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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在阐释人生价值时的一句名诗,每当我诵读这句诗时,就会想起一个人,她生就的傲骨美人儿坯,她所创造的生命价值比夏花还要绚烂;她死得很悲壮,但比秋天的落叶还要静美!
她就是著名的时代先觉者,民族自由解放的女神——赵一曼。
本刊连载《赵一曼传》一书,此书,真实全面地记述了赵一曼的生平事迹、心路历程及后续评说。
第十章 碎骨·柔肩·担道义
1.24块碎骨片
1935年11月27日,大野泰治等四人押解赵一曼,从珠河坐火车回到哈尔滨。把赵一曼关押在伪滨江省警务厅地下室拘留所(现哈尔滨铁路第二中学的地下室)里。
大野泰治向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长、警正山浦公久、特高股长登乐松等报告了有关审讯赵一曼的情况,并提出大胆的利用赵一曼做破坏抗日组织的反间计划。
此间,大野泰治与登乐松等每天对赵一曼进行审讯,除了严刑拷打,也用软化的假仁慈手段,叫来好饭好菜请赵一曼吃,赵一曼不但不吃,反而把碗都摔碎了。
各种威逼利诱,都无法使赵一曼讲出任何有用的情况。此时,赵一曼的伤口恶化,生命垂危。
大野又同以上几个人商量,最后决定把赵一曼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去监视住院治疗。
12月13日晚,赵一曼被以王氏的假名安插在市立医院住院处楼下第一病房里,这里是一个有10几个伤病犯人住的大病房。
为赵一曼治伤的主治医生是张柏岩,他认真检查了赵一曼的伤势。她全身有三处枪伤,左手腕的贯通枪伤,从受伤到住院将近一个月时间已经好转,左大腿是“七九”步枪子弹伤,大腿根部和膝盖两处,其根部为重伤。伤后20多天,没有治疗,创面已溃烂化脓。经过腿部X光片照相,大腿骨粉碎性骨折,有24块碎骨片散乱在肉里,其伤势危重。张柏岩为这位抗日女伤员的坚强、承受痛苦的能力而深感敬佩。
监禁在哈尔滨市立医院后,大野泰治向山浦公久特务科长提交了审问赵一曼的报告书,其内容详述了在珠河县审讯情况,最后附加上:“赵一曼是中国共产党珠河县委员会委员,在党的工作上有与赵尚志同等的权力,因为她是北满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所以通过对该人的严厉审讯,有可能澄清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大野泰治以警务厅长涩谷三郎的名义向伪满洲国政府治安部警务司长、哈尔滨日军特务机关长及宪兵队长、哈尔滨警察厅长、珠河县警务队长、滨江省警务指导官等处作了通报。这个通报成为决定严厉处分赵一曼的主要根据。
面对大野的不断前来试探和审问,赵一曼最初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用她在珠河亲眼看到的日寇烧掉无数老百姓的房子,杀害无数平民及妇女儿童的事实,对抗各种方式的审问。
过了几天,赵一曼改变了方式,变得沉默寡言了。即使对日本特务机关的人,除了仍然痛斥侵略者的行径外,也不高声怒骂了。赵一曼的态度变化,使人们觉得她特别可亲可爱。这同时也给敌人造成错觉,似乎赵一曼被软化了,于是逐渐放松对她的监视和防范。
大约又过了两周多时间,大野泰治被调到长春宽城子检察警官事务所集训学习,将监视赵一曼的任务交给了特务科特高股长登乐松。
大野经过两个月的受训结束后,很快又调到阿城县,无法再过问赵一曼的案子。但他回到哈尔滨时又到医院去看赵一曼。这时,赵一曼的伤已大有好转,几乎可以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步了。她对未来的斗争充满着希望。
2.最有感染力的“文学作品”
经过张柏岩医生三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赵一曼的伤势不断好转,由躺着到坐起,慢慢又扶着床能站起来。
1936年4月上旬,敌人为了便于审讯,把赵一曼从人多的大病房转移到单人的第6病房2号室(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部中西药库)。
敌人的目的很明确,隔离赵一曼与外界的联系,下一步准备进行严酷的强攻和软化手段。赵一曼非常明白敌人的目的和自己面临的危机。同时,她也看到了机会,这个有利的环境提供给她与看守警、护士单独相处的条件。
于是,奇迹便在这里发生了。
几个月来,赵一曼一直注意观察身边的每一个人。看守赵一曼的有三个警察,24小时轮流值勤。其中最年轻的是董宪勋。开始,董宪勋还有些警惕。但过了几天,他觉得赵一曼并不像上司所说的那样可怕,而且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很有学问,内涵深厚又平易近人,有着无形亲和力的女人。
而赵一曼从董宪勋那平和的眼神中看到了他的善良与同情。在他值夜班的时候,赵一曼便主动和他交谈,表示友好和亲近。通过交谈了解到,董宪勋27岁,山东省肥城人,读过几年书,因家庭生活贫困,闯关东来哈投奔远房叔叔谋生路,经人介绍当了伪警察。
针对这种情况,赵一曼进一步探问董宪勋,“你当警察每个月能挣多少薪水?”董宪勋回答:“只挣十几块钱,还不够养家糊口的。”赵一曼便惋惜地说:“你每月只挣十几块钱,还要受日本人的气,挨老百姓的骂,又违背自己的良心做事,实在是不值得。”董宪勋听了这番话,感到很惭愧。他说:“当这个差事只是为了生活,并不是愿意为日本人效力。”
自从换了病房,赵一曼和董宪勋交谈的机会就更多了,两个人彼此都更加熟悉。董宪勋表示对日本人的不满,对赵一曼身受重伤,日本人仍然折磨审问她表示同情。为了进一步激发董宪勋的爱国热情,赵一曼向他要来笔和纸,把自己耳闻目睹和所经历的事,用通俗易懂的文学笔法写出来。然后,把这些文字悄悄塞给董宪勋,叮嘱他回家再看,看完销毁,以免被敌人发现受到牵连。
促使董宪勋彻底转变的是赵一曼讲述1934年末在乌吉密一次被捕,伪军张连长暗中相救的故事。他从赵一曼那真诚和感激之情的流露,顿悟出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做。
有一天,董宪勋递给赵一曼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简短的文字,他愿做一个反满抗日的战士,同赵一曼一起到游击区去。赵一曼把纸条吞到肚子里。她告诉董宪勋这要冒生命的危险。董宪勋表示,已经做好了准备,今后一切都听赵一曼的指挥。想尽一切办法帮她逃出去。
5月,春天悄悄来到了哈尔滨,医院的院子里那一簇簇丁香花开放了,阵阵花香飘到病房里。赵一曼的伤大有好转,她拄着拐杖试探着开始在院子里散步。这时,敌人新派一个护理赵一曼的见习护士,作为主任护士的助手。她叫韩勇义,才17岁。其目的是怕赵一曼把成年护士拉拢过去,认为韩勇义年龄小,思想单纯,不易受骗。还事先警告她,赵一曼是个“大政治犯”要看好她,不能叫她死了,也不许和她多说话,送完药就走。
其实敌人的这一吩咐,反倒增加了韩勇义的正义感和好奇心。
韩勇义,1917年生,辽宁省桓仁县人。1927年跟随父母来到哈尔滨,9岁上小学。她性格开朗热情,长得俊俏,聪明大方,会说流利的俄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其伯父筹款支持马占山抗日,失败后转入关内。父亲被敌人抓去审讯,1933年被逼而死。从这时起韩勇义便记下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她和赵一曼一接触,立即发现这位“大政治犯”是个非凡的人,正是自己所追求的那种知识女性,对赵一曼产生了崇敬之情。
