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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2007.3月）
林彪，一位叱咤风云的共和国元帅，为中国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他的功绩至今还在民间被广为流传。然而，却被“文化大革命”弄得身败名裂。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个活生生的林彪。带着这样的愿望，我们来到曾任林彪元帅政务秘书的谭云鹤家里。经过一番简单介绍和表明来意之后，现已85岁高龄的谭老爷子欣然接受了采访。谭老兴致盎然地说：我知道你们想了解什么，好多对林总的评价是不真实的，就连电视剧里演的林彪就更不真实了。
东北主力入关
又要出奇兵
一进沈阳，大家都松了口气，想着经过这么大的战役，历经这么长时间以艰苦奋战取得了这么辉煌的胜利，中央总该让我们好好休息一段，也好总结经验，补充弹药，消化俘虏，处理善后。当时，不仅是林彪，整个司令部都是这种空气。只是大家谁都没有明说，但内心里却这么盘算着，估计大概等明年开春之后，再消消停停地进关，谁也没有立即入关作战的思想准备。
而当时主席最大的担心，是怕蒋介石放弃平津，傅作义的队伍向西跑,跑回他的老家绥远（内蒙）；怕蒋介石的中央军经海上向南跑,跑到江南。而一旦这两大坨子敌人跑起来，单靠华北的兵力，可能两头都堵不住。所以，主席希望林、罗能及早入关，把蒋介石的24个师，傅作义的16个师，共计40个师，全部捂在华北，就地吃掉。11月中旬，主席就来电，跟林、罗商量，请他们考虑，是早日入关，还是在东北休整以后再入关好。
主席这么一说，可就有点难住林、罗了。从辽沈战役一开始，一仗接着一仗，部队已经相当疲劳，掉队、落伍的战士又相当多。甚至出现了逃亡的现象，而且各纵队都公开提出要延长休整时间。现在，主席又让他们考虑提早入关，我看林彪有点犯难，让我通知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到他这里来一下。
几个人商量完了，林彪把我叫去，以他们几个人的名义给中央回电，说，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因为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怕走太远，甚至某些干部已开始滋生享受情绪，需要大力解决这一问题。同时新兵与俘虏战士的补充还未就绪，争取工作也要有相当时间，否则逃亡减员更为严重。此外部队冬大衣、棉鞋、棉帽均未下发。为防止敌人逃跑，建议最好由华北部队能包围一大股敌人，好拖住敌人不好下决心走。
但林彪他们发给中央的电报，没有影响中央和主席的考虑，11月17日深夜，主席来电，仍是希望林、罗郑重考虑两个方案：一个是东北主力在11月25日左右向关内开动；一个是不管蒋系、傅系是否撤走，东北主力仍按原计划休整到12月中旬，然后南进。
截止到这时候，中央和主席说的话，还都是意见和建议。但第二天（即18日）晚上6点，情况就大变了，下了死命令，主席直截了当地命令林、罗，停止休整，立即令各纵队用一两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是21日或22日，全军或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主席在电报里还特别提出，希望林、罗在下达出发命令以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作战。
对中央的命令，林彪在组织上是服从的，表示遵命，于22日出发了，但思想上仍有些抵触。提出了一些困难，其中一个理由就是，现在已属严冬，而部队还没有换装，地方和军队的服装厂正日夜加工赶制，等到部队换装之后马上进关。
有趣的是，后来主席回话说，你们现在进关，虽然还没有换装，但你们呆在东北，同样也没冬装可换，而关里比东北还暖和一些，与其在东北等冬装，还不如把部队开到关里来等。同时，要你们现在进关，并不是要你们马上打大仗，而是乘傅作义的部队分散在山海关到张家口一字长蛇阵的态势，乘其不备，先把敌军逐个分割包围起来，等部队休整完毕，再视情况加以歼灭。否则，傅作义部队发现东北大军入关，怕遭到围歼，势必或西撤绥远或索性把部队集中在天津、塘沽地区，视情况由海上逃跑，这时于整个战局的发展十分不利。主席讲得入情入理，所以，五十几年了，我记忆犹新。特别是与其在东北等棉衣，不如到华北来等棉衣一事，讲得很生动，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当时林、罗一看，如果22日出发，实在太过仓促，全军连最起码的政治动员都进行不了，他们就向中央请示，可否把出发时间改在23日。第二天凌晨3点，主席回电，说，可以。同时嘱咐林彪，如果林、罗决定先走，就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在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纸上登一条新闻，说林彪尚在沈阳，并经新华社广播。看完电报，我就想，军委和主席这次又要出奇兵了。
傅作义企图偷袭石家庄、西柏坡
在东北主力尚未出动前，东北野战军已经先行入关，而且还把傅作义吓了一跳。但此前傅作义的一个行动，先把林彪吓了一跳。
那还是在10月的下旬，蒋介石、傅作义为了摆脱困境，寻找转机，挽救危局,刺激人心,合谋一个计划：调集三个军、两个骑兵旅和爆破部队，要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和中共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石家庄。但华北部队兵力分散，一时难以集中，形势骤然吃紧。毛主席就在10月29日给林、罗打电报，说，请你们考虑，能否将现在锦西附近的11纵派往冀东，向通县、北平方向活动，威胁北平。
我接到电报，一看傅作义打算偷袭石家庄，特别是西柏坡，很有些着急，马上给林彪送去了。刚好罗荣桓、刘亚楼都在林彪那儿。林彪看后，也很着急，还有点儿紧张，他一边看一边念给罗荣桓、刘亚楼听。林彪念完了，想了一下，说，党中央必须保卫，不能出任何问题。只是主席说只调11纵入关，恐怕兵力不够。反正锦西、葫芦岛的敌人已经跑了，4纵、11纵也都休整了几天，可以一起拉上去。罗荣桓、刘亚楼说，既然4纵、11纵都去了，是不是干脆把在锦西的另外3个独立师和一个骑兵都调上去，仍归程子华和黄志勇（二兵团参谋长）率领，也便于统一指挥。林彪说，行，就这样定了。当下就由林彪口授，我记录整理，写了一个电报稿，念了一遍，他们三人同意、画圈后，赶紧送机要处，一份报中央军委，一份通知第二兵团立即行动。
傅作义发现，他的偷袭部队遭到聂荣臻华北7纵的顽强阻击，华北第2兵团又已回师曲阳一带，弄不好有叫华北2兵团切断其后路的危险，又发现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前出冀东。他预感形势不妙，只得放弃了偷袭平山、石家庄的计划。
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
东野第2兵团突然出现在冀东，着实让傅作义大感意外，他原本估计，东北野战军在打完辽沈战役后，怎么也得休整几个月才会入关，哪儿知道。战役刚一结束，东北主力先遣兵团就入关了。更让傅作义料想不到的是，从11月23日开始，东北野战军的主力10个纵队和特种兵全部，七十几万人，兵分两路，陆续经喜峰口、冷口，越过长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逼平津。
七十几万正规军，汹涌挺进，这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如果算上已先行入关的东野第2兵团，挺进关内的正规军总兵力已高达80余万。
顺便说一下，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公布野战军番号按序数排列的决定，原冠以各地区名字的野战军，今后要在全国范围内作战，不能再局限在一个地区内了，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各纵队一律改称军。
催着林彪跑
尽管东北主力军提早入关，主席还是不放心，11月26日，主席就来电催了，说，希望你们数日内处理好后方事务，在主力到达冀东之前，乘车赶过部队，先到冀东。同时强调：这一点很重要。虽然前线指挥机关一出动就坐汽车，比下面部队步行要快得多，但我们也在11月30日从沈阳动身，提前向冀东开进了。
在长长的“前指”军队中，林彪坐的是辆三号吉普车。这种车型跟现在军队里通常使用的那一种差不多。车上跟一个贴身警卫员，坐车的后排座上。有时候，他也跟警卫员换换位置，活动活动身体。
因为我和王本各带了一个警卫员，又带着林彪我们三个人的行李，还有几箱子军用地图和林彪的小公文箱，以及秘书随时要用的办公用具，王本我俩就坐了一辆二号吉普，比三号吉普车大一些，现在这种车很少见了。
那时候的公路，质量都很差，路面坑坑洼洼的，有些路段颠簸得厉害。有一天，车队刚刚驶过朝阳，林彪那辆车的一个轮胎就坏了。没办法，大家只得停车等着换轮胎。这时候，林彪也趁机下车活动活动，瞧着司机换轮胎。他看着司机从车背后卸下那副备用车胎，好像小孩子似的，眼睛闪着光，对我说，这真是一个好办法！我一听这话，差点儿笑出声，心想：你坐了好几年车，还没有注意到每辆车都有一个备用车胎呀！从这件小事上，我发现林彪确实不注意生活细节。
途中，林彪让我去给东北局发个电报，他要调辽北省委书记陶铸来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为什么林彪看中了陶铸，我不太清楚。但此前，我已经感觉到，林彪好像对政治部主任谭政有看法，有事他也很少找谭政商量。东北局收到林彪的电报当即同意，很快把陶铸调到了野战军政治部，当副主任。
在我们进关前，主席曾一再指示林、罗，各部队一定要夜行晓宿，隐蔽行进。但到了12月初，入关先头部队3纵和5纵，刚越长城，就被敌人发现了，而且遭到了敌机轰炸。林彪接到信息，一看已无秘可保，为加速前进争取时间，迅速截断傅作义南逃退路，他命令部队全部改为白天行军；除1、3、5、6、8、9、10纵队仍按原定路线开进外，后续部队2、7、12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直接经山海关向冀东急进。12月7日，我们到达指挥位置以后，林彪对更改命令专门向军委作了解释，军委对此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
我在某些书中看到，说林彪在入关途中遭到敌机疯狂扫射，子弹把林彪乘坐的吉普车的屁股打得叮当乱响，险些让林彪一命呜呼。事实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林彪与我是前后车，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这当秘书的不可能毫无所知。
我们一路经过朝阳、叶柏寿（建平）、遵化、蓟县、最后到达通县。沿途每到一处，只要晚上在那里宿营，下车我连脸都不洗，进入后勤处分配我们的房舍，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合适的地方，把军用地图挂起来，标上敌我两军位置，才能再去干别的。因为只要林彪一住下，给他找把椅子，他就要坐下来看地图。然后是等电台架好，把电报送来。
自12月7日，我们先在蓟县南面10里左右的孟家楼住了一段，12月底，通县解放，加上要同傅作义谈判，我们就移至通县以东的宋庄，直到进入北平为止。
