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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豫西北方言在晋语和中原官话研究中均占据着重要位置，深入系统考察该地区方言变异问题有助于丰富微观方言史的研究成果、推进汉语语言变异理论的建设。同时，豫西北方言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其变异过程有助于了解区域历史文化的变迁轨迹。近年来豫西北方言变异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目前河南方言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从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在变韵、入声等问题上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然而，目前的研究还存在区域内方言调查的基础性语料较为欠缺、方言变异所受关注不够和研究对象不全面等问题。今后的研究应重视豫西北各方言点材料的描写，重视对豫西北方言变异规律的发现和解释，加强对词汇和语法变异的研究。
关键词：豫西北方言;变异;变韵;入声;黄河文化
中图分类号：H109.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5.012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5-0090-06
豫西北地区大致位于河南省内黄河以北、京广线以西，是一片形似反“L”的狭长区域，西与山西东南部的晋城市、长治市接壤，北与河北省邯郸市接壤，主要包括安阳、鹤壁 、新乡、焦作、济源5个省辖市，安阳、新乡、延津、林州、汤阴、淇县、辉县、卫辉、获嘉、沁阳、孟州、修武、武陟、温县、博爱15个县（市）。根据李荣[1]对官话方言的分区，豫西北地区处于晋语与中原官话的接触带，绝大多数地区方言点为晋语，个别方言点属中原官话，该区域方言资源丰富，特色鲜明。豫西北方言变异属于社会语言学和方言学的新兴交叉研究领域，近二十年来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成为目前河南方言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如在研究视角的选择、研究对象的拓展等方面需要进行一定的思考和突破。本文拟梳理有关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的现状与成果，反思问题与不足，据此对未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出一些初步思考，以期为推进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乃至河南方言研究提供参考。
一、豫西北方言变异的研究价值
在语言研究历史上，曾出现过机械结构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偏向。将语言结构系统绝对化、概念化甚至人格化，将语言与社会和人分割开来，本质上否定了社会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混淆了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差别，因此难以揭示语言发展演变的规律。而变异概念将语言变异和变化问题同语言使用者的行为、认知和社会性真正联系起来，突破了机械论和先验论的局限，具有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符合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趋势[2]。豫西北方言处于语言接触的前沿地带，具有悠久的区域历史文化背景和较高的研究价值。
其一，豫西北方言变异问题在晋语和中原官话研究中均占据着重要位置，深入系统考察该地区语言状况与变异事实，对于方言研究和方言变异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从地理位置上看，豫西北地区是晋语和中原官话的接触带，东侧、南面为中原官话郑开片、洛嵩片，西侧为中原官话汾河片，北面为晋语上党片和晋语区邯新片磁漳小片。从历史上看，明代山西晋城、长治有大量人口迁徙至林县、汤阴、获嘉、修武、武陟、孟县等地，使豫西北地区的人口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必然影响到该地区方言的整体面貌。中原官话历史悠久，晋语受地理因素影响相对封闭、稳定，同时还有普通话的强势影响，三者之间的相互接觸势必对该地区方言的变异产生直接影响。考察豫西北方言变异的作用机制能够为方言历时演变考察提供新的视角，为微观方言史研究、方言描写研究提供新的材料。
其二，考察豫西北方言变异现象的多样性和规律性，有助于丰富、完善更加适合汉语的变异理论，对语言变异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所助益。
目前国内的变异理论研究相对薄弱，从最初的翻译引介到后来基本上全盘沿用，不少个案研究实质上是使用汉语材料验证国外理论，而在更为重要的解释工作上缺乏建树，未能体现出变异对本体研究应有的作用。理论建设需要大规模的材料，豫西北方言本身的复杂性恰恰能够为研究变异问题提供新的材料类型。例如，焦作市区话处于晋语的包围之中，本无入声但古入声字声调却出现规律性异读的现象，这恰是当前豫西北地区晋语与中原官话接触变异的一个缩影。同时，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更多立足于当下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小城市语言生活，充分利用本地语言资源，适应当地社会需要。这种基于本土语言实际的研究，既可以扩大变异研究的辐射面，又能够补充现有变异理论，对于汉语研究和变异研究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其三，豫西北方言作为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变异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黄河文化变迁的轨迹。