韩勇义见赵一曼要下地散步,就主动过来搀扶一把,看见赵一曼在丁香花前久久停留,目光追随那只自由飞舞的蝴蝶,就采一把丁香花插在一支粗口的药瓶子里,摆在赵一曼病床边窗台上。这一小小的举动,使整个病房的氛围变得温馨起来。也使赵一曼看到了新的希望。
于是,赵一曼试探地给韩勇义讲起自己的身世。韩勇义一有机会就和赵一曼倾诉衷肠,父亲死后她母亲带着她们姐弟到呼兰投奔舅舅家。在呼兰她考进女子实业学校,念了一段,因为只靠父亲留下的积蓄和舅舅的接济,生活困难,而辍学在家。后来,她说服母亲找到她父亲生前的老朋友,由他做保人,进入哈尔滨市立医院办的“看护妇养成所”(即护士班,二年制)插班学习。韩勇义刚刚毕业,就到市立医院病房实习,成为这里的见习护士。
为避免多说话,赵一曼也采取了写在纸上给韩勇义看的方式,她根据韩勇义对日本人憎恨,对美好生活向往,首先揭露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大好河山,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对中国人民烧、杀、奸淫犯下了无数的罪行。接着又以顺畅、明快的笔调描写了自己在苏联所看到的人民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过着自由、平等的生活;在珠河抗日根据地,人人拿起武器和日本鬼子斗争,妇女和儿童都参军参战。
仅仅几次交流,赵一曼便和韩勇义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许多问题上她们有相同的看法,在性格上她们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赵一曼对韩勇义小小年纪竟有如此丰富的阅历也产生敬意,两颗孤独而火热的女性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韩勇义表示,她一定竭尽全力地帮助赵一曼逃离虎口,自己也要参加到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去。
4、逃离魔掌
赵一曼被俘,王惠同牺牲,第三军二团遭到严重损失,突围出去的同志去道南与三团一起活动。后来,在珠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经过整顿、补充,重新恢复起来。敌人用武力“讨伐”围剿不但没有消灭二团,二团还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补充与发展,改编为二师。于是便想到了掌握在他们手中的赵一曼。敌人之所以不杀赵一曼,把她监禁在医院里给她治伤,目的就是作反间用。敌人把赵一曼当作手里的一张牌,他们想怎么出就怎么出。
于是,在1936年5月17日,敌人指令其日伪报社的记者到医院里对赵一曼进行“采访”。5月20日,各大报上刊登了赵一曼被捕的报道和她躺在病床上的照片,大肆进行反宣传,污蔑赵一曼是“红装白马女匪首”。下面片段引述昭和11年(1936年)5月20日刊载于《满洲日日新闻》的一篇报道,题目是:《骑上白马的红衣美女失掉丈夫投身于反满抗日运动为了工作狂奔于密林》:
身穿红装,骑上白马,跨过山林,飞驰平原,宛如密林的女王,在四处活动的赵一曼(二十七岁)是生於山东省济南府,受过苏联共产党的教育的一个美女。她作为党本部特派的妇女工作员,在疯狂进行反满抗日运动中,贼运已尽,终于同王惠同一起被捕。
……在被捕当时,她对审讯人员谈过如下心情:
我的主义是抗日。正如你们把破坏抗日会,逮捕我,当做职业,做为你们的目的。我也有我的目的,宣传反满抗日的思想,开展反满抗日运动,这就是我的目的、主义和信念。
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拼凑这篇采访文章的目的是想动摇游击根据地人民反满抗日的决心,但我们也不难从文章中看出,赵一曼的目的、主义和信念是何等的明确、坚定。
赵一曼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永不屈服的象征!董宪勋和韩勇义看到了日伪报纸上刊登的赵一曼领导部队与日伪军战斗、负伤、被俘的报道,对她更加敬重,确认她是一位真正的抗日女英雄,决心帮助她逃离虎口,也加入抗日行列。
董宪勋和韩勇义纷纷向赵一曼发誓,要帮助她逃出医院,跟她到山里去参加抗日斗争。赵一曼见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把董宪勋和韩勇义两个人互相介绍,鼓励他们的民族责任感和勇敢精神。三个人誓约共同行动,一切听从赵一曼的领导和指挥,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决不出卖别人。
在此期间,赵一曼的伤势在一天天地好转,敌人也想试探一下记者采访报上发表消息后赵一曼的反映如何?先派经常监视赵一曼的南岗警察署特务系警长张兴武来试探,张兴武劝降未成,又派心狠手毒的吴树贵,多次到赵一曼养伤的单人病室进行审讯。他们把赵一曼揪到地上,用皮带抽,用皮鞋踢她的伤处,抓住她的头发把头往墙上乱撞,用烟头烫她的手和脸,成绺地揪下她的头发,赵一曼一次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看到赵一曼的伤口一次次被打坏,张柏岩医生愤怒地向敌人提出:“你们不能这样下去了,我治好了,你们打坏,再治好了再打坏,作为医生我有救死扶伤的责任,没有增加你们折磨人次数的义务。这样下去就别再找我治了。”
看到敌人轮翻地对赵一曼审讯,而赵一曼每次都咬牙挺住,从未低下高贵的头。董宪勋和韩勇义更加关心她,爱护她,决心帮助她早日逃走。为了躲过敌人的频繁审讯,韩勇义总是尽力想方设法应付。因此,赵一曼也少受了一些折磨,伤势又慢慢好转起来。
为了早日逃离敌人的魔掌,赵一曼和董宪勋、韩勇义在病房里多次秘密策划,研究有关逃走的各种问题。最后决定由董宪勋负责计划逃走的方法、逃走的路线;由韩勇义负责筹集逃走的经费。
于是,董宪勋到道外五道街轿房定做了一顶轻便小轿。并说服从山东老家来的堂侄董广政也同意参加这一行动。
韩勇义把她父亲留给她将来结婚时用的金戒指和呢料衣服交给董宪勋拿出去“当”了,换回来现金。又在医院里偷着准备一些药物和纱布、脱脂棉、绷带等医疗用品,装在小箱子里。
6月上旬,董宪勋听说南岗区的警察要在7月份有调动的消息。他想如果他被调走了,事情就不好办了。这个意外的消息促使他加紧做准备工作。
6月24日夜里,赵一曼等三人再次密议,决定在28日夜里行动。因为这天是星期天,董宪勋值班,伪警察厅和医院都放假,闲杂人少,便于出入。
28日这天晚上天特别黑,韩勇义进入病房即给赵一曼更换衣服。董宪勋和董广政坐一辆俄国人开的汽车来到市立医院的后门,让汽车在外面等着,他俩进入医院。由于董宪勋是看守警察,谁也不敢拦挡,还以为他在执行任务。恰在这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更为他们提供了出走不被人注意的条件。
董宪勋、董广政和韩勇义三人,把赵一曼背出后门,坐上汽车,大风大雨中,由山街(今一曼街)开到文庙屠宰场后门。他们下车后将汽车打发走,赵一曼坐上那顶小轿,在风雨泥泞中艰难地向东奔去。当他们走到阿什河边时,见“万缘桥”已被水冲断,只好趟水过河。河水很深,董宪勋拉着韩勇义,董广政扶着轿子,五名轿夫摇摇晃晃挣扎着好一会儿才趟过了河。天黑路滑,湿衣服裹着腿迈不开步。他们整整走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才走到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叔叔董元策家里。
这天白天,董老汉到外边去观察动静,没敢让赵一曼他们走。吃过晚饭,董元策去找同村要好的朋友魏玉恒,求他套车送客人进山。董元策明确地告诉魏玉恒,客人是赵尚志队上的。魏老汉虽然知道危险性很大,但感到能为抗日救国出点力是应该的,不管担多大风险也要去。
