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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有一个叫王晴的女人，她是一个做事干练、雷厉风行的女强人，跟她谈公事，最好把各种数据图表都准备妥了，要不然，她会用一连串的问题把你问倒。再稍稍打听一下，或许就会得知，王睛可不简单，她是中国第一个完成学位如期回国的双学位硕士，曾是军马场的女知青。当然，你可能还会十分吃惊地听到某位深知底细的人悄悄对你说一个秘密：“知道吗？她的父亲是谁？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王晴原名叫刘平平。”
1.少年时挨饿终生难忘
由于父母工作繁忙，平平生下来就由外祖母照看，她是在外祖母捐出家产宅院办的洁茹幼儿园长大的。等到她长大几岁上小学时，就又回到了父母身边。
在这所寄宿制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里，身为共和国主席女儿的平平，和同学们一起度过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最困难的几个年头，饿肚子的滋味让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那时，他们这些小学生也和大人们一样三餐见不到细粮，就连豆面、燕麦，也只是个半饱。在刘家度过大半生的陈阿姨想起那时的情景，感慨地说：“每到星期天，几个孩子都饿狼似的，把家里所有能吃的东西一扫而光，妈妈心疼地流着泪，把自己碗里的饭分给孩子，可到星期一，又催着孩子们快走。连老师都建议，孩子正在发育，别住校了。少奇同志一句话挡住了：‘让他们知道挨饿的滋味，长大为人民做事的时候，就不会让人民挨饿。”
2.周总理接她们去打球
留在平平记忆里童年唯一的特殊，是和中国第一代革命家们的接触。她两次和父母一起上庐山开会，平时也有许多机会见到领袖们。在她的眼里，他们都是亲切随和的叔叔伯伯。
刘平平和周总理接触较多，关系也格外亲密。1963年的一天，总理突然打电话让平平和几个弟弟妹妹去打乒乓球，他陪着孩子们玩了整整一个下午。孩子们玩得很开心，然后，周总理又派人把他们送回家。此事过去很久，平平才知道其中的原委。
原来，总理从情报部门得知，当时正在柬埔寨出访的刘少奇主席那天下午面临一场谋杀，为了防止万一敌人对刘少奇子女也进行攻击，他就在采取措施的同时，把孩子们也叫到了身边。由于措施及时，刘主席安然无恙。消息传来，总理才放心地让孩子们离去。在送孩子们走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平平说：“要好好地爱你们的爸爸。”
领袖们在孩子面前流露的普通人的爱心和天性，对平平的成长产生了极好的影响。小时候起，她各方面的表现就十分出色。品学兼优的她从幼儿园到“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是“官”，班长、中队长、大队长，甚至宿舍的舍长。这就是她的童年，一个红色的童年。
3.造反派陷害母亲的人质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革”爆发时，16岁的刘平平也是一腔豪情。运动初期，红卫兵组织还把一直是学生干部的她推出来，当了头儿。平平与同学们一起，雄赳赳、气昂昂，刷标语、穿军装、唱造反歌、“破旧立新”。
只是出于善良与人道的本能，平平比同学们多了几分冷静，她不赞成打人、搞武斗，而在其他诸多的“革命”行动中，她则总是身先士卒，冲在前面，是名副其实的红卫兵领袖。
家里人中，对平平照顾最多的是从小把她带大的外婆，她们之间格外亲密。可平平一旦认定外婆房里的青花瓷器是“四旧”，也毫不留情地一件件抱出去砸了。
这件事给平平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她说：“多少年以后，当我回忆往事时才发现，这段似乎最为神气的红卫兵经历，却和少年时代挨饿的滋味一样，刻骨铭心地留在了记忆里。”
1966年年底，平平与红卫兵战友们一同外出串联，可等她回到北京，却发现自己最尊重的父亲已经成了批判对象，要求她退出红卫兵的勒令，一串串接踵而来。
1967年1月6日，这天，师大一附中红卫兵突然安排召开批判“黑苗子”刘平平大会。刘平平被迫走上讲台，用十几分钟作了一番检查。她实在无话可说，而且从心底里感到委屈与伤心。在作了检查后，她没有按在场的红卫兵要求，一直不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批判会开不下去了，又突然通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要和她谈话，却全然不知自己已成了人质。阴谋是这样的：把刘平平引出校园后，有人就把一个电话直接打进中南海国家主席的家里，说刘平平因为在学校受批斗极度伤心，返回时被汽车撞伤。
这个消息震惊了刘少奇全家。还是王光美心较细，她亲自接过电话询问处理措施，听说打了强心针，她产生一丝疑虑：抢救方法不对呀!于是，她就挡住刘少奇，没让心急如焚的刘少奇外出，让源源和亭亭先去看看。结果刘家的两个还在读小学的孩子一到医院，就被扣住，那些人还逼着亭亭给家里打电话，说姐姐不行了。当时才七八岁的小亭亭吓坏了，刚拿起电话叫声“妈妈”就哭起来。家里以为出了大事，刘少奇同志执意和王光美一起来到医院。
精心策划了“智取王光美”的红卫兵，没有想到少奇同志会一同出现在医院里，一下子全愣了。还是源源反应快，跳起来大叫：“妈妈，这是一场骗局，他们就是为了抓你!”
