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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生命中的创作时间长达六十多年，作品中包含了长短篇小说和戏剧，上世纪70年代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2004年贝娄耄耋之年又发表了《拉维斯坦》，其创作能力可谓惊人。他广为人知的四部以女性为中心的作品，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由于这种忽视，许多评论家作出了不恰当的评论。贝娄的这几部作品对于研究其笔下的女性人物是不可或缺的。本文意在通过对这四部作品的分析，说明贝娄作品中的女性主义倾向。
这四部作品分别是《朵拉》《告别黄屋》《今天你过得怎么样？》以及《偷窃》。《朵拉》于1949年刊登在《哈泼时尚》杂志上。由于从来没有再版过并很少受到评论家的关注，有些读者对它很不熟悉，有些人则根本不知道这部作品的存在。跟默默无闻的《朵拉》相比，另外三部作品获得了较多的关注。在接下来的几段里，这三部作品的女主人公最鲜明的性格被逐个呈现。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们这些性格特点是在贝娄以男性为主人公作品里的女性很少或者根本不具备的。对于这点的忽视导致了类似以上几段提到的不公正的结论，所以有必要就此进行评价。
《告别黄屋》中海蒂对于自己是宇宙中的独立个人的模糊概念是她最显著的性格特征。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海蒂面对的都是不友善的环境。在她的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候，她终于明白原来她最珍惜的是她的自我。写遗嘱时，她最后发现把黄屋——她唯一的财产——留给了自己。小说以下面的话结尾：“只是今天我不能把房子送人。我醉了，我需要它。明天，她对自己保证，我再想想。明天会有办法的，肯定”。对海蒂来说，把黄屋留给谁是她没有解决的问题。她也知道她的困境仍然存在着。《今天你过得怎么样？》中的卡特琳娜令人印象深刻的性格特点是她不惜一切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的决心。她拒绝让丈夫安排自己的生活。当认识到丈夫“只是希望她给客人端茶递水”扮演“听话的家庭主妇”，她跟富有的丈夫提出了离婚。离婚让她失去了富足的生活，然而她毫无怨言。作为情人卡特琳娜很清楚她永远不可能取代伍尔皮的妻子。或许她根本不想取代，因为那位妻子的生活跟以前的她实在是太像了。她不会允许自己重返过去的生活，因为她知道她自己最重要。贝娄把克拉拉，《偷窃》的主人公，塑造成了事业和家庭兼顾的女性——许多美国女性难以企及的目标。克拉拉成功有为，被称作“时尚文化的女沙皇”。她事业上的成功并不是以抛弃她作为母亲的责任换来的。对于三个女儿来说，她是个体贴细心的妈妈。她“给孩子们想各种活动，检查她们的作业，替她们分担私密的困扰，阻止她们的争吵，鼓励她们思考，擦去她们的泪水”。这种形象的克拉拉，是有可能对现实中的女性产生积极影响的。这四部作品对于研究贝娄的女性人物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她们积极正面的性格特征与贝娄其他作品中的女性截然不同。正如一句中国谚语所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因此要公正评价贝娄对女性的塑造就必须研究他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
贝娄并没有无视三位女主人公的性别。他的描写表明他很清楚她们经历了女性特有的经历，同时他与这些女性站在相同的立场。《告别黄屋》里的海蒂不能生育。离婚后，海蒂想到了这些——“男人？男人都残忍、强壮。他们要我没办法给的东西。我的身体里没有孩子。……不是我不爱孩子，我天生如此。凭什么要怪我呢？怪我怎么天生这样”。这些心理活动表明海蒂已经意识到了是男性建立了女性不孕与离婚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父权制下，像她这样天生不孕的女性是理应被抛弃的。在这种关系背后的是把女性当做生育机器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受害者只能是女性，不管能否生育。女性主义理论为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作了很多贡献，而对于不孕的女性贡献就少多了。然而，难得的是贝娄的作品早在1957年就替不孕女性争辩了。
