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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数字公民教育中心旨在促进数字公民培养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席教授，感谢您接受我刊的采访。据悉，2019年5月，西交利物浦大学成立全球数字公民教育中心，建立该中心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席酉民：在数字时代之初，互联网是一个人们在空闲时可以去浏览、访问的地方。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类新兴科技的发展，互联网如今已经成为大多数人学习、工作、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个体或机构在互联网时代都扮演着“虚拟”的角色，进行各种虚拟活动，如数字化产品生产、线上购物、社交活动等。因此，我们需要具备一些必要的数字技能才能在现代社会更好地生存，更好地成为一个“数字公民”，而这些技能就是数字素养。随着大数据和社交媒体的出現，合理利用数字技术解决社会问题的需求不断增加。网络空间发展潜力的完整性基于数字用户对全球数字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认识，这种认识为公民提供了道德框架，以及规范思想和行为的“参与规则”等社会契约。
为了实现互联网生态系统和数字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培养公民的规则意识和在数字社会的参与能力至关重要。因此，如何培养具有数字素养的公民和如何推广全民数字素养教育已成为当下面临的巨大挑战。这需要一个能够提供教育、研究、知识转移和团队协作的平台，使个人、实体和国家能够接受参与式数字公民的概念，传播全球数字公民理念，将诚信融入互联网生态系统的工作中，并争取所有人能够充分利用数字机会。
西交利物浦大学全球数字公民教育中心（GDCC）旨在促进数字公民的培养，并搭建教育、研究、知识转移和协作的平台，传播全球数字公民理念，协助完善互联网应用伦理体系与行为准则，助力提升大众数字素养与信息素养，让数字技术在全球语境下得以更加合理、规范、充分地使用。
二、我国学生数字素养现状与提升路径
《世界教育信息》：我国学生的数字素养现状如何？数字化时代学生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应该怎样培养这些能力？
席酉民：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高速发展，截至2018年12月，使用网络的用户人数已达到8.29亿，普及率达59.6%。其中，学生群体占比最大，达到25.4%[1]。对于当代学生来说，他们的生存环境已经与数字化环境高度重叠，数字化的生活环境对他们产生了多维度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思维方式、学习方式、性格等。
根据学者的调研，目前我国学生的数字素养呈现以下5个特征[2][3]。一是拥有信息技术设备的比例高，获取信息渠道以智能手机为主，计算机排第二位。二是大学生在获取学业相关信息时主要依赖于网络搜索引擎，对于学校图书馆和学术类网站的使用率较低。三是掌握了基本的网络操作技能及基础知识，对信息技术的依赖程度较高，网络社交也非常普及。四是与数字信息安全相关的自我保护意识较弱。五是对网络暴力有比较正确的认知和应对，大部分学生会选择远离或者举报等方式;对于网络原创信息的版权问题，仍有近一半学生没有关注过或认为应该被分享。
目前，国际上对数字素养有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联合国等组织发布了相关数字素养培养框架，各国的培养框架亦各有侧重。根据联合资讯系统委员会（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JISC）的研究，总体来看，国际上对数字素养的认知包含六大能力。一是精通信息通信技术（ICT）。二是具有信息、数据和媒体素养。三是具备数字创作、创新和数字研究的能力。四是具备数字通信、协作和参与能力。五是具备数字学习和个人/专业发展的能力。六是具有数字身份管理和数字健康能力。
要提升数字素养，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注重数字公民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各级各类学校应针对学生需具备的六大能力系统地开发数字公民教育课程，将数字公民教育内容纳入教育规划与育人目标中[4]，整体性和连贯性地设计并实施数字公民教育课程，使学生充分了解数字素养及相关的行为规范。
二是打造数字公民素养教育生态圈。向各阶层人士普及数字公民教育的重要性及相关实践，加强数字公民素养在各社会阶层的宣传力度及行为规范，充分利用各种开放教育资源，与国家或地方政府通过相关宣传项目或合作项目协作形成数字公民素养的网络学习空间或建立学习共同体，营造健康的数字环境。
三、确保学生负责任、有意义地开展数字活动
《世界教育信息》：信息化带来了伦理的挑战，您认为应该如何在普及数字素养的同时应对伦理问题？
席酉民：信息化时代的伦理问题是目前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在技术维度以外，我们希望学生可以负责任、有意义地开展数字活动。