王光美果断地把刘少奇推进汽车，让司机快走。
1968年的新春，对平平毫无温暖可言。爸爸妈妈早已不知道被隔离在哪里，姐弟几人分别住校，连最小的妹妹小小也和赵阿姨一起被赶出中南海。3月26日，平平突然被关进北京卫戍区监狱。进去以前搜身检查，甚至把发卡、裤带也拿走了。起初天天提审，追问家里的一些事情，到后来，再也不问什么，日以继夜地被关在几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
19岁的平平先后被换了三次监狱，整整过了18个月的痛苦日子。
4.改名“王晴”的刘平平拿到四个学位
后来，平平又像同时代的学生一样上山下乡。她的知青生涯是在山东的一个军马场度过的。她说：“那段时光给我留下一生中最美好的印象和感觉。”
平平用十分怀恋的口吻回忆道：“军马场分配我做咸菜，我扛过200斤重的大麻袋，咸盐蜇得手脚裂口，但我生活在人和自然中。山东的人很厚道，那里是黄河入海处，一望无际的草原，奔腾不息的大河，我能长久地置身这样的景色中一动不动，仿佛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粉碎“四人帮”，刘平平与她的弟妹们才回到了北京。他们的父母还没有解放，含冤而逝的父亲的骨灰也还不知去向。但是，他们刘家的几个子女，不光被允许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还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成了改革开放时期的第一代大学生……
学有所长的刘平平有机会到美国去深造，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晴。出国时，刘平平已经31岁，国家规定她在5年里拿到学位，可1986年她回国时，已经拿到4个学位：家政系食品专业学士、食品营养科学硕士、食品营养硕士和营养教育博士。
回京后，作为王光美的长女，平平一边跑妈妈的释放，陪妈妈治疗，一边以高分考取了公派留学。当她在大洋彼岸的纽约亨特大学上第一课时，竟然激动得夜不能寐，给妈妈写了一封长信，畅叙多年求学终如愿以偿的喜悦心情。
平平的博士学位指导教师、美国国会议员卡索教授，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她：“王晴是我最优秀的学生，她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并且肯定有一个伟大的前途。”
值得说明的是，卡索教授是在看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后，才知道王晴的真实身份。他在给平平的电话里感叹：“我现在知道你学习的动力来自哪里了。”
5.北京第一条豆浆生产线在她手上投产
1985年，平平回国探亲，对国内的变化十分吃惊。农贸市场鲜活食品应有尽有，商场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已当上了副省长的弟弟刘源，谈起基层的发展，更使她感慨万分。
在美国求学的最后一年里，朋友们都感到平平的明显变化。王晴不爱说话了，她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图书馆和实验室。几年后，在国内，平平才谈起这一段的心态：“中国应该走哪条路，中国的事情应该怎么办，1985年我回国一趟后，就坚定认为，我再也没有权利说中国该怎么样了。中国的变化里许多人有份儿，却没有我的一份。同龄人中，特别是同样家庭出身的人当中，我认为自己是幸运者，活了下来，有家庭有孩子，还在国外读了博士。我缺少的是贡献，我决心把自己一直构想的东西尽快变成现实。”