当晚的下半夜,赵一曼坐上魏玉恒的三套马铁瓦轮大车,董老汉给他们带上一筐包米面干粮和几十个煮鸡蛋,准备在路上吃。赵一曼致谢道别了董老汉,坐着魏玉恒的大车,直奔宾县三区的方向而去。
第十一章 挺刑·拒供·留遗书
1.“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
6月29日早7时,换班的伪警察发现赵一曼的病房空无一人,立即向南岗警察署报告。警察署下令署员紧急集合,到医院现场进行检查。市警察厅特务科也派出许多特务,到市内各区所有的旅馆和车站、码头进行搜查,并对前一天出入市立医院第六病房的人进行严密盘问。终于在29日午后2时,找到了一个自称载过一个女病人及4名乘客到文庙后街的白俄汽车司机。根据他的供述,特务们又迅速去调查道外制作小轿的铺子和送走女病人回来的轿夫,知道了赵一曼逃走的方向。
敌人立即派特务系、司法系的警员及附近警所的警长、警士等30多人,乘大卡车连夜向阿城方向追赶。到了阿什河边,因桥被大水冲断过不去,便弃车过河继续搜索。敌人到了金家窝棚董元策家向老汉要人,董元策没有承认。于是特务们在村里抓了几匹马,顺着大车辙印骑马向前追去。
赵一曼和董宪勋、韩勇义、董广政乘魏玉恒的大车告别董元策后,趁天黑朝宾县三区方向赶路。因雨后道路泥泞,一走一滑,大车走得很慢,又怕遇到伪警察遭盘问,他们避开村庄绕道而行,因此,大车一夜只走了20多里路。
6月30日清晨,魏老汉不断地挥鞭打着拉车的三匹马,以加快赶路的步伐。突然,远处传来赶马的吆喝声和急促的马蹄声,车上所有的人都回头看,远处一队人马追过来。董宪勋抽出早已准备好的手枪。这时,赵一曼镇静地说:“不要慌,把手枪扔掉。你们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什么也别承认,就说是我花钱收买的,你们是逃婚,让我给骗出来的!”
6月30日早5时,赵一曼他们走到距游击区只有20多华里的李家屯附近,被敌人追上了。
赵一曼、韩勇义、董宪勋、董广政四人被带回哈尔滨,关押在伪哈尔滨市警察厅。敌人对他们进行分别关押审讯。董广政经过敌人的刑讯后,确无任何证据,问什么也不知道,不久被释放。
董宪勋遭到各种严酷非人的刑讯。当时,伪满警察特务所使用的刑具种类繁多,在刑讯中花样翻新。在日伪警察中有些被称作“活阎王”的人,他们蔑视人权,搜肠刮肚地想出许多新刑罚,用以摧残人的肉体,折磨人的精神。日伪警察特务把那些伤人、致人死地的残酷肉体刑法归纳起来,称之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刑法。董宪勋挺刑拒供,没有泄露任何秘密,对帮助赵一曼逃走投奔游击区表示没有任何悔意。最后因受刑过重死于狱中。
韩勇义在哈尔滨警察厅刑事所也遭受多种酷刑折磨,日本特务林宽重亲自审讯她,给她“上大挂”,用烟头和炭火烧她的脸和胸部。残酷的敌人在她身上使用了电刑。她从未扎过耳朵眼,敌人在她的耳垂上扎眼穿上电线,然后一次次地加大电流量。这种电刑对她的大脑、心脏刺激很大,毁坏了她的记忆力和心身健康。
韩勇义被敌人折磨得多次昏死过去,遍体鳞伤,但她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表现了一个爱国者高尚的民族气节。
韩勇义后来被关押在道里监狱女监房,在狱中仍顽强地与敌人斗争。为营救女儿,韩母变卖家产,花钱多方找人帮助营救。1937年6月16日上午11时,伪南岗区法院正式宣判,判处韩勇义有期徒刑4个月,折合过在押天数,于同年7月8日期满释放出狱。
韩勇义出狱后,她母亲把她接回呼兰家中,但仍受呼兰县警察所的监视,没有行动自由。直到抗日战争胜利,韩勇义在李兆麟将军领导的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为苏联红军当过翻译。但由于她在狱中受到酷刑折磨,得了肺病和肋膜炎等慢性病,经常复发,于1949年2月12日,病逝于哈尔滨市立医院,时年29岁。
2.摧不垮的精神
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关进哈尔滨市伪警察厅刑事科的临时拘留所里。这是一座欧洲古典主义建筑,原为东省特别区图书馆而建,白色的三层大楼,正面矗立着六根克林斯廊柱,其庄严神圣造型酷似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1933年被伪满哈尔滨警察厅占据。就在这座大楼里,日伪警察对赵一曼施行了灭绝人性的摧残和折磨。
把赵一曼从逃跑中追捕回来,决定由日本特高股长、警佐林宽重与警务厅特务科共同对赵一曼进行审讯。
第一次审讯,赵一曼由两个伪警察架着,带到一个经过一番布置的审讯室,林宽重还儒雅恭敬地站起来说:“赵女士,请坐。”赵一曼摆脱架着他的伪警察,环视了一下审讯室,平静地坐在椅子上。这样的泰然自若,是这个楞装儒雅的林宽重所没有想到的。审讯没有按一般的程序进行,林宽重以谦就的语调说:“听说赵女士是个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又有这样俊俏的一张脸,真是可惜了你这个人才了。如果能痛改前非,为帝国所用,我包你实现才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赵一曼轻蔑地说:“这你是打错了算盘,在你们没占领之前我已经享受过荣华富贵,是你们破坏了我本来很幸福的生活。让我为日本人做事,绝不可能。”
林宽重听到赵一曼掷地有声的回答,感到很没面子。但仍耐着性子说:“也不让你做更多的事,现在你只要说出你们到宾县去和谁联系,你们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我就可以放了你。”赵一曼平静地说:“再一次让你们抓回来,我就没想再活着出去。我要告诉你们的是,那个董警士和韩护士,是被我骗走的,我说我们那边如何好,帮助我出去将来把我的家产分给他们。我的事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你先把他们放了吧。”
林宽重奸笑着说:“你当我是大野君那么好骗,凡是能帮助你的人心都变得和你一样硬,只几个月时间,他们就都成了你死心塌地的同党了。现在你就想想你自己的事吧。”赵一曼说:“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不知道的事情,没法告诉你,我们组织的秘密,也不可能告诉你。”
林宽重被赵一曼的两句话激怒了,他凶相毕露地嚎叫着:“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赵一曼很轻松地回答:“我知道,自从东北被你们占据以来,这里就成了人间地狱。”
“来人,就让这娘们儿尝尝我这地狱里也没有的五种刑罚。”林宽重恼羞成怒地嚎叫着。早就等候在外面的两个凶手,把赵一曼拖到了刑讯室。看到大挂上吊着毫无生气的人;冒着火光的炭火盆、烧红的烙铁、钢钎插在炭火盆里;室内弥漫着焦糊的气味;木凳、木椅上套着带有血的绳索;各种从未见过的刑具杂乱地摆放着;墙上、地上血迹斑斑。这真可谓传说中的十八层地狱。
赵一曼自从被追捕回来就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不管敌人玩什么花招,采取多么凶残的手段,都决不会屈服。
对赵一曼用刑的主凶,是外号叫“小阎王”的吴树桂,这是个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在大特务林宽重和滑宝珊的指使和监督下,凶手用钢针刺入她的手指,用铁条拧她腿部快愈合的伤口,用烧红的铁钎和烙铁烙她的背部和胸部,赵一曼被折磨得一次次昏死过去。凶残的敌人一边施威,还一边狂叫着:“你说不说?”赵一曼咬着牙说:“你们让我说什么,我有幸活着看到了阎罗妖的十八层地狱!”