平津战役
毛主席的韬略
在我们还没有入关前,蒋介石曾电召傅作义到南京,商讨华北作战方针。蒋的意思是想让傅南撤，他怕傅不肯执行，还给了傅一个高衔儿——“东南军政长官”。但傅有自己的小九九，他担心自己的部队不是蒋的嫡系，要是南撤可能就叫蒋给吞并。所以，在南京国防部军事会议上，傅作义以主战姿态提出，一定要固守平津，说坚守华北关系全局，退守江南是下策之下策，非万不得已，不应南撤。
蒋介石最后决定，在华北暂时采取固守平津、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时变的方针。
中央和主席的意图是，抑留蒋系、傅系于华北就地解决。但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在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达500公里的长蛇阵上，首先在何处下手？经过反复酝酿，最后中央和主席把首先下手的地方，选在了北平与绥远之间的战略要冲——张家口。
早在沈阳的时候，我收到了主席发给林、罗的一封电报，拿起一看，第一眼就看到上面特别注明的6个大字：“绝密，阅后焚毁。”我立时一愣，心想：这是什么内容？这么重要。看完了不存档就要烧掉？带着好奇心，我一口气看完了电报全文，明白了，原来主席是要华北杨成武第3兵团首先迅速动作，抓住并包围张家口、宣化几部敌人，而后东北先遣兵团迅速越过密云、怀柔、顺义，向延庆、怀来急进，华北杨得志第2兵团迅速进至涿鹿地区，以华北2、3两个兵团，受东北先遣兵团统一指挥，组成平（北平）张（张家口）战役之兵力。目的是要在12月进至冀东以后，顺利切断平津、津塘各线，歼灭几部敌人，打开主要地区的战局。
不久，杨成武兵团把张家口一围，守将孙兰峰向傅作义紧急求援，果然让傅作义上当了，对杨成武兵团的行动，傅作义以为是聂荣臻华北部队的一次局部行动，而东北野战军主力尚未入关，好对付，他就命驻北平的嫡系精锐35军两个师和驻怀来的104军一个师，分乘汽车、火车驰援到了张家口。傅还飞到张家口布置了一番。可他万万没想到，他的主力35军就这样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主席一见傅系主力已被调动向西，立即命令华北2兵团全力控制宣化、怀来，东北先遣兵团急进怀来、南口，把35军锁死在张家口，彻底切断平张路。
但12月初，东北先遣兵团在密云的一场胜利，给主席的这个计划带来了点小麻烦。本来中央军委的命令是让先遣兵团越过密云，直插怀来，但先遣兵团的一个纵队经过密云时,既不是绕过密云,也不是大部队先绕过,以后卫部队去歼敌,而是用先头部队打了密云。虽然稍带把傅作义驻密云的一个师歼灭了，但耽误了时间，而且惊动了傅作义，让他发现东北主力已经到眼皮底下了。他料大事不好，就急令35军从张家口连夜乘车返回北平。
有意思的是，东北先遣兵团突然暴露在北平附近，把傅作义彻底搞糊涂了，他估计林彪首先要威胁、包围北平。所以，他除了想把35军调回北平外，又急急忙忙把天津、塘沽的3个军调来，加强北平的防御。这正是主席告诉林彪的那样，我军此种计划，出敌意外，现在敌人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
其实，主席真实的意图，是想先把傅作义的防御东线给打掉。12月11日，主席告诉林、罗，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主席向林彪等人提议，自12月20至12月25日数日内，采取神速动作，以6个纵队，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之敌。办法大体上跟你们在义县、锦州、锦西、兴城作战时用过的办法一样，分兵奔袭，隔断敌军的联系。各纵队都要构筑两面阻击阵地，绝不能让敌人跑了。至于在东面先吃掉谁，主席的设想是力争先歼灭塘沽之敌，控制海口。还说，只要把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敌吃掉，就全盘皆活。
对攻击的次序，主席作了大致规定：第一塘（沽）芦（台），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第四天津、张家口，最后北平。
主席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所以主席指示林、罗，从本日起，两星期内，基本上是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敌人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灭。同时叮嘱林彪，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逃。
为防止平津之敌跑掉，主席提出了两个重要措施：一是为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准备令正在进行淮海战役中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几个兵团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部署；二是为不让敌人向青岛逃跑，准备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的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预作准备。
我看了主席的电报，感觉计划已经很周详了，但主席为了完善作战计划，他仍问林、罗，你们对上述计划意见如何？这个计划有何缺点？执行有何困难？希望统一考虑电告。
为了统一指挥平津战役，同一天夜里11点，主席给华北军区主要领导人和林、罗打电报，明确指示：攻击平、津、张、唐诸敌人作战开始。这是个巨大的战役，不但两区野战军应归林、罗统一指挥，冀中7纵及地方兵团亦应统一指挥，冀中军区应派员去蓟县林、罗处接洽，华北军区、华北局也应派员去蓟县，将平津情况、准备接受平津干部配备，以及管理平津的各项政策告知林、罗，使林、罗知道华北所准备的一切重要事项。后来，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织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平津一切党、政、军工作。
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和指挥人选已经确定，主席是可以稍稍放松一下的，但他从小到局部一点的用兵，大到整个战役的作战计划的军事部署，统统给予关注，适时向林、罗下达指示，提供意见和建议，并把自己的预见告诉林、罗，提醒他们，要注意什么什么事情，不要出现什么问题。当时主席发给了林、罗的电报很多。
我看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主席给林彪的所有电报，主要电报主席都要抄了或通报各野战军，主席关于淮海战役的电报，我也看到了。我亲自接触到了主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指挥天才，和高瞻远瞩、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使我军逐步由弱变强，在敌我两军战略决战的过程中，敢于并勇于同敌人举行史无前例的上百万的大决战，不要说蒋介石完全不能相比，就是我军各级指挥员在全盘战略上，也是无法与之相比的。我敬仰主席不是学军事的，也非行伍出身，更没有吃过洋面包，但他能在指挥几百万解放军同蒋介石的作战过程中，导演出如此威武雄壮的一幕。
联想起建国以后，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失误，对主席我也不胜非常惋惜。
平津决战前夕的多次变化
就在我们到达指挥位置的前一两天，发生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傅作义赖以起家的部队——傅作义王牌军35军，自张家口东逃，已突破我军第一道防线，正急返北平途中，已经到了新保安。这个消息我是从主席给林、罗的电报中看到的，为此在电报里边主席严厉批评了堵截35军的部队“置若罔闻”。虽然主席不是在批评林彪，但这个消息马上引起了林彪的关注，林担心35军会突出来，与怀来104军、南口16军会合，一同逃回北平，故此，林彪于12月7日晚上9点多钟报告军委：为保证歼灭傅作义全部及南口16军，我们的意见以先头3纵、5纵，立即经平谷、顺义，用五六天行程插运到南口附近，参加作战。届时，如果北平、张家口间的战役结束，我先头两个纵队就立即转至北平、通县以南，防北平之敌南退。如果北平之敌继续退天津，我先到纵队就全部插至北平东南堵击敌人。如果届时已判明敌人守北平，我就以后到部队包围唐山和切断平津联系。
而中央和主席原来的设想，在我们离开沈阳前，就已经向林彪提出，东北主力入关后，第一作战方向应选在平津线上的廊坊、香河一线。所以，主席回电，不同意他这个计划，说，你们想以3、5两纵去打16军，他两天就跑回北平了，这样，即使东野2兵团到了怀来，也肯定是无事可做；如果杨得志兵团包住了35军，杨得志一个兵团也能把他消灭，你再来两个主力纵队就成了多余的了；另外，在平津尚未隔断的情况下，如果先打掉16军，那就有迫使北平之敌逃向天津、塘沽的危险。在电报中，主席交给林彪三个任务：
首要任务，不要让傅作义在北平及其周围的部队逃到天津。其方法是以4个纵队占领廊房、香河一线，隔断平津联系。只要此招成功，傅作义在北平14个师即无法逃脱。
第二个任务，以一个纵队并冀东地方兵团，包围唐山，别让敌人跑掉。只要北平、唐山两地敌人跑不掉，天津、塘沽、芦台的敌人，想单独逃跑，是不大可能的。
第三个任务，以一个纵队隔断天津、塘沽之间的联系，以3个纵队歼灭敌人在塘沽、芦台的6师。
最后，主席特别告诉林彪，说，傅作义勇军经陆路向南向西都有我大军堵着，想跑都跑不了，傅作义逃跑的主要危险是海路。但瑞港口封冻在即，船只又不足，而且傅作义尚无这种准备，张家口又围了他几万人，使他难下弃之不顾、只身逃跑的决心，所以，你应该静等后续兵力到达，准备实行隔断平津，包围唐山，歼击芦（台）塘（沽）的计划。
正在这个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12月10日上午，我们接到主席当日凌晨2点发来的电报，说35军3个师由新保安向东，104军两个师由怀来向西，正东西对进，向杨得志兵团发动凌厉攻势，杨兵团要求东北先遣兵团以一个纵队到怀来以西，打104师，以一个纵队到怀来、康庄，钳制已由南口出援的16军。同时发现94军开到南口，92军进至北平东郊。先遣兵团阻隔16军、94军不成问题，但怕就怕傅作义再把92军加去，那我先遣兵团两个纵队同时对付16军、94军、92军的集力攻击，就相当困难了。所以主席说，在此情况下，你们以5、3两纵西进是有必要的。
但主席并没让林彪把3、5纵全部摆到南口。而是请他考虑，以5纵进至南口、怀柔，对南口、怀柔之敌发动佯攻，从北面威胁北平；以3纵进至通县以南，向通县及平津佯攻，从东面威胁北平。当然，主席也说了，这个计划是否可行，盼考虑决定。
林彪考虑来考虑去，仍命令3、5纵全力向南口前进，并电令10纵先头师本晚自玉田以东直接向北平、通县间急进。林彪的意图是，想以3、5两纵抓住南口之敌，防止北平之敌北援；以10纵佯攻北平，钳制平敌。林彪为了赶快把部队拉上去，他下的命令全是强行军。
