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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思潮并行发展是当今世界引人注目的重要特征，它们之间在关系上存在着相克——相生——相与的三重变奏，即两者在内在机理和运行逻辑上存在着诸多相克和矛盾之处，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不少相生和一致的地方，而两者在更高层面上的相与，才能为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化指明理想的方向和图景。即永久和平、均衡发展、宽容多元的和谐世界。
[关键词]全球化：民族主义：和谐世界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5—0105—04
一、相克——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悖论
(一)悖论的缘起
全球化启端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二战后在信息和交通等现代科技的推动和强化下，全球化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发展成为令人瞩目的趋势。但是。也正因为它无所不及和方兴未艾的现状，人们对于其内涵的认识成见仁见智的态势。例如，经济学家视域中的全球化多指世界经济、市场的一体化，突出表征是大公司的跨国经营和金融的国际化、各经济体问的相互依赖；政治学家关注的是国际干预的不断扩大、建立世界新格局的全球战略等；文化学家重视的是商业文化、草根文化和消费主义占领文化市场的世界性现象；社会学家、未来学家研究的是环境保护、人类前途等全球性问题。在宏观上对全球化进行界定的也不乏其人，其中以美国学者安东尼·麦格鲁(A·McGrew)的定义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全球化是指超越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包含着社会概念)的复杂多样的相互联系和结合；它确指一种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在地球某一地方的事件、活动、决定，会给遥远的另一地方的个人、社群带来重大的影响。[1]
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思潮和社会实践活动，比全球化的起源要晚些。和全球化相似，人们对于民族主义特别是其作用也因立场不同而认识殊异。例如，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论述，“民族主义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是一种对自己民族的偏爱。民族主义是可以分为进步与反动的两种类型的，但从本质上讲，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观的核心，因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步消亡。”[2]韦伯则对民族主义持一定的褒扬态度，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情感的共同契约，它的适当表现是企望组成一个自己的国家，因此它一般有助于这样一个国家的诞生”。[3]霍布斯鲍姆认为务必要将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或右派运动(它们自认为可以代表所有的政治及社会认同)和民族、公民及社会意识等复合概念(在现代社会，这乃是各类政治认同的培养剂)区分开来，因为“民族主义并不是表达民族认同感的唯一形式，也不是爱国主义的唯一形式”。[5]迄今为止，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经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表现是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普遍兴起，动摇了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殖民体系；第二次浪潮发生于二战后，产生了大批民族独立国家，进一步瓦解了殖民体系；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为源头，兴起了20世纪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即新民族主义思潮。又产生了一批新独立的主权国家，并旋即蔓延全球并引发了诸多民族纷争。
(二)悖论的展开
作为当下世界上并行发展的两种潮流，全球化和民族主义在内在机理和运行逻辑上存在着诸多矛盾和相克之处：
首先，两者的生成机制不同。全球化进程兴起于近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原始积累的冲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西欧向世界的扩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动力源，从而促成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5]而民族主义则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既是一种社会思潮，也是一种政治实践：在民族国家尚未产生时，民族主义的基本指向是要建立一个民族自决的国家；在民族国家建立后，民族主义又成为实现社会动员、维系政治权威的工具，并对论证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说全球化的生成主要源于经济因素的推动，那么民族主义则主要是民族国家政治诉求的外在表达。
其次，两者的价值导向各异。尽管人们对于全球化能否等同于西方化存有激烈的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全球化由西方诸国铺陈而来并仍然由欧美列强所主导。迄今为止全球化进程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史是基本重合的，所以全球化无可避免地融入较多的西方的价值理念，形成了较有利于西方国家的国际格局。而民族主义思潮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全球化的反动，它在发挥民族国家动员和整合的特殊功效的同时。也与外来的西方的价值理念发生了碰撞，其结果是一方面实现了一定的融合和自我改造，另一方面则以一种更顽强更决绝的方式坚持自身的存在(恐怖主义即为一极端例证)。因此，与全球化不同，民族主义往往具有非西方的倾向，偏离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运行轨道，甚至本能地带有抵制“西方化”的功能。
