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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能搞战略、做事很有思想的民族，一旦决定要做，就全力以赴，不惜一切努力，想方设法寻找解决方法，其战斗精神令人钦佩。日本人则做事很谨慎，一般不轻易下手。
11月27日晚，日本北海道富良野。
在这个日本著名歌曲、电影和电视剧《北国之春》的故乡，中日合作电视剧《滴泪痣》杀青。作为剧组副导演、唯一的日本籍工作人员，我跟着剧组几乎无眠无休地度过了两个月，走过了中日两国的许多城市，跨国拍摄了1000多场戏。
拍戏是相当令人疲惫的大工程，需要所有的主客观因素——导演的想法、摄影的技术、演员的状态、周围的安静、服装的合理性、地点的自然性、天气配合以及制片人首肯等等——都合成后，才能成功拍摄好一个镜头，而每一场戏又要拍好几个镜头。而更值得多写一笔的是，这是一场中日合作的戏。在合拍的过程中，除了制作成本之外，我们每时每刻、无处不在地遇到更加高昂的“沟通成本”的问题。
这部戏的所有场景都被设置在日本——即使在北京拍戏的时候，拍出来也要是“日本”，因此需要找到合适的场景。此外，还要求中国演员说日语、日本演员说汉语，这个也不简单。到了日本以后，又出现了如何与当地协调人、居民、政府沟通的文化问题。而剧组的工作人员里，只有我会日语，大部分人都不习惯日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一开始，对于能不能顺利拍下来，我是心存疑问的。
而这两个月的经历沉淀下来，我重新思考了一个问题：即中国人和日本人如何合作完成一件事?
一天，剧组人员各自吃完午饭，导演带着摄影和副导演去看景，附近走了一圈，终于找到相对合适的场所，“OK，就在这拍吧，你们准备。”中方行动得很快，占着狭窄的马路，立刻就开拍了。突然间，刚刚吃完饭的日方协调组着急地跑过来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这是不让拍的，没有许可，你们没提前说要拍这里啊，请立刻躲开，否则警察要来了!”“为什么不让拍?我们不影响行人，一会就拍完了。我就要这里!”“那我们就不能陪你们了，负不了责任。”于是，中方继续拍，日方走开，翻译很为难。
这其实不但是一场戏里的冲突，更是中日民族性格交锋的典型缩影。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计划跟不上变化”，我认识的几乎所有在华老外也对此有过体验。中国人做事—般不明确搞计划，“反正最后要变，现在定也没用”。随处可见的“暂定”就是明证。中国人对于随时可能到来的“变化”已经太习以为常了。而日本人则一定要搞好计划，做事很有规律，很有效率，一切都提前准备好。很多中国人都羡慕日本人的计划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有时显得“灵活”，而日本人则不可避免地“死板”，这是辩证的。
其次，中国人是能搞战略、做事很有思想的民族。一旦决定要做，就全力以赴、不惜一切努力，想方设法寻找解决方法，其战斗精神令人钦佩。在中国人的话语体系中，常常可以听到“说到做到”。日本人则做事很谨慎，一般不轻易下手，什么都布置好才逐步落实，也不爱冒风险。应该说，前者“强硬”，后者“踏实”，但前者有时“不择手段”，后者又往往缺乏爆发力。
第三，中国人虽然带着集体意识或从众心理等东方色彩，但实际上都很有个性。在组织里，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想法、情绪走，很不团结，是自由而分散的，服从“领导”的命令常常是因为“不服从就惨了”。而日本人则不习惯这样的做法，讲究自下而上，和为贵，团队做事。领导对部下很客气，因为占绝大多数的部下的意向决定领导的命运。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合作才变得这么“复杂”。我想，我产生的这个疑问和找到的一些答案其实是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关于未来的问题。
11月27日晚，日本北海道富良野。
在这个日本著名歌曲、电影和电视剧《北国之春》的故乡，中日合作电视剧《滴泪痣》杀青。作为剧组副导演、唯一的日本籍工作人员，我跟着剧组几乎无眠无休地度过了两个月，走过了中日两国的许多城市，跨国拍摄了1000多场戏。
拍戏是相当令人疲惫的大工程，需要所有的主客观因素——导演的想法、摄影的技术、演员的状态、周围的安静、服装的合理性、地点的自然性、天气配合以及制片人首肯等等——都合成后，才能成功拍摄好一个镜头，而每一场戏又要拍好几个镜头。而更值得多写一笔的是，这是一场中日合作的戏。在合拍的过程中，除了制作成本之外，我们每时每刻、无处不在地遇到更加高昂的“沟通成本”的问题。
这部戏的所有场景都被设置在日本——即使在北京拍戏的时候，拍出来也要是“日本”，因此需要找到合适的场景。此外，还要求中国演员说日语、日本演员说汉语，这个也不简单。到了日本以后，又出现了如何与当地协调人、居民、政府沟通的文化问题。而剧组的工作人员里，只有我会日语，大部分人都不习惯日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一开始，对于能不能顺利拍下来，我是心存疑问的。
而这两个月的经历沉淀下来，我重新思考了一个问题：即中国人和日本人如何合作完成一件事?
一天，剧组人员各自吃完午饭，导演带着摄影和副导演去看景，附近走了一圈，终于找到相对合适的场所，“OK，就在这拍吧，你们准备。”中方行动得很快，占着狭窄的马路，立刻就开拍了。突然间，刚刚吃完饭的日方协调组着急地跑过来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这是不让拍的，没有许可，你们没提前说要拍这里啊，请立刻躲开，否则警察要来了!”“为什么不让拍?我们不影响行人，一会就拍完了。我就要这里!”“那我们就不能陪你们了，负不了责任。”于是，中方继续拍，日方走开，翻译很为难。
这其实不但是一场戏里的冲突，更是中日民族性格交锋的典型缩影。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计划跟不上变化”，我认识的几乎所有在华老外也对此有过体验。中国人做事—般不明确搞计划，“反正最后要变，现在定也没用”。随处可见的“暂定”就是明证。中国人对于随时可能到来的“变化”已经太习以为常了。而日本人则一定要搞好计划，做事很有规律，很有效率，一切都提前准备好。很多中国人都羡慕日本人的计划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有时显得“灵活”，而日本人则不可避免地“死板”，这是辩证的。
其次，中国人是能搞战略、做事很有思想的民族。一旦决定要做，就全力以赴、不惜一切努力，想方设法寻找解决方法，其战斗精神令人钦佩。在中国人的话语体系中，常常可以听到“说到做到”。日本人则做事很谨慎，一般不轻易下手，什么都布置好才逐步落实，也不爱冒风险。应该说，前者“强硬”，后者“踏实”，但前者有时“不择手段”，后者又往往缺乏爆发力。
第三，中国人虽然带着集体意识或从众心理等东方色彩，但实际上都很有个性。在组织里，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想法、情绪走，很不团结，是自由而分散的，服从“领导”的命令常常是因为“不服从就惨了”。而日本人则不习惯这样的做法，讲究自下而上，和为贵，团队做事。领导对部下很客气，因为占绝大多数的部下的意向决定领导的命运。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合作才变得这么“复杂”。我想，我产生的这个疑问和找到的一些答案其实是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关于未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