相较于河南大部分区域的方言，豫西北方言特点鲜明，具有特有的文化区域和文化认知，是河南方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豫西北地区古为覃怀之地，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黄河从南面、东面将其包围，故而历史上曾被称为河内。司马迁曾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岁。”[3]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了黄河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其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深入研究豫西北方言是全面了解黄河文化的应有之义，从词汇、词义演变的角度可以考察黄河文化的源流。同时，掌握该地区方言变异情况，有助于了解该地区方言区语言生活状况，从而做出合理语言规划，服务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二、豫西北方言变异的研究现状
将语言变异引入语言研究为认识语言中的时间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它是能将语言的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关联起来的接口。从共时角度可以观察语言演变的原因和扩散的过程，从历时角度可以观察语言演变的方向。基于不同的研究目标，现有的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可以分为两类，即社会语言学角度的变异研究和历史语言学角度的变异研究[4]。 1.社会语言学角度的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
变异是社会语言学的中心问题。陈原[5]曾提出“没有变异就没有语言的发展，也就没有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角度的变异研究重点在于考察变异的社会分布和过程机制，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并不理想，主要表现为成果数量不多、研究范围有限，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个别方言点的入声与变韵问题上。
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单方言点研究为主。赵青[6]较早地调查了安阳市区话入声舒化的现象。劲松等[7]调查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变异，即没有入声调的焦作城区话古入声字按类变异的现象，使用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方法发现了该变异与年龄、受教育程度显著相关，其变异机制本质上是焦作人在语言学习中发生的逆向迁移。程敏敏[8]调查了焦作城区话名词变韵在老中青三代中出现的年龄变异，发现变韵中的o、ou类，鼻化类和鼻尾类消变过程明显，其变异原因与词汇本身的发展变化、方言接触因素直接相关。这些研究利用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方法对变异分布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并对其变异机制进行了解释。但探讨方言词汇和语法变异的研究非常少。乔全生等[9]研究发现，豫北晋语在与中原官话接触过程中受到了影响，在语法方面呈现出过渡性特征，在其调查的20个方言点中反复疑问句的原有特征保留得越来越少。该研究使用田野调查法，从地理语言学的角度指出了方言语法中的变化，对丰富和拓展豫西北方言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2.历史语言学角度的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
相较于社会语言学角度的变异研究，历史语言学角度的变异研究重点在于探讨方言的历史演变，即方言演变的结果。2000年之前，这一类研究成果所见不多。以贺巍[10-11]的研究为代表，他的一系列研究涉及语音、词汇、语法多个领域，特别是对音变现象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对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豫西北方言研究中的典范。2000年以后，该类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均呈现出质的飞跃，集中体现在语音演变与音变的研究上。其中，最为醒目的，也是最为主要的研究成果，是出现了一系列以豫北晋语语音历史演变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和专著，如
陈鹏飞[12]对豫北晋语的形成做了较为详尽的历时研究，深入考察了中古入声韵和入声调、阳声韵、知庄章声母的历时音变和D变韵、Z变韵问题，并对济源、博爱、林州入声舒化和林州-n尾的消变进行了个案分析。陈卫恒[13]依据方言变音语料，考察音系与词汇、语法、语用不同层面结构关联的机制，具体关注了林州的音变现象。史艳锋[14]考察了豫北晋语声母、韵母、入声的演变过程，构拟了Z变韵、儿尾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新乡、林州、孟州等地的语料。支建刚[15]考察了豫北晋语共时音系特点，研究了豫北晋语中入声舒化、知庄章组与部分阴声韵的读音演变问题，并对儿化韵和子变韵的类型特点进行了归纳。