再次。两者的发展趋向相反。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前者强调利益的共同性和融合性，后者则凸显利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因此，人们毫不意外地发现，在全球化如火如荼地正在进行时，首当其冲受到挑战的是作为民族主义圭桌的国家主权理念。一方面，普遍人权观的确立对绝对主权概念起到了一定的消解作用，而另一方面为了实现一定范围内的国际合作或更高层次的利益共享，主权让渡已是全球化中的客观现实。主权国家仍然是当今国际体制的基石，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绝对的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实体了。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并不必然意味着同质化(Homogenization)。全球化造成了市场范围的扩大和交易规则的趋同，并在文化、心理等各个方面对各民族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同质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共性和个性并存的充满内在矛盾的过程。[6]可以说，民族主义的普遍化也是全球化一个部分和必然结果。
二、相生——全球化进程中的新民族主义思潮
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渊源大致可以追溯到同一时期，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民族主义催生了全球化，作为对全球化的回应，必然又会反过来形成民族主义运动和情绪的回潮。两者之间形成了相生和互动的关系。
(一)民族主义参与、推动并纠正着全球化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地方性思潮最早产生于欧洲，而后迅速向全世界蔓延，其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有鉴于 此，汉斯·科恩断言：“20世纪是有史以来整个人类接受同一政治观念——民族主义的时期。”[7]十七世纪中叶，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诞生。民族国家出现后，急需要完成对其存在合法性的论证，这种需要与主权理论的结合便顺产了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又进一步催生了更多的民族国家，从而为全球化进程进行了最初的准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民族国家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化的起点，[8]而现代化进程本身就伴随着全球化运动。现代的国际秩序体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中形成的。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而言，除了可以完美地论证其合法性外，还是一个有效的社会动员的工具，它和扩张冲动的结合便形成了近代殖民主义这个变体。撇开价值评判姑且不论，就其结果而言。第一批民族国家的殖民扩张无疑大大地推动了全球化进程。
早期全球化进程的致命自负在于其与生俱来的西方中心主义。对现代化模式的其他可能性视而不见。如果任其发展，必然会带来具有强烈窒息力的同质化。此时民族主义便适时由早期的全球化的推动力量转化为了纠正力量。这表现为民族主义挟全球化之势在世界各地普遍化之后，晚近诞生的一批民族国家在取得独立后旋即展开了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全球化进程决不是全人类田园牧歌式携手共进的历程，其间充满了各种风险和不公平。按照西方价值观念、制度文明建构的世界更加强化了西方国家业已占据的强势地位，形成了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使两极分化更加严重。而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只是诸多可能性中的一个，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模式在移植到其他异质文明之中后，所结出的果实未必一样甜美。亚非拉不少新独立国家在照搬了西方模式建制之后，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国泰民安、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而是政变、动荡和纷争。
冷战体制瓦解之后，人们惊异地发现文明的冲突成了潜伏在国际冲突之下的主流。各国(也包括部分欧美国家)不约而同向民族主义回归的浪潮乃是对几乎遍及全球的强劲、强制西化浪潮的一种回应和必要纠正。多元共存与竞争既是自然进化的法则，也是文明进步的定理。每一种独特的文明都意味另外一种思维方式，意味着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都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文明多样性丧失之后，任何所谓的优势文明都将会面临灭顶之灾。这些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共识。捍卫民族文化以保存文明的多样性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难题。而民族主义适时横空出世接手这一重大任务，才使全球化进程表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民族主义对文明多样性的保存也使之成为抗衡西方全球化的同化关系的一股强力，从而使两者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结构，提醒强势文明不要过分张扬其扩张性，同时也告诫发展中国家要用民族主义释放的强大能力来限制全球化进程中强势文明的扩张冲动和霸权行为。这种张力达到的平衡才会使整个的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发展，与此同时全球化也被真正地推向公平和理性的轨道。[9]
(二)全球化刺激、规定和塑造了民族主义
首先，全球化造成了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民族主义便成了本能的反抗方式和问题的解决之道。市场经济、民主制度、互联网、可口可乐等全球化的符号成了流行世界的硬通货，各国在分享全球化收益的同时，也在吞食着一并而来的苦果：体制和科技等对人的异化和奴役。加之全球化的符号和价值系统均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为主导，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问题全球化了，全球化约等于美国化。这对许多国家——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的弱国、小国——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其民族传统、民族特性受到无法阻遏的侵蚀和融解，进而对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形成了巨大冲击，并造成了族群的认同危机。而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弱势民族既无法与强势民族之间形成平等的对话和反思机制。又无法通过相应的经济政治手段抵抗外来冲击和压力，于是为了维护本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弱势民族本能地借助民族主义进行抵抗，使其成为动员和团结社会力量以抗衡外来压力和侵犯的惟一有力武器。因此，在全球化浪潮中，弱势民族国家的回应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