广义上讲，伦理是公民教育包含的内容，包括唤起个体的责任和权利，了解并明确自己的存在和生活方式与社区、国家乃至全球的关系和意义。具体到数字化层面，学校需要更加关注学生在数字时代的公民教育，包括预防网络欺凌，保护数字隐私和数字安全，引导学生明确自己在网络空间中的权利与义务，使其学会保护隐私和名誉、管理好网络足迹等。
加拿大数字与媒体素养中心发布的《数字素养教育框架》将数字公民教育作为数字素养的核心，其中包括七大能力。一是伦理与同情，指学生在数字环境中面对网络欺凌、分享信息、获取音视频版权问题时，可以进行相关道德判断并做出科学的选择。二是隐私与安全，指学生在线管理隐私、声誉和安全的基本技能。三是社区参与，指学生理解他们作为数字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网络空间中遵循社会规范，并积极参与网络空间的社区活动。四是数字健康，指学生可以管理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平衡网络和现实生活，了解健康信息和有害信息的差异，保护自己的在线身份。五是消费意识，指学生能够在高度商业化的网络环境下树立正确的消费意识，阅读并了解网站服务条款和隐私政策的含义，以建立正确的网络消费观。六是搜索与确认，指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有效搜索到自己所需的各种信息，并评估和验证所获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七是制作与整合，指学生可以创建数字内容，并在尊重法律和道德的前提下借鉴、使用他人发布的内容;同时，能够利用数字和网络平台与他人协作，实现内容的整合与创新。”[5] 对于大学生的数字素养的培养，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合格的数字公民，让学生可以更自在地在数字环境中生活、学习、沟通等，而不仅是教授信息技术。这样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所有课程中融入数字素养，加强数字素养与各学科间的互通。
四、学生数字素养培养框架的制定与实施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应该怎样进行数字素养教育方面的课程建设和教学？
席酉民：目前，我校建立了全球数字公民教育中心，关注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帮助他们获得学习上的成功，并且成为一名有责任心的数字公民。中心已开发并制定了《西交利物浦大学学生数字素养培养框架》（Digital Literacies Framework for XJTLU Students）（見图1）。该框架明确了在数字化时代学生学习、生活和未来工作所具备的能力和态度。不同于简单的技术维度或者相关专业知识，该框架更加强调跨专业的、通用的、与日常生活和未来就业息息相关的学习和探索能力。
同时，我校的数字公民教育体系将与现有的所有课程紧密结合，培养框架将作为一个指导性参考方针，体现在未来新开发的课程和专业中，数字素养将作为新课程和专业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在前面阐述过的学生应具备的数字素养，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数字素养教育还融入了未来人才必备的批判、创造性思维，问题解决及创新能力。全球数字公民教育中心将在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促使学生进一步思考将数字化技术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跨学科能力。
五、其他国家数字素养培养的经验与思考
《世界教育信息》：请您谈一谈其他国家在数字素养领域的经验。
席酉民：英国近年来积极开展数字素养教育研究和实践，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QAA）2015年将数字素养列为高等教育审查主题，推动了相关教育研究及实践的发展。自上而下形成多级联合模式，从QAA到JISC，再到具体的高校等教育机构，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数字素养培养体系。同时，将数字素养与个人职业发展相结合，如纽卡斯尔大学图书馆将数字素养教育作为馆员培训的一部分。政府还推动建设了多元化的资源服务体系，除了JISC等社会机构主导提供的教育资源外，各大高校也推出多种在线教育资源，形成了多元的数字素养教育资源体系。
美国作为全球信息技术发展水平领先的国家之一，在数字素养教育方面也开展了大量工作。从政府层面来看，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NTIA）和联邦通信委员会是推动数字素养教育的主要机构。联邦通信委员会提出的国家宽带计划（National Broadband Plan）明确了数字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带动了美国数字素养教育的发展。从各类图书馆到各大高校，大量机构获得拨款用于数字素养教育体系的建设和实践。总体来说，美国推动数字素养教育的方式与英国大体类似，都是以政府主导，行业协会和各级组织参与推广和研究，各类学习组织、图书馆共同参与实践，将数字素养教育日常化。