也就林彪命令刚刚下去几个小时，情况又变了。当晚8点，主席来电指示，命令3纵、5纵停止西进。第二天凌晨2点，主席又发来特级电，说，新保安35军已被我确实包围，16军被歼一半，怀来104军已南逃，我西面兵力已够用了。现在被刘、陈、粟包围在徐州的蒋介石34个师，可能在10天左右全部解决。这34个师一被解决，蒋军全局动摇，势必重新部署。蒋介石有可能以现在上海集结待命的船只突然北上，把北平、天津、塘沽、唐山的敌人接走，时间也就在这10天左右。因此，我们昨天要你们以两个纵队西进的意见应当取消。你们接此电令后，请立即令3、5纵就地休整待命并准备在唐山之敌有确实撤退迹象时，即迅速包围唐山，抓住蒋系一个军，使其他蒋系部队难下撤退决心。如果唐山之敌在10天内下撤，你们又能在10天内集中五六个纵队，最好同时行动，分兵隔断天津、塘沽联系，包围唐山，以主力歼灭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则全局胜算在望。请按上述意图筹划一切。
我看了看主席上述电报签发的时间，知道主席还没有收到林彪已令3纵、5纵全力急进南口的消息，心想：要是此时此刻，心急如焚的主席，看到有违他意旨的电报，没准像辽沈战役前或战役中一样，又要批评林彪了。
到了晚上，主席的电报就到了，他告诉林彪，同意5纵本日继续向南口开进。3纵不应去南口，而应开至北平以东，通县以南地区。10纵原地不动。理由详另电。
在我们很快接到的主席同一时间签发，“理由详另电”的电报中，主席上来就说，敌人的攻击精神都是很差的，他们都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尤其是你们入关以后，更是如此。主席还告诫林彪：切不要过分估计敌人的战斗力。我们有些同志过去都吃了过分估计敌人战斗力的亏。接着，主席对3纵不应去南口作出解释，中心意思是：3纵可开至北平以东、通县以南地区，从东面威胁北平，同4纵、11纵、5纵形成对北平的包围。
经过主席耐心说服，林彪不再固执己见，开始调动大军隔断、包围平、津各处之敌。
放弃先攻塘沽计划
毛主席曾经告诉林、罗，只要攻克塘沽、新保安两点，就全局皆活。军委规定的攻击顺序，也是要先把这两点打掉。实际上，我们只先打了一点——新保安。12月19日，包围新保安35军的杨得志兵团来电，请示林、罗说，攻击新保安的一切准备就绪，准备21日扫清外围，22日发动总攻，并请林、罗在20日中午以前复电指示。林彪和罗荣恒知道杨得志兵团已经作好了攻击准备，主席也来电说过，只要东北主力4纵到达张家口，部署完毕，就命令杨得志兵团打35军，而且也知道4纵到了张家口，就批准了他们的计划。
35军是傅作义的嫡系，更是傅系的绝对主力，全部美械装备，战斗力比较强，拼死作困兽斗。但由于我军炮火猛烈，战斗顽强，发起总攻击后，经10个小时激战，35军便全完了，军长郭景云也在战斗中被击毙。失去了35军，傅作义深受打击，但傅作义还想作最后挣扎，企图把张家口那点儿嫡系部队保存下来，12月22日，傅作义发出急电，令张家口守将孙兰峰率所部4个师另两个旅，相机突围，向绥远撤退。
但在这之前，中央已估计到35军被歼，张家口守军肯定要突围，早都四面八方严阵以待了。24日下午，除孙兰峰带着少数骑兵冲出重围、逃向绥外，张家口守军全部被歼灭。到了这时候，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主力基本上被消灭殆尽。
打下新保安，林彪22日电令东野7纵司令邓华、政委吴富善：逼近塘沽进行侦察。邓华、吴富善分头派部队把敌情、地形侦察了一番，决定用少量部队试一下，结果是真不好打。
塘沽东临渤海，南临海河，攻击部队无法四面包围，炮也很难封锁海口，而西北直到海边全都是草地、盐田，潮湿泥泞，挖沟就见水，部队没法展开，也没法攻击。邓华就将情况报告给了林彪，也讲了自己的担心和建议，说，目前作战形势需要打塘沽，而且要快，但从地形来看很不好打。这时刘亚楼主动向林提议亲自去趟塘沽前线，勘察地形，看看能不能打。林彪当即说，你去一趟吧，等你回来以后，再下决心，刘亚楼一走，罗荣桓又已动身到中央开会，总部指挥层就剩下林彪一个人了。也就这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12月26日总部都得到情报：天津的敌人有突围迹象。林彪一看事儿不好，马上喊我，以他个人名义向中央军委报告：平津敌军突围迹象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有水阻碍，兵力用不上，故对两沽攻击时间拟予推迟，现在东线的重点是防止天津守敌突围。
当天深夜，主席就给林彪打电报，说，既然平津之敌突围迹象甚多，攻击塘沽、大沽也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
12月28日，接到刘亚楼报告说，打塘沽的确困难，要想全歼敌人很不容易，最大可能是歼灭了一部，大部逃窜，结果得失不合算。更重要的是，要打两站（塘沽、汉沽），会迫使天津的敌人突围。林彪看完就让我把它转报了中央。第二天，林彪与刘亚楼又联名向中央军委建议，放弃攻打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当天夜里，主席来电，说林、刘的计划“是完全正确的”。
一次暗杀未遂事件
在通县宋庄，我们住在一个大地主家里。周围没什么人家，很显肃静。院落也很大，分大院和小院。两院相通，又各有直通外面的院门。为了安静，我和王本同林彪住在小院，另有几个警卫在值班。其余警卫班战士、司机、厨师，都住在大院。
小院的三间上房都留给林彪了，林彪住在西头那一间，照例在炕上放上一张行军床，中间那一间是过道，东头的那间就算作战室，两面墙挂满了地图。
我和王本住在西厢房，几部军用电话也都安在我们屋里。林彪几个贴身警卫住东厢房。林彪住的三间上房，大概距离五六米远，有一堵土墙，高约两米，小院直通外面的门，就在这堵墙的西边，正好对着林彪的卧室。因为小院的门我们从来没用过，加上外面还有一道岗哨，我们还是比较放心的，哪儿知道,流血事件就在这儿发生了.
一天晚上,已临近午夜了,我和王本看没什么紧急事情,就想休息了,刚刚脱衣服上炕,突然听到一声枪响，我和王本连话都没说,一骨碌爬起来,就要冲上去看个究竟。当时没有电灯,蜡烛也吹灭摸着黑,王本吵着他的手电筒摸不着了,我也顾不上等他,穿上棉袄,扣子都来不及扣上,提着枪,拿着手电,第一个就奔林彪的卧室去了。
怕敌人已摸进了小院,我不敢打开手电,也不敢说话,摸黑进了林彪的卧室.当然我首先担心的是林彪是否出事了。我先用手摸炕上的行军床,没有人!接着我就在炕上摸,还是没有!正在我急的时候,林彪大概感觉出来是我了,他低声地问:谭秘书吗?我一听赶紧应了一声——“是我。”
我顺着声音摸过去,发现林彪大概是听到了枪声,就顺势从炕上爬下来,正弯着腰,低着头,蹲在炕角的地上躲着呢。那是一个死角,就是敌人摸近了小院,从窗外射击,一般也不会有多大的危险。林彪打了20多年仗,行伍出身,身经百战,当然会找地方躲了。
我走近他,小声说,一O一,你就暂时在这里躲一下,千万不要动,也不要出声,等我出去看一下再说。
正说着,王本和警卫班十几个人都来了。我们让警卫班两个人守在门口,两个警卫守住林彪卧室的窗外,其余的人,开了小院的门一下子都冲出去了。在门外,一眼就发现在这里站岗的一个战士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我上去摸了一下,他已经被敌人打死了。
那天是个月黑头,黑糊糊的,看不清楚。我们十几个人,各个提着短枪,打着手电,前后左右搜索了一二百米远的地方,只发现了几个麦垛,一个人也没有找到。
林彪不好走动,几乎是难得出院门,又设了一个岗,人来人往的都是大干部的派头带着随身的警卫员,自然不是目标也是目标了。
这次暗杀事件并没有引起大的震动。为防止再出意外,特意在小院后门又加了一岗哨。
“堂堂国民党人”被活捉了
傅作义自己的精锐嫡系部队大部分被消灭了,但平、津、塘三处仍有30个师的兵力作本钱。28日中午，林彪给中央军委发电，提出如果攻击天津，北平、塘沽两处的敌人可能协同动作，孤注一掷，向外突围。他向中央要求，把华北第2、第3两兵团都调到北平附近。这样，力量绰绰有余，即使在作战过程中有些差错、失误，也有力量补救。
当天晚上，中央军委复电，说同意，“请林即以命令规定他们的行动”。这下子，林彪放心了，华北两个兵团一上来，包围北平的总兵与守军20余万人马相比，占有绝对优势，不但北平的敌人跑不了，还解除了他打天津的后顾之忧。
但天津仍然不好打。天津城外沟多水多，地形复杂，很不利于作战。另外，城里边住着不少外国人，又有大量的商企业、文化设施，还不能随意打。林彪考虑再三，想派个人到前线秉承他的旨意，代他具体指挥。一天，刘亚楼到林彪这儿来谈事儿，我正好也在场。谈到打天津，林彪就说，亚楼，天津情况比较复杂，不像打锦州，我考虑是不是请你亲自去天津前线指挥？
刘亚楼想了一下，说，如果你认为需要，我愿意去。林彪一听这话，笑了一下，说，那就这么定了！
刘亚楼做事一向雷厉风行，回到司令部就把前线指挥所组织起来了。刘亚楼到前线没几天，他向林彪报告说，一些敌人据守在外国人的院子里，外国人还都在自己房子门口插上了本国的国旗。对这样的敌人不打不行，但打了可能就出问题。他向林彪提了三条具体意见：一、敌人加以设防并据以顽抗的街道、房屋，不管它是不是过去的租界，不管这个房子是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不管它插哪个国家的旗子，都一律加以进攻；二、不能因为怕炮弹偶然落到外国人房子里，不敢向顽抗的敌人打炮；三、敌人未加设防和未据以抵抗的、挂有外国旗子的房屋，则不必进入，但有必要时，应派人在适当位置实行监视。
林彪同意刘亚楼意见，但涉外问题，他也不好断然决定，他就给中央军委打电报。第二天，主席指示林彪，说，刘亚楼所提三条是正确的。
刘亚楼把中央的指示和陈长捷的防御特点作了研究，提出了一套打天津的方针，叫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将主攻方向置于市区中部。完了，他专门派阎仲川回来向林彪报告，得到林的批准。
在各项攻城准备业已就绪，即将发动总攻的前夜，为力争天津和平解放，以免城市遭受破坏、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林彪给陈长捷等人写了一封信，指明形势，晓以厉害，劝其起义或放下武器。但陈长捷在我们总攻天津前，给林彪回了一封信，表示决心拼死恶斗。这封信我亲自看过，两张纸，用毛笔写的。陈长捷拒绝起义，也不放下武器，态度还颇为傲慢，他根本没有想到他马上就会作阶下囚了。信中他竟然提出放他南撤的要求，并且其中有两句话特别刺耳，我至今仍还记得，这两句话是：“堂堂国民党人，岂能投降乎！”我们看了都很生气，认为这个人真是太不识时务了，这一点还不如长春的郑洞国。
我把这封信送给林彪，他看了以后，啪地往桌子上一摔，鼻子里哼了一下，眼光中充满了杀气，但什么话也没说。
跟打锦州一样，总攻时间还是选在了14日上午10点。打了几个小时，总部就收到了捷报，说，东西两路大军，已在市中心的金汤桥上会师，将敌人一分为二了。这种打法，同攻打锦州如出一辙。打了不过29个钟头，天津市守敌全部被歼灭，那个不识时务的“堂堂国民党人”陈长捷也被活捉了。
陈长捷被押到司令部来的时候，我也去看过这们“堂堂国民党人”是什么样子。那时的陈长捷早已是灰溜溜的了，半低着头，前两天那种趾高气扬的神气劲，早不知跑哪里去了。
俘虏陈长捷的部队，把缴获陈长捷的办公物品，用一个大皮箱装着，送到司令部审查，我和王本几个人初步检查一下，没有发现一件有军事价值的东西。想必陈长捷在被俘虏以前，早把有军事价值的东西销毁了，这个时间他还是有的。后来，多少记有一点东西的纸张、本子之类连同皮箱全送司令部去，由司令部再仔细审查一下。其中有两个小本子，一个是浅黄色羊皮面的笔记本，一个是黑色胶皮压花面的活页电话本，都是空白的，没有用过，想留个纪念，我留下了。