其次，全球化加剧了利益格局的失衡，成为民族主义回潮的催化剂。多领域、多层次、跨国界的人员、资本、信息流动正在使国家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领土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民族国家的制度构架和文化根基也无可避免地被动摇了。“如果国家的神话一直以来被讲述得激动人心的话，正是靠了民族主义这种娓娓动听的语言。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的灵魂，它曾经表达了一个民族或者民族国家的利益要求，表面的情绪化行为也可能透露出一些关于人们的理性思考的实质内容。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体现了一种利益的格局。”[10]全球化进程既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叙事，又是一次对现存和将来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定律被无限制地夸大适用于所有领域，其结果是无论在国际格局还是在国内秩序中，“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成了普遍的现代景观。信息技术时代“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水平上存在极大差距，这必然致使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11]弱势国家自然不甘心永远处于被全球化潮流裹挟着前行，进而被持续边缘化，一国之内的弱势群体也不满于现在的利益格局和分配体制，民族主义就成了各国统治阶层转移国内矛盾最好的出口。
再次，全球化浪潮中包含的普适性因素冲击和改变着民族主义中的狭隘层面，塑造了民族主义的基本走向。民族主义力主张扬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传统，但如果一旦失去必要尺度便会导致它脱离理性的轨道，同种族主义混为一体。并易走上黩武的道路。况且，民族主义中包含着的极端保守主义，不仅不利于全球化，而且也最终会因其封闭性损害本国利益。全球化使得某些具有人类共性的文化样式逐渐普及成为世界通行的标准，对传统国际关系中以国界标示人群活动区别的规则提出了挑战，[12]也包含了对整个人类整体问题的长远关注和对民族主义中包含的狭隘成份的纠正。全球化给民族主义提供了路径选择的可能性：当代民族主义不仅要造就一个真实的民族命运共同体。而且还要根据人类所认同的普遍价值观念，尊重其他的民族命运共同体，从而为形成一个多元并存、竞争有序的和谐世界奠定基础。
三、相与——构建和谐世界的理想图景
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一种辩证的过程，因为它不是把一系列变化总括起来，按照一个统一的方向来行为，而是由相互对立的趋势构成的。[13]这种对立统一也反映在全球化自身的演进过程中催生了一些反全球化的因素，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民族主义。如前文所述，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是相生也相克的关系，共同统一于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但是，如果仅满足于对全球化与民族 主义这种表层的认识，那么我们最终所得到的必然是失去价值取向的现代化，必然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现代化。只有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在更高层面的调和，才能为现代化确立一个理想的方向和图景。
为此，本文引人“相与”这一概念。“相与”最早见于《易传》，其中的《咸卦彖辞》有“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14]的理论，意指天地(阴阳)之气相互感应、交接结合而生世间万物，它是我国传统哲学有关宇宙起源的经典描述。故“相与”的本意是交接谐合，进而又可引申为交往共处。例如“……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15]又如“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故求不欺之士”，[16]都是以交往共处为其用义。“相与”代表了中国古人心目中的和谐的意义世界，因为“天地之间，无往而非阴阳，一静一动，一语一默，皆是阴阳之理”。[17]阴阳的矛盾化约与平衡即为“和合”，这既是达至个人身心合一的不二法门，也是实现世界治理的必由之路。因此，把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置于这一语境中加以考察，它们的“相与”即是指在承认它们既相克又相生的前提下，把它们统一在现代性这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互取对方的优长而克其短，以达到一种战略上的平衡，由此推动文明的发展，促进和谐世界目标的实现。
无独有偶，为克服笛卡尔以来西方理性主义所形成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断裂，哈贝马斯引进了“交往行为”概念，主张建立交往理性，实现“主体—客体”结构向“主体—主体”结构(主体间性结构)的转换，从而转变人类的思维范式，使人类行为合理化，进而消解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的异化及其对人主体性的消蚀，实现人的自由自主发展，真正建立合乎理性的人类社会。[18]“交往理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相与”和合思想，它们都主张沟通自我与他者，以消解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由此引申开来，它们都包含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相互整合，包含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化转型中文明与文明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接融合，其孕育的成果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现代化的理想方向和图景。即永久和平、均衡发展、宽容多元的和谐世界：
