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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领域”是指从市民社会中产生，介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公共空间集群。新记《大公报》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主持下，不断献言献策，并对官吏进行监督，文人论政可视为“公共领域”的一种存在状态。本文以《大公报》为例，试析我们近代报刊的发展对建构“公共领域”形成的促进作用，希望能为当下媒体的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报刊 公共领域 新记《大公报》 言论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对欧洲市民社会“理想类型”的一种理论表述，简而言之，是指从市民社会中产生，介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公共空间集群，它们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功能。文人论政也可被视为“公共领域”的一种存在状态。本文以新记《大公报》为切入点，阐述它是如何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位主持人的“励精图治”下，不断建言献策，监督官吏。
一、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阐述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以18世纪下的欧洲——以法、英、德为主要国家历史背景所得出的一个马克斯·韦伯式的理想类型。他分析了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和报纸，认为这是一个公众们讨论公共问题、自由交往的公共领域，正是它形成了政治权威重要的合法性基础。
这一概念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引入中国学术界之后，围绕中国近现代社会是否也存在着这样一块公共领域，其类型又如何，曾经发生过多次激烈的争辩。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该学术谜团已被破解得渐趋明晰，即现代中国社会不仅存在着一个以地方绅商为主体，强调公益精神，与国家非对抗性的士绅公共领域，还存在着一个由现代都市知识分子构成，借助于新式公共空间(大学、媒介等)形成权势网络，并且带有批判色彩的公共领域。后者虽然有别于欧洲市民社会下典型的公共领域的若干特征，但从本质上讲仍归于哈氏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类型①。
二、新记《大公报》所建构的“公共领域”
1、历史背景
（1）市民社会的兴起奠定群众基础。民国初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孕育了市民社会的雏形，有着私人空间和私人利益的社会阶层大量存在。从阶级组成看，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从职业上看，主要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这一私人领域的大量存在为公共领域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根基。
（2）动荡不安的时局埋下现实基础。朝代的更迭，战火的连绵使得民众的安全感一落千丈，公共利益愈加凸显。从时间序列看，中国现代出版业起步于19、20世纪之交，成长于1910年代，繁盛于20年代，固守于30年代，没落于40年代。这与1895－1949年间中国“知识人社会”从萌发－聚合－联盟－分化－散落的行为轨迹是高度一致的。如果说中国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是以1896年上海创刊的《时务报》为发端，那么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出版进程可以说就是一部浓缩版的“公共领域”成长史。
（3）从空间布局看，该时期上海、北京、广州等沿海出版中心与周边、内地形成的信息传播渠道与辐射效应，是“公共领域”得以地域性拓展的先决条件。云集了商务、中华、开明等一大批卓越出版企业的上海，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接续了新文化运动的火种，民主和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形成了以现代出版传媒为界标的又一公共领域重镇，其规模和影响力可与北京的“高校式公共领域”相媲美。
（4）从人际网络关系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每一个出版企业的人力资源网络（如作者、编辑、读者等），其实就是构造中国现代公共领域整体网络的一块块网格。如《新青年》群体与亚东书局，共学社、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创造社与泰东书局，语丝社与北新书局，“新月派”与新月书店，“开明书店派”与开明书店，京派文人与《大公报》社等。诸如此类的群体(社团)与书刊企业间一直存在着稳固的连结与共生关系。