平平对我国的饮食习惯、结构、供应体系进行了研究；在国外，她从“热狗原来是凉的”开始注意西方饮食。经过比较研究，她认为，中国人平均寿命较长，证明我们的饮食结构比较科学。因此，与其改造人，不如改造食品，而且必须建立在符合原有饮食习惯的基础上。通俗地说，就是不做面包做馒头，不做虾条做油条，不做牛奶做豆浆，但小作坊式的生产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食品工业化是个重大问题。中国食品制作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工业化的难度。
怎样使传统食品工业化生产，成了平平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她以此命名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且决定从豆浆入手，付诸实践。
在美国的最后一年，平平做完了全部前期工作，回国就直接进了豆制品厂。老赵阿姨半是心疼，半是埋怨：“那些日子里，平平是我们家回来最晚的人，一般到晚上八九点，十一二点回来是常事。生孩子在医院里，还找人说工作，休息一个月就又上班了。”
1987年，北京第一条豆浆生产线投产，袋袋浓鲜豆浆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与此同时，平平的论文在美国顺利通过，指导教师说，这是唯一一篇理论实践同时实现的论文。
食品研究所在北京的机构改革很有特色，平平讲的却都是问题。1988年，她制定了一套旨在奖勤罚懒的改革方案。方案出台后，一个工人闹到所长办公室，扬言要跳楼。王所长一点儿也不怵，讲明道理后说：“跳吧，你这样毫无意义地死去，恐怕连追悼会也没人给你开!”几个月后，包括这位工人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尝到了改革的好处。
值得欣慰的是，她得到了社会肯定。平平自豪地告诉我们，她是北京市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她开心地说了一句笑话：“源源一辈子都想得到的劳模，让我先得到了。”
她改变自己的名字：她在研究所正式参加工作后，严肃声明：要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可是，我拒绝利用我的社会关系去办任何事。但是刘平平也好，王晴也罢，她却永远摆脱不了父亲的影响。和“文革”中摆脱不了家庭厄运一样，平平时至今日摆脱不了这种苦恼。但是，和公平最后属于她的父母一样，历史也会同样给予她的儿女。
1.少年时挨饿终生难忘
由于父母工作繁忙，平平生下来就由外祖母照看，她是在外祖母捐出家产宅院办的洁茹幼儿园长大的。等到她长大几岁上小学时，就又回到了父母身边。
在这所寄宿制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里，身为共和国主席女儿的平平，和同学们一起度过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最困难的几个年头，饿肚子的滋味让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那时，他们这些小学生也和大人们一样三餐见不到细粮，就连豆面、燕麦，也只是个半饱。在刘家度过大半生的陈阿姨想起那时的情景，感慨地说：“每到星期天，几个孩子都饿狼似的，把家里所有能吃的东西一扫而光，妈妈心疼地流着泪，把自己碗里的饭分给孩子，可到星期一，又催着孩子们快走。连老师都建议，孩子正在发育，别住校了。少奇同志一句话挡住了：‘让他们知道挨饿的滋味，长大为人民做事的时候，就不会让人民挨饿。”