首先，政治上各民族国家实现了永久和平。“和平是人类社会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20]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各民族之间利益交相联结，正在日益走向一个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任何形式的单边主义都有悖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为此，在处理民族之间及国家之间关系时：一方面，各国应该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制化；另一方面，要改革和发挥联合国这个国家联盟的作用，保障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平等权利，鼓励和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包括民族争端在内的所有冲突，以在平等合作基础上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全球治理理论提出的模式颇具建设性意义。全球治理是“一个不同权力形式(国家、公民和市场)、不同调节方式(法律、习俗和社会规范)之间多层相互作用的过程。它们齐心协力追求共同目标，解决争端。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通过谈判进行权衡取舍”。[21]它不仅强调民族国家之间的外部合作，更重视它们之间的内部整合。强调全球市民社会所形成公共领域的力量，提倡一种包括非政府组织、全球性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等多种国际行为体在内的全球合作模式。
其次，经济上全球实现了均衡发展。早在十八世纪末。康德就已在当时羽翼未丰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睿智地探测到了一种将各民族捆绑在一起的抑制战争的力量。“这就是贸易精神，这种精神与战争无法相处，并且它早晚有一天会支配每一个民族。因为在从属于国家权力的一切权力(手段)之中，很可能金钱势力才是最可靠的；于是，各个国家就……被迫不得不去促进荣誉的和平”。[22]事实确实如此。二战以后的世界体制得以享有相对持久的和平稳定,经贸一体化的发展尤其居功至伟。然而也应当看到，这种表面的和平景象下面也涌动着不和谐的暗流：一方面，冷战时期被掩盖的民族矛盾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重新抬头，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发展造成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贫富两极分化也翻动着民族主义成长的土壤。这两个方面的合流形成了局部纷争、艾滋病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现代社会的乱象。在全球化进程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处境显得更加困难，面临着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使各国利益相互交织、各国发展与全球发展日益密不可分，没有普遍的繁荣，就难以有持续的繁荣。“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也事关消除全球安全威胁的根源。”“发达国家应该为实现全球普遍、协调、均衡发展承担更多责任，进一步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转让技术，增加援助，减免债务。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推动发展，广泛开展南南合作”。[23]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努力缓解发展不平衡问题，消除贫困乃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必经阶段。
最后，文化上多元文明和谐进步。激进的民族主义往往以文化作为其核心，宣扬本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人文精神高于或优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及历史遗产。冷战后文化民族主义表现得更明显、更突出，它经常以爱国主义之名，而行民族沙文主义之实。它更多地表现为对其它民族文化的轻视，只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而忽视了文化的时代性和融通性，因而在不少情况下，具有极高的政治利用价值。[24]文化民族主义对保存文明的多样性具有积极作用，但失去边界的文化民族主义则会在全球化的碾压下成为一种富有攻击性的扩张力量，使多元文明的共存和有序竞争成为不可能。正如美国学者罗伯森指出的，理性的全球化应是一个统一性和多样性、同质化与异质化共存的局面，全球化过程包含着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的双向运动。“全球化本身产生变异和多样性。从许多方面来看，多样性是全球化的一个基本方面。”“多元主义必须成为全球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且这本身必须合法化。”[25]和谐世界维护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倡导开放和兼容并蓄的文明观，以使不同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因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26]只有承认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的差异，才能让世界上所有文明、所有民族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四、余论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思潮之间在关系上存在着相克相生的关系，只有使两者在更高层面 上相与，才能使这种三重变奏成为和谐之曲。我国目前尚处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期，尤其需要把握和参与全球化进程，坚持改革开放，充分利用和共享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也需要克服狭隘的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倾向，以更加理性的姿态实现大国崛起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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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 颖]
