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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穿裙子，
他说，“我宁可死”
曹靖，是一个喜欢穿着裙子在北京城里遛弯儿的男人。
他有着高大的身躯、低沉的嗓音、很有魄力的举止，还有一双粗糙的手。大声朗读德语的时候，像极了一位战士，英气逼人。只是，他平素最常见的装扮——一袭拖至脚踝的白裙，加上胸前艳光流淌的红丝巾——屡屡让观者侧目。
他很痛苦，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会知道的问题，他迄今没有答案：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人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为什么只能男穿裤子、女穿裙子？为什么只能男女结婚，而不可以男男或者女女？
他也很可怜，他一度被视作异类。为此，他失去了职业、没了家庭，靠600块一个月的补贴在北京生活。每到上街时，他遭遇的总是路人的斜眼、口哨和耸肩，这些表情代表着嘲笑、蔑视乃至恐惧。
对他“最好”的永远是女装店的老板，他们会不厌其烦地为曹靖介绍“既便宜，又漂亮”的裙子；他们关心的是又一件大号存货被买走了，至于谁买的，无所谓。有时，看着曹靖提走中意裙子的背影，那些店里的人会迫不及待地掩面而笑。
直到 2000年的一天，曹靖逛书市，看到了一本社会学译著——《酷儿理论》，到那一刻为止，他才找到了让自己困惑的根源——在译者李银河笔下，他被描述为“酷儿（英语单词Queer的英译）”。
曹靖并不认为自己很“酷”，他甚至觉得，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该是“酷儿”。
婚姻
一直到结婚前，曹靖都没敢穿裙子。1963年出生的人，听着文革的号角长大，毕竟还不敢无所顾忌地冲破禁忌。
即便如此，曹靖还是会与别人有些不同。上班时，他喜欢穿一件白色或粉色的紧身衣，一条艳色裤子，紧贴双腿那种；还喜欢花哨的饰品，这一点让他所在的学校——北京市国子监中学颇为反感，学生也觉得老师“怪怪的”。在中学男教师清一色的衬衣西裤装束中，这个人很是刺目。
1999年， “桃花运”来了，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年轻貌端的大姑娘林菲（化名），她在军队出版社上班，知识分子家庭，结婚以后还可以分一套房子。男大当婚，对一个父亲很早去世、母亲独居多年的家庭而言，更是如此。朋友每天撺掇，老母终日催婚，曹靖在“左右摇摆中，糊里糊涂地”开始了恋爱。
和任何人的恋爱一样，花前月下的浪漫是美好的。未来的丈母娘是位美术编辑，曹靖紧身而艳丽的穿着，在她看来反倒是新潮与前卫，并无一点责怪，这加深了曹靖对林菲和林菲家的好感。一年以后的千禧之夏，两人摆下了喜筵。
婚礼是风光的，筵席摆在了莫斯科餐厅。这座位于北京展览馆的老牌饭店，曾是北京过去屈指可数的高档西餐厅，鱼子酱、焖鱼、小龙虾、牛尾汤——那天，每一位参加婚礼的食客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但不满意的是新娘和她的家人。
他们终于对曹靖有些怒不可遏了：平常怎样无所谓，婚礼一定要西装革履的，怎能还是紧身衣、花色迷你裤！林家人觉得，这是不识体统、不伦不类，“自始至终，林家人在婚礼上没有笑过一次”。
婚姻生活就此开始。在曹靖看来，林菲领到单位分配的一处平房后，夫妻就开始形同陌路，“她是180度大转弯”。之前的林菲热情、健谈、温柔；婚后则变得冷酷、寡言，甚至是无情，有时一天也说不上一句话，除了上班，就是与她的佛友们在家中聚会。丈夫？似乎从来就不存在。
终于有一天，有人偷偷找曹靖谈话了：“你知不知道林菲跟你谈、跟你结婚，就是为了这套房子？北京的房子有多值钱你当真不知道？”曹靖很愤懑，搭上了全部积蓄的婚姻，竟然是一个阴谋。于是，离婚。