与海蒂受到的伤害相比，卡特琳娜的痛苦则更微妙。在《今天你过得怎么样？》中，她作为母亲和家庭主妇的双重身份让她经历痛苦与甜蜜交织的体会。卡特琳娜的大部分时间都和孩子待在一起，同时又要竭力做个完美的母亲。如此日复一日地重复之后，卡特琳娜渴望能够偶尔短暂地休息一下。这种休息的快乐短暂却可贵。卡特琳娜暂时离开女儿们的快乐跟里奇在《身为母亲》所描述的十分相似。卡特琳的情绪与里奇的是相同的，这一细节暗示了贝娄的女性主义倾向。在《偷窃》里，克拉拉表现出了女性特有的关怀伦理。女性主义心理学家吉里根通过她的研究得出结论——女性认为“伤害别人是自私而且不道德的，因为这是对别人漠不关心的表现，而对别人的关心则是符合道德原则的”。克拉拉的行为表明她坚信这种伦理。在吉娜搬出去之后，克拉拉对吉娜安全的担心已经完全压倒了她想找回戒指的焦虑。得知吉娜可能在哈莱姆区和那个海地裔小偷住在一起，克拉拉用尽了她所能用的方法来确定吉娜是安全的：她向她的心理医生咨询，向伊契尔求助，雇佣了私家侦探确定吉娜的住所，她甚至写信留钱在物业管理处希望吉娜来拿以便确定她是安全的。克拉拉之所以做这一切是因为她相信她当初语气里的愤怒伤害了吉娜。她想做些事情来表达自己的关心。这种思考方式，据吉里根所言，是女性特有的。
贝娄对于以上事件的呈现证明他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类似的问题。在他的作品中，他出于正直或者抗议或者赞美。值得一提的是在贝娄的作品中，美国社会中的女性同男性一样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历着变化。这些女性之间的不同点反射出了女性逐步取得的进步。三位女主人公在教育程度、经济事务以及爱情和婚姻中的平等方面取得了逐步的进步。
在《告别黄屋》中，海蒂说她对思想不感兴趣，尽管如此，海蒂很清楚有学问是件高贵的事情。卡特琳娜，与海蒂相隔十多年，对思想很感兴趣，尽管贝娄并没有赋予她完全理解伍尔皮学术报告的能力，而实际上能听懂他报告的人凤毛麟角。使卡特琳娜区别于海蒂的是她在认真地写一篇童话。这篇童话是关于一个被困在摩天大厦里的大象的。卡特琳娜决心要写出一个满意的结尾——即怎样把大象安全弄到一楼而不伤害她（卡特琳娜认为大象是雌性）。她写这个童话不是为了要给伍尔皮留下深刻印象，而是因为“希望能靠它赚些钱，经济上取得独立”。卡特琳娜试图经济独立的努力成功与否读者没有机会知晓。相比之下，克拉拉——贝娄的第四位女主人公——就能干得多了，她最初靠写专栏立足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克拉拉的刻画颠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家庭意识形态。据伯拉特所言，在意识形态层面资产阶级牢固地建立了一个家庭生活的定义：家庭“自然”建立在亲密关系基础上，男性赚钱养家，妻子和孩子则经济上依附于他，家庭是一个远离公共商业和工业的私密的港湾。
在《偷窃》中，赚钱养家的是克拉拉而不是她的丈夫；丈夫经济上依附克拉拉，大部分时间都在读各种平装本小说。在这些女主人公形象塑造的背后的是贝娄与时俱进的女性观。这些女性争取爱情和婚姻中的平等的热望也随着时间在发展。海蒂不能再容忍情人的自私的时候决定与他分手，但是这要靠武力来协助完成。她不得不拿起一把来复枪威胁情人离开。卡特琳娜知道在法律面前她同丈夫是平等的，她的权力不需要武器来保障。然而，轮到她跟伍尔皮的爱情时，卡特琳娜则处在了不平等的劣势。在情人不近人情的要求面前她只会选择服从。与卡特琳娜不同，克拉拉总是不遗余力地争取在爱情和婚姻中的平等地位。克拉拉珍视忠诚，并认为是恋爱中男女都应遵守的准则。得知伊契尔跟女秘书纠缠在一起后，她就和一个法国青年打得火热报复伊契尔。当伊契尔的朋友建议克拉拉表现得“女人”一些即容忍伊契尔停止报复，她反问：“那为什么伊契尔不能对我忠诚呢？”与现任丈夫结婚后，克拉拉对平等地位的争取丝毫没有减弱。不像很多女人那样只求有个丈夫在那里，克拉拉坚持丈夫分担培养孩子的责任。见到自己的请求被忽视了，克拉拉一次径直打开窗户把丈夫正在读的小说扔到了街上。