[关键词]全球化：民族主义：和谐世界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5—0105—04
一、相克——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悖论
(一)悖论的缘起
全球化启端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二战后在信息和交通等现代科技的推动和强化下，全球化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发展成为令人瞩目的趋势。但是。也正因为它无所不及和方兴未艾的现状，人们对于其内涵的认识成见仁见智的态势。例如，经济学家视域中的全球化多指世界经济、市场的一体化，突出表征是大公司的跨国经营和金融的国际化、各经济体问的相互依赖；政治学家关注的是国际干预的不断扩大、建立世界新格局的全球战略等；文化学家重视的是商业文化、草根文化和消费主义占领文化市场的世界性现象；社会学家、未来学家研究的是环境保护、人类前途等全球性问题。在宏观上对全球化进行界定的也不乏其人，其中以美国学者安东尼·麦格鲁(A·McGrew)的定义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全球化是指超越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包含着社会概念)的复杂多样的相互联系和结合；它确指一种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在地球某一地方的事件、活动、决定，会给遥远的另一地方的个人、社群带来重大的影响。[1]
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思潮和社会实践活动，比全球化的起源要晚些。和全球化相似，人们对于民族主义特别是其作用也因立场不同而认识殊异。例如，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论述，“民族主义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是一种对自己民族的偏爱。民族主义是可以分为进步与反动的两种类型的，但从本质上讲，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观的核心，因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步消亡。”[2]韦伯则对民族主义持一定的褒扬态度，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情感的共同契约，它的适当表现是企望组成一个自己的国家，因此它一般有助于这样一个国家的诞生”。[3]霍布斯鲍姆认为务必要将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或右派运动(它们自认为可以代表所有的政治及社会认同)和民族、公民及社会意识等复合概念(在现代社会，这乃是各类政治认同的培养剂)区分开来，因为“民族主义并不是表达民族认同感的唯一形式，也不是爱国主义的唯一形式”。[5]迄今为止，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经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表现是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普遍兴起，动摇了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殖民体系；第二次浪潮发生于二战后，产生了大批民族独立国家，进一步瓦解了殖民体系；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为源头，兴起了20世纪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即新民族主义思潮。又产生了一批新独立的主权国家，并旋即蔓延全球并引发了诸多民族纷争。
(二)悖论的展开
作为当下世界上并行发展的两种潮流，全球化和民族主义在内在机理和运行逻辑上存在着诸多矛盾和相克之处：
首先，两者的生成机制不同。全球化进程兴起于近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原始积累的冲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西欧向世界的扩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动力源，从而促成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5]而民族主义则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既是一种社会思潮，也是一种政治实践：在民族国家尚未产生时，民族主义的基本指向是要建立一个民族自决的国家；在民族国家建立后，民族主义又成为实现社会动员、维系政治权威的工具，并对论证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说全球化的生成主要源于经济因素的推动，那么民族主义则主要是民族国家政治诉求的外在表达。
其次，两者的价值导向各异。尽管人们对于全球化能否等同于西方化存有激烈的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全球化由西方诸国铺陈而来并仍然由欧美列强所主导。迄今为止全球化进程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史是基本重合的，所以全球化无可避免地融入较多的西方的价值理念，形成了较有利于西方国家的国际格局。而民族主义思潮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全球化的反动，它在发挥民族国家动员和整合的特殊功效的同时。也与外来的西方的价值理念发生了碰撞，其结果是一方面实现了一定的融合和自我改造，另一方面则以一种更顽强更决绝的方式坚持自身的存在(恐怖主义即为一极端例证)。因此，与全球化不同，民族主义往往具有非西方的倾向，偏离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运行轨道，甚至本能地带有抵制“西方化”的功能。