在该类研究中，变韵和入声舒化始终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问题，相关成果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引人瞩目。赵日新[16-17]提出“子变韵很可能就是儿化韵”，又进一步考察了豫北方言名词变韵和D变韵的区别、明清时期河南方言“儿”和“子”的读音等问题，指出以往所称的Z变韵不能排除是儿化韵，提出豫北方言儿化韵包含了[u ou]层、[]层、[]层三个层次。此外，辛永芬等[18-22]依据浚县、林州等不同方言点材料，探讨其变韵的功能、语音特点和历史演变;陈鹏飞等[12，14-15，23]则考察了辉县、林州等多方言点入声舒化的方式和特点。
词汇语法变异类的研究目前所见并不多。史艳锋[24]考察了孟州话中的“厮跟”，指出该词的最早记录见于元杂剧中，推断其形成时代应在宋金末年，目前孟州话的用法完整保留了该词在元、明、清文献中的原有义项。王琳[25]考察了安阳话中的助词“也”，指出其来源可能是古代的语气助词，通过横向分析周边方言“也”的使用情况，认为语气词的消亡在方言中的表现并不平衡。
与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密切相关的是豫西北方言描写研究，它是变异研究的材料基础。支建刚等[26-27]对此进行过详细综述，不再赘述。晋豫两省在太行山东西两麓形成的既相关又不同的语言面貌与地理位置、历史人文背景均密切相关，有学者注意到了豫西北地区的移民史对方言产生的影响。例如，乔全生等[9，28]指出，豫北晋语主要是宋明两代山西地区向河南境内大量移民形成的，是典型的移民方言，豫北晋语与山西晋语、中原官话分别在历史源流和地缘关系上具有紧密联系，方言接解与融合导致了豫西北晋语呈现出过渡性特征。
综上，目前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主要集中在语音上，对变韵、入声问题关注较多。这些研究在实践和理论探索上均有突破，是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的重要成果，为河南方言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1.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的不足
目前，豫西北方言變异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其一，区域内方言调查的基础性语料较为欠缺。豫西北方言研究历史久远。早在20世纪初高本汉[29]就曾对怀庆（沁阳）方言语音进行过调查;清末崔鸿达祖孙三代根据温县语音撰写出《音韵六书指南》，温县档案馆现藏善本一本。但是，20世纪以后，除张启焕等[30]于1957—1960年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方言普查外，豫西北大部分方言点的资料是空缺的。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单方言点的专题研究，且集中在获嘉、安阳（林州），而黄河沿线的焦作、济源、武陟、修武等多地基础性研究严重不足，缺少方言调查语料，这为整体考察豫西北方言变异情况带来不便，同时也造成一些方言接触的新鲜案例尚未纳入研究视野。
其二，区域内方言变异所受的关注还不够。我国的方言变异研究是近三十年来伴随着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而兴起的，研究历史并不长，不属于语言学中的“显学”。在豫西北方言整体研究并不丰富的背景之下，其与社会语言学相交叉的变异研究更显不足。然而，近年来国际语言学界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相融合的趋势凸显，特别是城市语言话题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许多方言学研究也增加了社会语言学内容，游汝杰[31]较早地注意到这一研究发展方向，指出社会语言学是方言学发展的新阶段。豫西北方言本身蕴含着丰富的语言资源，如能结合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拓展研究范围和焦点，必能进一步推动方言学和微观方言史研究。 其三，区域内变异研究的对象还不全面。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语音变异上，语法变异主要关注了变韵等变音现象，而句法结构与词汇变异方面的研究非常少。词汇和语法变异是最富有争议的话题，甚至对于如何界定词汇变异（变项）和语法变异（变项）学界目前尚无统一观点[32]，其研究难度之大可见一斑。然而方言历时演变的结果告诉我们，词汇、语法同语音一样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如何观察正在进行的变化过程是目前研究的难点，需要立足方言词汇和语法调查，依据其特点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2.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的展望
鉴于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的现状和不足，今后的研究需要在以下方面着力。
