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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复仇者联盟4》终于上映。零点场的影迷，许多都念及一个“超级英雄”时代的结束而落泪，甚至还有影迷因为哭得太伤心而送医急救。根据猫眼电影的统计数据，《复联4》零点场票房总计达到1.89亿，首日票房达到5.31亿。
为何《复联4》能够形成如此火爆的局面？换句话说，其中这些陪伴着我们的“超级英雄”为什么令我们如此眷恋，如此难忘？事实上，“超级英雄”远非好莱坞大片的新发明，从古希腊史诗与悲剧中的英雄，到中国春秋战国以降的侠，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超越性的存在，即对受限于种种历史状况、社会规章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个体的一次“极端”想象。
“侠”和“超级英雄”在某种程度上便是一面镜子，折射着我们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不幸、种种不平与不公。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并不完美的时代，他们注定会被人渴望，被人迷恋。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为何超级英雄总是忧国忧民？
看完《复联4》，许多人发现，一个很大的变化出现在复仇者联盟的两位主要领导者身上，即钢铁侠和美国队长。1990年，在由美国和南斯拉夫共同制作，阿尔伯特·派恩导演的《美国队长》中，美国队长的经典形象已经在美国的大小银幕上经过了近30年的流转，但无论如何变化和创新，他的一个典型特点却始终未被动摇，即其强烈的为国为民的热情和信仰。
一方面这与美国队长的特殊出身相关，即他曾是参加“二战”与纳粹战斗的一名士兵；另一方面，这一设计背后所反映出的也是四十年代美国自身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在从2011年重启的由克里斯·埃文斯所扮演的美国队长系列电影中，他的这一主流形象也常常成为其他人揶揄或打趣的对象，与此同时，漫威也在潜移默化地对其去主流化，即对他一贯伟光正的形象进行颠覆与重构。这一点在《复联4》中或许得到了一个可以为观众所接受的尝试。
在另一超级英雄巨头DC那里，与美国队长形象十分相似的自然是超人。在2016年《蝙蝠侠大战超人》中，除去那些经不起推敲的故事逻辑，蝙蝠侠与超人之间便有着对于超级英雄角色定义的不同理解。这一定义既来源于这些英雄自身，但同时也必然会受到外界的影响。超人在接受人类法庭审判时，其所展现出的似乎并非人类的某种自我之明，或是对于作为个体的、能力有限的人的自信，反而流露出某种十分古典式的悲剧色彩，即乌合之众对于神的污名和伤害。在复仇者联盟中，这一分野也一直存在，即以美国队长为首和以钢铁侠为首的两派在对于超级英雄角色看法上的差异，从2018年的《复联3》到《复联4》，钢铁侠始终都在责怪美国队长最终未能承担起自己的诺言，而心存芥蒂。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入中国先秦时期渐渐浮出历史地表的“侠”来与美国队长和超人这样的超级英雄做个对比，虽然两者在超能力上有所差距，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更广层面上的相似。根据余英时先生在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一文中的研究，“侠”的群体被记录是从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开始的，而其出现则在春秋时代“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刻，即伴随着传统贵族制度的衰落，下层贵族开始阶级下降而成为游士，也正在此，儒士与侠士同时出现。在《史记》中，太史公为“侠”做了以下定义：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这一定义用在美国队长等超级英雄身上同样适用，即个人品德的完美、对于社会与国家正义的信仰以及为此而愿意赴汤蹈火的热情。
在一定程度上，这与古希腊传统史诗或悲剧中的英雄们存在些许差异。就如康德在界定何谓崇高时所提及的，古希腊的传统中，英雄们的冒险和奋斗往往来源于其与命运（常常以神的各种惩罚或捉弄表现）的对抗和挣扎，但最终却发现一切结果枉然。正是在有限的个人和无限的命运之间的斗争，才塑造了古希腊悲剧中英雄们最典型的形象。其中经典的代表便是俄狄浦斯的悲剧，他用尽一切力量逃避和对抗命运，但最终依旧无法逃脱。这一经典的悲剧英雄身上虽然有时会涉及家国天下的责任，但更多的依旧是个人在广阔天地甚至宇宙与命运之间的局限，以及由此所感知到的无奈与痛苦。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其后德国浪漫主义的一个滥觞，但对于美国队长这样的超级英雄，他的来源则或许更复杂。