再次。两者的发展趋向相反。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前者强调利益的共同性和融合性，后者则凸显利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因此，人们毫不意外地发现，在全球化如火如荼地正在进行时，首当其冲受到挑战的是作为民族主义圭桌的国家主权理念。一方面，普遍人权观的确立对绝对主权概念起到了一定的消解作用，而另一方面为了实现一定范围内的国际合作或更高层次的利益共享，主权让渡已是全球化中的客观现实。主权国家仍然是当今国际体制的基石，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绝对的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实体了。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并不必然意味着同质化(Homogenization)。全球化造成了市场范围的扩大和交易规则的趋同，并在文化、心理等各个方面对各民族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同质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共性和个性并存的充满内在矛盾的过程。[6]可以说，民族主义的普遍化也是全球化一个部分和必然结果。
二、相生——全球化进程中的新民族主义思潮
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渊源大致可以追溯到同一时期，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民族主义催生了全球化，作为对全球化的回应，必然又会反过来形成民族主义运动和情绪的回潮。两者之间形成了相生和互动的关系。
(一)民族主义参与、推动并纠正着全球化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地方性思潮最早产生于欧洲，而后迅速向全世界蔓延，其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有鉴于 此，汉斯·科恩断言：“20世纪是有史以来整个人类接受同一政治观念——民族主义的时期。”[7]十七世纪中叶，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诞生。民族国家出现后，急需要完成对其存在合法性的论证，这种需要与主权理论的结合便顺产了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又进一步催生了更多的民族国家，从而为全球化进程进行了最初的准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民族国家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化的起点，[8]而现代化进程本身就伴随着全球化运动。现代的国际秩序体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中形成的。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而言，除了可以完美地论证其合法性外，还是一个有效的社会动员的工具，它和扩张冲动的结合便形成了近代殖民主义这个变体。撇开价值评判姑且不论，就其结果而言。第一批民族国家的殖民扩张无疑大大地推动了全球化进程。
早期全球化进程的致命自负在于其与生俱来的西方中心主义。对现代化模式的其他可能性视而不见。如果任其发展，必然会带来具有强烈窒息力的同质化。此时民族主义便适时由早期的全球化的推动力量转化为了纠正力量。这表现为民族主义挟全球化之势在世界各地普遍化之后，晚近诞生的一批民族国家在取得独立后旋即展开了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全球化进程决不是全人类田园牧歌式携手共进的历程，其间充满了各种风险和不公平。按照西方价值观念、制度文明建构的世界更加强化了西方国家业已占据的强势地位，形成了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使两极分化更加严重。而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只是诸多可能性中的一个，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模式在移植到其他异质文明之中后，所结出的果实未必一样甜美。亚非拉不少新独立国家在照搬了西方模式建制之后，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国泰民安、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而是政变、动荡和纷争。
冷战体制瓦解之后，人们惊异地发现文明的冲突成了潜伏在国际冲突之下的主流。各国(也包括部分欧美国家)不约而同向民族主义回归的浪潮乃是对几乎遍及全球的强劲、强制西化浪潮的一种回应和必要纠正。多元共存与竞争既是自然进化的法则，也是文明进步的定理。每一种独特的文明都意味另外一种思维方式，意味着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都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文明多样性丧失之后，任何所谓的优势文明都将会面临灭顶之灾。这些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共识。捍卫民族文化以保存文明的多样性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难题。而民族主义适时横空出世接手这一重大任务，才使全球化进程表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民族主义对文明多样性的保存也使之成为抗衡西方全球化的同化关系的一股强力，从而使两者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结构，提醒强势文明不要过分张扬其扩张性，同时也告诫发展中国家要用民族主义释放的强大能力来限制全球化进程中强势文明的扩张冲动和霸权行为。这种张力达到的平衡才会使整个的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发展，与此同时全球化也被真正地推向公平和理性的轨道。[9]
(二)全球化刺激、规定和塑造了民族主义
首先，全球化造成了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民族主义便成了本能的反抗方式和问题的解决之道。市场经济、民主制度、互联网、可口可乐等全球化的符号成了流行世界的硬通货，各国在分享全球化收益的同时，也在吞食着一并而来的苦果：体制和科技等对人的异化和奴役。加之全球化的符号和价值系统均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为主导，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问题全球化了，全球化约等于美国化。这对许多国家——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的弱国、小国——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其民族传统、民族特性受到无法阻遏的侵蚀和融解，进而对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形成了巨大冲击，并造成了族群的认同危机。而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弱势民族既无法与强势民族之间形成平等的对话和反思机制。又无法通过相应的经济政治手段抵抗外来冲击和压力，于是为了维护本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弱势民族本能地借助民族主义进行抵抗，使其成为动员和团结社会力量以抗衡外来压力和侵犯的惟一有力武器。因此，在全球化浪潮中，弱势民族国家的回应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