2、“四不方针”：为民国时期的报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1926年9月1日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张季鸾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②。运用“四不主义”方针，新记《大公报》“不仅消极地保住了事业，而且积极地顶住各派军阀的压力，为后来事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③大公报续刊时发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元，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转为收支平衡，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纸和舆论中心。
3、文人论政——公共领域的一种存在状态
新记《大公报》以言论驰名，每天至少一篇社论，发表对国内外时事的意见。办报之初，吴、胡、张三人约定共识：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对时局的意见，决定言论主张。后来，社论主要由张季鸾写，他以灵通的信息、独到的见解、凝炼犀利而漂亮的文章使《大公报》日渐引起社会的重视。
1931年以后，《大公报》开始吸收编辑部同人王芸生撰写社论。1941年9月张季鸾逝世后，《大公报》正式组织社评委员会，形成一个相当有实力的社评作者队伍。同时《大公报》还注意发展有专业特长的人才撰写一些专门问题的社论，如教育文化、财政经济、日本问题等。
抗战胜利后，上海《大公报》还曾成立过一个社外人士组成的经济社评座谈会，每星期聚会一次，商定写作主题。社论成为《大公报》的重头戏④。
“文人论政”可以说是对《大公报》言论的最好总结。按照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报刊是一种公共领域，而且是“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那么中国近现代以来出现的“文人论政”都可以看作是此公共领域的一种呈现方式，它呈现在中国近现代转型的特殊环境里，在报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像新记《大公报》类发表的评论，所营建的应是一种政治的公共领域，因为它大都涉及时政问题。
其中较为典型的要数“星期论文”。该设想首先由张季鸾提出，为当时中国报纸所首创。他提出该设想有两个用意：一是每天发一篇社评，负担太重，组织社外人士撰写“星期论文”可以减轻负担；二是可以加强与文化教育的联系。⑤
1934年1月1日，新记《大公报》在要闻版上加框刊出了“本报特别启事”“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⑥
1934年1月7日，即第一个星期日，第一篇“星期论文”刊出，胡适写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赫然其上。张季鸾在另一篇社评中，也对这一提议深表赞同。新记《大公报》的语言形式也逐渐由半文言半白话转化为白话形式。
“星期论文”由张季鸾一人直接负责，坚持每周一篇，遇重大新闻事件，或提前或推后，但一定刊出。张季鸾亲自约稿、选稿，作出决断。这就保证了论文的高水准和持久性。从“星期论文”的作者来看，政治倾向各不相同，但大部分政治立场是与新记《大公报》基本一致的。“星期论文”的论题就涉及面来说非常之广；“星期论文团”的组建，也使得《大公报》与以胡适为首的文化教育界建立起更多的联系，报纸的言论范围由政治经济界拓展到文化教育界，进一步扩大了报纸的读者面，提供了一个民间的论坛空间。
4、注重人才培养
一是对新闻工作者的自律和培养。在上世纪30年代诸多的报纸中，《大公报》对人才的培养在解放前众多报纸中是最为出色的。报社常通过招聘的方式引进人才，社内还实行公开考试选拔用人制度；胡政之和张季鸾也注意在来稿中和其他报纸的文章中发现人才。
范长江就是这样被发现的。1933年下半年起，范长江正式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撰写新闻通讯，内容多为文化教育方面。由于他文笔精练、视角独特，引起了天津《大公报》社的注意。总经理胡政之亲自出马请其专为《大公报》撰稿。该年年底，经过调查研究，范先后写出《佛学在北大》、《陶希圣与“食货”》、《顾颉刚与“禹贡”》、《北大研究院所藏明清档案及其整理》等数篇通讯，在《大公报》、《晨报》上发表，获得一致好评。
二是吸纳社会各界精英。仍以“星期论文”为例，其作者前期全部为大学知名教授，后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加入人的身份更加多样化。“星期论文”开始的八位撰稿人中，丁文江、胡适、翁文撷、傅斯年、蒋廷敝等几位先生是“独立评论”派的台柱，八人均为大学教授，以胡适为主持人；1935年以后，陈衡哲、梁实秋、何廉、马君武、吴其昌等相继为“星期论文”写稿；到1936年4月1日，新记《大公报》创办上海版，重心南移之前，为“星期论文”写稿的还有潘光旦、陶希圣、萧公权等人。这说明“星期论文”的作者已经超出了胡适派的范围。⑦从作者的专业背景来看，范围极其广泛。在这里，张季鸾的“文人论政”思想跳出了自己思维的局限性，把它立足于更为广阔的公共知识分子中间，从而为热忱积极人士提供方便，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牢靠的人才队伍、群众广泛的参与度是《大公报》独步报坛的一个重要保障⑧。
综上所述，新记《大公报》秉承“四不主义”方针，凸显公共利益，成为当时新闻界的翘楚。这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当下中国，媒体应如何在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点，传递民意、“吃透两头”，依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①许纪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②④蒋含平：《简明中外新闻事业史》[M].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192