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墨名法道阴阳等百家其实都共享着同一个目的，即所谓的“变天下无道为有道”，重建秩序，让民众免遭战争离乱之苦。在这一大背景下，侠自然也在其中，因此他们便带有强烈的与国家和社会互动的性质。也由此我们看到诸多侠客作为各国有识之士的门客或下属，为其鞠躬尽瘁，除了个人目的之外，最主要的依旧是为了恢复天下秩序。伴随着汉朝大一统，诸学定于儒家，其意识形态也渐渐渗入侠客群体，在对其进一步控制和消灭的夹缝中也缓慢地诞生了其后我们所谓的儒侠，也由此才会出现其后金庸笔下的郭靖这般大侠。在一定程度上，美国队长的经历和中国侠的诞生或有可通之处，即使是超人，也因为自己所在的星球遭到战争摧毁，被送到地球，因而才产生出强烈的保护地球的感情。
因此，像美国队长这样产生自特定时期的超级英雄，当然自有其源远流长的传统，同时也是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国家以及世界中的个人，在其自身的历史文化中被建构出的一种“完美形象”，或说是一种需要通过各种努力、自我节制或奋斗而能够达到的一种超越性状态。无论是西方的外在超越，发现了一个更为完美的形而上世界，还是中国春秋时期的内在超越（余英时语），“超越”意识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有限的个体的“更进一步”。而当社会、国家和天下被建构成某种更高尚或更伟大的存在时，英雄们的信仰和效忠必然也就会与之发生关系。
然而，这里却存在着一个隐秘的吊诡，即一方面侠或超级英雄为国为民，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时常会以自己的立场或道义与国家发生冲突，甚至对抗，而成为掌握着“法律与秩序”的政治权威中的离心力，必须予以节制甚至消灭。这便与超级英雄们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息息相關，即他们的个人主义与独立性。 “侠以武犯禁”：
超级英雄们的个人主义
崇尚严刑酷法和政治权威的法家代表韩非子，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儒与侠对于大一统政权的危害，前者“以文乱法”，后者则“以武犯禁”。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无论东、西方的超级英雄，首先都是、或必得是个人主义者以及由此具有强烈的个人道义和准则，也即司马迁所谓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在复仇者联盟中，钢铁侠或许可以作为这一典型代表，他出身富贵、学识过人，且一副花花公子、吊儿郎当的形象，是个十分典型的安·兰德式的美国人。他虽然与美国队长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之间却始终存在着歧义，而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关于他们这些拥有了超能力的英雄们的社会义务与责任问题。
从《钢铁侠》系列到《复联》系列，钢铁侠都是那个满嘴跑火车之人，他一方面对于为国为民没有兴趣，另一方面对于美国队长的主流价值观——即对于更大善（great good）——的追求也揶揄讽刺。在钢铁侠身上我们能看到西方传统英雄们的身影，但他又都已经经过改造与现代化（或说是美国化）而出现新的变异。和传统英雄们不同，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钢铁侠托尼·斯塔克的人物塑造是根据美国娱乐界的传奇人物霍华·休斯而来。休斯是一个孤僻的亿万富豪，也是飞行家和电影制作人，其一生传奇且精彩。
因此，钢铁侠从一开始就未遭到任何来自命运的捉弄或设下的陷阱，他更像是美国近代资本主义高速发展中所凝结而成的形象，交错在金钱、知识、外貌和娱乐之中。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他与美国队长之间的一个有趣对比：美国队长的为国为民与托尼·斯塔克的自我与放纵，完全代表着美国在20世纪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所透露出的意识形态，以及所反映出的某种社会心理的变迁，从战争中的为了更高尚的目的到和平经济发展年代里的个人生活、奋斗与享乐等等。
所以，像钢铁侠这样的超级英雄们还能真正的“以武犯禁”吗？这其中便涉及电影中这些超级英雄们与政府的关系，在漫威电影中，两者之间更多是彼此协助和支持，即使不时会出现些摩擦也无伤大雅。但要达到这一效果也就意味着必须有第三方邪恶势力，因此在《复联》系列中，我们看到一个个无论是来自地球还是外太空的邪恶势力，于是地球政府（其实主要是美国政府）与这些超级英雄联手打败他们。而另一方面，社会政治制度本身的设计也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侠以武乱禁”的必要，韩非子所指出的这一点是在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中，因此对于美国这种无论政治还是社会都较为开放的国家而言，超级英雄更可能成为资本和娱乐进行增值与炒作的爆款，而非政府权威的威胁。