其一，重视豫西北方言各方言点材料的描写。目前在20个县（市）中，只有安阳市、安阳县、林州、获嘉的方言材料是较为全面和丰富的，而汤阴、鹤壁、淇县、新乡市、新乡县、延津、辉县、卫辉、焦作、沁阳、孟州、修武、武陟、温县、博爱、济源16个县（市）的方言材料均较为匮乏，有的甚至是空白。张启焕等[30]对部分单点方言进行了描写，但囿于当时的条件，一些调查仍需完善。现在距离当时的调查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这些单点的方言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亟待补充完善。对方言点材料的描写是进行变异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如能开展区域性的逐点系列调查将对推进该地区方言研究产生巨大作用。
其二，重视对豫西北方言变异规律的发现和解释。目前受关注较多的变异现象是中古入声、D变韵和Z变韵等问题，这些也是豫西北方言的重要特点。在这些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如通过定量统计考察具体变体的社会分布、系统分布，在此基础上研究变异起变与传播的过程机制，从而获得对变异规律的深入认识。目前已有一些以阐释变异规律为主旨的研究，然而有些研究停滞在社会分布的调查上，在更为重要的变异机制阐释上不够深入。此外，各方言点的差异分布本身就极具价值，如中古阳声韵在各方言点表现不同，可以至少分出三个类型，而各方言点本身亦处于变异当中，如能增加横向对比研究和方言接触影响的视角，则能对演变规律做出更为全面的解答，显著拓展现有研究的深度。
其三，加大对词汇和语法变异的研究力度。目前词汇和语法变异研究进展缓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词汇和语法变项不容易界定和量化，存有不少争议;其次，豫西北方言词汇和语法的调查相较于语音而言，现有成果和资料较少;再次，方言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和语义场层次本身要远远复杂于语音系统。而事实上，豫西北方言中有不少词汇和语法方面的特征正处在变化之中，如表肯定应答的“中”、动补结构“VP+补语+句末语气词‘咾’”等在不同人群中是有显著使用差异的，但是其变异的单位、范围、方式等还不清楚。豫西北方言词汇、语法中新老派存在哪些差异，哪些方言词变了，哪些语法项变了，区域内部词汇、语法的比较研究及其与晋语、中原官话的比较研究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词汇和语法变异研究虽然难度大、挑战大，但其研究价值较大，应加大研究力度。
总体来看，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目前仍较为薄弱。豫西北方言在晋语研究和河南方言研究中的成果虽都不算丰硕，但因其处于语言接触的前沿地带，具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变异现象，因此变异研究或将成为该区域方言研究的新热点。在今后的研究中，一方面应传承以贺巍为代表的老一辈语言学家的研究精神与成果，扎实开展区域基础方言材料的调查和描写;另一方面应紧跟语言学前沿发展趋势，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变异研究与语言接触研究相结合，深入挖掘新的变异类型，揭示其变异规律。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方兴未艾、任重道远，期待更多的学者投身其中，为繁荣豫西北方言研究、社会语言学发展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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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豫西北方言;变异;变韵;入声;黄河文化
中图分类号：H109.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5.012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5-0090-06
豫西北地区大致位于河南省内黄河以北、京广线以西，是一片形似反“L”的狭长区域，西与山西东南部的晋城市、长治市接壤，北与河北省邯郸市接壤，主要包括安阳、鹤壁 、新乡、焦作、济源5个省辖市，安阳、新乡、延津、林州、汤阴、淇县、辉县、卫辉、获嘉、沁阳、孟州、修武、武陟、温县、博爱15个县（市）。根据李荣[1]对官话方言的分区，豫西北地区处于晋语与中原官话的接触带，绝大多数地区方言点为晋语，个别方言点属中原官话，该区域方言资源丰富，特色鲜明。豫西北方言变异属于社会语言学和方言学的新兴交叉研究领域，近二十年来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成为目前河南方言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如在研究视角的选择、研究对象的拓展等方面需要进行一定的思考和突破。本文拟梳理有关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的现状与成果，反思问题与不足，据此对未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出一些初步思考，以期为推进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乃至河南方言研究提供参考。
一、豫西北方言变异的研究价值
在语言研究历史上，曾出现过机械结构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偏向。将语言结构系统绝对化、概念化甚至人格化，将语言与社会和人分割开来，本质上否定了社会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混淆了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差别，因此难以揭示语言发展演变的规律。而变异概念将语言变异和变化问题同语言使用者的行为、认知和社会性真正联系起来，突破了机械论和先验论的局限，具有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符合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趋势[2]。豫西北方言处于语言接触的前沿地带，具有悠久的区域历史文化背景和较高的研究价值。