③⑧黄钦，《解读新记〈大公报〉之传媒公共领域建构》[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22-25
⑤⑦周雨：《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⑥《大公报》，1934年1月1日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责编：周蕾
【关键词】报刊 公共领域 新记《大公报》 言论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对欧洲市民社会“理想类型”的一种理论表述，简而言之，是指从市民社会中产生，介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公共空间集群，它们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功能。文人论政也可被视为“公共领域”的一种存在状态。本文以新记《大公报》为切入点，阐述它是如何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位主持人的“励精图治”下，不断建言献策，监督官吏。
一、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阐述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以18世纪下的欧洲——以法、英、德为主要国家历史背景所得出的一个马克斯·韦伯式的理想类型。他分析了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和报纸，认为这是一个公众们讨论公共问题、自由交往的公共领域，正是它形成了政治权威重要的合法性基础。
这一概念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引入中国学术界之后，围绕中国近现代社会是否也存在着这样一块公共领域，其类型又如何，曾经发生过多次激烈的争辩。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该学术谜团已被破解得渐趋明晰，即现代中国社会不仅存在着一个以地方绅商为主体，强调公益精神，与国家非对抗性的士绅公共领域，还存在着一个由现代都市知识分子构成，借助于新式公共空间(大学、媒介等)形成权势网络，并且带有批判色彩的公共领域。后者虽然有别于欧洲市民社会下典型的公共领域的若干特征，但从本质上讲仍归于哈氏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类型①。
二、新记《大公报》所建构的“公共领域”
1、历史背景
（1）市民社会的兴起奠定群众基础。民国初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孕育了市民社会的雏形，有着私人空间和私人利益的社会阶层大量存在。从阶级组成看，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从职业上看，主要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这一私人领域的大量存在为公共领域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根基。
（2）动荡不安的时局埋下现实基础。朝代的更迭，战火的连绵使得民众的安全感一落千丈，公共利益愈加凸显。从时间序列看，中国现代出版业起步于19、20世纪之交，成长于1910年代，繁盛于20年代，固守于30年代，没落于40年代。这与1895－1949年间中国“知识人社会”从萌发－聚合－联盟－分化－散落的行为轨迹是高度一致的。如果说中国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是以1896年上海创刊的《时务报》为发端，那么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出版进程可以说就是一部浓缩版的“公共领域”成长史。
（3）从空间布局看，该时期上海、北京、广州等沿海出版中心与周边、内地形成的信息传播渠道与辐射效应，是“公共领域”得以地域性拓展的先决条件。云集了商务、中华、开明等一大批卓越出版企业的上海，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接续了新文化运动的火种，民主和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形成了以现代出版传媒为界标的又一公共领域重镇，其规模和影响力可与北京的“高校式公共领域”相媲美。
（4）从人际网络关系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每一个出版企业的人力资源网络（如作者、编辑、读者等），其实就是构造中国现代公共领域整体网络的一块块网格。如《新青年》群体与亚东书局，共学社、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创造社与泰东书局，语丝社与北新书局，“新月派”与新月书店，“开明书店派”与开明书店，京派文人与《大公报》社等。诸如此类的群体(社团)与书刊企业间一直存在着稳固的连结与共生关系。
2、“四不方针”：为民国时期的报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1926年9月1日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张季鸾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②。运用“四不主义”方针，新记《大公报》“不仅消极地保住了事业，而且积极地顶住各派军阀的压力，为后来事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③大公报续刊时发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元，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转为收支平衡，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纸和舆论中心。