面对这样一个看上去柔弱的女人,特务头子林宽重无法理解,她怎么会有如此坚强的意志,难道她是铁做的不成?赵一曼怒斥林宽重说:“你们这些强盗,可以让整座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肉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打败不了中国人的抗日决心。”
凶手们又用辣椒水和掺了小米的汽油往赵一曼的嘴和鼻孔里灌,再喷出来的都是血珠。本来就有肺病的赵一曼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敌人不得不停止审讯,把她关押在警察厅一个临时房间里,只要从外面锁上门,插翅也飞不出去。敌人从赵一曼身上看到了一种无法理解又不可征服的力量。于是采用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生不如死的精神摧残手段,在赵一曼身上大发淫威,多次施行了企图摧毁赵一曼精神的电刑,还有难以启齿的专门刺伤女性柔弱之处的兽刑……
然而,敌人只能摧残赵一曼的肉体,却无法摧垮她的精神。用刑的结果,他们得到的除了痛骂,没有得到任何口供。只得将赵一曼又转手交给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
3.两份遗书
敌人无法使赵一曼屈服,只能从失败中找到安慰,企图使这个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女人在他们的眼前消失,同时也用她的死来威吓她领导下的这块“红透三尺”的抗日沃土上的人民。
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长涩谷三郎批准了警务科将赵一曼处以死刑的报告,又与哈尔滨宪兵队商议后,决定将赵一曼押回她战斗过的珠河县去“示众”执行死刑。
1936年8月2日凌晨,赵一曼被敌人押上开往珠河的火车。这时,她心中明白,自己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她静静地靠在车厢后背上,凝视着车窗外薄雾笼罩的田野、树木、村庄闪过的倒影,回顾自己短暂人生所走过的路程,一幕幕往事历历在目……
想到宁儿,赵一曼的眼睛有些湿润,这是母亲心中最柔弱之处,从孩子的出生到远走,那是怎样难以忘怀的一段伤痛,那是痛在心里,伤在情中。赵一曼向押解她的宪兵要来纸和笔,写下一个母亲对儿子想说的话。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此时,赵一曼希望这份遗言能转到宁儿的手里,表达她做母亲的遗憾和对儿子的希望。然而,他转念一想,首先看到这遗言的是杀害自己的敌人,这些残酷而暂时强大的敌人,也许会拿着她的遗书作为口实,去寻找迫害她的宁儿,于是,她拿起笔,又写了一份与她编造的口供一致的另一份遗书,看起来好像是余言未尽有所补充。
亲爱的我的可怜的孩子:
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今天这样不幸的最后,谁又能知道呢?
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养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我的孩子啊!
母亲也没有可说的话了。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在临死前的你的母亲
这两份遗书是伪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中,用日文真实地记录下来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在押送途中,她虽然感到死亡迫近,但丝毫没有惊慌,反而说:‘为抗日斗争而死才是光荣的。’她希望给她的儿子写一遗书,从押送的职员处借了笔和纸,前后两次,写了反满抗日的遗书。”
敌伪档案中记录下来的赵一曼留给儿子的两份遗书
后一份遗书中,“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是赵一曼在假口供中一直说的丈夫张子明。”我们可以从这后一份遗书中看到,赵一曼在牺牲的临头,思想还是那样严密,想的还是对敌人斗争的策略,保守党的机密,“希望孩子壮大成人后,代替母亲继续斗争”。这是怎样一种情怀,如此博大的母爱。
4.高高举起血红的旗帜
1936年8月2日清晨,一声汽笛嘶鸣,押解赵一曼的火车由哈尔滨开进了珠河站,火车站布满了上好刺刀的武装军警,如临大敌一般。这时从火车上走下来戴着手铐和脚镣的赵一曼和同时被俘的周伯学,赵一曼带着微笑向这位小自己几岁的战友行注目礼,这目光中满含着亲切、和蔼、信任和鼓励。
接着,赵一曼和周伯学又分别被架到两辆事先准备好的马车上。马蹄声,日伪军警驱赶街上百姓的吼叫声,打破了珠河县城的寂静,两队端着刺刀的鬼子兵,把马车夹在当中,缓缓穿过小城的街市,向北门外方向走去。
赵一曼挺直身驱,昂着头颅,迎着晨风,望着这小城熟悉的街道和路两旁父老乡亲的依依惜别的目光。
这时,人群中有人认出了她,喊了声“瘦李子”、“赵一曼”,接着又传来了哭声……
这哭声,提醒了她,敌人这是拿她示众,用她的死来威吓珠河的老百姓,我热爱这片土地,不能让乡亲们失望。这时她想起了李清照的著名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想起了自己最爱唱的那首法国歌曲《红旗歌》。
赵一曼怀着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对珠河人民的深情眷念,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刻骨仇恨,放开喉咙,唱起悲壮的《红旗歌》: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
收殓着战士的尸体。
尸体还没有僵硬,
鲜血已染红了旗帜。
·····
牢狱和断头台来就来你的,
这就是我们的告别歌。
站在路两旁的群众,被赵一曼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所感动,被赵一曼这激昂的告别歌声所鼓舞,他们紧紧攥着拳头,心中燃烧起对敌人仇恨的怒火。沿途的乡亲们,听着、看着,眼里滚动着泪水,有一些年轻人在默默地跟着,为赵一曼送行……
马车来到小北门外敌人的刑场,赵一曼从容地下了马车,两个宪兵要上前来架她,被她用力甩开。
这时,东方的太阳刚刚升起,血红的光芒照耀着赵一曼,她那被折磨得憔悴而瘦弱的脸上此刻闪着异样的光彩。她迎着灿烂的阳光,迈着艰难的步子向前走去。面对着一排黑洞洞的枪口,赵一曼昂首挺胸,稳稳地在草丛中站定,如同被阳光拥裹着的一尊女神的雕像。
“赵一曼,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一个日本宪兵队的准尉,走到赵一曼面前问她。赵一曼说:“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在关内有一个七岁的儿子,如果能把我的遗言转交给他,我要说的话都写在上面。”
赵一曼牺牲地珠河小北门外
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赵一曼深情地望一眼远方的地平线,这是哺育她成长的祖国大地,又环视一下围观的群众,需要给他们斗争的力量,于是,她举起带铐的双手,发出最后的呐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罪恶的枪声响了,赵一曼那单薄而瘦弱的身躯轻柔地倒在血泊中……
赵一曼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虽然死去,但她的生命是另一种开始,她的灵魂升腾为一种不可磨灭的精神!这种精神凝聚为一种不可战胜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也已上升为人类永恒的和平精神!
在中国历史上,赵一曼是一面永远鲜红的旗帜!