其次，全球化加剧了利益格局的失衡，成为民族主义回潮的催化剂。多领域、多层次、跨国界的人员、资本、信息流动正在使国家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领土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民族国家的制度构架和文化根基也无可避免地被动摇了。“如果国家的神话一直以来被讲述得激动人心的话，正是靠了民族主义这种娓娓动听的语言。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的灵魂，它曾经表达了一个民族或者民族国家的利益要求，表面的情绪化行为也可能透露出一些关于人们的理性思考的实质内容。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体现了一种利益的格局。”[10]全球化进程既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叙事，又是一次对现存和将来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定律被无限制地夸大适用于所有领域，其结果是无论在国际格局还是在国内秩序中，“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成了普遍的现代景观。信息技术时代“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水平上存在极大差距，这必然致使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11]弱势国家自然不甘心永远处于被全球化潮流裹挟着前行，进而被持续边缘化，一国之内的弱势群体也不满于现在的利益格局和分配体制，民族主义就成了各国统治阶层转移国内矛盾最好的出口。
再次，全球化浪潮中包含的普适性因素冲击和改变着民族主义中的狭隘层面，塑造了民族主义的基本走向。民族主义力主张扬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传统，但如果一旦失去必要尺度便会导致它脱离理性的轨道，同种族主义混为一体。并易走上黩武的道路。况且，民族主义中包含着的极端保守主义，不仅不利于全球化，而且也最终会因其封闭性损害本国利益。全球化使得某些具有人类共性的文化样式逐渐普及成为世界通行的标准，对传统国际关系中以国界标示人群活动区别的规则提出了挑战，[12]也包含了对整个人类整体问题的长远关注和对民族主义中包含的狭隘成份的纠正。全球化给民族主义提供了路径选择的可能性：当代民族主义不仅要造就一个真实的民族命运共同体。而且还要根据人类所认同的普遍价值观念，尊重其他的民族命运共同体，从而为形成一个多元并存、竞争有序的和谐世界奠定基础。
三、相与——构建和谐世界的理想图景
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一种辩证的过程，因为它不是把一系列变化总括起来，按照一个统一的方向来行为，而是由相互对立的趋势构成的。[13]这种对立统一也反映在全球化自身的演进过程中催生了一些反全球化的因素，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民族主义。如前文所述，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是相生也相克的关系，共同统一于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但是，如果仅满足于对全球化与民族 主义这种表层的认识，那么我们最终所得到的必然是失去价值取向的现代化，必然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现代化。只有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在更高层面的调和，才能为现代化确立一个理想的方向和图景。
为此，本文引人“相与”这一概念。“相与”最早见于《易传》，其中的《咸卦彖辞》有“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14]的理论，意指天地(阴阳)之气相互感应、交接结合而生世间万物，它是我国传统哲学有关宇宙起源的经典描述。故“相与”的本意是交接谐合，进而又可引申为交往共处。例如“……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15]又如“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故求不欺之士”，[16]都是以交往共处为其用义。“相与”代表了中国古人心目中的和谐的意义世界，因为“天地之间，无往而非阴阳，一静一动，一语一默，皆是阴阳之理”。[17]阴阳的矛盾化约与平衡即为“和合”，这既是达至个人身心合一的不二法门，也是实现世界治理的必由之路。因此，把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置于这一语境中加以考察，它们的“相与”即是指在承认它们既相克又相生的前提下，把它们统一在现代性这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互取对方的优长而克其短，以达到一种战略上的平衡，由此推动文明的发展，促进和谐世界目标的实现。
无独有偶，为克服笛卡尔以来西方理性主义所形成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断裂，哈贝马斯引进了“交往行为”概念，主张建立交往理性，实现“主体—客体”结构向“主体—主体”结构(主体间性结构)的转换，从而转变人类的思维范式，使人类行为合理化，进而消解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的异化及其对人主体性的消蚀，实现人的自由自主发展，真正建立合乎理性的人类社会。[18]“交往理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相与”和合思想，它们都主张沟通自我与他者，以消解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由此引申开来，它们都包含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相互整合，包含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化转型中文明与文明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接融合，其孕育的成果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现代化的理想方向和图景。即永久和平、均衡发展、宽容多元的和谐世界：