但漫威电影中所展现的其实只是一个较为乐观的面向，在诺兰的《黑暗骑士》系列中，他便发现了这些个体的、且大都具有超级能力的英雄们对于政府权威的威胁所可能导致的对抗与斗争。而造成这一点的又不仅仅只因为英雄们乱了中央权威的“禁”，也还因为他们几乎从一开始就是游离甚至外在于社会秩序中的存在。这些超级英雄来去自如，且似乎并不听从任何号令，甚至一些规则和限制对他们都一无所用；并且他们还有着自己的一整套道义和法则，因此常常可能出现他们凭借一己之力来为许多复杂且牵涉到众多人利益和权利的问题做出决定。在《蝙蝠侠：黑暗骑士》中，小丑便直接抓到了超级英雄们的这一致命点，通过对其的打击来展现这些英雄们存在的悖论。因为这一逻辑本身便与极权思想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所以即使对于普通的民众而言，超级英雄也始终是一个暧昧且令人不安的存在。
对钢铁侠而言，他通过自己的放浪形骸与专注于自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消弭或是压制了这样的紧张。他懂得资本的游戏、懂得政治的游戏，也必然懂得存在于超级英雄（他还是超级富豪）与普通人之间的巨大鸿沟所可能引起的冲突。但也正是在这些“懂得”中，他作为超级英雄本身所具有的“犯禁”特质也便会渐渐消失，而可能出现与主流社会但意识形态合流的倾向，变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或许是为了解决这一潜在的危机，在《复联3》与《复联4》中，钢铁侠的形象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直到最终于《复联4》中为国为民为宇宙而情愿放弃自己的幸福生活，且付出生命。
成人童话：有限个体的束缚与无限超越的渴望
回头来看《复联4》中，为何变化最大的是美国队长与钢铁侠？一方面，这与漫威第一个十年计划的收官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超级英雄典型模式的突破或说是对于传统形象的某种弥补性再创造相关。美国队长因为最终被冰冻，而彻底失去了和自己心爱之人生活的机会，即使之后醒来，也未能如愿。这样的模式十分常见：英雄们为了更高的理想，为了国家与民众而牺牲自己的个人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行为被我们称赞，被作为模范推荐学习和效仿，但最终也随着人们渐渐意识到这样的英雄或许太过“冷漠”或“没人情味”，就好似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般而产生距离，甚至反感。
因此，在《复联4》最后，牺牲的并非原本最适合牺牲的美国队长，取而代之的是给了他一个重新与自己所爱的人生活一生的结局。虽然漫威中的所有超级英雄，无论是人类的美国队长还是作为神的索尔，他们都早已经去神化，且经常成为笑点集中处，因为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时，诸如美国队长这样的超级英雄自然也就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或者选择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与时俱进。
而与之互补的是钢铁侠最终的英勇牺牲。他的故事就好似一部成长小说，浪子回归成为肩负天下的英雄。而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似乎也是对美国主流文化中的极端个人主义、金钱至上以及娱乐至死的一次尝试性批判与扭转。在《复联4》的最后，钢铁侠的牺牲十分具有古典的英雄终局的气氛，而也正是到这里，他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进化，而成为“美国队长”，成为在现代这个破碎且一切都去神圣化与高尚化之间的一次古典的回光返照。同时也似乎再次透露出了深藏在有限个体中对于无限与超越的渴望，而也正是我们在钢铁侠这样一个超级英雄的转变之路上看到的东西，产生了同气相求的惺惺相惜之感。
许多评论家把中国武侠小说称作“成年人的童话”，但就如小朋友需要童话一样，成人或许同样如此。
而这些童话又并非仅仅只是不切实际、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某种对于自我的渴望与自信、对于他者的同情与关注、对于社会正义与国家公平的督促，以及对于这种精神的敬仰。但它也让我们再次思考和反思，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国家和世界需要这样的超级英雄？如果按照现代民主法治观念，“侠”和“超级英雄”都是多余或说是不必要的存在，每个个体都能够在自己得到保障的权利中實现自己的人生，得到自己的正义……