其一，豫西北方言变异问题在晋语和中原官话研究中均占据着重要位置，深入系统考察该地区语言状况与变异事实，对于方言研究和方言变异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从地理位置上看，豫西北地区是晋语和中原官话的接触带，东侧、南面为中原官话郑开片、洛嵩片，西侧为中原官话汾河片，北面为晋语上党片和晋语区邯新片磁漳小片。从历史上看，明代山西晋城、长治有大量人口迁徙至林县、汤阴、获嘉、修武、武陟、孟县等地，使豫西北地区的人口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必然影响到该地区方言的整体面貌。中原官话历史悠久，晋语受地理因素影响相对封闭、稳定，同时还有普通话的强势影响，三者之间的相互接觸势必对该地区方言的变异产生直接影响。考察豫西北方言变异的作用机制能够为方言历时演变考察提供新的视角，为微观方言史研究、方言描写研究提供新的材料。
其二，考察豫西北方言变异现象的多样性和规律性，有助于丰富、完善更加适合汉语的变异理论，对语言变异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所助益。
目前国内的变异理论研究相对薄弱，从最初的翻译引介到后来基本上全盘沿用，不少个案研究实质上是使用汉语材料验证国外理论，而在更为重要的解释工作上缺乏建树，未能体现出变异对本体研究应有的作用。理论建设需要大规模的材料，豫西北方言本身的复杂性恰恰能够为研究变异问题提供新的材料类型。例如，焦作市区话处于晋语的包围之中，本无入声但古入声字声调却出现规律性异读的现象，这恰是当前豫西北地区晋语与中原官话接触变异的一个缩影。同时，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更多立足于当下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小城市语言生活，充分利用本地语言资源，适应当地社会需要。这种基于本土语言实际的研究，既可以扩大变异研究的辐射面，又能够补充现有变异理论，对于汉语研究和变异研究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其三，豫西北方言作为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变异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黄河文化变迁的轨迹。
相较于河南大部分区域的方言，豫西北方言特点鲜明，具有特有的文化区域和文化认知，是河南方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豫西北地区古为覃怀之地，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黄河从南面、东面将其包围，故而历史上曾被称为河内。司马迁曾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岁。”[3]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了黄河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其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深入研究豫西北方言是全面了解黄河文化的应有之义，从词汇、词义演变的角度可以考察黄河文化的源流。同时，掌握该地区方言变异情况，有助于了解该地区方言区语言生活状况，从而做出合理语言规划，服务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二、豫西北方言变异的研究现状
将语言变异引入语言研究为认识语言中的时间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它是能将语言的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关联起来的接口。从共时角度可以观察语言演变的原因和扩散的过程，从历时角度可以观察语言演变的方向。基于不同的研究目标，现有的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可以分为两类，即社会语言学角度的变异研究和历史语言学角度的变异研究[4]。 1.社会语言学角度的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
变异是社会语言学的中心问题。陈原[5]曾提出“没有变异就没有语言的发展，也就没有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角度的变异研究重点在于考察变异的社会分布和过程机制，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并不理想，主要表现为成果数量不多、研究范围有限，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个别方言点的入声与变韵问题上。