在人类和平与反法西斯斗争的历史上,赵一曼也是一面永远鲜红的旗帜!□
(完)
她就是著名的时代先觉者,民族自由解放的女神——赵一曼。
本刊连载《赵一曼传》一书,此书,真实全面地记述了赵一曼的生平事迹、心路历程及后续评说。
第十章 碎骨·柔肩·担道义
1.24块碎骨片
1935年11月27日,大野泰治等四人押解赵一曼,从珠河坐火车回到哈尔滨。把赵一曼关押在伪滨江省警务厅地下室拘留所(现哈尔滨铁路第二中学的地下室)里。
大野泰治向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长、警正山浦公久、特高股长登乐松等报告了有关审讯赵一曼的情况,并提出大胆的利用赵一曼做破坏抗日组织的反间计划。
此间,大野泰治与登乐松等每天对赵一曼进行审讯,除了严刑拷打,也用软化的假仁慈手段,叫来好饭好菜请赵一曼吃,赵一曼不但不吃,反而把碗都摔碎了。
各种威逼利诱,都无法使赵一曼讲出任何有用的情况。此时,赵一曼的伤口恶化,生命垂危。
大野又同以上几个人商量,最后决定把赵一曼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去监视住院治疗。
12月13日晚,赵一曼被以王氏的假名安插在市立医院住院处楼下第一病房里,这里是一个有10几个伤病犯人住的大病房。
为赵一曼治伤的主治医生是张柏岩,他认真检查了赵一曼的伤势。她全身有三处枪伤,左手腕的贯通枪伤,从受伤到住院将近一个月时间已经好转,左大腿是“七九”步枪子弹伤,大腿根部和膝盖两处,其根部为重伤。伤后20多天,没有治疗,创面已溃烂化脓。经过腿部X光片照相,大腿骨粉碎性骨折,有24块碎骨片散乱在肉里,其伤势危重。张柏岩为这位抗日女伤员的坚强、承受痛苦的能力而深感敬佩。
监禁在哈尔滨市立医院后,大野泰治向山浦公久特务科长提交了审问赵一曼的报告书,其内容详述了在珠河县审讯情况,最后附加上:“赵一曼是中国共产党珠河县委员会委员,在党的工作上有与赵尚志同等的权力,因为她是北满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所以通过对该人的严厉审讯,有可能澄清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大野泰治以警务厅长涩谷三郎的名义向伪满洲国政府治安部警务司长、哈尔滨日军特务机关长及宪兵队长、哈尔滨警察厅长、珠河县警务队长、滨江省警务指导官等处作了通报。这个通报成为决定严厉处分赵一曼的主要根据。
面对大野的不断前来试探和审问,赵一曼最初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用她在珠河亲眼看到的日寇烧掉无数老百姓的房子,杀害无数平民及妇女儿童的事实,对抗各种方式的审问。
过了几天,赵一曼改变了方式,变得沉默寡言了。即使对日本特务机关的人,除了仍然痛斥侵略者的行径外,也不高声怒骂了。赵一曼的态度变化,使人们觉得她特别可亲可爱。这同时也给敌人造成错觉,似乎赵一曼被软化了,于是逐渐放松对她的监视和防范。
大约又过了两周多时间,大野泰治被调到长春宽城子检察警官事务所集训学习,将监视赵一曼的任务交给了特务科特高股长登乐松。
大野经过两个月的受训结束后,很快又调到阿城县,无法再过问赵一曼的案子。但他回到哈尔滨时又到医院去看赵一曼。这时,赵一曼的伤已大有好转,几乎可以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步了。她对未来的斗争充满着希望。
2.最有感染力的“文学作品”
经过张柏岩医生三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赵一曼的伤势不断好转,由躺着到坐起,慢慢又扶着床能站起来。
1936年4月上旬,敌人为了便于审讯,把赵一曼从人多的大病房转移到单人的第6病房2号室(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部中西药库)。
敌人的目的很明确,隔离赵一曼与外界的联系,下一步准备进行严酷的强攻和软化手段。赵一曼非常明白敌人的目的和自己面临的危机。同时,她也看到了机会,这个有利的环境提供给她与看守警、护士单独相处的条件。
于是,奇迹便在这里发生了。
几个月来,赵一曼一直注意观察身边的每一个人。看守赵一曼的有三个警察,24小时轮流值勤。其中最年轻的是董宪勋。开始,董宪勋还有些警惕。但过了几天,他觉得赵一曼并不像上司所说的那样可怕,而且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很有学问,内涵深厚又平易近人,有着无形亲和力的女人。
而赵一曼从董宪勋那平和的眼神中看到了他的善良与同情。在他值夜班的时候,赵一曼便主动和他交谈,表示友好和亲近。通过交谈了解到,董宪勋27岁,山东省肥城人,读过几年书,因家庭生活贫困,闯关东来哈投奔远房叔叔谋生路,经人介绍当了伪警察。
针对这种情况,赵一曼进一步探问董宪勋,“你当警察每个月能挣多少薪水?”董宪勋回答:“只挣十几块钱,还不够养家糊口的。”赵一曼便惋惜地说:“你每月只挣十几块钱,还要受日本人的气,挨老百姓的骂,又违背自己的良心做事,实在是不值得。”董宪勋听了这番话,感到很惭愧。他说:“当这个差事只是为了生活,并不是愿意为日本人效力。”
自从换了病房,赵一曼和董宪勋交谈的机会就更多了,两个人彼此都更加熟悉。董宪勋表示对日本人的不满,对赵一曼身受重伤,日本人仍然折磨审问她表示同情。为了进一步激发董宪勋的爱国热情,赵一曼向他要来笔和纸,把自己耳闻目睹和所经历的事,用通俗易懂的文学笔法写出来。然后,把这些文字悄悄塞给董宪勋,叮嘱他回家再看,看完销毁,以免被敌人发现受到牵连。
促使董宪勋彻底转变的是赵一曼讲述1934年末在乌吉密一次被捕,伪军张连长暗中相救的故事。他从赵一曼那真诚和感激之情的流露,顿悟出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做。
有一天,董宪勋递给赵一曼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简短的文字,他愿做一个反满抗日的战士,同赵一曼一起到游击区去。赵一曼把纸条吞到肚子里。她告诉董宪勋这要冒生命的危险。董宪勋表示,已经做好了准备,今后一切都听赵一曼的指挥。想尽一切办法帮她逃出去。
5月,春天悄悄来到了哈尔滨,医院的院子里那一簇簇丁香花开放了,阵阵花香飘到病房里。赵一曼的伤大有好转,她拄着拐杖试探着开始在院子里散步。这时,敌人新派一个护理赵一曼的见习护士,作为主任护士的助手。她叫韩勇义,才17岁。其目的是怕赵一曼把成年护士拉拢过去,认为韩勇义年龄小,思想单纯,不易受骗。还事先警告她,赵一曼是个“大政治犯”要看好她,不能叫她死了,也不许和她多说话,送完药就走。
其实敌人的这一吩咐,反倒增加了韩勇义的正义感和好奇心。
韩勇义,1917年生,辽宁省桓仁县人。1927年跟随父母来到哈尔滨,9岁上小学。她性格开朗热情,长得俊俏,聪明大方,会说流利的俄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其伯父筹款支持马占山抗日,失败后转入关内。父亲被敌人抓去审讯,1933年被逼而死。从这时起韩勇义便记下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她和赵一曼一接触,立即发现这位“大政治犯”是个非凡的人,正是自己所追求的那种知识女性,对赵一曼产生了崇敬之情。
韩勇义见赵一曼要下地散步,就主动过来搀扶一把,看见赵一曼在丁香花前久久停留,目光追随那只自由飞舞的蝴蝶,就采一把丁香花插在一支粗口的药瓶子里,摆在赵一曼病床边窗台上。这一小小的举动,使整个病房的氛围变得温馨起来。也使赵一曼看到了新的希望。
