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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渔先生的大作《中国人的思维批判》自出版就受到极大关注，得到无数好评，甚至被称作“当下中国人最需要读懂的一本书”。笔者一向对反思国人，批判国民性的著作很感兴趣，又得闻这本书“力求中学生都能看得懂”，因此就马上找来拜读，谁知，一读之下，却大失所望。
这本书名为《中国人的的思维批判》，书中也直言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薄弱，思维模式“混乱而僵化”，遗憾的是缺乏逻辑性和概念模糊正是本书的两大特点。
笔者作为一名中学生，识见浅陋，对于许多理论概念缺乏精确认识，然而此书第一章就出现了一个凡是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就不应该出现的概念错误：“如果以上说法是真理，那应该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有两种结论或有一个意外，上述说法就不能成立。”这是楚渔先生驳论的核心，此后批判现有观点，均据此而来。然而中学课本上明明白白写着：真理都是具体的，……任何真理都有自己适用的条件和范围。不知道楚渔先生的“真理”从何而来，并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除了对于“真理”定义的严重偏差，另一个在书中起到至关重要的词“根本”，楚渔先生也并未正确认识。此书副标题为《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然而在其书后所附的访谈录中，楚渔先生却这样说：“本书只概定思维模式的落后决定了中国的落后，不涉及什么决定思维模式”，这不啻于承认“思维模式”背后另有决定因素。既如此，又何来“根本原因”呢？那么什么是决定“思维模式”的根本原因呢？楚渔先生如是说：“你只需要认真地思考我的主要观点是不是对的；我如何表达我的观点这是个人风格问题，不影响观点本身是否正确。”先且不论这句话的态度如何，想要知道什么决定思维模式也不困难，高中政治课本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思维方式是人们在认识和实践的过程中，在一定知识、观念、情感和习惯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体现各种文化影响的思维方式，具有相对稳定性。
书中称“西方封建社会中世纪的黑暗统治对思想的禁锢，比中国更为严酷，并且充满血腥”，这点很值得推敲，难道对宗教信仰的严格控制可等同于对思想的禁锢？书中还提到“宗教裁判所”，并将其与中国梁武帝时期对宗教的宽容态度进行对比，且得出“思想禁锢比中国更为严酷”的结论，不仅令人哑然失笑，因为中国人对于宗教的随意态度是世人皆知的（明恩溥著《中国人气质》一书中对此做过较为详细的介绍）。但是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只要不造反”，其实中国的统治者远未宽容到这一步，难道“三武灭佛”时，佛教徒们造反了么？可见中国对于宗教的要求是不妨碍统治，而一旦触及这一底线，无论何种信仰何种教派，都难逃厄运。从这一角度将，封建中国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一个自由思想的天堂”。看一看中国古代的酷刑吧，楚渔先生的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
说到日本，楚渔先生所言更是令人大惑不解。楚渔先生书中罗列了中日间种种相同之处，令人感到似乎中日在二十世纪以前并无本质上的“思维模式”之区别，如此，日本又如何“学到了西方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莫非即使是与中国最为相似，有着基本相同的初始文化的日本，也有着楚渔先生所谓的“先进的思维模式”么？抑或正是明治维新后的政体所致呢？
楚渔先生为了表明他“呈现一些客观历史事实”的用意，苦心孤诣地找来这些国家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遗憾地是大都做了反例。其实现成的实例就摆在眼前，同根同源的台湾快速发展，位列“亚洲四小龙”之一，与楚渔先生在书中大力吹捧的韩国并驾齐驱。
当然，对于《易经》是否“科学”，中国画是否有“意境”，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就不再多说了。艺术本来就没有定见，科学也有一些可以商榷的意见，只是楚渔先生的书中常识性的谬误太多。
这本书名为《中国人的的思维批判》，书中也直言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薄弱，思维模式“混乱而僵化”，遗憾的是缺乏逻辑性和概念模糊正是本书的两大特点。
笔者作为一名中学生，识见浅陋，对于许多理论概念缺乏精确认识，然而此书第一章就出现了一个凡是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就不应该出现的概念错误：“如果以上说法是真理，那应该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有两种结论或有一个意外，上述说法就不能成立。”这是楚渔先生驳论的核心，此后批判现有观点，均据此而来。然而中学课本上明明白白写着：真理都是具体的，……任何真理都有自己适用的条件和范围。不知道楚渔先生的“真理”从何而来，并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除了对于“真理”定义的严重偏差，另一个在书中起到至关重要的词“根本”，楚渔先生也并未正确认识。此书副标题为《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然而在其书后所附的访谈录中，楚渔先生却这样说：“本书只概定思维模式的落后决定了中国的落后，不涉及什么决定思维模式”，这不啻于承认“思维模式”背后另有决定因素。既如此，又何来“根本原因”呢？那么什么是决定“思维模式”的根本原因呢？楚渔先生如是说：“你只需要认真地思考我的主要观点是不是对的；我如何表达我的观点这是个人风格问题，不影响观点本身是否正确。”先且不论这句话的态度如何，想要知道什么决定思维模式也不困难，高中政治课本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思维方式是人们在认识和实践的过程中，在一定知识、观念、情感和习惯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体现各种文化影响的思维方式，具有相对稳定性。
书中称“西方封建社会中世纪的黑暗统治对思想的禁锢，比中国更为严酷，并且充满血腥”，这点很值得推敲，难道对宗教信仰的严格控制可等同于对思想的禁锢？书中还提到“宗教裁判所”，并将其与中国梁武帝时期对宗教的宽容态度进行对比，且得出“思想禁锢比中国更为严酷”的结论，不仅令人哑然失笑，因为中国人对于宗教的随意态度是世人皆知的（明恩溥著《中国人气质》一书中对此做过较为详细的介绍）。但是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只要不造反”，其实中国的统治者远未宽容到这一步，难道“三武灭佛”时，佛教徒们造反了么？可见中国对于宗教的要求是不妨碍统治，而一旦触及这一底线，无论何种信仰何种教派，都难逃厄运。从这一角度将，封建中国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一个自由思想的天堂”。看一看中国古代的酷刑吧，楚渔先生的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
说到日本，楚渔先生所言更是令人大惑不解。楚渔先生书中罗列了中日间种种相同之处，令人感到似乎中日在二十世纪以前并无本质上的“思维模式”之区别，如此，日本又如何“学到了西方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莫非即使是与中国最为相似，有着基本相同的初始文化的日本，也有着楚渔先生所谓的“先进的思维模式”么？抑或正是明治维新后的政体所致呢？
楚渔先生为了表明他“呈现一些客观历史事实”的用意，苦心孤诣地找来这些国家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遗憾地是大都做了反例。其实现成的实例就摆在眼前，同根同源的台湾快速发展，位列“亚洲四小龙”之一，与楚渔先生在书中大力吹捧的韩国并驾齐驱。
当然，对于《易经》是否“科学”，中国画是否有“意境”，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就不再多说了。艺术本来就没有定见，科学也有一些可以商榷的意见，只是楚渔先生的书中常识性的谬误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