为何《复联4》能够形成如此火爆的局面？换句话说，其中这些陪伴着我们的“超级英雄”为什么令我们如此眷恋，如此难忘？事实上，“超级英雄”远非好莱坞大片的新发明，从古希腊史诗与悲剧中的英雄，到中国春秋战国以降的侠，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超越性的存在，即对受限于种种历史状况、社会规章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个体的一次“极端”想象。
“侠”和“超级英雄”在某种程度上便是一面镜子，折射着我们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不幸、种种不平与不公。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并不完美的时代，他们注定会被人渴望，被人迷恋。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为何超级英雄总是忧国忧民？
看完《复联4》，许多人发现，一个很大的变化出现在复仇者联盟的两位主要领导者身上，即钢铁侠和美国队长。1990年，在由美国和南斯拉夫共同制作，阿尔伯特·派恩导演的《美国队长》中，美国队长的经典形象已经在美国的大小银幕上经过了近30年的流转，但无论如何变化和创新，他的一个典型特点却始终未被动摇，即其强烈的为国为民的热情和信仰。
一方面这与美国队长的特殊出身相关，即他曾是参加“二战”与纳粹战斗的一名士兵；另一方面，这一设计背后所反映出的也是四十年代美国自身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在从2011年重启的由克里斯·埃文斯所扮演的美国队长系列电影中，他的这一主流形象也常常成为其他人揶揄或打趣的对象，与此同时，漫威也在潜移默化地对其去主流化，即对他一贯伟光正的形象进行颠覆与重构。这一点在《复联4》中或许得到了一个可以为观众所接受的尝试。
在另一超级英雄巨头DC那里，与美国队长形象十分相似的自然是超人。在2016年《蝙蝠侠大战超人》中，除去那些经不起推敲的故事逻辑，蝙蝠侠与超人之间便有着对于超级英雄角色定义的不同理解。这一定义既来源于这些英雄自身，但同时也必然会受到外界的影响。超人在接受人类法庭审判时，其所展现出的似乎并非人类的某种自我之明，或是对于作为个体的、能力有限的人的自信，反而流露出某种十分古典式的悲剧色彩，即乌合之众对于神的污名和伤害。在复仇者联盟中，这一分野也一直存在，即以美国队长为首和以钢铁侠为首的两派在对于超级英雄角色看法上的差异，从2018年的《复联3》到《复联4》，钢铁侠始终都在责怪美国队长最终未能承担起自己的诺言，而心存芥蒂。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入中国先秦时期渐渐浮出历史地表的“侠”来与美国队长和超人这样的超级英雄做个对比，虽然两者在超能力上有所差距，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更广层面上的相似。根据余英时先生在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一文中的研究，“侠”的群体被记录是从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开始的，而其出现则在春秋时代“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刻，即伴随着传统贵族制度的衰落，下层贵族开始阶级下降而成为游士，也正在此，儒士与侠士同时出现。在《史记》中，太史公为“侠”做了以下定义：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这一定义用在美国队长等超级英雄身上同样适用，即个人品德的完美、对于社会与国家正义的信仰以及为此而愿意赴汤蹈火的热情。
在一定程度上，这与古希腊传统史诗或悲剧中的英雄们存在些许差异。就如康德在界定何谓崇高时所提及的，古希腊的传统中，英雄们的冒险和奋斗往往来源于其与命运（常常以神的各种惩罚或捉弄表现）的对抗和挣扎，但最终却发现一切结果枉然。正是在有限的个人和无限的命运之间的斗争，才塑造了古希腊悲剧中英雄们最典型的形象。其中经典的代表便是俄狄浦斯的悲剧，他用尽一切力量逃避和对抗命运，但最终依旧无法逃脱。这一经典的悲剧英雄身上虽然有时会涉及家国天下的责任，但更多的依旧是个人在广阔天地甚至宇宙与命运之间的局限，以及由此所感知到的无奈与痛苦。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其后德国浪漫主义的一个滥觞，但对于美国队长这样的超级英雄，他的来源则或许更复杂。