小笔记本虽说是羊皮面的，但也不太结实，五十年代就叫我扔了。只有那个电话本，虽然我换了多少次芯，倒还一直用着，直到1989年黑龙江省展览馆的两位同志到我家，谈及此事，我把这个电话本拿出来给他们看，说这是陈长捷的，他们就要求赠给他们展览馆，并说，我需要什么本子，他们可以给我买。我说，这个小本子如果你们觉得还有点用处，尽管可以拿走；如果我需要，我自己可以去买。就让他们拿走了。
聂荣臻、罗瑞卿、高岗的到来
我们进驻蓟县孟家楼不久，林彪迎来了两位客人——聂荣臻和罗瑞卿，彼此都很熟悉，尤其是林、聂，两个人从红军时期就作搭档，抗战中，又同在115师，一个当师长，一个当副师长。林彪与罗瑞卿也是老相识，在抗大也作过搭档。
聂荣臻和罗瑞卿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一是想同林彪、罗荣桓商量一下华北部队与东北部队如何具体配合作战的问题，问问林、罗进关以后，在后勤供应方面有什么困难需要他们帮助就地解决的；二是林，罗入关以后，他们还没见过面，也算尽一尽地主之谊，看望看望林、罗，表示欢迎。
聂荣臻、罗瑞卿，我过去没见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与林彪身穿呢子制服、外罩大衣、脚蹬亮皮鞋相比，聂荣臻、罗瑞卿的穿着显得很朴素。那时聂荣臻穿了一身灰色棉军衣，外面披一件黄色布面的带皮领的羊皮大衣，罗瑞卿则只穿了一套灰色的棉军衣，头上戴了一顶带护耳的棉军帽。罗瑞卿个头比较高大，那套棉军服穿在他身上显得太小了，很不合身。棉上衣连屁股也盖不上，裤腿也吊在脚脖子上。他们这次来给我以很好的印象，不光很朴素，对待我们下面的同志也很客气、亲切，一点架子也没有。
林彪和聂荣臻、罗瑞卿见面，开始的时候，我还有点儿担心，怕林彪不知不觉间流露出一种老大自居的样子。
当时，华北部队与东北部队相比，虽然只比东野少了一个纵队，但部队的编制小多了，一般的师只六七千人，一个纵队不过两万多人。而东北部队，一般的师都一万五千人左右，主力师有达到一万八千人的；进关时，一个纵队辖4个师，一个纵队大体编制在6万以上。辽宁战役，东野又缴获了国民党50多万军队的装备，其中相当部分还是美械装备，当然装备上也比华北部队要强得多。林彪同刘亚楼闲谈，便偶尔谈起华北部队时，常不自觉地拿兵力和武器同东北野战军对比，语气中有时流露出一点傲气。
不过，据我从旁边观察，这次林彪见到聂荣臻，表现了他平日少有的热情，招呼人沏茶倒水，有说有笑，而且在他们的交谈中，林彪一点也没摆老大的架子，好像没有给聂、罗留下不好的印象，相处得还算融洽。
后来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冲前委，聂荣臻就带着秘书，住到我们这边来了。
几年前，我应邀到广东去参加一个活动，不期而遇当时聂荣臻的秘书。平津战役期间，我们一同住了十几天，但此后就没再见过面。当年我们都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一转眼都70多岁了，所以，这次不期而遇我一点也没有认出他来就连他的名字我都忘记了。倒是他还不错，记得我的名字。但别人一介绍，我也马上想起他来了。他叫范济声，离开聂荣臻那里以后，到国防科工委，当过秘书长，也早已离休了。在广东相处几天，谈起往事，不胜感慨。因为有这段历史，我们也就分外亲热。
我们住在通县期间，由林彪提名当了东北局第一书记的高岗，到西柏坡参加中央会议，打此路过，借机也来看望过林彪，还在通县住了三天。
我在东北局工作时，高岗一直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们经常见面。我去给林彪当秘书以后，高岗常给林彪打电话，一般都是我先接电话，然后再去找林彪；高岗有事来找林彪，也都先打电话来约定时间，来了以后，当然又是我先出去接待他，所以我同高岗是比较熟悉的。
这时候的高岗，虽然已是东北局第一书记了，但因为历史原因，高岗对林彪还是很尊重，一口一个“林总”，对我也很客气，也很随便。
第二天，高岗一大早起来，披着黑色毛料面、水獭皮大圆领的皮大衣，兴致勃勃跑过来看林彪。当时林彪还没有起床呢，我就要去叫醒他，但高岗不让，说，林彪同志辛苦了，让他多睡一会儿吧。说着说着他就在我屋里坐下了。
我就陪他围着一个炭火盆，一边烤火，一边闲聊。他问到了辽沈、平津战役的一些情况。大的情况当然他都知道，他只问一些他感兴趣的细节。我就把郑洞国躲在长春伪满中央银行地下室给蒋介石、卫立煌发电报说他还在“浴血抵抗”，陈长捷拒绝起义，还说什么“堂堂国民党人岂能投降乎”，第三天就被活捉了等一些有意思的事说了。高岗听着听着就笑开了，笑得前仰后合。
那天，正好是负责同傅作义谈判的代表、东野司令部一处（参谋处）处长苏静向林彪他们汇报谈判的情况，林彪让我问高岗，是否有兴趣参加一下。我一问，高岗乐不得地说：“我参加一下，我参加一下。”
苏静汇报完了，林彪讲了一下意见，罗荣桓也说了说。林彪又问高岗有什么意见，高岗连说，我没什么意见，没什么意见。然后他看看林彪，又看看罗荣桓，冒冒失失地说：“苏静同志看到邓宝珊以后，是否代表林总、罗荣桓同志和我，向傅作义将军问个好！”
高岗一说完，我看罗荣桓用怀疑的眼光，看看林彪，皱着眉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显然他是不同意高岗的意见，但他没有吱声，大概是不好说。
林彪沉默了一下，虽然比较客气，但还是明确地说了：“高岗同志，现在傅作义还没有放下武器，还是敌人，向他问好恐怕不大合适吧？”罗荣桓一听，马上一副放了心的神情。高岗听了，也觉得不合适，红着脸，连说：“那就算了，那就算了。”
北平和谈的背后
正所谓唇亡齿寒，东北一丢，华北突然失掉东北屏障，傅作义预感大事不好，他就在东北我军入关前，通过渠道同中央、主席联系，表示他愿意进行和平谈判。
主席一面给他复电，说欢迎和谈，希望派可靠代表到石家庄接洽；一面给林彪、罗荣桓发报，说准备利用这个机会，稳住傅作义，解决蒋介石中央军，希望林、罗赶快入关。
到了1948年12月中旬，东北先遣兵团直逼北平，打到了家门口，傅嫡系部队又被困死在新保安和张家口，傅作义赶紧派他的亲信、《平民日报》社长崔载之，带着电台，出城找到东北先遣兵团11纵，要求进行和谈。在这之前，傅作义通过一些渠道，传话过来，说他的一些基本想法，要求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划定北平、天津、唐山、保定、察合尔、绥远为“和平区”；自己的军队改称“人民和平军”，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他本人也参加联合政府。事实上，他还是要保存自己实力，搞变相的军阀割据那一套。
傅作义要和谈，这是个天大的政治问题，中央对此也没有过具体指示，林彪就把罗荣桓、刘亚楼找来，商量怎么办。三个人商量来商量去，觉得不好拿具体意见，就在16日的早晨，把11纵的原电照转给中央。等把电报发出去，林彪又有点后悔了，觉得不拿个意见出来有些不妥，就又找罗、刘商议。林说，一点不表态也不好，是不是还是表示一下原则意见的好？罗、刘同意后，林彪口授，罗荣桓、刘亚楼补充，又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说，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敌，我们有绝对把握。所以，要谈判就要争取让敌人放下武器。并表示，必要时我们可到通县直接主持谈判。当天，中央就来话了，指示林、罗、刘，同意他们的意见，只要傅作义放下武器，其他政治上、生活上的问题，都可以照顾。
林、罗、刘，心里有了底数，便决定由刘亚楼出面，先跟对方谈谈，看他们有什么条件，也把我们的立场讲清楚；另外，试探试探，看傅作义能不能把蒋系将领抓起来。
这次谈判，傅作义漫天要价，要求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两军后撤，通过谈判，解决华北问题；谈判期间，把包围在新保安的嫡系35军放回北平，恢复傅作义对南苑机场的控制。对傅方的要求，刘亚楼当然不能答应。而对刘亚楼那由傅作义把蒋系将领抓起来的试探性的问题，对方虽说没有拒绝，也只是说回北平向傅作义汇报后，再作答复。过没几天，傅作义回信说，北平城里中央军的兵力比他的多十倍，此事很难办。
12月25日，中央公布了43名头等战犯的名单，傅作义也在其中。
1949年1月1日，中央又指示林彪，要他继续认真进行针对傅作义的工作，告诉傅作义，他搞联合政府那一套是不能接受的，同时也要说明，鉴于他长期积极反共，不能不把他列入战犯名单。华北和平解决以后，中共方面才有理由赦免其罪行。希望他派一个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来谈判。1月6日，傅作义派自己的心腹、“华北剿总”少将处长周北峰出城，与我方进行第二次正式谈判。
这次谈判的规格比较高，林彪和聂荣臻都参加了。谈判前，主席告诉林、聂，要他们向周北峰严正提出几点:傅作义必须和平让出平津；傅系军队以解放军名义编为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其他军队一律缴械；否则，我军就将进行攻击。起初，周北峰在谈判桌上，还提了一些过分的要求，但林、聂义正词严，知道再强硬也没用了，只能同意我方意见。
这次拟了一个《会谈纪要》，双方代表也都签了字，还商定，1月14日午夜前是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期限。但周北峰返回北平，把《纪要》交给傅作义之后，傅迟迟不表态，眼看最后期限要到了，他才告诉周北峰，给林、聂打电报，说前次所谈内容研究过了，只限14日午夜答复，时间太仓促，有些细节需要再派代表来商谈。
收到这个消息，林彪有点恼火，马上就报请军委，说，既然傅作义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攻打天津准备工作又已基本完成，是不是先以武力解决天津，逼迫傅作义尽快解决北平问题。主席告诉林彪，傅有拖延的想法，要向他指明，北平可以拖延几天，天津守军必须在1月13日出城接受改编，否则，14日就向天津发起攻击。
1月13日，林彪打天津的命令也下了，天津也快要打起来了，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傅的至交密友邓宝珊也到了，到了通县的五里桥，要进行新的谈判。
接到消息，林彪、罗荣桓（刚开会回来几天）、聂荣臻碰了个头，就去和邓宝珊谈判。我方首先宣布，上次谈判规定14日为答复的最后时限，现在只剩几个小时，因此，今后的谈判，不再包括天津，仅谈北平问题。邓宝山再次以请我军让出南苑机场，和建立联合政府等条件作为谈判内容。
林彪一听就有点不耐烦了，回答得很强硬，说，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可谈了，只有照着上次谈过的，按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意见，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编。别的什么都不可能，只有这一条路。
事实是，到15日下午3点，我军仅用29个小时就解放了天津，被傅作义给予厚望的陈长捷已成为阶下囚了。当这个消息传到谈判桌上的时候，邓宝珊很是震惊，面带愧色，找了个借口，停止了会谈。
天津一打下来，傅作义抗不住了，到了16日，双方就把和平解决北平的框架和几个主要问题谈定了。
邓宝珊临回北平前提议，请中共方面派一名代表跟他进城，以便进一步联络商谈，还说这是傅作义的意见。林彪答复可以，第二天，林、罗指派作战处长苏静和邓宝珊一同到了北平。
我和苏静比较熟的，那时他常到林彪那里汇报工作。几年前，他概要写一篇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文章，有些细节时间一久，他记不清了，还和女儿一起到过我家，问我，当时他是怎么向林彪汇报的。他去世后，我还专程到他家去看望过他的家属。