爱沙尼亚政府非常重视数字技术创新，在新兴数字技术（如大数据、区块链等）出现早期就积极尝试应用数字技术红利，在国家层面制定了全国信息化发展战略，自上而下地颁发由政府认证的电子身份证明（ID--E-Residency），此政策为全世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破除了地域限制，使其可以跨区域、无国界地拥有合法公民身份和商业账户，以融入爱沙尼亚的数字化商业环境，截至2020年4月9日，已有66724人成功申请爱沙尼亚电子身份证明。此外，“X-Road”数据交换平台和“KSI无签名区块链系统”等政策增加了爱沙尼亚商业环境的公开性、透明性和便捷性。
爱沙尼亚不仅在政府层面大范围实施数字战略、建立“数字国家”，而且鼓励企业应用“X-Road”数据交换平台。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政府不仅没有停止“爱沙尼亚加速计划”，而且组织了应对疫情的“黑客马拉松”，种种创新都为爱沙尼亚迎接数字时代的各种不确定性提供了信心。当所有项目形成合力，积极使用和享受了爱沙尼亚数字环境福利的各界力量又会转化为推动爱沙尼亚数字创新的活力，形成良性的生态圈。爱沙尼亚的“虎跃计划”是针对加强全民信息技术教育所开展的定向计划，同时，政府改良了治理与服务系统，开发了一系列便捷的小程序，如电子银行服务、数字签名、数字处方、数字ID等，希望通过行为引导培养公民参与和使用数字应用的兴趣和能力。
马耳他也在帮助每一个马耳他人成长为一个可获得和合理使用ICT的“数字公民”。马耳他将培养数字公民也写入了政府战略计划，政府部门主要从三个方面实现战略规划，即“提供—反馈—消除”。首先在生产和生活方面为公民提供数字技术;其次不断地收集使用技术后公民个体和机构团体的反馈建议;最后进行优化完善，一层层减少公民接受和使用数字技术的障碍。
参考文献：
[1]中国网信网.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19-08-30）[2020-07-28].http：//www.cac.gov.cn/2019-08/30/c_1124938750.htm.
[2]宋新越，钱淑芳.内蒙古高校大学生数字素养分析及对策[J].数字传媒研究，2018，35（11）：22-31.
[3]吴慧萌.上海市初中学生数字素养调研报告[J].上海课程教学研究，2019（3）：73-80.
[4]张立新，姚婧娴.数字化生存——数字时代的挑战与教育应对[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1-8.
[5]余慧菊，杨俊锋.数字公民与核心素养：加拿大数字素养教育综述[J].现代教育技术，2019，29（7）：6-12.
编辑 朱婷婷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席教授，感谢您接受我刊的采访。据悉，2019年5月，西交利物浦大学成立全球数字公民教育中心，建立该中心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席酉民：在数字时代之初，互联网是一个人们在空闲时可以去浏览、访问的地方。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类新兴科技的发展，互联网如今已经成为大多数人学习、工作、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个体或机构在互联网时代都扮演着“虚拟”的角色，进行各种虚拟活动，如数字化产品生产、线上购物、社交活动等。因此，我们需要具备一些必要的数字技能才能在现代社会更好地生存，更好地成为一个“数字公民”，而这些技能就是数字素养。随着大数据和社交媒体的出現，合理利用数字技术解决社会问题的需求不断增加。网络空间发展潜力的完整性基于数字用户对全球数字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认识，这种认识为公民提供了道德框架，以及规范思想和行为的“参与规则”等社会契约。
为了实现互联网生态系统和数字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培养公民的规则意识和在数字社会的参与能力至关重要。因此，如何培养具有数字素养的公民和如何推广全民数字素养教育已成为当下面临的巨大挑战。这需要一个能够提供教育、研究、知识转移和团队协作的平台，使个人、实体和国家能够接受参与式数字公民的概念，传播全球数字公民理念，将诚信融入互联网生态系统的工作中，并争取所有人能够充分利用数字机会。
西交利物浦大学全球数字公民教育中心（GDCC）旨在促进数字公民的培养，并搭建教育、研究、知识转移和协作的平台，传播全球数字公民理念，协助完善互联网应用伦理体系与行为准则，助力提升大众数字素养与信息素养，让数字技术在全球语境下得以更加合理、规范、充分地使用。
二、我国学生数字素养现状与提升路径
《世界教育信息》：我国学生的数字素养现状如何？数字化时代学生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应该怎样培养这些能力？
席酉民：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高速发展，截至2018年12月，使用网络的用户人数已达到8.29亿，普及率达59.6%。其中，学生群体占比最大，达到25.4%[1]。对于当代学生来说，他们的生存环境已经与数字化环境高度重叠，数字化的生活环境对他们产生了多维度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思维方式、学习方式、性格等。
