是介绍起自己的抗癌经验来。
1981年6月，于蓝受命组建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后改名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并出任厂长，这对于已经60岁的她来说无异于一个巨大的挑战，“既然癌症没有收走我，我就要勇敢的担起来！”儿影厂成立之初条件非常艰苦，于蓝厚着脸皮向厂家打欠条赊账弄来了拍摄设备，她邀请谢添等老导演担任影片的顾问为儿童电影出谋划策。没有多少人看好于蓝能把电影厂搞好，可是让人大跌眼镜的，她这一干就是20年，把电影厂打理得有声有色。
简单生活
2000年，于蓝从儿童电影制片厂正式退休。尽管淡出了影视圈，可是她还是经常参与儿童电影相关的活动，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
考虑到于蓝已经80岁，儿子田壮壮希望她能和自己一起住，于蓝拒绝了他的好意。随后，于蓝重新布置了自己的小房间：两个老式沙发，一个书柜，一个长条形的小茶几靠墙放着，上面放满了报纸书稿和药，她还准备了一些小零食。另外她还将李前宽夫人创作的《国色天香》，以及书法名家冯松写的“红梅”两个大字挂在墙上，让整个屋子飘满书香。而窗台上，于蓝则摆放着鲁迅的铜像以及许多珍贵的合影。当然，最显眼的要数墙上挂着周总理和她握手的照片，她一头短发，白衫洁净，露出她江姐一般的笑容。
每天晚饭后，于蓝都会静静地在照片前坐一会儿，她的思绪会慢慢平静，继而回到1961年拍摄照片时的场景：当时周恩来总理在开会期间和电影艺术工作者一起游赏香山，周总理热情赞扬了她主演的《革命家庭》里的女主角，想到这些，于蓝就热泪盈眶。
就这样，于蓝不仅重温了当年的成功，更让她找到了生活的乐趣。于是她开始收集自己更多的老照片，她先是跑图书馆，接着还学会了上网。一段时间后，于蓝又开始搜集丈夫田方的资料，尽管田方已经去世二十多年，可是她觉得丈夫就像是在她的身边一样。之前单位曾经给她配置了新房子，她不舍得搬走，一方面她节俭惯了，更主要的是这里有她和丈夫最温馨的记忆啊。
见于蓝坚持独居，田壮壮给她请了一个阿姨，可是于蓝很多事情都还抢着亲力亲为。有一次，儿子发现保姆“偷懒”有些生气，于蓝却说：“你给我请阿姨，虽然是为我好，可是我总得运动运动，什么事情都不做，那还不要了我的命啊！”这以后，除了打扫卫生，一般她能自己做的事情，于蓝总是不忍心打扰阿姨。
有一次，于蓝参加一个健身讲座，培训师建议她每天运动一两个小时，这样比吃任何补药都有用。回来之后，于蓝给自己制订了运动养生的计划：每天早上6点准时醒来，先是坐在床上敲打身体，接着按摩身体的“关节”，一段时间后她还摸索出来一套“活动体操”，这样对颈椎、腰部和腿部很有锻炼效果。吃过晚饭后，于蓝先看新闻联播，然后泡脚，9点半准时就寝。
在运动养生的同时，于蓝每个月还会在家里举办一两次朋友聚会。聚会上，于蓝和朋友们一边打麻将，一面闲聊，好不惬意。有一次，朋友们聊起了在老年大学学画画的事情，其实于蓝早年也有画画的习惯，朋友们的话自然撩拨起了她的兴趣，报名参加了学习班。相对于其他画种，于蓝最喜欢临摹风景画，因为在宁静的画面中她可以抛开一些烦恼，任思绪尽情飞扬。由于于蓝有绘画的基础，一段时间以后，她画得就有模有样了。 有记者询问于蓝，她和田壮壮都是大导演，为什么她很少到影院里看电影，于蓝坦然道：“一是因为我去看电影阿姨要推着我太麻烦，二是现在的电影都是财产问题，爱情问题了，我不关心，当然要是以前战争题材的影片我肯定会关心的。”
简单如于蓝，再加上生活规律、不留烦恼，健康也就容易了。
“周末”妈妈
对于于蓝来说，她有三件最为遗憾的事情，第一是因为受伤失去了继续做演员的条件，第二是丈夫走得太匆忙。相对于这两件事情，最让于蓝遗憾的还属对儿子的亏欠。
在田壮壮兄弟还小的时候，于蓝工作非常忙，她每年都在拍戏，壮壮弟兄只能靠姨妈照顾。文革时于蓝总算有时间了，两个儿子却都背上行李插队去了。正是因为这种缺乏母爱成长的经历，让壮壮养成了叛逆的性格。在壮壮成名后，母子偶尔聊聊天，但是话题多半集中在电影上。直到有一次参加母亲的从艺纪念会，壮壮才对母亲改变了看法。
那是于蓝从艺三十周年的纪念会，尽管田壮壮当时正在拍戏，他还是去了，他特意给母亲买了一束花，并坐在最后排。远远看着母亲身边的一群老人，那么热情乐观地畅谈着自己一生的电影追求，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了母亲为什么老有那么多燃烧的东西：她有自己的信念。当天晚上，田壮壮再次对母亲提出，希望她搬过去和自己住。
和儿孙们住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这是很多老人最大的心愿，可是于蓝却有自己的想法，一是老房子寄托了她太多美好的回忆，再者她担心自己处理不好几代人之间的关系。于蓝提出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每个星期开车来接我到你哥哥家里吃一顿饭。壮壮欣然同意了。
周末的早上，于蓝早早做好了准备，到达哥哥家里之后，看着兄弟俩聊天、孙辈们嬉闹，于蓝非常惬意——壮壮自从当上了大导演，繁忙的他很难参加这样的家庭聚会，在观众的眼里，他是大名鼎鼎的导演，可对于于蓝来说，他还是自己的儿子。
之后每个周末，壮壮都会推掉一切应酬，开着车子带着孩子和母亲到哥哥家里聚会，一方面头发已经发白的壮壮可以在母亲的身边，像个孩子任性，偶尔还发发脾气，而另一方面，通过家庭聚会，于蓝感受天伦之乐。后来，田壮壮又几次提出希望和于蓝搬到一起住，于蓝总是说：“现在不是时兴周末夫妻吗，我对现在‘周末妈妈’的角色很满意。”壮壮自然清楚了妈妈的意思：“妈妈，你放心，我今后每个星期天都给你当‘车夫’。”除了享受一家人在一起的温馨，不久，于蓝还拿出自己的书画作品给儿子和孙儿们“显摆”，大家评头论足，七嘴八舌好不热闹。有一次，壮壮把于蓝的作品赠送给了一位好友，听说是于蓝的大作，其他的朋友找上门来，于蓝责怪他给自己找“麻烦”，心里却是偷着乐——没想到我的作品还有人喜欢呢。后来，于蓝每个周末都和儿孙一起创作书画作品。
要求简单如于蓝，尽管她曾经患过乳腺癌，脊椎和膝盖都靠金属在支撑着，但是家庭融融的温情让她保持着乐观和进取精神。“我愿意我自己的生活是充实的，是永远有内容的，我永远是在追求一个什么东西，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人要选择光明的，不能够选择残废的，人还要积极生活！”如今，于蓝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平时看的书大多是历史与现实性较强的书籍，特别是与自己过去的经历有关而自己又不十分清楚的，“好书能使演员开阔视野，丰富生活。”这就是于蓝的全部生活，简单、朴素、乐观、向上，有这样的心态，她想不长寿都难。
编辑/郑佳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