受了打击，就要爆发，曹靖的爆发是更大尺度地向“酷儿”靠近。2004年，他来到一家小影楼，拍下一组婚纱照。照片中的男人或拖地长裙，或黑皮短裙，站得很是坚定，像在宣示什么。那一天，他感到非常满足。
没过多久，他所在中学的领导也爆发了，用最快速度为这个穿着愈发女气、怪异的男教师办了停薪留职手续，以后每月象征性发点补贴。
家庭没了，组织也没了。曹靖总结，“婚姻，除了证明自己男性性功能完全正常之外，找不出第二个意义”。
不是爱情的爱情
曹靖说自己一直爱到现在的是个小学同学，男生。“如果我们还能重逢，如果对方愿意，我们该是最幸福的一对。”只是，杳无音讯的日子已整整35年。
童年时，父亲是著名的轴承工程师，常年在外出差，母亲远在京郊上班，曹靖就和外婆一起住，也没上过幼儿园。“放养”的结果，是没什么伙伴，总一个人玩：手枪、大炮、车、抖空竹。有时也和外婆家附近的孩子一起玩打仗、警察抓小偷。这，几乎是每一个男孩童年必修的经历。
不一样的是，除了那些野性十足的男孩游戏，他还对需要足够细致与耐心的织毛衣产生了兴趣，那种一针一线、钩来绕去的过程，曹靖很享受。
小学三年级，他喜欢上了同班男生萧杰——一个皮肤暗沉、有些发黑的男生，但很秀气，有点像印尼人。两个小男孩，一起上学放学，一起做作业，萧杰经常邀他去家里吃饭，教他背诵唐诗。两人住得很近，都靠近铁轨，黄昏时席地而坐，靠在一起看南来北往的火车；没有火车时两人就神聊，有时会起身追着火车扔石子，被人发现了就挨一顿训。挨训也是快乐的，那是曹靖“今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初三以后，萧杰搬家，两人从此断了联系。这段感情，曹靖解释不清楚，他觉得这不是爱情——“爱情不会如此纯净”。说到他时，曹靖嘴角挂着笑容，睫毛间已是汪汪泪水。
“酷儿”到底
认识他的人都承认，这个男人很聪明，也很勤奋，首都师大英语系毕业，自学了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学外语的目的，一是感兴趣，二是为了能够看懂国外有关“酷儿理论”的资料。
在德语学校进修时，老师教给大家一个单词：“女性美”，曹靖立刻下意识地提问：“那，男性美怎么说？”这个问题遭到了抵制，当堂就有学生冲他嚷嚷：“你是同性恋！”
更令他尴尬的是在西班牙语学校。他穿着长裙子去上厕所，一个正小便的外国男人立刻冲了出去，其他人也都神情紧张。后来，外国男人向曹靖道歉。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道歉。就在这间学校，一位女教师不能忍受曹靖坐在她的课堂，最后考试，成绩很好的他被判“不及格”。当女老师走出教室时，曹靖歇斯底里起来，掀掉了桌子，把讲台上老师留下的东西摔出室外。在那一刻，所有人都发觉，眼前穿着裙子、系着纱巾的他很男人。
现在，他每天都穿裙子，除了寒冷的冬季。他说自己很羡慕广州人，因为人们可以一年四季都穿裙子。没了固定收入，他没有太多钱去添置衣服。他喜欢小店，价钱便宜、颜色明艳，有时也去秀水街，但还是觉得那里的衣服太贵。100元左右，是他能承受的底线。
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到地坛公园跑步（跑步也要穿上裙子）；回家后洗个澡，吃早点，然后打开电脑写作，写与酷儿有关的文章；午饭自己做，陪母亲一起吃，休息一会后出去遛弯，“逛三店”：服装店、音像店、书店。晚饭他是不吃的——因为要保持身材。曹靖身高1米81，“如果体形再不清瘦一些，裙子就穿不上去了”。
如果不能穿裙子了，曹靖说，“宁可死。”
从上世纪90年代起,西方那些在性和性别领域的越轨分子(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易装者、虐恋者等)开始自称为“酷儿”，“酷儿理论”就是他们创造出来的、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越轨行为的理论。在我看来，“酷儿”形形色色，“酷儿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自由地生活。