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墨名法道阴阳等百家其实都共享着同一个目的，即所谓的“变天下无道为有道”，重建秩序，让民众免遭战争离乱之苦。在这一大背景下，侠自然也在其中，因此他们便带有强烈的与国家和社会互动的性质。也由此我们看到诸多侠客作为各国有识之士的门客或下属，为其鞠躬尽瘁，除了个人目的之外，最主要的依旧是为了恢复天下秩序。伴随着汉朝大一统，诸学定于儒家，其意识形态也渐渐渗入侠客群体，在对其进一步控制和消灭的夹缝中也缓慢地诞生了其后我们所谓的儒侠，也由此才会出现其后金庸笔下的郭靖这般大侠。在一定程度上，美国队长的经历和中国侠的诞生或有可通之处，即使是超人，也因为自己所在的星球遭到战争摧毁，被送到地球，因而才产生出强烈的保护地球的感情。
因此，像美国队长这样产生自特定时期的超级英雄，当然自有其源远流长的传统，同时也是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国家以及世界中的个人，在其自身的历史文化中被建构出的一种“完美形象”，或说是一种需要通过各种努力、自我节制或奋斗而能够达到的一种超越性状态。无论是西方的外在超越，发现了一个更为完美的形而上世界，还是中国春秋时期的内在超越（余英时语），“超越”意识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有限的个体的“更进一步”。而当社会、国家和天下被建构成某种更高尚或更伟大的存在时，英雄们的信仰和效忠必然也就会与之发生关系。
然而，这里却存在着一个隐秘的吊诡，即一方面侠或超级英雄为国为民，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时常会以自己的立场或道义与国家发生冲突，甚至对抗，而成为掌握着“法律与秩序”的政治权威中的离心力，必须予以节制甚至消灭。这便与超级英雄们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息息相關，即他们的个人主义与独立性。 “侠以武犯禁”：
超级英雄们的个人主义
崇尚严刑酷法和政治权威的法家代表韩非子，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儒与侠对于大一统政权的危害，前者“以文乱法”，后者则“以武犯禁”。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无论东、西方的超级英雄，首先都是、或必得是个人主义者以及由此具有强烈的个人道义和准则，也即司马迁所谓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在复仇者联盟中，钢铁侠或许可以作为这一典型代表，他出身富贵、学识过人，且一副花花公子、吊儿郎当的形象，是个十分典型的安·兰德式的美国人。他虽然与美国队长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之间却始终存在着歧义，而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关于他们这些拥有了超能力的英雄们的社会义务与责任问题。
从《钢铁侠》系列到《复联》系列，钢铁侠都是那个满嘴跑火车之人，他一方面对于为国为民没有兴趣，另一方面对于美国队长的主流价值观——即对于更大善（great good）——的追求也揶揄讽刺。在钢铁侠身上我们能看到西方传统英雄们的身影，但他又都已经经过改造与现代化（或说是美国化）而出现新的变异。和传统英雄们不同，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钢铁侠托尼·斯塔克的人物塑造是根据美国娱乐界的传奇人物霍华·休斯而来。休斯是一个孤僻的亿万富豪，也是飞行家和电影制作人，其一生传奇且精彩。
因此，钢铁侠从一开始就未遭到任何来自命运的捉弄或设下的陷阱，他更像是美国近代资本主义高速发展中所凝结而成的形象，交错在金钱、知识、外貌和娱乐之中。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他与美国队长之间的一个有趣对比：美国队长的为国为民与托尼·斯塔克的自我与放纵，完全代表着美国在20世纪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所透露出的意识形态，以及所反映出的某种社会心理的变迁，从战争中的为了更高尚的目的到和平经济发展年代里的个人生活、奋斗与享乐等等。
所以，像钢铁侠这样的超级英雄们还能真正的“以武犯禁”吗？这其中便涉及电影中这些超级英雄们与政府的关系，在漫威电影中，两者之间更多是彼此协助和支持，即使不时会出现些摩擦也无伤大雅。但要达到这一效果也就意味着必须有第三方邪恶势力，因此在《复联》系列中，我们看到一个个无论是来自地球还是外太空的邪恶势力，于是地球政府（其实主要是美国政府）与这些超级英雄联手打败他们。而另一方面，社会政治制度本身的设计也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侠以武乱禁”的必要，韩非子所指出的这一点是在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中，因此对于美国这种无论政治还是社会都较为开放的国家而言，超级英雄更可能成为资本和娱乐进行增值与炒作的爆款，而非政府权威的威胁。