于是,赵一曼试探地给韩勇义讲起自己的身世。韩勇义一有机会就和赵一曼倾诉衷肠,父亲死后她母亲带着她们姐弟到呼兰投奔舅舅家。在呼兰她考进女子实业学校,念了一段,因为只靠父亲留下的积蓄和舅舅的接济,生活困难,而辍学在家。后来,她说服母亲找到她父亲生前的老朋友,由他做保人,进入哈尔滨市立医院办的“看护妇养成所”(即护士班,二年制)插班学习。韩勇义刚刚毕业,就到市立医院病房实习,成为这里的见习护士。
为避免多说话,赵一曼也采取了写在纸上给韩勇义看的方式,她根据韩勇义对日本人憎恨,对美好生活向往,首先揭露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大好河山,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对中国人民烧、杀、奸淫犯下了无数的罪行。接着又以顺畅、明快的笔调描写了自己在苏联所看到的人民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过着自由、平等的生活;在珠河抗日根据地,人人拿起武器和日本鬼子斗争,妇女和儿童都参军参战。
仅仅几次交流,赵一曼便和韩勇义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许多问题上她们有相同的看法,在性格上她们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赵一曼对韩勇义小小年纪竟有如此丰富的阅历也产生敬意,两颗孤独而火热的女性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韩勇义表示,她一定竭尽全力地帮助赵一曼逃离虎口,自己也要参加到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去。
4、逃离魔掌
赵一曼被俘,王惠同牺牲,第三军二团遭到严重损失,突围出去的同志去道南与三团一起活动。后来,在珠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经过整顿、补充,重新恢复起来。敌人用武力“讨伐”围剿不但没有消灭二团,二团还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补充与发展,改编为二师。于是便想到了掌握在他们手中的赵一曼。敌人之所以不杀赵一曼,把她监禁在医院里给她治伤,目的就是作反间用。敌人把赵一曼当作手里的一张牌,他们想怎么出就怎么出。
于是,在1936年5月17日,敌人指令其日伪报社的记者到医院里对赵一曼进行“采访”。5月20日,各大报上刊登了赵一曼被捕的报道和她躺在病床上的照片,大肆进行反宣传,污蔑赵一曼是“红装白马女匪首”。下面片段引述昭和11年(1936年)5月20日刊载于《满洲日日新闻》的一篇报道,题目是:《骑上白马的红衣美女失掉丈夫投身于反满抗日运动为了工作狂奔于密林》:
身穿红装,骑上白马,跨过山林,飞驰平原,宛如密林的女王,在四处活动的赵一曼(二十七岁)是生於山东省济南府,受过苏联共产党的教育的一个美女。她作为党本部特派的妇女工作员,在疯狂进行反满抗日运动中,贼运已尽,终于同王惠同一起被捕。
……在被捕当时,她对审讯人员谈过如下心情:
我的主义是抗日。正如你们把破坏抗日会,逮捕我,当做职业,做为你们的目的。我也有我的目的,宣传反满抗日的思想,开展反满抗日运动,这就是我的目的、主义和信念。
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拼凑这篇采访文章的目的是想动摇游击根据地人民反满抗日的决心,但我们也不难从文章中看出,赵一曼的目的、主义和信念是何等的明确、坚定。
赵一曼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永不屈服的象征!董宪勋和韩勇义看到了日伪报纸上刊登的赵一曼领导部队与日伪军战斗、负伤、被俘的报道,对她更加敬重,确认她是一位真正的抗日女英雄,决心帮助她逃离虎口,也加入抗日行列。
董宪勋和韩勇义纷纷向赵一曼发誓,要帮助她逃出医院,跟她到山里去参加抗日斗争。赵一曼见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把董宪勋和韩勇义两个人互相介绍,鼓励他们的民族责任感和勇敢精神。三个人誓约共同行动,一切听从赵一曼的领导和指挥,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决不出卖别人。
在此期间,赵一曼的伤势在一天天地好转,敌人也想试探一下记者采访报上发表消息后赵一曼的反映如何?先派经常监视赵一曼的南岗警察署特务系警长张兴武来试探,张兴武劝降未成,又派心狠手毒的吴树贵,多次到赵一曼养伤的单人病室进行审讯。他们把赵一曼揪到地上,用皮带抽,用皮鞋踢她的伤处,抓住她的头发把头往墙上乱撞,用烟头烫她的手和脸,成绺地揪下她的头发,赵一曼一次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看到赵一曼的伤口一次次被打坏,张柏岩医生愤怒地向敌人提出:“你们不能这样下去了,我治好了,你们打坏,再治好了再打坏,作为医生我有救死扶伤的责任,没有增加你们折磨人次数的义务。这样下去就别再找我治了。”
看到敌人轮翻地对赵一曼审讯,而赵一曼每次都咬牙挺住,从未低下高贵的头。董宪勋和韩勇义更加关心她,爱护她,决心帮助她早日逃走。为了躲过敌人的频繁审讯,韩勇义总是尽力想方设法应付。因此,赵一曼也少受了一些折磨,伤势又慢慢好转起来。
为了早日逃离敌人的魔掌,赵一曼和董宪勋、韩勇义在病房里多次秘密策划,研究有关逃走的各种问题。最后决定由董宪勋负责计划逃走的方法、逃走的路线;由韩勇义负责筹集逃走的经费。
于是,董宪勋到道外五道街轿房定做了一顶轻便小轿。并说服从山东老家来的堂侄董广政也同意参加这一行动。
韩勇义把她父亲留给她将来结婚时用的金戒指和呢料衣服交给董宪勋拿出去“当”了,换回来现金。又在医院里偷着准备一些药物和纱布、脱脂棉、绷带等医疗用品,装在小箱子里。
6月上旬,董宪勋听说南岗区的警察要在7月份有调动的消息。他想如果他被调走了,事情就不好办了。这个意外的消息促使他加紧做准备工作。
6月24日夜里,赵一曼等三人再次密议,决定在28日夜里行动。因为这天是星期天,董宪勋值班,伪警察厅和医院都放假,闲杂人少,便于出入。
28日这天晚上天特别黑,韩勇义进入病房即给赵一曼更换衣服。董宪勋和董广政坐一辆俄国人开的汽车来到市立医院的后门,让汽车在外面等着,他俩进入医院。由于董宪勋是看守警察,谁也不敢拦挡,还以为他在执行任务。恰在这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更为他们提供了出走不被人注意的条件。
董宪勋、董广政和韩勇义三人,把赵一曼背出后门,坐上汽车,大风大雨中,由山街(今一曼街)开到文庙屠宰场后门。他们下车后将汽车打发走,赵一曼坐上那顶小轿,在风雨泥泞中艰难地向东奔去。当他们走到阿什河边时,见“万缘桥”已被水冲断,只好趟水过河。河水很深,董宪勋拉着韩勇义,董广政扶着轿子,五名轿夫摇摇晃晃挣扎着好一会儿才趟过了河。天黑路滑,湿衣服裹着腿迈不开步。他们整整走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才走到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叔叔董元策家里。
这天白天,董老汉到外边去观察动静,没敢让赵一曼他们走。吃过晚饭,董元策去找同村要好的朋友魏玉恒,求他套车送客人进山。董元策明确地告诉魏玉恒,客人是赵尚志队上的。魏老汉虽然知道危险性很大,但感到能为抗日救国出点力是应该的,不管担多大风险也要去。