——李银河看“酷儿”
他说，“我宁可死”
曹靖，是一个喜欢穿着裙子在北京城里遛弯儿的男人。
他有着高大的身躯、低沉的嗓音、很有魄力的举止，还有一双粗糙的手。大声朗读德语的时候，像极了一位战士，英气逼人。只是，他平素最常见的装扮——一袭拖至脚踝的白裙，加上胸前艳光流淌的红丝巾——屡屡让观者侧目。
他很痛苦，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会知道的问题，他迄今没有答案：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人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为什么只能男穿裤子、女穿裙子？为什么只能男女结婚，而不可以男男或者女女？
他也很可怜，他一度被视作异类。为此，他失去了职业、没了家庭，靠600块一个月的补贴在北京生活。每到上街时，他遭遇的总是路人的斜眼、口哨和耸肩，这些表情代表着嘲笑、蔑视乃至恐惧。
对他“最好”的永远是女装店的老板，他们会不厌其烦地为曹靖介绍“既便宜，又漂亮”的裙子；他们关心的是又一件大号存货被买走了，至于谁买的，无所谓。有时，看着曹靖提走中意裙子的背影，那些店里的人会迫不及待地掩面而笑。
直到 2000年的一天，曹靖逛书市，看到了一本社会学译著——《酷儿理论》，到那一刻为止，他才找到了让自己困惑的根源——在译者李银河笔下，他被描述为“酷儿（英语单词Queer的英译）”。
曹靖并不认为自己很“酷”，他甚至觉得，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该是“酷儿”。
婚姻
一直到结婚前，曹靖都没敢穿裙子。1963年出生的人，听着文革的号角长大，毕竟还不敢无所顾忌地冲破禁忌。
即便如此，曹靖还是会与别人有些不同。上班时，他喜欢穿一件白色或粉色的紧身衣，一条艳色裤子，紧贴双腿那种；还喜欢花哨的饰品，这一点让他所在的学校——北京市国子监中学颇为反感，学生也觉得老师“怪怪的”。在中学男教师清一色的衬衣西裤装束中，这个人很是刺目。
1999年， “桃花运”来了，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年轻貌端的大姑娘林菲（化名），她在军队出版社上班，知识分子家庭，结婚以后还可以分一套房子。男大当婚，对一个父亲很早去世、母亲独居多年的家庭而言，更是如此。朋友每天撺掇，老母终日催婚，曹靖在“左右摇摆中，糊里糊涂地”开始了恋爱。
和任何人的恋爱一样，花前月下的浪漫是美好的。未来的丈母娘是位美术编辑，曹靖紧身而艳丽的穿着，在她看来反倒是新潮与前卫，并无一点责怪，这加深了曹靖对林菲和林菲家的好感。一年以后的千禧之夏，两人摆下了喜筵。
婚礼是风光的，筵席摆在了莫斯科餐厅。这座位于北京展览馆的老牌饭店，曾是北京过去屈指可数的高档西餐厅，鱼子酱、焖鱼、小龙虾、牛尾汤——那天，每一位参加婚礼的食客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但不满意的是新娘和她的家人。
他们终于对曹靖有些怒不可遏了：平常怎样无所谓，婚礼一定要西装革履的，怎能还是紧身衣、花色迷你裤！林家人觉得，这是不识体统、不伦不类，“自始至终，林家人在婚礼上没有笑过一次”。
婚姻生活就此开始。在曹靖看来，林菲领到单位分配的一处平房后，夫妻就开始形同陌路，“她是180度大转弯”。之前的林菲热情、健谈、温柔；婚后则变得冷酷、寡言，甚至是无情，有时一天也说不上一句话，除了上班，就是与她的佛友们在家中聚会。丈夫？似乎从来就不存在。
终于有一天，有人偷偷找曹靖谈话了：“你知不知道林菲跟你谈、跟你结婚，就是为了这套房子？北京的房子有多值钱你当真不知道？”曹靖很愤懑，搭上了全部积蓄的婚姻，竟然是一个阴谋。于是，离婚。
受了打击，就要爆发，曹靖的爆发是更大尺度地向“酷儿”靠近。2004年，他来到一家小影楼，拍下一组婚纱照。照片中的男人或拖地长裙，或黑皮短裙，站得很是坚定，像在宣示什么。那一天，他感到非常满足。