但漫威电影中所展现的其实只是一个较为乐观的面向，在诺兰的《黑暗骑士》系列中，他便发现了这些个体的、且大都具有超级能力的英雄们对于政府权威的威胁所可能导致的对抗与斗争。而造成这一点的又不仅仅只因为英雄们乱了中央权威的“禁”，也还因为他们几乎从一开始就是游离甚至外在于社会秩序中的存在。这些超级英雄来去自如，且似乎并不听从任何号令，甚至一些规则和限制对他们都一无所用；并且他们还有着自己的一整套道义和法则，因此常常可能出现他们凭借一己之力来为许多复杂且牵涉到众多人利益和权利的问题做出决定。在《蝙蝠侠：黑暗骑士》中，小丑便直接抓到了超级英雄们的这一致命点，通过对其的打击来展现这些英雄们存在的悖论。因为这一逻辑本身便与极权思想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所以即使对于普通的民众而言，超级英雄也始终是一个暧昧且令人不安的存在。
对钢铁侠而言，他通过自己的放浪形骸与专注于自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消弭或是压制了这样的紧张。他懂得资本的游戏、懂得政治的游戏，也必然懂得存在于超级英雄（他还是超级富豪）与普通人之间的巨大鸿沟所可能引起的冲突。但也正是在这些“懂得”中，他作为超级英雄本身所具有的“犯禁”特质也便会渐渐消失，而可能出现与主流社会但意识形态合流的倾向，变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或许是为了解决这一潜在的危机，在《复联3》与《复联4》中，钢铁侠的形象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直到最终于《复联4》中为国为民为宇宙而情愿放弃自己的幸福生活，且付出生命。
成人童话：有限个体的束缚与无限超越的渴望
回头来看《复联4》中，为何变化最大的是美国队长与钢铁侠？一方面，这与漫威第一个十年计划的收官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超级英雄典型模式的突破或说是对于传统形象的某种弥补性再创造相关。美国队长因为最终被冰冻，而彻底失去了和自己心爱之人生活的机会，即使之后醒来，也未能如愿。这样的模式十分常见：英雄们为了更高的理想，为了国家与民众而牺牲自己的个人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行为被我们称赞，被作为模范推荐学习和效仿，但最终也随着人们渐渐意识到这样的英雄或许太过“冷漠”或“没人情味”，就好似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般而产生距离，甚至反感。
因此，在《复联4》最后，牺牲的并非原本最适合牺牲的美国队长，取而代之的是给了他一个重新与自己所爱的人生活一生的结局。虽然漫威中的所有超级英雄，无论是人类的美国队长还是作为神的索尔，他们都早已经去神化，且经常成为笑点集中处，因为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时，诸如美国队长这样的超级英雄自然也就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或者选择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与时俱进。
而与之互补的是钢铁侠最终的英勇牺牲。他的故事就好似一部成长小说，浪子回归成为肩负天下的英雄。而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似乎也是对美国主流文化中的极端个人主义、金钱至上以及娱乐至死的一次尝试性批判与扭转。在《复联4》的最后，钢铁侠的牺牲十分具有古典的英雄终局的气氛，而也正是到这里，他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进化，而成为“美国队长”，成为在现代这个破碎且一切都去神圣化与高尚化之间的一次古典的回光返照。同时也似乎再次透露出了深藏在有限个体中对于无限与超越的渴望，而也正是我们在钢铁侠这样一个超级英雄的转变之路上看到的东西，产生了同气相求的惺惺相惜之感。
许多评论家把中国武侠小说称作“成年人的童话”，但就如小朋友需要童话一样，成人或许同样如此。
而这些童话又并非仅仅只是不切实际、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某种对于自我的渴望与自信、对于他者的同情与关注、对于社会正义与国家公平的督促，以及对于这种精神的敬仰。但它也让我们再次思考和反思，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国家和世界需要这样的超级英雄？如果按照现代民主法治观念，“侠”和“超级英雄”都是多余或说是不必要的存在，每个个体都能够在自己得到保障的权利中實现自己的人生，得到自己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