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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月4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谈及社会财富、就业等问题时提出，不仅要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要改革分配制度，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为此，他提出三项工作：一是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要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三是对城乡低收入困难群众给予更多关爱，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
中国社会分配结构的扭曲问题已经进入最高决策者的视野。其实，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基本可以概括为财富的创造与分配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是社会进步水平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国民收入作为财富“流量”的概念，如何被分配，不仅关系到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整体经济效率和社会财富增长。一个分配相对公平、合理的社会，能够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热情，并使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反之，则会造成社会利益格局失衡，抑制社会财富的增长潜能，并且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是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最主要因素，其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市场调节机制本身的缺陷和社会调节机制的不完善。
权力市场化导致了许多领域仍然是血缘和裙带关系盛行，少部分掌握公共资源配置权力的人甚至可以左右逢源，很容易地利用权力来交换、攫取自身利益。当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特殊位置的阶层形成之后，社会资源就等于是他们的囊中私物，任其予取予求。而且这个新兴的阶层在这种利益链条之下，会逐渐固化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层级，其权力与特殊地位可以代际传递，等闲是无法进入的。从19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19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人们不难观察到大量权力市场化的现象。近年来，在城市改造拆迁和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圈钱”等领域，权力市场化的现象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是事实上最大的资源掌控者，“体制内”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政府很难“超然”于市场之外。就收入分配关系而言，在政府依然介入市场较深的情况下，必然制约政府在维护市场主体平等权利、保证公平竞争方面职能的发挥；同时也影响到政府再分配职能和公共政策对社会收入分配的有效调节。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只不过是体制深层次问题的一个突出的显性表现而已，其他领域内权力的侵蚀同样严峻。
改革开放的过程，对部分人来讲，实质上就是从满怀乌托邦激情的狂热信徒跌落到一个追逐物质的利益集团过程，部分官员内在的心灵秩序无疑经历了一次彻头彻尾的崩解。在任何时候，对一个权力趋于极致的执政集团来说，这种心灵秩序的崩解必然导致社会道德的整体滑坡。一个极端理性的特殊利益集团，虽然具有越来越专业化的色彩，但其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特征实际上也留下一个灾难性的后门。如果一个群体丧失了信仰同时也丧失了道德自律，这种理性化也就意味着它会维护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则会为这种分配游戏提供绝佳的制度条件。今天中国贫富悬殊的现实以一种冷酷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这一点。
在这个问题上，改革之初，领导人有着清晰的自省，邓小平在最后一次复出之后，曾用他一贯的通俗风格道出一句名言：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作为一位阅尽历史风云的老资格政治家，他依然突出制度对于人的决定性作用。吊诡的是，真实世界的制度从来就不处于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两极状态。它们要么处在坏制度向好制度的转型之中，要么处于好制度向坏制度的衰变之中。无疑，当下的中国就正好处于这种捉摸不定的变化状态。
自1978年始，中国的制度转型凡30余年仍未竟全功，而在一些重要领域，无论大众还是精英，甚至处于空前迷茫的状态。在这个时候，杰出人物的作为就显得尤其关键。行百里半九十，后面的“十里”往往是领袖者在关键时刻凭借超常的意志和洞见达成的。
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路径，其基础就是在认可特殊利益集团在财富上的优先分配权的同时，必须让人民也分得一杯羹，人民从财富绝对增长中所获得的满足必须能够抵消政府优先分配所带来的相对剥夺感。而且这种相对剥夺不能超过人们容忍的极限。显然，这是比“把馅饼做大”更加苛刻的一个条件。这个隐藏至深的隐性契约虽然难以启齿，但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平头百姓都心照不宣予以默认。
在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这种游戏类似走钢丝，需要各层级官员们高难度的平衡技巧。更何况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节点下，收入分配这种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度高的议题很容易被放大，执行起来稍有不慎，就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因。
为此，他提出三项工作：一是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要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三是对城乡低收入困难群众给予更多关爱，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
中国社会分配结构的扭曲问题已经进入最高决策者的视野。其实，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基本可以概括为财富的创造与分配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是社会进步水平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国民收入作为财富“流量”的概念，如何被分配，不仅关系到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整体经济效率和社会财富增长。一个分配相对公平、合理的社会，能够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热情，并使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反之，则会造成社会利益格局失衡，抑制社会财富的增长潜能，并且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是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最主要因素，其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市场调节机制本身的缺陷和社会调节机制的不完善。
权力市场化导致了许多领域仍然是血缘和裙带关系盛行，少部分掌握公共资源配置权力的人甚至可以左右逢源，很容易地利用权力来交换、攫取自身利益。当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特殊位置的阶层形成之后，社会资源就等于是他们的囊中私物，任其予取予求。而且这个新兴的阶层在这种利益链条之下，会逐渐固化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层级，其权力与特殊地位可以代际传递，等闲是无法进入的。从19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19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人们不难观察到大量权力市场化的现象。近年来，在城市改造拆迁和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圈钱”等领域，权力市场化的现象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是事实上最大的资源掌控者，“体制内”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政府很难“超然”于市场之外。就收入分配关系而言，在政府依然介入市场较深的情况下，必然制约政府在维护市场主体平等权利、保证公平竞争方面职能的发挥；同时也影响到政府再分配职能和公共政策对社会收入分配的有效调节。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只不过是体制深层次问题的一个突出的显性表现而已，其他领域内权力的侵蚀同样严峻。
改革开放的过程，对部分人来讲，实质上就是从满怀乌托邦激情的狂热信徒跌落到一个追逐物质的利益集团过程，部分官员内在的心灵秩序无疑经历了一次彻头彻尾的崩解。在任何时候，对一个权力趋于极致的执政集团来说，这种心灵秩序的崩解必然导致社会道德的整体滑坡。一个极端理性的特殊利益集团，虽然具有越来越专业化的色彩，但其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特征实际上也留下一个灾难性的后门。如果一个群体丧失了信仰同时也丧失了道德自律，这种理性化也就意味着它会维护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则会为这种分配游戏提供绝佳的制度条件。今天中国贫富悬殊的现实以一种冷酷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这一点。
在这个问题上，改革之初，领导人有着清晰的自省，邓小平在最后一次复出之后，曾用他一贯的通俗风格道出一句名言：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作为一位阅尽历史风云的老资格政治家，他依然突出制度对于人的决定性作用。吊诡的是，真实世界的制度从来就不处于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两极状态。它们要么处在坏制度向好制度的转型之中，要么处于好制度向坏制度的衰变之中。无疑，当下的中国就正好处于这种捉摸不定的变化状态。
自1978年始，中国的制度转型凡30余年仍未竟全功，而在一些重要领域，无论大众还是精英，甚至处于空前迷茫的状态。在这个时候，杰出人物的作为就显得尤其关键。行百里半九十，后面的“十里”往往是领袖者在关键时刻凭借超常的意志和洞见达成的。
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路径，其基础就是在认可特殊利益集团在财富上的优先分配权的同时，必须让人民也分得一杯羹，人民从财富绝对增长中所获得的满足必须能够抵消政府优先分配所带来的相对剥夺感。而且这种相对剥夺不能超过人们容忍的极限。显然，这是比“把馅饼做大”更加苛刻的一个条件。这个隐藏至深的隐性契约虽然难以启齿，但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平头百姓都心照不宣予以默认。
在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这种游戏类似走钢丝，需要各层级官员们高难度的平衡技巧。更何况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节点下，收入分配这种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度高的议题很容易被放大，执行起来稍有不慎，就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