根据学者的调研，目前我国学生的数字素养呈现以下5个特征[2][3]。一是拥有信息技术设备的比例高，获取信息渠道以智能手机为主，计算机排第二位。二是大学生在获取学业相关信息时主要依赖于网络搜索引擎，对于学校图书馆和学术类网站的使用率较低。三是掌握了基本的网络操作技能及基础知识，对信息技术的依赖程度较高，网络社交也非常普及。四是与数字信息安全相关的自我保护意识较弱。五是对网络暴力有比较正确的认知和应对，大部分学生会选择远离或者举报等方式;对于网络原创信息的版权问题，仍有近一半学生没有关注过或认为应该被分享。
目前，国际上对数字素养有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联合国等组织发布了相关数字素养培养框架，各国的培养框架亦各有侧重。根据联合资讯系统委员会（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JISC）的研究，总体来看，国际上对数字素养的认知包含六大能力。一是精通信息通信技术（ICT）。二是具有信息、数据和媒体素养。三是具备数字创作、创新和数字研究的能力。四是具备数字通信、协作和参与能力。五是具备数字学习和个人/专业发展的能力。六是具有数字身份管理和数字健康能力。
要提升数字素养，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注重数字公民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各级各类学校应针对学生需具备的六大能力系统地开发数字公民教育课程，将数字公民教育内容纳入教育规划与育人目标中[4]，整体性和连贯性地设计并实施数字公民教育课程，使学生充分了解数字素养及相关的行为规范。
二是打造数字公民素养教育生态圈。向各阶层人士普及数字公民教育的重要性及相关实践，加强数字公民素养在各社会阶层的宣传力度及行为规范，充分利用各种开放教育资源，与国家或地方政府通过相关宣传项目或合作项目协作形成数字公民素养的网络学习空间或建立学习共同体，营造健康的数字环境。
三、确保学生负责任、有意义地开展数字活动
《世界教育信息》：信息化带来了伦理的挑战，您认为应该如何在普及数字素养的同时应对伦理问题？
席酉民：信息化时代的伦理问题是目前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在技术维度以外，我们希望学生可以负责任、有意义地开展数字活动。
广义上讲，伦理是公民教育包含的内容，包括唤起个体的责任和权利，了解并明确自己的存在和生活方式与社区、国家乃至全球的关系和意义。具体到数字化层面，学校需要更加关注学生在数字时代的公民教育，包括预防网络欺凌，保护数字隐私和数字安全，引导学生明确自己在网络空间中的权利与义务，使其学会保护隐私和名誉、管理好网络足迹等。
加拿大数字与媒体素养中心发布的《数字素养教育框架》将数字公民教育作为数字素养的核心，其中包括七大能力。一是伦理与同情，指学生在数字环境中面对网络欺凌、分享信息、获取音视频版权问题时，可以进行相关道德判断并做出科学的选择。二是隐私与安全，指学生在线管理隐私、声誉和安全的基本技能。三是社区参与，指学生理解他们作为数字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网络空间中遵循社会规范，并积极参与网络空间的社区活动。四是数字健康，指学生可以管理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平衡网络和现实生活，了解健康信息和有害信息的差异，保护自己的在线身份。五是消费意识，指学生能够在高度商业化的网络环境下树立正确的消费意识，阅读并了解网站服务条款和隐私政策的含义，以建立正确的网络消费观。六是搜索与确认，指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有效搜索到自己所需的各种信息，并评估和验证所获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七是制作与整合，指学生可以创建数字内容，并在尊重法律和道德的前提下借鉴、使用他人发布的内容;同时，能够利用数字和网络平台与他人协作，实现内容的整合与创新。”[5] 对于大学生的数字素养的培养，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合格的数字公民，让学生可以更自在地在数字环境中生活、学习、沟通等，而不仅是教授信息技术。这样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所有课程中融入数字素养，加强数字素养与各学科间的互通。
四、学生数字素养培养框架的制定与实施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应该怎样进行数字素养教育方面的课程建设和教学？
席酉民：目前，我校建立了全球数字公民教育中心，关注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帮助他们获得学习上的成功，并且成为一名有责任心的数字公民。中心已开发并制定了《西交利物浦大学学生数字素养培养框架》（Digital Literacies Framework for XJTLU Students）（見图1）。该框架明确了在数字化时代学生学习、生活和未来工作所具备的能力和态度。不同于简单的技术维度或者相关专业知识，该框架更加强调跨专业的、通用的、与日常生活和未来就业息息相关的学习和探索能力。