当晚的下半夜,赵一曼坐上魏玉恒的三套马铁瓦轮大车,董老汉给他们带上一筐包米面干粮和几十个煮鸡蛋,准备在路上吃。赵一曼致谢道别了董老汉,坐着魏玉恒的大车,直奔宾县三区的方向而去。
第十一章 挺刑·拒供·留遗书
1.“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
6月29日早7时,换班的伪警察发现赵一曼的病房空无一人,立即向南岗警察署报告。警察署下令署员紧急集合,到医院现场进行检查。市警察厅特务科也派出许多特务,到市内各区所有的旅馆和车站、码头进行搜查,并对前一天出入市立医院第六病房的人进行严密盘问。终于在29日午后2时,找到了一个自称载过一个女病人及4名乘客到文庙后街的白俄汽车司机。根据他的供述,特务们又迅速去调查道外制作小轿的铺子和送走女病人回来的轿夫,知道了赵一曼逃走的方向。
敌人立即派特务系、司法系的警员及附近警所的警长、警士等30多人,乘大卡车连夜向阿城方向追赶。到了阿什河边,因桥被大水冲断过不去,便弃车过河继续搜索。敌人到了金家窝棚董元策家向老汉要人,董元策没有承认。于是特务们在村里抓了几匹马,顺着大车辙印骑马向前追去。
赵一曼和董宪勋、韩勇义、董广政乘魏玉恒的大车告别董元策后,趁天黑朝宾县三区方向赶路。因雨后道路泥泞,一走一滑,大车走得很慢,又怕遇到伪警察遭盘问,他们避开村庄绕道而行,因此,大车一夜只走了20多里路。
6月30日清晨,魏老汉不断地挥鞭打着拉车的三匹马,以加快赶路的步伐。突然,远处传来赶马的吆喝声和急促的马蹄声,车上所有的人都回头看,远处一队人马追过来。董宪勋抽出早已准备好的手枪。这时,赵一曼镇静地说:“不要慌,把手枪扔掉。你们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什么也别承认,就说是我花钱收买的,你们是逃婚,让我给骗出来的!”
6月30日早5时,赵一曼他们走到距游击区只有20多华里的李家屯附近,被敌人追上了。
赵一曼、韩勇义、董宪勋、董广政四人被带回哈尔滨,关押在伪哈尔滨市警察厅。敌人对他们进行分别关押审讯。董广政经过敌人的刑讯后,确无任何证据,问什么也不知道,不久被释放。
董宪勋遭到各种严酷非人的刑讯。当时,伪满警察特务所使用的刑具种类繁多,在刑讯中花样翻新。在日伪警察中有些被称作“活阎王”的人,他们蔑视人权,搜肠刮肚地想出许多新刑罚,用以摧残人的肉体,折磨人的精神。日伪警察特务把那些伤人、致人死地的残酷肉体刑法归纳起来,称之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刑法。董宪勋挺刑拒供,没有泄露任何秘密,对帮助赵一曼逃走投奔游击区表示没有任何悔意。最后因受刑过重死于狱中。
韩勇义在哈尔滨警察厅刑事所也遭受多种酷刑折磨,日本特务林宽重亲自审讯她,给她“上大挂”,用烟头和炭火烧她的脸和胸部。残酷的敌人在她身上使用了电刑。她从未扎过耳朵眼,敌人在她的耳垂上扎眼穿上电线,然后一次次地加大电流量。这种电刑对她的大脑、心脏刺激很大,毁坏了她的记忆力和心身健康。
韩勇义被敌人折磨得多次昏死过去,遍体鳞伤,但她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表现了一个爱国者高尚的民族气节。
韩勇义后来被关押在道里监狱女监房,在狱中仍顽强地与敌人斗争。为营救女儿,韩母变卖家产,花钱多方找人帮助营救。1937年6月16日上午11时,伪南岗区法院正式宣判,判处韩勇义有期徒刑4个月,折合过在押天数,于同年7月8日期满释放出狱。
韩勇义出狱后,她母亲把她接回呼兰家中,但仍受呼兰县警察所的监视,没有行动自由。直到抗日战争胜利,韩勇义在李兆麟将军领导的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为苏联红军当过翻译。但由于她在狱中受到酷刑折磨,得了肺病和肋膜炎等慢性病,经常复发,于1949年2月12日,病逝于哈尔滨市立医院,时年29岁。
2.摧不垮的精神
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关进哈尔滨市伪警察厅刑事科的临时拘留所里。这是一座欧洲古典主义建筑,原为东省特别区图书馆而建,白色的三层大楼,正面矗立着六根克林斯廊柱,其庄严神圣造型酷似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1933年被伪满哈尔滨警察厅占据。就在这座大楼里,日伪警察对赵一曼施行了灭绝人性的摧残和折磨。
把赵一曼从逃跑中追捕回来,决定由日本特高股长、警佐林宽重与警务厅特务科共同对赵一曼进行审讯。
第一次审讯,赵一曼由两个伪警察架着,带到一个经过一番布置的审讯室,林宽重还儒雅恭敬地站起来说:“赵女士,请坐。”赵一曼摆脱架着他的伪警察,环视了一下审讯室,平静地坐在椅子上。这样的泰然自若,是这个楞装儒雅的林宽重所没有想到的。审讯没有按一般的程序进行,林宽重以谦就的语调说:“听说赵女士是个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又有这样俊俏的一张脸,真是可惜了你这个人才了。如果能痛改前非,为帝国所用,我包你实现才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赵一曼轻蔑地说:“这你是打错了算盘,在你们没占领之前我已经享受过荣华富贵,是你们破坏了我本来很幸福的生活。让我为日本人做事,绝不可能。”
林宽重听到赵一曼掷地有声的回答,感到很没面子。但仍耐着性子说:“也不让你做更多的事,现在你只要说出你们到宾县去和谁联系,你们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我就可以放了你。”赵一曼平静地说:“再一次让你们抓回来,我就没想再活着出去。我要告诉你们的是,那个董警士和韩护士,是被我骗走的,我说我们那边如何好,帮助我出去将来把我的家产分给他们。我的事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你先把他们放了吧。”
林宽重奸笑着说:“你当我是大野君那么好骗,凡是能帮助你的人心都变得和你一样硬,只几个月时间,他们就都成了你死心塌地的同党了。现在你就想想你自己的事吧。”赵一曼说:“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不知道的事情,没法告诉你,我们组织的秘密,也不可能告诉你。”
林宽重被赵一曼的两句话激怒了,他凶相毕露地嚎叫着:“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赵一曼很轻松地回答:“我知道,自从东北被你们占据以来,这里就成了人间地狱。”
“来人,就让这娘们儿尝尝我这地狱里也没有的五种刑罚。”林宽重恼羞成怒地嚎叫着。早就等候在外面的两个凶手,把赵一曼拖到了刑讯室。看到大挂上吊着毫无生气的人;冒着火光的炭火盆、烧红的烙铁、钢钎插在炭火盆里;室内弥漫着焦糊的气味;木凳、木椅上套着带有血的绳索;各种从未见过的刑具杂乱地摆放着;墙上、地上血迹斑斑。这真可谓传说中的十八层地狱。
赵一曼自从被追捕回来就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不管敌人玩什么花招,采取多么凶残的手段,都决不会屈服。
对赵一曼用刑的主凶,是外号叫“小阎王”的吴树桂,这是个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在大特务林宽重和滑宝珊的指使和监督下,凶手用钢针刺入她的手指,用铁条拧她腿部快愈合的伤口,用烧红的铁钎和烙铁烙她的背部和胸部,赵一曼被折磨得一次次昏死过去。凶残的敌人一边施威,还一边狂叫着:“你说不说?”赵一曼咬着牙说:“你们让我说什么,我有幸活着看到了阎罗妖的十八层地狱!”