贝娄以女性为中心的作品数量不多，但是它们具备改变评论家对贝娄看法的潜力。在这些作品中女性表现出各种积极的性格特征，她们就女性特有的经历发表言论替自己辩护，她们在越来越广阔的天地里展现自我。贝娄的写作见证了所有这一切，这也是他本人女性主义倾向的证据。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校区）
这四部作品分别是《朵拉》《告别黄屋》《今天你过得怎么样？》以及《偷窃》。《朵拉》于1949年刊登在《哈泼时尚》杂志上。由于从来没有再版过并很少受到评论家的关注，有些读者对它很不熟悉，有些人则根本不知道这部作品的存在。跟默默无闻的《朵拉》相比，另外三部作品获得了较多的关注。在接下来的几段里，这三部作品的女主人公最鲜明的性格被逐个呈现。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们这些性格特点是在贝娄以男性为主人公作品里的女性很少或者根本不具备的。对于这点的忽视导致了类似以上几段提到的不公正的结论，所以有必要就此进行评价。
《告别黄屋》中海蒂对于自己是宇宙中的独立个人的模糊概念是她最显著的性格特征。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海蒂面对的都是不友善的环境。在她的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候，她终于明白原来她最珍惜的是她的自我。写遗嘱时，她最后发现把黄屋——她唯一的财产——留给了自己。小说以下面的话结尾：“只是今天我不能把房子送人。我醉了，我需要它。明天，她对自己保证，我再想想。明天会有办法的，肯定”。对海蒂来说，把黄屋留给谁是她没有解决的问题。她也知道她的困境仍然存在着。《今天你过得怎么样？》中的卡特琳娜令人印象深刻的性格特点是她不惜一切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的决心。她拒绝让丈夫安排自己的生活。当认识到丈夫“只是希望她给客人端茶递水”扮演“听话的家庭主妇”，她跟富有的丈夫提出了离婚。离婚让她失去了富足的生活，然而她毫无怨言。作为情人卡特琳娜很清楚她永远不可能取代伍尔皮的妻子。或许她根本不想取代，因为那位妻子的生活跟以前的她实在是太像了。她不会允许自己重返过去的生活，因为她知道她自己最重要。贝娄把克拉拉，《偷窃》的主人公，塑造成了事业和家庭兼顾的女性——许多美国女性难以企及的目标。克拉拉成功有为，被称作“时尚文化的女沙皇”。她事业上的成功并不是以抛弃她作为母亲的责任换来的。对于三个女儿来说，她是个体贴细心的妈妈。她“给孩子们想各种活动，检查她们的作业，替她们分担私密的困扰，阻止她们的争吵，鼓励她们思考，擦去她们的泪水”。这种形象的克拉拉，是有可能对现实中的女性产生积极影响的。这四部作品对于研究贝娄的女性人物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她们积极正面的性格特征与贝娄其他作品中的女性截然不同。正如一句中国谚语所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因此要公正评价贝娄对女性的塑造就必须研究他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
贝娄并没有无视三位女主人公的性别。他的描写表明他很清楚她们经历了女性特有的经历，同时他与这些女性站在相同的立场。《告别黄屋》里的海蒂不能生育。离婚后，海蒂想到了这些——“男人？男人都残忍、强壮。他们要我没办法给的东西。我的身体里没有孩子。……不是我不爱孩子，我天生如此。凭什么要怪我呢？怪我怎么天生这样”。这些心理活动表明海蒂已经意识到了是男性建立了女性不孕与离婚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父权制下，像她这样天生不孕的女性是理应被抛弃的。在这种关系背后的是把女性当做生育机器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受害者只能是女性，不管能否生育。女性主义理论为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作了很多贡献，而对于不孕的女性贡献就少多了。然而，难得的是贝娄的作品早在1957年就替不孕女性争辩了。