在与傅作义积极谈判的同时，我军丝毫也没有松懈对北平攻城的准备。就在林彪他们与邓宝珊达成框架协议的那天夜里，也就是16日夜里，中央指示，要林、罗积极准备攻城。但对北平城内，像故宫、大学，以及其他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假如敌人据此顽抗，就让他去占，先不要打它。等把其他地方打完了，对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瓦解的方法让他缴械。即使占领北平延长些时间，也要耐心。中央还特别叮嘱林彪，对各个城区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部队彻底明白，哪些地方可以打，哪些地方不能打，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你们指挥所要和每一个攻城部队都要有准确的电话联系。战斗中每一个进展都必须在你们的指挥和监督之下。
主席还提醒林、罗，应该注意防止傅作义借部队改编，乘机突围逃跑。
林彪好像不担心敌人会逃跑，但他怕傅作义一看绝望了只身乘飞机南逃。当时，北平市东单附近，还有一小型机场，可供小型飞机，特别是直升飞机起落。为了堵死傅作义可能逃走的惟一通道，林彪除调集部分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封锁这一空域外，还调集了部分重炮，瞄准这个小机场，不时地放几炮，炸得机场都无法用了。
1月22日，傅作义开始把他在北平的部队，按照指定的路线和地点，陆续开出城外，听候改编。
1月31日，傅作义的部队全部撤出之后，东野4纵4个师开入北平市内接防。很快，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部也离开了通县宋庄，进入北平。
2月8日，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等人在北京饭店会见并宴请了傅作义、邓宝珊。2月21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陶铸如开由原国民党军、师以上军官参加的改编会议，宣布了改编原则和具体方案，指挥关系，原北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改编为25个独立师。细节不太清楚，只是知道有这两件事。
入城后不久，东北野战军政治部搞了一场文艺晚会，招待傅作义起义部队的团以上军官。地点就在西单东面的长安大戏院。它在当时是北平最大的戏院了。演出的节目是《白毛女》。我去得晚一点，人已经到得不少了，还不到正式开演，人已经坐满了。开头，气氛还好。但演出不过半小时左右，我就看见起义军官开始三三两两地离开了剧场。起初我还没大注意，以为他们是上厕所去了，或者有什么事情，但以后看陆陆续续走了相当一部分，我望了一下全场，大概走了有二三百人。还听到坐在我后面的起义军官在议论，说这不是给我们洗脑吗？我知道这场晚会办得不成功。现在看来，他们刚刚接受和平改变，考虑到他们可能接受的程度，考虑到他们在政治上对我们免不了的警惕，不一定非请他们看这类节目，效果可能还要好一些。
说到看戏，入城后的一天晚上，我有幸看过一次“四大名旦”同台演出的盛况，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那天晚上都先后出台了。那天晚上，他们各自演出了一段折子戏，别的我记不得了，只记得程砚秋演的是《荒山泪》中的一段。
住进北京饭店
天津解放后，我们又在通县宋庄住了一段时间。
一天，我正在自己的屋子里整理电报文稿，突然听说叶群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把叶群接来是刘亚楼的主意。刘亚楼一看，天津打完了，北平和平解放看来也只是时间问题，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仗可打了，他就同罗荣桓商量，是不是把叶群接来，照顾照顾林彪。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就通知后方派人，把叶群接到通县宋庄的前线指挥部来了。但没有带豆豆和老虎来。这件事事先刘亚楼他们也没有告诉林彪，他们考虑如果事先征求林的意见，就是林打心眼里愿意，口头上也不会同意，反而不好办了。叶群突然到来，让林彪十分高兴。
叶群一来，王本的事就多了，他赶快忙三迭四地为林彪和叶群布置房间。考虑到我们住的小院比较小，这么多人住在一起不方便，就把林彪夫妇安排到隔壁大院里的上房里去了。但作战室还在原来的地方，因为已无仗可打，林只是偶尔过来看一下。有电报了，我就给他送过去。
过几天，我们也不住小院了，因为前线指挥部要搬到北平城里去。
当时，傅作义的部队虽然全部撤到城外，但还有一些部队机关人员仍然留在市内，高级军官还带着枪，何况少不了还有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为保证安全，入城后东北野战军首长和领导机关的主要工作人员，全部集中住在北京饭店，也是现在北京饭店中间那一段7层的老楼。
我们去的时候，所有房客都已全部腾清。林彪、叶群，我和王本，以及林的警卫班都住在二层的西头。由于市区还比较乱，虽然北京饭店我们全部包住了，为了安全，除大门口的警卫外，在二楼楼梯口西侧还设了岗哨。
那时的北京饭店，服务人员几乎全是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甚至还有四五十岁的。由于刚解放，我们住饭店，服务人员的工资还全部用银元（即袁大头）支付。吃饭仍然按军队老规矩，由饭店按部队标准分大、中、小灶作，我们由警卫员打饭，在自己的房间里吃。
2月3日，林彪他们到前门箭楼上去检阅入城式去了。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就带一个警卫员，想去看看热闹。从北京饭店往南，穿过东交民巷，一路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特别是前门和箭楼附近更是如此。入城式开始后，人民群众欢欣鼓舞，锣鼓震天，秧歌队也扭得欢，口号声更是此起彼伏。我看到有些学生模样的青年人爬上坦克车，同车上的战士热烈握手，那场面确实感人。
参加入城式的我军官兵，个个军容整齐，人人精神焕发，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雄壮的仪表，的确不仅是仁义之师，而且是威武之师，早已不是过去的“土八路”了。我还看到有一些外国人，不知道是领事馆的还是外国记者，拿照相机不停地拍照。但有的地方，被沿途执勤的战士制止了，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大概是上级有关部门没有交代清楚吧。
从前门回来，在东交民巷，我非常意外地遇见一个人高高个子，有点驼背，好像是我在延安时的一个熟人，在前面一晃一晃地走着。我追上去，侧面一看，可不是李千峰（1944年任《解放日报》驻陇东记者站记者）吗？看准了，我就在他背后打了一拳，把他吓了一大跳，等他回过头来，发现是我时两个人都兴奋极了，拥抱了起来。一打听他刚进城两天，现暂住煤渣胡同，就挨着北京饭店，我就跟着李千峰到他住的地方去，看看他的夫人姚文。他们住在一栋二层的小楼里，室内连一张床都还没有，姚文带着孩子，坐在铺在地板上的日本的榻榻米上。
入城式当天晚上，在北京饭店的宴会厅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庆祝宴会，祝贺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参加宴会的有三四百人。我记得我们那桌除了王本等人外，还有聂鹤亭。宴会过程中，在宴会厅二楼的乐池台上，还有军乐队不停地演奏各种军乐和进行曲助兴，宴会厅充满了欢欣鼓舞的气氛。
为林彪找房子
住在北京饭店时，有一次晚饭后我在饭店附近转了一下散散步。回来的时候，在饭店门口，我看见停了一辆吉普车，王本正同几个警卫员往车里装东西。我走到跟前一看，是整袋的面粉，大概有好几袋，还有一些副食品之类的东西。王本到我跟前低声说，这是给叶群家里拉的。我事前根本不知道叶群有什么亲属住在北京，事后我也再没有打听过，但给我的印象不太好。
在北京饭店住了一段以后，虽然林彪没有说，但我们考虑到林彪喜欢安静，就是我们把着二楼的一头住，终究是住在饭店里，没有一个家庭的气氛，不如他自己独门独户地住一个四合院的好。我们就想给他找一所独门独户的四合院。经北平军管会推荐，我们曾到故宫西面南长街的李宗仁公馆去看了一下。
按照北平市军管会告诉我们的地址，我和王本坐了一辆吉普车，很容易就找到了。下车一看，李宗仁公馆是朱漆大门的四合院，大门朝西。我们去时，大门紧闭着。敲了几次门以后，慢慢腾腾地出来一个中年男子，约莫40多岁，穿一身二毛的滩羊中式长皮袄，戴一顶黑色礼帽，像是李宗仁这个公馆的管家。他把门只开了一条不大的缝，用一种困惑的眼光盯着我们，问我们是干啥的？我们说是北平军管会的，来看看这个房子。
开头，他一直堵在大门口站着，好像还不大乐意让我们进去。但他知道了我们是北平军管会的，又看我和王本各带一个警卫员，像个军官的样子，门口还停了一辆吉普车，他大概感觉出来不让我们看大概不行了，也就把门打开，勉强地领我们进去了。当然，我们也不会告诉他，我们是给林彪找房子的。
那个管家领着我们，一边走一边看，我才发现那个院落除了那个管家外，没有发现第二个人。
院子不算很大，但还比较雅致。院内有树木、假山、花草，除西面、南面有十来间平房，坐北朝南还有一幢二层小小洋楼，又有十多间房子，比林彪在哈尔滨辽阳街一号的房子还宽敞一些，蛮够我们住的了。
我们主要逐间看了那栋小楼，平房只是瞄了一下没有进去看。楼里的日常家具、用品也算齐备，桌子上还放着照相机之类的东西，大概是管家尽量保持原来李宗仁居住时的原貌吧。
管家开始领我们看的时候，还很紧张，从不主动说一句话，你要问他什么，他也只是非常简单地说一句，但以后管家看我们只是看一看，连桌子上放着的照相机之类的东西都没动一下，也没有说我们要征用的话，就不那么紧张了。而且我们看完了说要走了，他好像一块石头落地，马上表现得热情起来客客气气地把我们送了出来。
回来以后，林彪、叶群问我们上哪里去了。去看房之前，北平市管会给我们介绍李宗仁公馆的时候，我们心里没底，不知道房子是否能用，也就没有告诉林彪我们去给他找房子。我同王本商量过，准备我们看中了以后，如果认为合适，再告诉他们，并且让叶群自己去看一下，然后再定。既然林彪问起来了，我们就把李宗仁公馆的情况告诉他了。叶群听了，倒很积极，说要去看一下。但林彪很谨慎，说，现在情况特殊，那房子我们不能去住。蒋介石已宣布下野，李宗仁已是国民党的代总统，国、共两党还可能进行和平谈判，你现在把人家的房子给占了，不太合适，影响也不好。我和王本去看李宗仁的公馆的时候，真还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林彪不愿意住李宗仁公馆，此事也就作罢了。
— 未完待续 —
林彪，一位叱咤风云的共和国元帅，为中国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他的功绩至今还在民间被广为流传。然而，却被“文化大革命”弄得身败名裂。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个活生生的林彪。带着这样的愿望，我们来到曾任林彪元帅政务秘书的谭云鹤家里。经过一番简单介绍和表明来意之后，现已85岁高龄的谭老爷子欣然接受了采访。谭老兴致盎然地说：我知道你们想了解什么，好多对林总的评价是不真实的，就连电视剧里演的林彪就更不真实了。