没过多久，他所在中学的领导也爆发了，用最快速度为这个穿着愈发女气、怪异的男教师办了停薪留职手续，以后每月象征性发点补贴。
家庭没了，组织也没了。曹靖总结，“婚姻，除了证明自己男性性功能完全正常之外，找不出第二个意义”。
不是爱情的爱情
曹靖说自己一直爱到现在的是个小学同学，男生。“如果我们还能重逢，如果对方愿意，我们该是最幸福的一对。”只是，杳无音讯的日子已整整35年。
童年时，父亲是著名的轴承工程师，常年在外出差，母亲远在京郊上班，曹靖就和外婆一起住，也没上过幼儿园。“放养”的结果，是没什么伙伴，总一个人玩：手枪、大炮、车、抖空竹。有时也和外婆家附近的孩子一起玩打仗、警察抓小偷。这，几乎是每一个男孩童年必修的经历。
不一样的是，除了那些野性十足的男孩游戏，他还对需要足够细致与耐心的织毛衣产生了兴趣，那种一针一线、钩来绕去的过程，曹靖很享受。
小学三年级，他喜欢上了同班男生萧杰——一个皮肤暗沉、有些发黑的男生，但很秀气，有点像印尼人。两个小男孩，一起上学放学，一起做作业，萧杰经常邀他去家里吃饭，教他背诵唐诗。两人住得很近，都靠近铁轨，黄昏时席地而坐，靠在一起看南来北往的火车；没有火车时两人就神聊，有时会起身追着火车扔石子，被人发现了就挨一顿训。挨训也是快乐的，那是曹靖“今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初三以后，萧杰搬家，两人从此断了联系。这段感情，曹靖解释不清楚，他觉得这不是爱情——“爱情不会如此纯净”。说到他时，曹靖嘴角挂着笑容，睫毛间已是汪汪泪水。
“酷儿”到底
认识他的人都承认，这个男人很聪明，也很勤奋，首都师大英语系毕业，自学了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学外语的目的，一是感兴趣，二是为了能够看懂国外有关“酷儿理论”的资料。
在德语学校进修时，老师教给大家一个单词：“女性美”，曹靖立刻下意识地提问：“那，男性美怎么说？”这个问题遭到了抵制，当堂就有学生冲他嚷嚷：“你是同性恋！”
更令他尴尬的是在西班牙语学校。他穿着长裙子去上厕所，一个正小便的外国男人立刻冲了出去，其他人也都神情紧张。后来，外国男人向曹靖道歉。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道歉。就在这间学校，一位女教师不能忍受曹靖坐在她的课堂，最后考试，成绩很好的他被判“不及格”。当女老师走出教室时，曹靖歇斯底里起来，掀掉了桌子，把讲台上老师留下的东西摔出室外。在那一刻，所有人都发觉，眼前穿着裙子、系着纱巾的他很男人。
现在，他每天都穿裙子，除了寒冷的冬季。他说自己很羡慕广州人，因为人们可以一年四季都穿裙子。没了固定收入，他没有太多钱去添置衣服。他喜欢小店，价钱便宜、颜色明艳，有时也去秀水街，但还是觉得那里的衣服太贵。100元左右，是他能承受的底线。
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到地坛公园跑步（跑步也要穿上裙子）；回家后洗个澡，吃早点，然后打开电脑写作，写与酷儿有关的文章；午饭自己做，陪母亲一起吃，休息一会后出去遛弯，“逛三店”：服装店、音像店、书店。晚饭他是不吃的——因为要保持身材。曹靖身高1米81，“如果体形再不清瘦一些，裙子就穿不上去了”。
如果不能穿裙子了，曹靖说，“宁可死。”
从上世纪90年代起,西方那些在性和性别领域的越轨分子(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易装者、虐恋者等)开始自称为“酷儿”，“酷儿理论”就是他们创造出来的、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越轨行为的理论。在我看来，“酷儿”形形色色，“酷儿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自由地生活。
——李银河看“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