首先，政治上各民族国家实现了永久和平。“和平是人类社会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20]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各民族之间利益交相联结，正在日益走向一个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任何形式的单边主义都有悖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为此，在处理民族之间及国家之间关系时：一方面，各国应该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制化；另一方面，要改革和发挥联合国这个国家联盟的作用，保障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平等权利，鼓励和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包括民族争端在内的所有冲突，以在平等合作基础上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全球治理理论提出的模式颇具建设性意义。全球治理是“一个不同权力形式(国家、公民和市场)、不同调节方式(法律、习俗和社会规范)之间多层相互作用的过程。它们齐心协力追求共同目标，解决争端。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通过谈判进行权衡取舍”。[21]它不仅强调民族国家之间的外部合作，更重视它们之间的内部整合。强调全球市民社会所形成公共领域的力量，提倡一种包括非政府组织、全球性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等多种国际行为体在内的全球合作模式。
其次，经济上全球实现了均衡发展。早在十八世纪末。康德就已在当时羽翼未丰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睿智地探测到了一种将各民族捆绑在一起的抑制战争的力量。“这就是贸易精神，这种精神与战争无法相处，并且它早晚有一天会支配每一个民族。因为在从属于国家权力的一切权力(手段)之中，很可能金钱势力才是最可靠的；于是，各个国家就……被迫不得不去促进荣誉的和平”。[22]事实确实如此。二战以后的世界体制得以享有相对持久的和平稳定,经贸一体化的发展尤其居功至伟。然而也应当看到，这种表面的和平景象下面也涌动着不和谐的暗流：一方面，冷战时期被掩盖的民族矛盾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重新抬头，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发展造成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贫富两极分化也翻动着民族主义成长的土壤。这两个方面的合流形成了局部纷争、艾滋病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现代社会的乱象。在全球化进程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处境显得更加困难，面临着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使各国利益相互交织、各国发展与全球发展日益密不可分，没有普遍的繁荣，就难以有持续的繁荣。“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也事关消除全球安全威胁的根源。”“发达国家应该为实现全球普遍、协调、均衡发展承担更多责任，进一步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转让技术，增加援助，减免债务。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推动发展，广泛开展南南合作”。[23]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努力缓解发展不平衡问题，消除贫困乃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必经阶段。
最后，文化上多元文明和谐进步。激进的民族主义往往以文化作为其核心，宣扬本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人文精神高于或优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及历史遗产。冷战后文化民族主义表现得更明显、更突出，它经常以爱国主义之名，而行民族沙文主义之实。它更多地表现为对其它民族文化的轻视，只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而忽视了文化的时代性和融通性，因而在不少情况下，具有极高的政治利用价值。[24]文化民族主义对保存文明的多样性具有积极作用，但失去边界的文化民族主义则会在全球化的碾压下成为一种富有攻击性的扩张力量，使多元文明的共存和有序竞争成为不可能。正如美国学者罗伯森指出的，理性的全球化应是一个统一性和多样性、同质化与异质化共存的局面，全球化过程包含着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的双向运动。“全球化本身产生变异和多样性。从许多方面来看，多样性是全球化的一个基本方面。”“多元主义必须成为全球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且这本身必须合法化。”[25]和谐世界维护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倡导开放和兼容并蓄的文明观，以使不同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因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26]只有承认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的差异，才能让世界上所有文明、所有民族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四、余论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思潮之间在关系上存在着相克相生的关系，只有使两者在更高层面 上相与，才能使这种三重变奏成为和谐之曲。我国目前尚处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期，尤其需要把握和参与全球化进程，坚持改革开放，充分利用和共享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也需要克服狭隘的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倾向，以更加理性的姿态实现大国崛起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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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