东北主力入关
又要出奇兵
一进沈阳，大家都松了口气，想着经过这么大的战役，历经这么长时间以艰苦奋战取得了这么辉煌的胜利，中央总该让我们好好休息一段，也好总结经验，补充弹药，消化俘虏，处理善后。当时，不仅是林彪，整个司令部都是这种空气。只是大家谁都没有明说，但内心里却这么盘算着，估计大概等明年开春之后，再消消停停地进关，谁也没有立即入关作战的思想准备。
而当时主席最大的担心，是怕蒋介石放弃平津，傅作义的队伍向西跑,跑回他的老家绥远（内蒙）；怕蒋介石的中央军经海上向南跑,跑到江南。而一旦这两大坨子敌人跑起来，单靠华北的兵力，可能两头都堵不住。所以，主席希望林、罗能及早入关，把蒋介石的24个师，傅作义的16个师，共计40个师，全部捂在华北，就地吃掉。11月中旬，主席就来电，跟林、罗商量，请他们考虑，是早日入关，还是在东北休整以后再入关好。
主席这么一说，可就有点难住林、罗了。从辽沈战役一开始，一仗接着一仗，部队已经相当疲劳，掉队、落伍的战士又相当多。甚至出现了逃亡的现象，而且各纵队都公开提出要延长休整时间。现在，主席又让他们考虑提早入关，我看林彪有点犯难，让我通知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到他这里来一下。
几个人商量完了，林彪把我叫去，以他们几个人的名义给中央回电，说，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因为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怕走太远，甚至某些干部已开始滋生享受情绪，需要大力解决这一问题。同时新兵与俘虏战士的补充还未就绪，争取工作也要有相当时间，否则逃亡减员更为严重。此外部队冬大衣、棉鞋、棉帽均未下发。为防止敌人逃跑，建议最好由华北部队能包围一大股敌人，好拖住敌人不好下决心走。
但林彪他们发给中央的电报，没有影响中央和主席的考虑，11月17日深夜，主席来电，仍是希望林、罗郑重考虑两个方案：一个是东北主力在11月25日左右向关内开动；一个是不管蒋系、傅系是否撤走，东北主力仍按原计划休整到12月中旬，然后南进。
截止到这时候，中央和主席说的话，还都是意见和建议。但第二天（即18日）晚上6点，情况就大变了，下了死命令，主席直截了当地命令林、罗，停止休整，立即令各纵队用一两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是21日或22日，全军或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主席在电报里还特别提出，希望林、罗在下达出发命令以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作战。
对中央的命令，林彪在组织上是服从的，表示遵命，于22日出发了，但思想上仍有些抵触。提出了一些困难，其中一个理由就是，现在已属严冬，而部队还没有换装，地方和军队的服装厂正日夜加工赶制，等到部队换装之后马上进关。
有趣的是，后来主席回话说，你们现在进关，虽然还没有换装，但你们呆在东北，同样也没冬装可换，而关里比东北还暖和一些，与其在东北等冬装，还不如把部队开到关里来等。同时，要你们现在进关，并不是要你们马上打大仗，而是乘傅作义的部队分散在山海关到张家口一字长蛇阵的态势，乘其不备，先把敌军逐个分割包围起来，等部队休整完毕，再视情况加以歼灭。否则，傅作义部队发现东北大军入关，怕遭到围歼，势必或西撤绥远或索性把部队集中在天津、塘沽地区，视情况由海上逃跑，这时于整个战局的发展十分不利。主席讲得入情入理，所以，五十几年了，我记忆犹新。特别是与其在东北等棉衣，不如到华北来等棉衣一事，讲得很生动，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当时林、罗一看，如果22日出发，实在太过仓促，全军连最起码的政治动员都进行不了，他们就向中央请示，可否把出发时间改在23日。第二天凌晨3点，主席回电，说，可以。同时嘱咐林彪，如果林、罗决定先走，就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在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纸上登一条新闻，说林彪尚在沈阳，并经新华社广播。看完电报，我就想，军委和主席这次又要出奇兵了。
傅作义企图偷袭石家庄、西柏坡
在东北主力尚未出动前，东北野战军已经先行入关，而且还把傅作义吓了一跳。但此前傅作义的一个行动，先把林彪吓了一跳。
那还是在10月的下旬，蒋介石、傅作义为了摆脱困境，寻找转机，挽救危局,刺激人心,合谋一个计划：调集三个军、两个骑兵旅和爆破部队，要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和中共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石家庄。但华北部队兵力分散，一时难以集中，形势骤然吃紧。毛主席就在10月29日给林、罗打电报，说，请你们考虑，能否将现在锦西附近的11纵派往冀东，向通县、北平方向活动，威胁北平。
我接到电报，一看傅作义打算偷袭石家庄，特别是西柏坡，很有些着急，马上给林彪送去了。刚好罗荣桓、刘亚楼都在林彪那儿。林彪看后，也很着急，还有点儿紧张，他一边看一边念给罗荣桓、刘亚楼听。林彪念完了，想了一下，说，党中央必须保卫，不能出任何问题。只是主席说只调11纵入关，恐怕兵力不够。反正锦西、葫芦岛的敌人已经跑了，4纵、11纵也都休整了几天，可以一起拉上去。罗荣桓、刘亚楼说，既然4纵、11纵都去了，是不是干脆把在锦西的另外3个独立师和一个骑兵都调上去，仍归程子华和黄志勇（二兵团参谋长）率领，也便于统一指挥。林彪说，行，就这样定了。当下就由林彪口授，我记录整理，写了一个电报稿，念了一遍，他们三人同意、画圈后，赶紧送机要处，一份报中央军委，一份通知第二兵团立即行动。
傅作义发现，他的偷袭部队遭到聂荣臻华北7纵的顽强阻击，华北第2兵团又已回师曲阳一带，弄不好有叫华北2兵团切断其后路的危险，又发现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前出冀东。他预感形势不妙，只得放弃了偷袭平山、石家庄的计划。
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
东野第2兵团突然出现在冀东，着实让傅作义大感意外，他原本估计，东北野战军在打完辽沈战役后，怎么也得休整几个月才会入关，哪儿知道。战役刚一结束，东北主力先遣兵团就入关了。更让傅作义料想不到的是，从11月23日开始，东北野战军的主力10个纵队和特种兵全部，七十几万人，兵分两路，陆续经喜峰口、冷口，越过长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逼平津。
七十几万正规军，汹涌挺进，这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如果算上已先行入关的东野第2兵团，挺进关内的正规军总兵力已高达80余万。
顺便说一下，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公布野战军番号按序数排列的决定，原冠以各地区名字的野战军，今后要在全国范围内作战，不能再局限在一个地区内了，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各纵队一律改称军。
催着林彪跑
尽管东北主力军提早入关，主席还是不放心，11月26日，主席就来电催了，说，希望你们数日内处理好后方事务，在主力到达冀东之前，乘车赶过部队，先到冀东。同时强调：这一点很重要。虽然前线指挥机关一出动就坐汽车，比下面部队步行要快得多，但我们也在11月30日从沈阳动身，提前向冀东开进了。
在长长的“前指”军队中，林彪坐的是辆三号吉普车。这种车型跟现在军队里通常使用的那一种差不多。车上跟一个贴身警卫员，坐车的后排座上。有时候，他也跟警卫员换换位置，活动活动身体。
因为我和王本各带了一个警卫员，又带着林彪我们三个人的行李，还有几箱子军用地图和林彪的小公文箱，以及秘书随时要用的办公用具，王本我俩就坐了一辆二号吉普，比三号吉普车大一些，现在这种车很少见了。
那时候的公路，质量都很差，路面坑坑洼洼的，有些路段颠簸得厉害。有一天，车队刚刚驶过朝阳，林彪那辆车的一个轮胎就坏了。没办法，大家只得停车等着换轮胎。这时候，林彪也趁机下车活动活动，瞧着司机换轮胎。他看着司机从车背后卸下那副备用车胎，好像小孩子似的，眼睛闪着光，对我说，这真是一个好办法！我一听这话，差点儿笑出声，心想：你坐了好几年车，还没有注意到每辆车都有一个备用车胎呀！从这件小事上，我发现林彪确实不注意生活细节。
途中，林彪让我去给东北局发个电报，他要调辽北省委书记陶铸来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为什么林彪看中了陶铸，我不太清楚。但此前，我已经感觉到，林彪好像对政治部主任谭政有看法，有事他也很少找谭政商量。东北局收到林彪的电报当即同意，很快把陶铸调到了野战军政治部，当副主任。
在我们进关前，主席曾一再指示林、罗，各部队一定要夜行晓宿，隐蔽行进。但到了12月初，入关先头部队3纵和5纵，刚越长城，就被敌人发现了，而且遭到了敌机轰炸。林彪接到信息，一看已无秘可保，为加速前进争取时间，迅速截断傅作义南逃退路，他命令部队全部改为白天行军；除1、3、5、6、8、9、10纵队仍按原定路线开进外，后续部队2、7、12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直接经山海关向冀东急进。12月7日，我们到达指挥位置以后，林彪对更改命令专门向军委作了解释，军委对此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
我在某些书中看到，说林彪在入关途中遭到敌机疯狂扫射，子弹把林彪乘坐的吉普车的屁股打得叮当乱响，险些让林彪一命呜呼。事实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林彪与我是前后车，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这当秘书的不可能毫无所知。
我们一路经过朝阳、叶柏寿（建平）、遵化、蓟县、最后到达通县。沿途每到一处，只要晚上在那里宿营，下车我连脸都不洗，进入后勤处分配我们的房舍，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合适的地方，把军用地图挂起来，标上敌我两军位置，才能再去干别的。因为只要林彪一住下，给他找把椅子，他就要坐下来看地图。然后是等电台架好，把电报送来。
自12月7日，我们先在蓟县南面10里左右的孟家楼住了一段，12月底，通县解放，加上要同傅作义谈判，我们就移至通县以东的宋庄，直到进入北平为止。
平津战役
毛主席的韬略
在我们还没有入关前,蒋介石曾电召傅作义到南京,商讨华北作战方针。蒋的意思是想让傅南撤，他怕傅不肯执行，还给了傅一个高衔儿——“东南军政长官”。但傅有自己的小九九，他担心自己的部队不是蒋的嫡系，要是南撤可能就叫蒋给吞并。所以，在南京国防部军事会议上，傅作义以主战姿态提出，一定要固守平津，说坚守华北关系全局，退守江南是下策之下策，非万不得已，不应南撤。
蒋介石最后决定，在华北暂时采取固守平津、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时变的方针。