3、文人论政——公共领域的一种存在状态
新记《大公报》以言论驰名，每天至少一篇社论，发表对国内外时事的意见。办报之初，吴、胡、张三人约定共识：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对时局的意见，决定言论主张。后来，社论主要由张季鸾写，他以灵通的信息、独到的见解、凝炼犀利而漂亮的文章使《大公报》日渐引起社会的重视。
1931年以后，《大公报》开始吸收编辑部同人王芸生撰写社论。1941年9月张季鸾逝世后，《大公报》正式组织社评委员会，形成一个相当有实力的社评作者队伍。同时《大公报》还注意发展有专业特长的人才撰写一些专门问题的社论，如教育文化、财政经济、日本问题等。
抗战胜利后，上海《大公报》还曾成立过一个社外人士组成的经济社评座谈会，每星期聚会一次，商定写作主题。社论成为《大公报》的重头戏④。
“文人论政”可以说是对《大公报》言论的最好总结。按照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报刊是一种公共领域，而且是“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那么中国近现代以来出现的“文人论政”都可以看作是此公共领域的一种呈现方式，它呈现在中国近现代转型的特殊环境里，在报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像新记《大公报》类发表的评论，所营建的应是一种政治的公共领域，因为它大都涉及时政问题。
其中较为典型的要数“星期论文”。该设想首先由张季鸾提出，为当时中国报纸所首创。他提出该设想有两个用意：一是每天发一篇社评，负担太重，组织社外人士撰写“星期论文”可以减轻负担；二是可以加强与文化教育的联系。⑤
1934年1月1日，新记《大公报》在要闻版上加框刊出了“本报特别启事”“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⑥
1934年1月7日，即第一个星期日，第一篇“星期论文”刊出，胡适写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赫然其上。张季鸾在另一篇社评中，也对这一提议深表赞同。新记《大公报》的语言形式也逐渐由半文言半白话转化为白话形式。
“星期论文”由张季鸾一人直接负责，坚持每周一篇，遇重大新闻事件，或提前或推后，但一定刊出。张季鸾亲自约稿、选稿，作出决断。这就保证了论文的高水准和持久性。从“星期论文”的作者来看，政治倾向各不相同，但大部分政治立场是与新记《大公报》基本一致的。“星期论文”的论题就涉及面来说非常之广；“星期论文团”的组建，也使得《大公报》与以胡适为首的文化教育界建立起更多的联系，报纸的言论范围由政治经济界拓展到文化教育界，进一步扩大了报纸的读者面，提供了一个民间的论坛空间。
4、注重人才培养
一是对新闻工作者的自律和培养。在上世纪30年代诸多的报纸中，《大公报》对人才的培养在解放前众多报纸中是最为出色的。报社常通过招聘的方式引进人才，社内还实行公开考试选拔用人制度；胡政之和张季鸾也注意在来稿中和其他报纸的文章中发现人才。
范长江就是这样被发现的。1933年下半年起，范长江正式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撰写新闻通讯，内容多为文化教育方面。由于他文笔精练、视角独特，引起了天津《大公报》社的注意。总经理胡政之亲自出马请其专为《大公报》撰稿。该年年底，经过调查研究，范先后写出《佛学在北大》、《陶希圣与“食货”》、《顾颉刚与“禹贡”》、《北大研究院所藏明清档案及其整理》等数篇通讯，在《大公报》、《晨报》上发表，获得一致好评。
二是吸纳社会各界精英。仍以“星期论文”为例，其作者前期全部为大学知名教授，后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加入人的身份更加多样化。“星期论文”开始的八位撰稿人中，丁文江、胡适、翁文撷、傅斯年、蒋廷敝等几位先生是“独立评论”派的台柱，八人均为大学教授，以胡适为主持人；1935年以后，陈衡哲、梁实秋、何廉、马君武、吴其昌等相继为“星期论文”写稿；到1936年4月1日，新记《大公报》创办上海版，重心南移之前，为“星期论文”写稿的还有潘光旦、陶希圣、萧公权等人。这说明“星期论文”的作者已经超出了胡适派的范围。⑦从作者的专业背景来看，范围极其广泛。在这里，张季鸾的“文人论政”思想跳出了自己思维的局限性，把它立足于更为广阔的公共知识分子中间，从而为热忱积极人士提供方便，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牢靠的人才队伍、群众广泛的参与度是《大公报》独步报坛的一个重要保障⑧。
综上所述，新记《大公报》秉承“四不主义”方针，凸显公共利益，成为当时新闻界的翘楚。这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当下中国，媒体应如何在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点，传递民意、“吃透两头”，依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①许纪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②④蒋含平：《简明中外新闻事业史》[M].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192
③⑧黄钦，《解读新记〈大公报〉之传媒公共领域建构》[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22-25
⑤⑦周雨：《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⑥《大公报》，1934年1月1日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