同时，我校的数字公民教育体系将与现有的所有课程紧密结合，培养框架将作为一个指导性参考方针，体现在未来新开发的课程和专业中，数字素养将作为新课程和专业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在前面阐述过的学生应具备的数字素养，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数字素养教育还融入了未来人才必备的批判、创造性思维，问题解决及创新能力。全球数字公民教育中心将在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促使学生进一步思考将数字化技术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跨学科能力。
五、其他国家数字素养培养的经验与思考
《世界教育信息》：请您谈一谈其他国家在数字素养领域的经验。
席酉民：英国近年来积极开展数字素养教育研究和实践，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QAA）2015年将数字素养列为高等教育审查主题，推动了相关教育研究及实践的发展。自上而下形成多级联合模式，从QAA到JISC，再到具体的高校等教育机构，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数字素养培养体系。同时，将数字素养与个人职业发展相结合，如纽卡斯尔大学图书馆将数字素养教育作为馆员培训的一部分。政府还推动建设了多元化的资源服务体系，除了JISC等社会机构主导提供的教育资源外，各大高校也推出多种在线教育资源，形成了多元的数字素养教育资源体系。
美国作为全球信息技术发展水平领先的国家之一，在数字素养教育方面也开展了大量工作。从政府层面来看，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NTIA）和联邦通信委员会是推动数字素养教育的主要机构。联邦通信委员会提出的国家宽带计划（National Broadband Plan）明确了数字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带动了美国数字素养教育的发展。从各类图书馆到各大高校，大量机构获得拨款用于数字素养教育体系的建设和实践。总体来说，美国推动数字素养教育的方式与英国大体类似，都是以政府主导，行业协会和各级组织参与推广和研究，各类学习组织、图书馆共同参与实践，将数字素养教育日常化。
爱沙尼亚政府非常重视数字技术创新，在新兴数字技术（如大数据、区块链等）出现早期就积极尝试应用数字技术红利，在国家层面制定了全国信息化发展战略，自上而下地颁发由政府认证的电子身份证明（ID--E-Residency），此政策为全世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破除了地域限制，使其可以跨区域、无国界地拥有合法公民身份和商业账户，以融入爱沙尼亚的数字化商业环境，截至2020年4月9日，已有66724人成功申请爱沙尼亚电子身份证明。此外，“X-Road”数据交换平台和“KSI无签名区块链系统”等政策增加了爱沙尼亚商业环境的公开性、透明性和便捷性。
爱沙尼亚不仅在政府层面大范围实施数字战略、建立“数字国家”，而且鼓励企业应用“X-Road”数据交换平台。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政府不仅没有停止“爱沙尼亚加速计划”，而且组织了应对疫情的“黑客马拉松”，种种创新都为爱沙尼亚迎接数字时代的各种不确定性提供了信心。当所有项目形成合力，积极使用和享受了爱沙尼亚数字环境福利的各界力量又会转化为推动爱沙尼亚数字创新的活力，形成良性的生态圈。爱沙尼亚的“虎跃计划”是针对加强全民信息技术教育所开展的定向计划，同时，政府改良了治理与服务系统，开发了一系列便捷的小程序，如电子银行服务、数字签名、数字处方、数字ID等，希望通过行为引导培养公民参与和使用数字应用的兴趣和能力。
马耳他也在帮助每一个马耳他人成长为一个可获得和合理使用ICT的“数字公民”。马耳他将培养数字公民也写入了政府战略计划，政府部门主要从三个方面实现战略规划，即“提供—反馈—消除”。首先在生产和生活方面为公民提供数字技术;其次不断地收集使用技术后公民个体和机构团体的反馈建议;最后进行优化完善，一层层减少公民接受和使用数字技术的障碍。
参考文献：
[1]中国网信网.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19-08-30）[2020-07-28].http：//www.cac.gov.cn/2019-08/30/c_1124938750.htm.
[2]宋新越，钱淑芳.内蒙古高校大学生数字素养分析及对策[J].数字传媒研究，2018，35（11）：22-31.
[3]吴慧萌.上海市初中学生数字素养调研报告[J].上海课程教学研究，2019（3）：73-80.
[4]张立新，姚婧娴.数字化生存——数字时代的挑战与教育应对[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1-8.
[5]余慧菊，杨俊锋.数字公民与核心素养：加拿大数字素养教育综述[J].现代教育技术，2019，29（7）：6-12.
编辑 朱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