中央和主席的意图是，抑留蒋系、傅系于华北就地解决。但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在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达500公里的长蛇阵上，首先在何处下手？经过反复酝酿，最后中央和主席把首先下手的地方，选在了北平与绥远之间的战略要冲——张家口。
早在沈阳的时候，我收到了主席发给林、罗的一封电报，拿起一看，第一眼就看到上面特别注明的6个大字：“绝密，阅后焚毁。”我立时一愣，心想：这是什么内容？这么重要。看完了不存档就要烧掉？带着好奇心，我一口气看完了电报全文，明白了，原来主席是要华北杨成武第3兵团首先迅速动作，抓住并包围张家口、宣化几部敌人，而后东北先遣兵团迅速越过密云、怀柔、顺义，向延庆、怀来急进，华北杨得志第2兵团迅速进至涿鹿地区，以华北2、3两个兵团，受东北先遣兵团统一指挥，组成平（北平）张（张家口）战役之兵力。目的是要在12月进至冀东以后，顺利切断平津、津塘各线，歼灭几部敌人，打开主要地区的战局。
不久，杨成武兵团把张家口一围，守将孙兰峰向傅作义紧急求援，果然让傅作义上当了，对杨成武兵团的行动，傅作义以为是聂荣臻华北部队的一次局部行动，而东北野战军主力尚未入关，好对付，他就命驻北平的嫡系精锐35军两个师和驻怀来的104军一个师，分乘汽车、火车驰援到了张家口。傅还飞到张家口布置了一番。可他万万没想到，他的主力35军就这样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主席一见傅系主力已被调动向西，立即命令华北2兵团全力控制宣化、怀来，东北先遣兵团急进怀来、南口，把35军锁死在张家口，彻底切断平张路。
但12月初，东北先遣兵团在密云的一场胜利，给主席的这个计划带来了点小麻烦。本来中央军委的命令是让先遣兵团越过密云，直插怀来，但先遣兵团的一个纵队经过密云时,既不是绕过密云,也不是大部队先绕过,以后卫部队去歼敌,而是用先头部队打了密云。虽然稍带把傅作义驻密云的一个师歼灭了，但耽误了时间，而且惊动了傅作义，让他发现东北主力已经到眼皮底下了。他料大事不好，就急令35军从张家口连夜乘车返回北平。
有意思的是，东北先遣兵团突然暴露在北平附近，把傅作义彻底搞糊涂了，他估计林彪首先要威胁、包围北平。所以，他除了想把35军调回北平外，又急急忙忙把天津、塘沽的3个军调来，加强北平的防御。这正是主席告诉林彪的那样，我军此种计划，出敌意外，现在敌人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
其实，主席真实的意图，是想先把傅作义的防御东线给打掉。12月11日，主席告诉林、罗，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主席向林彪等人提议，自12月20至12月25日数日内，采取神速动作，以6个纵队，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之敌。办法大体上跟你们在义县、锦州、锦西、兴城作战时用过的办法一样，分兵奔袭，隔断敌军的联系。各纵队都要构筑两面阻击阵地，绝不能让敌人跑了。至于在东面先吃掉谁，主席的设想是力争先歼灭塘沽之敌，控制海口。还说，只要把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敌吃掉，就全盘皆活。
对攻击的次序，主席作了大致规定：第一塘（沽）芦（台），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第四天津、张家口，最后北平。
主席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所以主席指示林、罗，从本日起，两星期内，基本上是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敌人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灭。同时叮嘱林彪，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逃。
为防止平津之敌跑掉，主席提出了两个重要措施：一是为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准备令正在进行淮海战役中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几个兵团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部署；二是为不让敌人向青岛逃跑，准备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的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预作准备。
我看了主席的电报，感觉计划已经很周详了，但主席为了完善作战计划，他仍问林、罗，你们对上述计划意见如何？这个计划有何缺点？执行有何困难？希望统一考虑电告。
为了统一指挥平津战役，同一天夜里11点，主席给华北军区主要领导人和林、罗打电报，明确指示：攻击平、津、张、唐诸敌人作战开始。这是个巨大的战役，不但两区野战军应归林、罗统一指挥，冀中7纵及地方兵团亦应统一指挥，冀中军区应派员去蓟县林、罗处接洽，华北军区、华北局也应派员去蓟县，将平津情况、准备接受平津干部配备，以及管理平津的各项政策告知林、罗，使林、罗知道华北所准备的一切重要事项。后来，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织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平津一切党、政、军工作。
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和指挥人选已经确定，主席是可以稍稍放松一下的，但他从小到局部一点的用兵，大到整个战役的作战计划的军事部署，统统给予关注，适时向林、罗下达指示，提供意见和建议，并把自己的预见告诉林、罗，提醒他们，要注意什么什么事情，不要出现什么问题。当时主席发给了林、罗的电报很多。
我看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主席给林彪的所有电报，主要电报主席都要抄了或通报各野战军，主席关于淮海战役的电报，我也看到了。我亲自接触到了主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指挥天才，和高瞻远瞩、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使我军逐步由弱变强，在敌我两军战略决战的过程中，敢于并勇于同敌人举行史无前例的上百万的大决战，不要说蒋介石完全不能相比，就是我军各级指挥员在全盘战略上，也是无法与之相比的。我敬仰主席不是学军事的，也非行伍出身，更没有吃过洋面包，但他能在指挥几百万解放军同蒋介石的作战过程中，导演出如此威武雄壮的一幕。
联想起建国以后，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失误，对主席我也不胜非常惋惜。
平津决战前夕的多次变化
就在我们到达指挥位置的前一两天，发生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傅作义赖以起家的部队——傅作义王牌军35军，自张家口东逃，已突破我军第一道防线，正急返北平途中，已经到了新保安。这个消息我是从主席给林、罗的电报中看到的，为此在电报里边主席严厉批评了堵截35军的部队“置若罔闻”。虽然主席不是在批评林彪，但这个消息马上引起了林彪的关注，林担心35军会突出来，与怀来104军、南口16军会合，一同逃回北平，故此，林彪于12月7日晚上9点多钟报告军委：为保证歼灭傅作义全部及南口16军，我们的意见以先头3纵、5纵，立即经平谷、顺义，用五六天行程插运到南口附近，参加作战。届时，如果北平、张家口间的战役结束，我先头两个纵队就立即转至北平、通县以南，防北平之敌南退。如果北平之敌继续退天津，我先到纵队就全部插至北平东南堵击敌人。如果届时已判明敌人守北平，我就以后到部队包围唐山和切断平津联系。
而中央和主席原来的设想，在我们离开沈阳前，就已经向林彪提出，东北主力入关后，第一作战方向应选在平津线上的廊坊、香河一线。所以，主席回电，不同意他这个计划，说，你们想以3、5两纵去打16军，他两天就跑回北平了，这样，即使东野2兵团到了怀来，也肯定是无事可做；如果杨得志兵团包住了35军，杨得志一个兵团也能把他消灭，你再来两个主力纵队就成了多余的了；另外，在平津尚未隔断的情况下，如果先打掉16军，那就有迫使北平之敌逃向天津、塘沽的危险。在电报中，主席交给林彪三个任务：
首要任务，不要让傅作义在北平及其周围的部队逃到天津。其方法是以4个纵队占领廊房、香河一线，隔断平津联系。只要此招成功，傅作义在北平14个师即无法逃脱。
第二个任务，以一个纵队并冀东地方兵团，包围唐山，别让敌人跑掉。只要北平、唐山两地敌人跑不掉，天津、塘沽、芦台的敌人，想单独逃跑，是不大可能的。
第三个任务，以一个纵队隔断天津、塘沽之间的联系，以3个纵队歼灭敌人在塘沽、芦台的6师。
最后，主席特别告诉林彪，说，傅作义勇军经陆路向南向西都有我大军堵着，想跑都跑不了，傅作义逃跑的主要危险是海路。但瑞港口封冻在即，船只又不足，而且傅作义尚无这种准备，张家口又围了他几万人，使他难下弃之不顾、只身逃跑的决心，所以，你应该静等后续兵力到达，准备实行隔断平津，包围唐山，歼击芦（台）塘（沽）的计划。
正在这个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12月10日上午，我们接到主席当日凌晨2点发来的电报，说35军3个师由新保安向东，104军两个师由怀来向西，正东西对进，向杨得志兵团发动凌厉攻势，杨兵团要求东北先遣兵团以一个纵队到怀来以西，打104师，以一个纵队到怀来、康庄，钳制已由南口出援的16军。同时发现94军开到南口，92军进至北平东郊。先遣兵团阻隔16军、94军不成问题，但怕就怕傅作义再把92军加去，那我先遣兵团两个纵队同时对付16军、94军、92军的集力攻击，就相当困难了。所以主席说，在此情况下，你们以5、3两纵西进是有必要的。
但主席并没让林彪把3、5纵全部摆到南口。而是请他考虑，以5纵进至南口、怀柔，对南口、怀柔之敌发动佯攻，从北面威胁北平；以3纵进至通县以南，向通县及平津佯攻，从东面威胁北平。当然，主席也说了，这个计划是否可行，盼考虑决定。
林彪考虑来考虑去，仍命令3、5纵全力向南口前进，并电令10纵先头师本晚自玉田以东直接向北平、通县间急进。林彪的意图是，想以3、5两纵抓住南口之敌，防止北平之敌北援；以10纵佯攻北平，钳制平敌。林彪为了赶快把部队拉上去，他下的命令全是强行军。
也就林彪命令刚刚下去几个小时，情况又变了。当晚8点，主席来电指示，命令3纵、5纵停止西进。第二天凌晨2点，主席又发来特级电，说，新保安35军已被我确实包围，16军被歼一半，怀来104军已南逃，我西面兵力已够用了。现在被刘、陈、粟包围在徐州的蒋介石34个师，可能在10天左右全部解决。这34个师一被解决，蒋军全局动摇，势必重新部署。蒋介石有可能以现在上海集结待命的船只突然北上，把北平、天津、塘沽、唐山的敌人接走，时间也就在这10天左右。因此，我们昨天要你们以两个纵队西进的意见应当取消。你们接此电令后，请立即令3、5纵就地休整待命并准备在唐山之敌有确实撤退迹象时，即迅速包围唐山，抓住蒋系一个军，使其他蒋系部队难下撤退决心。如果唐山之敌在10天内下撤，你们又能在10天内集中五六个纵队，最好同时行动，分兵隔断天津、塘沽联系，包围唐山，以主力歼灭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则全局胜算在望。请按上述意图筹划一切。