与海蒂受到的伤害相比，卡特琳娜的痛苦则更微妙。在《今天你过得怎么样？》中，她作为母亲和家庭主妇的双重身份让她经历痛苦与甜蜜交织的体会。卡特琳娜的大部分时间都和孩子待在一起，同时又要竭力做个完美的母亲。如此日复一日地重复之后，卡特琳娜渴望能够偶尔短暂地休息一下。这种休息的快乐短暂却可贵。卡特琳娜暂时离开女儿们的快乐跟里奇在《身为母亲》所描述的十分相似。卡特琳的情绪与里奇的是相同的，这一细节暗示了贝娄的女性主义倾向。在《偷窃》里，克拉拉表现出了女性特有的关怀伦理。女性主义心理学家吉里根通过她的研究得出结论——女性认为“伤害别人是自私而且不道德的，因为这是对别人漠不关心的表现，而对别人的关心则是符合道德原则的”。克拉拉的行为表明她坚信这种伦理。在吉娜搬出去之后，克拉拉对吉娜安全的担心已经完全压倒了她想找回戒指的焦虑。得知吉娜可能在哈莱姆区和那个海地裔小偷住在一起，克拉拉用尽了她所能用的方法来确定吉娜是安全的：她向她的心理医生咨询，向伊契尔求助，雇佣了私家侦探确定吉娜的住所，她甚至写信留钱在物业管理处希望吉娜来拿以便确定她是安全的。克拉拉之所以做这一切是因为她相信她当初语气里的愤怒伤害了吉娜。她想做些事情来表达自己的关心。这种思考方式，据吉里根所言，是女性特有的。
贝娄对于以上事件的呈现证明他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类似的问题。在他的作品中，他出于正直或者抗议或者赞美。值得一提的是在贝娄的作品中，美国社会中的女性同男性一样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历着变化。这些女性之间的不同点反射出了女性逐步取得的进步。三位女主人公在教育程度、经济事务以及爱情和婚姻中的平等方面取得了逐步的进步。
在《告别黄屋》中，海蒂说她对思想不感兴趣，尽管如此，海蒂很清楚有学问是件高贵的事情。卡特琳娜，与海蒂相隔十多年，对思想很感兴趣，尽管贝娄并没有赋予她完全理解伍尔皮学术报告的能力，而实际上能听懂他报告的人凤毛麟角。使卡特琳娜区别于海蒂的是她在认真地写一篇童话。这篇童话是关于一个被困在摩天大厦里的大象的。卡特琳娜决心要写出一个满意的结尾——即怎样把大象安全弄到一楼而不伤害她（卡特琳娜认为大象是雌性）。她写这个童话不是为了要给伍尔皮留下深刻印象，而是因为“希望能靠它赚些钱，经济上取得独立”。卡特琳娜试图经济独立的努力成功与否读者没有机会知晓。相比之下，克拉拉——贝娄的第四位女主人公——就能干得多了，她最初靠写专栏立足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克拉拉的刻画颠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家庭意识形态。据伯拉特所言，在意识形态层面资产阶级牢固地建立了一个家庭生活的定义：家庭“自然”建立在亲密关系基础上，男性赚钱养家，妻子和孩子则经济上依附于他，家庭是一个远离公共商业和工业的私密的港湾。
在《偷窃》中，赚钱养家的是克拉拉而不是她的丈夫；丈夫经济上依附克拉拉，大部分时间都在读各种平装本小说。在这些女主人公形象塑造的背后的是贝娄与时俱进的女性观。这些女性争取爱情和婚姻中的平等的热望也随着时间在发展。海蒂不能再容忍情人的自私的时候决定与他分手，但是这要靠武力来协助完成。她不得不拿起一把来复枪威胁情人离开。卡特琳娜知道在法律面前她同丈夫是平等的，她的权力不需要武器来保障。然而，轮到她跟伍尔皮的爱情时，卡特琳娜则处在了不平等的劣势。在情人不近人情的要求面前她只会选择服从。与卡特琳娜不同，克拉拉总是不遗余力地争取在爱情和婚姻中的平等地位。克拉拉珍视忠诚，并认为是恋爱中男女都应遵守的准则。得知伊契尔跟女秘书纠缠在一起后，她就和一个法国青年打得火热报复伊契尔。当伊契尔的朋友建议克拉拉表现得“女人”一些即容忍伊契尔停止报复，她反问：“那为什么伊契尔不能对我忠诚呢？”与现任丈夫结婚后，克拉拉对平等地位的争取丝毫没有减弱。不像很多女人那样只求有个丈夫在那里，克拉拉坚持丈夫分担培养孩子的责任。见到自己的请求被忽视了，克拉拉一次径直打开窗户把丈夫正在读的小说扔到了街上。
贝娄以女性为中心的作品数量不多，但是它们具备改变评论家对贝娄看法的潜力。在这些作品中女性表现出各种积极的性格特征，她们就女性特有的经历发表言论替自己辩护，她们在越来越广阔的天地里展现自我。贝娄的写作见证了所有这一切，这也是他本人女性主义倾向的证据。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