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单方言点研究为主。赵青[6]较早地调查了安阳市区话入声舒化的现象。劲松等[7]调查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变异，即没有入声调的焦作城区话古入声字按类变异的现象，使用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方法发现了该变异与年龄、受教育程度显著相关，其变异机制本质上是焦作人在语言学习中发生的逆向迁移。程敏敏[8]调查了焦作城区话名词变韵在老中青三代中出现的年龄变异，发现变韵中的o、ou类，鼻化类和鼻尾类消变过程明显，其变异原因与词汇本身的发展变化、方言接触因素直接相关。这些研究利用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方法对变异分布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并对其变异机制进行了解释。但探讨方言词汇和语法变异的研究非常少。乔全生等[9]研究发现，豫北晋语在与中原官话接触过程中受到了影响，在语法方面呈现出过渡性特征，在其调查的20个方言点中反复疑问句的原有特征保留得越来越少。该研究使用田野调查法，从地理语言学的角度指出了方言语法中的变化，对丰富和拓展豫西北方言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2.历史语言学角度的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
相较于社会语言学角度的变异研究，历史语言学角度的变异研究重点在于探讨方言的历史演变，即方言演变的结果。2000年之前，这一类研究成果所见不多。以贺巍[10-11]的研究为代表，他的一系列研究涉及语音、词汇、语法多个领域，特别是对音变现象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对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豫西北方言研究中的典范。2000年以后，该类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均呈现出质的飞跃，集中体现在语音演变与音变的研究上。其中，最为醒目的，也是最为主要的研究成果，是出现了一系列以豫北晋语语音历史演变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和专著，如
陈鹏飞[12]对豫北晋语的形成做了较为详尽的历时研究，深入考察了中古入声韵和入声调、阳声韵、知庄章声母的历时音变和D变韵、Z变韵问题，并对济源、博爱、林州入声舒化和林州-n尾的消变进行了个案分析。陈卫恒[13]依据方言变音语料，考察音系与词汇、语法、语用不同层面结构关联的机制，具体关注了林州的音变现象。史艳锋[14]考察了豫北晋语声母、韵母、入声的演变过程，构拟了Z变韵、儿尾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新乡、林州、孟州等地的语料。支建刚[15]考察了豫北晋语共时音系特点，研究了豫北晋语中入声舒化、知庄章组与部分阴声韵的读音演变问题，并对儿化韵和子变韵的类型特点进行了归纳。
在该类研究中，变韵和入声舒化始终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问题，相关成果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引人瞩目。赵日新[16-17]提出“子变韵很可能就是儿化韵”，又进一步考察了豫北方言名词变韵和D变韵的区别、明清时期河南方言“儿”和“子”的读音等问题，指出以往所称的Z变韵不能排除是儿化韵，提出豫北方言儿化韵包含了[u ou]层、[]层、[]层三个层次。此外，辛永芬等[18-22]依据浚县、林州等不同方言点材料，探讨其变韵的功能、语音特点和历史演变;陈鹏飞等[12，14-15，23]则考察了辉县、林州等多方言点入声舒化的方式和特点。
词汇语法变异类的研究目前所见并不多。史艳锋[24]考察了孟州话中的“厮跟”，指出该词的最早记录见于元杂剧中，推断其形成时代应在宋金末年，目前孟州话的用法完整保留了该词在元、明、清文献中的原有义项。王琳[25]考察了安阳话中的助词“也”，指出其来源可能是古代的语气助词，通过横向分析周边方言“也”的使用情况，认为语气词的消亡在方言中的表现并不平衡。
与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密切相关的是豫西北方言描写研究，它是变异研究的材料基础。支建刚等[26-27]对此进行过详细综述，不再赘述。晋豫两省在太行山东西两麓形成的既相关又不同的语言面貌与地理位置、历史人文背景均密切相关，有学者注意到了豫西北地区的移民史对方言产生的影响。例如，乔全生等[9，28]指出，豫北晋语主要是宋明两代山西地区向河南境内大量移民形成的，是典型的移民方言，豫北晋语与山西晋语、中原官话分别在历史源流和地缘关系上具有紧密联系，方言接解与融合导致了豫西北晋语呈现出过渡性特征。
综上，目前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主要集中在语音上，对变韵、入声问题关注较多。这些研究在实践和理论探索上均有突破，是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的重要成果，为河南方言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1.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的不足
目前，豫西北方言變异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其一，区域内方言调查的基础性语料较为欠缺。豫西北方言研究历史久远。早在20世纪初高本汉[29]就曾对怀庆（沁阳）方言语音进行过调查;清末崔鸿达祖孙三代根据温县语音撰写出《音韵六书指南》，温县档案馆现藏善本一本。但是，20世纪以后，除张启焕等[30]于1957—1960年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方言普查外，豫西北大部分方言点的资料是空缺的。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单方言点的专题研究，且集中在获嘉、安阳（林州），而黄河沿线的焦作、济源、武陟、修武等多地基础性研究严重不足，缺少方言调查语料，这为整体考察豫西北方言变异情况带来不便，同时也造成一些方言接触的新鲜案例尚未纳入研究视野。