面对这样一个看上去柔弱的女人,特务头子林宽重无法理解,她怎么会有如此坚强的意志,难道她是铁做的不成?赵一曼怒斥林宽重说:“你们这些强盗,可以让整座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肉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打败不了中国人的抗日决心。”
凶手们又用辣椒水和掺了小米的汽油往赵一曼的嘴和鼻孔里灌,再喷出来的都是血珠。本来就有肺病的赵一曼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敌人不得不停止审讯,把她关押在警察厅一个临时房间里,只要从外面锁上门,插翅也飞不出去。敌人从赵一曼身上看到了一种无法理解又不可征服的力量。于是采用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生不如死的精神摧残手段,在赵一曼身上大发淫威,多次施行了企图摧毁赵一曼精神的电刑,还有难以启齿的专门刺伤女性柔弱之处的兽刑……
然而,敌人只能摧残赵一曼的肉体,却无法摧垮她的精神。用刑的结果,他们得到的除了痛骂,没有得到任何口供。只得将赵一曼又转手交给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
3.两份遗书
敌人无法使赵一曼屈服,只能从失败中找到安慰,企图使这个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女人在他们的眼前消失,同时也用她的死来威吓她领导下的这块“红透三尺”的抗日沃土上的人民。
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长涩谷三郎批准了警务科将赵一曼处以死刑的报告,又与哈尔滨宪兵队商议后,决定将赵一曼押回她战斗过的珠河县去“示众”执行死刑。
1936年8月2日凌晨,赵一曼被敌人押上开往珠河的火车。这时,她心中明白,自己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她静静地靠在车厢后背上,凝视着车窗外薄雾笼罩的田野、树木、村庄闪过的倒影,回顾自己短暂人生所走过的路程,一幕幕往事历历在目……
想到宁儿,赵一曼的眼睛有些湿润,这是母亲心中最柔弱之处,从孩子的出生到远走,那是怎样难以忘怀的一段伤痛,那是痛在心里,伤在情中。赵一曼向押解她的宪兵要来纸和笔,写下一个母亲对儿子想说的话。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此时,赵一曼希望这份遗言能转到宁儿的手里,表达她做母亲的遗憾和对儿子的希望。然而,他转念一想,首先看到这遗言的是杀害自己的敌人,这些残酷而暂时强大的敌人,也许会拿着她的遗书作为口实,去寻找迫害她的宁儿,于是,她拿起笔,又写了一份与她编造的口供一致的另一份遗书,看起来好像是余言未尽有所补充。
亲爱的我的可怜的孩子:
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今天这样不幸的最后,谁又能知道呢?
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养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我的孩子啊!
母亲也没有可说的话了。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在临死前的你的母亲
这两份遗书是伪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中,用日文真实地记录下来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在押送途中,她虽然感到死亡迫近,但丝毫没有惊慌,反而说:‘为抗日斗争而死才是光荣的。’她希望给她的儿子写一遗书,从押送的职员处借了笔和纸,前后两次,写了反满抗日的遗书。”
敌伪档案中记录下来的赵一曼留给儿子的两份遗书
后一份遗书中,“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是赵一曼在假口供中一直说的丈夫张子明。”我们可以从这后一份遗书中看到,赵一曼在牺牲的临头,思想还是那样严密,想的还是对敌人斗争的策略,保守党的机密,“希望孩子壮大成人后,代替母亲继续斗争”。这是怎样一种情怀,如此博大的母爱。
4.高高举起血红的旗帜
1936年8月2日清晨,一声汽笛嘶鸣,押解赵一曼的火车由哈尔滨开进了珠河站,火车站布满了上好刺刀的武装军警,如临大敌一般。这时从火车上走下来戴着手铐和脚镣的赵一曼和同时被俘的周伯学,赵一曼带着微笑向这位小自己几岁的战友行注目礼,这目光中满含着亲切、和蔼、信任和鼓励。
接着,赵一曼和周伯学又分别被架到两辆事先准备好的马车上。马蹄声,日伪军警驱赶街上百姓的吼叫声,打破了珠河县城的寂静,两队端着刺刀的鬼子兵,把马车夹在当中,缓缓穿过小城的街市,向北门外方向走去。
赵一曼挺直身驱,昂着头颅,迎着晨风,望着这小城熟悉的街道和路两旁父老乡亲的依依惜别的目光。
这时,人群中有人认出了她,喊了声“瘦李子”、“赵一曼”,接着又传来了哭声……
这哭声,提醒了她,敌人这是拿她示众,用她的死来威吓珠河的老百姓,我热爱这片土地,不能让乡亲们失望。这时她想起了李清照的著名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想起了自己最爱唱的那首法国歌曲《红旗歌》。
赵一曼怀着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对珠河人民的深情眷念,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刻骨仇恨,放开喉咙,唱起悲壮的《红旗歌》: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
收殓着战士的尸体。
尸体还没有僵硬,
鲜血已染红了旗帜。
·····
牢狱和断头台来就来你的,
这就是我们的告别歌。
站在路两旁的群众,被赵一曼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所感动,被赵一曼这激昂的告别歌声所鼓舞,他们紧紧攥着拳头,心中燃烧起对敌人仇恨的怒火。沿途的乡亲们,听着、看着,眼里滚动着泪水,有一些年轻人在默默地跟着,为赵一曼送行……
马车来到小北门外敌人的刑场,赵一曼从容地下了马车,两个宪兵要上前来架她,被她用力甩开。
这时,东方的太阳刚刚升起,血红的光芒照耀着赵一曼,她那被折磨得憔悴而瘦弱的脸上此刻闪着异样的光彩。她迎着灿烂的阳光,迈着艰难的步子向前走去。面对着一排黑洞洞的枪口,赵一曼昂首挺胸,稳稳地在草丛中站定,如同被阳光拥裹着的一尊女神的雕像。
“赵一曼,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一个日本宪兵队的准尉,走到赵一曼面前问她。赵一曼说:“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在关内有一个七岁的儿子,如果能把我的遗言转交给他,我要说的话都写在上面。”
赵一曼牺牲地珠河小北门外
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赵一曼深情地望一眼远方的地平线,这是哺育她成长的祖国大地,又环视一下围观的群众,需要给他们斗争的力量,于是,她举起带铐的双手,发出最后的呐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罪恶的枪声响了,赵一曼那单薄而瘦弱的身躯轻柔地倒在血泊中……
赵一曼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虽然死去,但她的生命是另一种开始,她的灵魂升腾为一种不可磨灭的精神!这种精神凝聚为一种不可战胜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也已上升为人类永恒的和平精神!
在中国历史上,赵一曼是一面永远鲜红的旗帜!
在人类和平与反法西斯斗争的历史上,赵一曼也是一面永远鲜红的旗帜!□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