2.周总理接她们去打球
留在平平记忆里童年唯一的特殊，是和中国第一代革命家们的接触。她两次和父母一起上庐山开会，平时也有许多机会见到领袖们。在她的眼里，他们都是亲切随和的叔叔伯伯。
刘平平和周总理接触较多，关系也格外亲密。1963年的一天，总理突然打电话让平平和几个弟弟妹妹去打乒乓球，他陪着孩子们玩了整整一个下午。孩子们玩得很开心，然后，周总理又派人把他们送回家。此事过去很久，平平才知道其中的原委。
原来，总理从情报部门得知，当时正在柬埔寨出访的刘少奇主席那天下午面临一场谋杀，为了防止万一敌人对刘少奇子女也进行攻击，他就在采取措施的同时，把孩子们也叫到了身边。由于措施及时，刘主席安然无恙。消息传来，总理才放心地让孩子们离去。在送孩子们走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平平说：“要好好地爱你们的爸爸。”
领袖们在孩子面前流露的普通人的爱心和天性，对平平的成长产生了极好的影响。小时候起，她各方面的表现就十分出色。品学兼优的她从幼儿园到“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是“官”，班长、中队长、大队长，甚至宿舍的舍长。这就是她的童年，一个红色的童年。
3.造反派陷害母亲的人质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革”爆发时，16岁的刘平平也是一腔豪情。运动初期，红卫兵组织还把一直是学生干部的她推出来，当了头儿。平平与同学们一起，雄赳赳、气昂昂，刷标语、穿军装、唱造反歌、“破旧立新”。
只是出于善良与人道的本能，平平比同学们多了几分冷静，她不赞成打人、搞武斗，而在其他诸多的“革命”行动中，她则总是身先士卒，冲在前面，是名副其实的红卫兵领袖。
家里人中，对平平照顾最多的是从小把她带大的外婆，她们之间格外亲密。可平平一旦认定外婆房里的青花瓷器是“四旧”，也毫不留情地一件件抱出去砸了。
这件事给平平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她说：“多少年以后，当我回忆往事时才发现，这段似乎最为神气的红卫兵经历，却和少年时代挨饿的滋味一样，刻骨铭心地留在了记忆里。”
1966年年底，平平与红卫兵战友们一同外出串联，可等她回到北京，却发现自己最尊重的父亲已经成了批判对象，要求她退出红卫兵的勒令，一串串接踵而来。
1967年1月6日，这天，师大一附中红卫兵突然安排召开批判“黑苗子”刘平平大会。刘平平被迫走上讲台，用十几分钟作了一番检查。她实在无话可说，而且从心底里感到委屈与伤心。在作了检查后，她没有按在场的红卫兵要求，一直不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批判会开不下去了，又突然通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要和她谈话，却全然不知自己已成了人质。阴谋是这样的：把刘平平引出校园后，有人就把一个电话直接打进中南海国家主席的家里，说刘平平因为在学校受批斗极度伤心，返回时被汽车撞伤。
这个消息震惊了刘少奇全家。还是王光美心较细，她亲自接过电话询问处理措施，听说打了强心针，她产生一丝疑虑：抢救方法不对呀!于是，她就挡住刘少奇，没让心急如焚的刘少奇外出，让源源和亭亭先去看看。结果刘家的两个还在读小学的孩子一到医院，就被扣住，那些人还逼着亭亭给家里打电话，说姐姐不行了。当时才七八岁的小亭亭吓坏了，刚拿起电话叫声“妈妈”就哭起来。家里以为出了大事，刘少奇同志执意和王光美一起来到医院。
精心策划了“智取王光美”的红卫兵，没有想到少奇同志会一同出现在医院里，一下子全愣了。还是源源反应快，跳起来大叫：“妈妈，这是一场骗局，他们就是为了抓你!”