其二，区域内方言变异所受的关注还不够。我国的方言变异研究是近三十年来伴随着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而兴起的，研究历史并不长，不属于语言学中的“显学”。在豫西北方言整体研究并不丰富的背景之下，其与社会语言学相交叉的变异研究更显不足。然而，近年来国际语言学界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相融合的趋势凸显，特别是城市语言话题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许多方言学研究也增加了社会语言学内容，游汝杰[31]较早地注意到这一研究发展方向，指出社会语言学是方言学发展的新阶段。豫西北方言本身蕴含着丰富的语言资源，如能结合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拓展研究范围和焦点，必能进一步推动方言学和微观方言史研究。 其三，区域内变异研究的对象还不全面。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语音变异上，语法变异主要关注了变韵等变音现象，而句法结构与词汇变异方面的研究非常少。词汇和语法变异是最富有争议的话题，甚至对于如何界定词汇变异（变项）和语法变异（变项）学界目前尚无统一观点[32]，其研究难度之大可见一斑。然而方言历时演变的结果告诉我们，词汇、语法同语音一样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如何观察正在进行的变化过程是目前研究的难点，需要立足方言词汇和语法调查，依据其特点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2.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的展望
鉴于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的现状和不足，今后的研究需要在以下方面着力。
其一，重视豫西北方言各方言点材料的描写。目前在20个县（市）中，只有安阳市、安阳县、林州、获嘉的方言材料是较为全面和丰富的，而汤阴、鹤壁、淇县、新乡市、新乡县、延津、辉县、卫辉、焦作、沁阳、孟州、修武、武陟、温县、博爱、济源16个县（市）的方言材料均较为匮乏，有的甚至是空白。张启焕等[30]对部分单点方言进行了描写，但囿于当时的条件，一些调查仍需完善。现在距离当时的调查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这些单点的方言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亟待补充完善。对方言点材料的描写是进行变异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如能开展区域性的逐点系列调查将对推进该地区方言研究产生巨大作用。
其二，重视对豫西北方言变异规律的发现和解释。目前受关注较多的变异现象是中古入声、D变韵和Z变韵等问题，这些也是豫西北方言的重要特点。在这些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如通过定量统计考察具体变体的社会分布、系统分布，在此基础上研究变异起变与传播的过程机制，从而获得对变异规律的深入认识。目前已有一些以阐释变异规律为主旨的研究，然而有些研究停滞在社会分布的调查上，在更为重要的变异机制阐释上不够深入。此外，各方言点的差异分布本身就极具价值，如中古阳声韵在各方言点表现不同，可以至少分出三个类型，而各方言点本身亦处于变异当中，如能增加横向对比研究和方言接触影响的视角，则能对演变规律做出更为全面的解答，显著拓展现有研究的深度。
其三，加大对词汇和语法变异的研究力度。目前词汇和语法变异研究进展缓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词汇和语法变项不容易界定和量化，存有不少争议;其次，豫西北方言词汇和语法的调查相较于语音而言，现有成果和资料较少;再次，方言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和语义场层次本身要远远复杂于语音系统。而事实上，豫西北方言中有不少词汇和语法方面的特征正处在变化之中，如表肯定应答的“中”、动补结构“VP+补语+句末语气词‘咾’”等在不同人群中是有显著使用差异的，但是其变异的单位、范围、方式等还不清楚。豫西北方言词汇、语法中新老派存在哪些差异，哪些方言词变了，哪些语法项变了，区域内部词汇、语法的比较研究及其与晋语、中原官话的比较研究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词汇和语法变异研究虽然难度大、挑战大，但其研究价值较大，应加大研究力度。
总体来看，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目前仍较为薄弱。豫西北方言在晋语研究和河南方言研究中的成果虽都不算丰硕，但因其处于语言接触的前沿地带，具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变异现象，因此变异研究或将成为该区域方言研究的新热点。在今后的研究中，一方面应传承以贺巍为代表的老一辈语言学家的研究精神与成果，扎实开展区域基础方言材料的调查和描写;另一方面应紧跟语言学前沿发展趋势，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变异研究与语言接触研究相结合，深入挖掘新的变异类型，揭示其变异规律。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方兴未艾、任重道远，期待更多的学者投身其中，为繁荣豫西北方言研究、社会语言学发展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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