王光美果断地把刘少奇推进汽车，让司机快走。
1968年的新春，对平平毫无温暖可言。爸爸妈妈早已不知道被隔离在哪里，姐弟几人分别住校，连最小的妹妹小小也和赵阿姨一起被赶出中南海。3月26日，平平突然被关进北京卫戍区监狱。进去以前搜身检查，甚至把发卡、裤带也拿走了。起初天天提审，追问家里的一些事情，到后来，再也不问什么，日以继夜地被关在几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
19岁的平平先后被换了三次监狱，整整过了18个月的痛苦日子。
4.改名“王晴”的刘平平拿到四个学位
后来，平平又像同时代的学生一样上山下乡。她的知青生涯是在山东的一个军马场度过的。她说：“那段时光给我留下一生中最美好的印象和感觉。”
平平用十分怀恋的口吻回忆道：“军马场分配我做咸菜，我扛过200斤重的大麻袋，咸盐蜇得手脚裂口，但我生活在人和自然中。山东的人很厚道，那里是黄河入海处，一望无际的草原，奔腾不息的大河，我能长久地置身这样的景色中一动不动，仿佛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粉碎“四人帮”，刘平平与她的弟妹们才回到了北京。他们的父母还没有解放，含冤而逝的父亲的骨灰也还不知去向。但是，他们刘家的几个子女，不光被允许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还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成了改革开放时期的第一代大学生……
学有所长的刘平平有机会到美国去深造，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晴。出国时，刘平平已经31岁，国家规定她在5年里拿到学位，可1986年她回国时，已经拿到4个学位：家政系食品专业学士、食品营养科学硕士、食品营养硕士和营养教育博士。
回京后，作为王光美的长女，平平一边跑妈妈的释放，陪妈妈治疗，一边以高分考取了公派留学。当她在大洋彼岸的纽约亨特大学上第一课时，竟然激动得夜不能寐，给妈妈写了一封长信，畅叙多年求学终如愿以偿的喜悦心情。
平平的博士学位指导教师、美国国会议员卡索教授，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她：“王晴是我最优秀的学生，她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并且肯定有一个伟大的前途。”
值得说明的是，卡索教授是在看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后，才知道王晴的真实身份。他在给平平的电话里感叹：“我现在知道你学习的动力来自哪里了。”
5.北京第一条豆浆生产线在她手上投产
1985年，平平回国探亲，对国内的变化十分吃惊。农贸市场鲜活食品应有尽有，商场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已当上了副省长的弟弟刘源，谈起基层的发展，更使她感慨万分。
在美国求学的最后一年里，朋友们都感到平平的明显变化。王晴不爱说话了，她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图书馆和实验室。几年后，在国内，平平才谈起这一段的心态：“中国应该走哪条路，中国的事情应该怎么办，1985年我回国一趟后，就坚定认为，我再也没有权利说中国该怎么样了。中国的变化里许多人有份儿，却没有我的一份。同龄人中，特别是同样家庭出身的人当中，我认为自己是幸运者，活了下来，有家庭有孩子，还在国外读了博士。我缺少的是贡献，我决心把自己一直构想的东西尽快变成现实。”
平平对我国的饮食习惯、结构、供应体系进行了研究；在国外，她从“热狗原来是凉的”开始注意西方饮食。经过比较研究，她认为，中国人平均寿命较长，证明我们的饮食结构比较科学。因此，与其改造人，不如改造食品，而且必须建立在符合原有饮食习惯的基础上。通俗地说，就是不做面包做馒头，不做虾条做油条，不做牛奶做豆浆，但小作坊式的生产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食品工业化是个重大问题。中国食品制作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工业化的难度。
怎样使传统食品工业化生产，成了平平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她以此命名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且决定从豆浆入手，付诸实践。
在美国的最后一年，平平做完了全部前期工作，回国就直接进了豆制品厂。老赵阿姨半是心疼，半是埋怨：“那些日子里，平平是我们家回来最晚的人，一般到晚上八九点，十一二点回来是常事。生孩子在医院里，还找人说工作，休息一个月就又上班了。”
1987年，北京第一条豆浆生产线投产，袋袋浓鲜豆浆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与此同时，平平的论文在美国顺利通过，指导教师说，这是唯一一篇理论实践同时实现的论文。
食品研究所在北京的机构改革很有特色，平平讲的却都是问题。1988年，她制定了一套旨在奖勤罚懒的改革方案。方案出台后，一个工人闹到所长办公室，扬言要跳楼。王所长一点儿也不怵，讲明道理后说：“跳吧，你这样毫无意义地死去，恐怕连追悼会也没人给你开!”几个月后，包括这位工人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尝到了改革的好处。
值得欣慰的是，她得到了社会肯定。平平自豪地告诉我们，她是北京市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她开心地说了一句笑话：“源源一辈子都想得到的劳模，让我先得到了。”
她改变自己的名字：她在研究所正式参加工作后，严肃声明：要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可是，我拒绝利用我的社会关系去办任何事。但是刘平平也好，王晴也罢，她却永远摆脱不了父亲的影响。和“文革”中摆脱不了家庭厄运一样，平平时至今日摆脱不了这种苦恼。但是，和公平最后属于她的父母一样，历史也会同样给予她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