我看了看主席上述电报签发的时间，知道主席还没有收到林彪已令3纵、5纵全力急进南口的消息，心想：要是此时此刻，心急如焚的主席，看到有违他意旨的电报，没准像辽沈战役前或战役中一样，又要批评林彪了。
到了晚上，主席的电报就到了，他告诉林彪，同意5纵本日继续向南口开进。3纵不应去南口，而应开至北平以东，通县以南地区。10纵原地不动。理由详另电。
在我们很快接到的主席同一时间签发，“理由详另电”的电报中，主席上来就说，敌人的攻击精神都是很差的，他们都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尤其是你们入关以后，更是如此。主席还告诫林彪：切不要过分估计敌人的战斗力。我们有些同志过去都吃了过分估计敌人战斗力的亏。接着，主席对3纵不应去南口作出解释，中心意思是：3纵可开至北平以东、通县以南地区，从东面威胁北平，同4纵、11纵、5纵形成对北平的包围。
经过主席耐心说服，林彪不再固执己见，开始调动大军隔断、包围平、津各处之敌。
放弃先攻塘沽计划
毛主席曾经告诉林、罗，只要攻克塘沽、新保安两点，就全局皆活。军委规定的攻击顺序，也是要先把这两点打掉。实际上，我们只先打了一点——新保安。12月19日，包围新保安35军的杨得志兵团来电，请示林、罗说，攻击新保安的一切准备就绪，准备21日扫清外围，22日发动总攻，并请林、罗在20日中午以前复电指示。林彪和罗荣恒知道杨得志兵团已经作好了攻击准备，主席也来电说过，只要东北主力4纵到达张家口，部署完毕，就命令杨得志兵团打35军，而且也知道4纵到了张家口，就批准了他们的计划。
35军是傅作义的嫡系，更是傅系的绝对主力，全部美械装备，战斗力比较强，拼死作困兽斗。但由于我军炮火猛烈，战斗顽强，发起总攻击后，经10个小时激战，35军便全完了，军长郭景云也在战斗中被击毙。失去了35军，傅作义深受打击，但傅作义还想作最后挣扎，企图把张家口那点儿嫡系部队保存下来，12月22日，傅作义发出急电，令张家口守将孙兰峰率所部4个师另两个旅，相机突围，向绥远撤退。
但在这之前，中央已估计到35军被歼，张家口守军肯定要突围，早都四面八方严阵以待了。24日下午，除孙兰峰带着少数骑兵冲出重围、逃向绥外，张家口守军全部被歼灭。到了这时候，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主力基本上被消灭殆尽。
打下新保安，林彪22日电令东野7纵司令邓华、政委吴富善：逼近塘沽进行侦察。邓华、吴富善分头派部队把敌情、地形侦察了一番，决定用少量部队试一下，结果是真不好打。
塘沽东临渤海，南临海河，攻击部队无法四面包围，炮也很难封锁海口，而西北直到海边全都是草地、盐田，潮湿泥泞，挖沟就见水，部队没法展开，也没法攻击。邓华就将情况报告给了林彪，也讲了自己的担心和建议，说，目前作战形势需要打塘沽，而且要快，但从地形来看很不好打。这时刘亚楼主动向林提议亲自去趟塘沽前线，勘察地形，看看能不能打。林彪当即说，你去一趟吧，等你回来以后，再下决心，刘亚楼一走，罗荣桓又已动身到中央开会，总部指挥层就剩下林彪一个人了。也就这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12月26日总部都得到情报：天津的敌人有突围迹象。林彪一看事儿不好，马上喊我，以他个人名义向中央军委报告：平津敌军突围迹象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有水阻碍，兵力用不上，故对两沽攻击时间拟予推迟，现在东线的重点是防止天津守敌突围。
当天深夜，主席就给林彪打电报，说，既然平津之敌突围迹象甚多，攻击塘沽、大沽也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
12月28日，接到刘亚楼报告说，打塘沽的确困难，要想全歼敌人很不容易，最大可能是歼灭了一部，大部逃窜，结果得失不合算。更重要的是，要打两站（塘沽、汉沽），会迫使天津的敌人突围。林彪看完就让我把它转报了中央。第二天，林彪与刘亚楼又联名向中央军委建议，放弃攻打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当天夜里，主席来电，说林、刘的计划“是完全正确的”。
一次暗杀未遂事件
在通县宋庄，我们住在一个大地主家里。周围没什么人家，很显肃静。院落也很大，分大院和小院。两院相通，又各有直通外面的院门。为了安静，我和王本同林彪住在小院，另有几个警卫在值班。其余警卫班战士、司机、厨师，都住在大院。
小院的三间上房都留给林彪了，林彪住在西头那一间，照例在炕上放上一张行军床，中间那一间是过道，东头的那间就算作战室，两面墙挂满了地图。
我和王本住在西厢房，几部军用电话也都安在我们屋里。林彪几个贴身警卫住东厢房。林彪住的三间上房，大概距离五六米远，有一堵土墙，高约两米，小院直通外面的门，就在这堵墙的西边，正好对着林彪的卧室。因为小院的门我们从来没用过，加上外面还有一道岗哨，我们还是比较放心的，哪儿知道,流血事件就在这儿发生了.
一天晚上,已临近午夜了,我和王本看没什么紧急事情,就想休息了,刚刚脱衣服上炕,突然听到一声枪响，我和王本连话都没说,一骨碌爬起来,就要冲上去看个究竟。当时没有电灯,蜡烛也吹灭摸着黑,王本吵着他的手电筒摸不着了,我也顾不上等他,穿上棉袄,扣子都来不及扣上,提着枪,拿着手电,第一个就奔林彪的卧室去了。
怕敌人已摸进了小院,我不敢打开手电,也不敢说话,摸黑进了林彪的卧室.当然我首先担心的是林彪是否出事了。我先用手摸炕上的行军床,没有人!接着我就在炕上摸,还是没有!正在我急的时候,林彪大概感觉出来是我了,他低声地问:谭秘书吗?我一听赶紧应了一声——“是我。”
我顺着声音摸过去,发现林彪大概是听到了枪声,就顺势从炕上爬下来,正弯着腰,低着头,蹲在炕角的地上躲着呢。那是一个死角,就是敌人摸近了小院,从窗外射击,一般也不会有多大的危险。林彪打了20多年仗,行伍出身,身经百战,当然会找地方躲了。
我走近他,小声说,一O一,你就暂时在这里躲一下,千万不要动,也不要出声,等我出去看一下再说。
正说着,王本和警卫班十几个人都来了。我们让警卫班两个人守在门口,两个警卫守住林彪卧室的窗外,其余的人,开了小院的门一下子都冲出去了。在门外,一眼就发现在这里站岗的一个战士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我上去摸了一下,他已经被敌人打死了。
那天是个月黑头,黑糊糊的,看不清楚。我们十几个人,各个提着短枪,打着手电,前后左右搜索了一二百米远的地方,只发现了几个麦垛,一个人也没有找到。
林彪不好走动,几乎是难得出院门,又设了一个岗,人来人往的都是大干部的派头带着随身的警卫员,自然不是目标也是目标了。
这次暗杀事件并没有引起大的震动。为防止再出意外,特意在小院后门又加了一岗哨。
“堂堂国民党人”被活捉了
傅作义自己的精锐嫡系部队大部分被消灭了,但平、津、塘三处仍有30个师的兵力作本钱。28日中午，林彪给中央军委发电，提出如果攻击天津，北平、塘沽两处的敌人可能协同动作，孤注一掷，向外突围。他向中央要求，把华北第2、第3两兵团都调到北平附近。这样，力量绰绰有余，即使在作战过程中有些差错、失误，也有力量补救。
当天晚上，中央军委复电，说同意，“请林即以命令规定他们的行动”。这下子，林彪放心了，华北两个兵团一上来，包围北平的总兵与守军20余万人马相比，占有绝对优势，不但北平的敌人跑不了，还解除了他打天津的后顾之忧。
但天津仍然不好打。天津城外沟多水多，地形复杂，很不利于作战。另外，城里边住着不少外国人，又有大量的商企业、文化设施，还不能随意打。林彪考虑再三，想派个人到前线秉承他的旨意，代他具体指挥。一天，刘亚楼到林彪这儿来谈事儿，我正好也在场。谈到打天津，林彪就说，亚楼，天津情况比较复杂，不像打锦州，我考虑是不是请你亲自去天津前线指挥？
刘亚楼想了一下，说，如果你认为需要，我愿意去。林彪一听这话，笑了一下，说，那就这么定了！
刘亚楼做事一向雷厉风行，回到司令部就把前线指挥所组织起来了。刘亚楼到前线没几天，他向林彪报告说，一些敌人据守在外国人的院子里，外国人还都在自己房子门口插上了本国的国旗。对这样的敌人不打不行，但打了可能就出问题。他向林彪提了三条具体意见：一、敌人加以设防并据以顽抗的街道、房屋，不管它是不是过去的租界，不管这个房子是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不管它插哪个国家的旗子，都一律加以进攻；二、不能因为怕炮弹偶然落到外国人房子里，不敢向顽抗的敌人打炮；三、敌人未加设防和未据以抵抗的、挂有外国旗子的房屋，则不必进入，但有必要时，应派人在适当位置实行监视。
林彪同意刘亚楼意见，但涉外问题，他也不好断然决定，他就给中央军委打电报。第二天，主席指示林彪，说，刘亚楼所提三条是正确的。
刘亚楼把中央的指示和陈长捷的防御特点作了研究，提出了一套打天津的方针，叫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将主攻方向置于市区中部。完了，他专门派阎仲川回来向林彪报告，得到林的批准。
在各项攻城准备业已就绪，即将发动总攻的前夜，为力争天津和平解放，以免城市遭受破坏、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林彪给陈长捷等人写了一封信，指明形势，晓以厉害，劝其起义或放下武器。但陈长捷在我们总攻天津前，给林彪回了一封信，表示决心拼死恶斗。这封信我亲自看过，两张纸，用毛笔写的。陈长捷拒绝起义，也不放下武器，态度还颇为傲慢，他根本没有想到他马上就会作阶下囚了。信中他竟然提出放他南撤的要求，并且其中有两句话特别刺耳，我至今仍还记得，这两句话是：“堂堂国民党人，岂能投降乎！”我们看了都很生气，认为这个人真是太不识时务了，这一点还不如长春的郑洞国。
我把这封信送给林彪，他看了以后，啪地往桌子上一摔，鼻子里哼了一下，眼光中充满了杀气，但什么话也没说。
跟打锦州一样，总攻时间还是选在了14日上午10点。打了几个小时，总部就收到了捷报，说，东西两路大军，已在市中心的金汤桥上会师，将敌人一分为二了。这种打法，同攻打锦州如出一辙。打了不过29个钟头，天津市守敌全部被歼灭，那个不识时务的“堂堂国民党人”陈长捷也被活捉了。
陈长捷被押到司令部来的时候，我也去看过这们“堂堂国民党人”是什么样子。那时的陈长捷早已是灰溜溜的了，半低着头，前两天那种趾高气扬的神气劲，早不知跑哪里去了。
俘虏陈长捷的部队，把缴获陈长捷的办公物品，用一个大皮箱装着，送到司令部审查，我和王本几个人初步检查一下，没有发现一件有军事价值的东西。想必陈长捷在被俘虏以前，早把有军事价值的东西销毁了，这个时间他还是有的。后来，多少记有一点东西的纸张、本子之类连同皮箱全送司令部去，由司令部再仔细审查一下。其中有两个小本子，一个是浅黄色羊皮面的笔记本，一个是黑色胶皮压花面的活页电话本，都是空白的，没有用过，想留个纪念，我留下了。
小笔记本虽说是羊皮面的，但也不太结实，五十年代就叫我扔了。只有那个电话本，虽然我换了多少次芯，倒还一直用着，直到1989年黑龙江省展览馆的两位同志到我家，谈及此事，我把这个电话本拿出来给他们看，说这是陈长捷的，他们就要求赠给他们展览馆，并说，我需要什么本子，他们可以给我买。我说，这个小本子如果你们觉得还有点用处，尽管可以拿走；如果我需要，我自己可以去买。就让他们拿走了。
聂荣臻、罗瑞卿、高岗的到来
我们进驻蓟县孟家楼不久，林彪迎来了两位客人——聂荣臻和罗瑞卿，彼此都很熟悉，尤其是林、聂，两个人从红军时期就作搭档，抗战中，又同在115师，一个当师长，一个当副师长。林彪与罗瑞卿也是老相识，在抗大也作过搭档。
聂荣臻和罗瑞卿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一是想同林彪、罗荣桓商量一下华北部队与东北部队如何具体配合作战的问题，问问林、罗进关以后，在后勤供应方面有什么困难需要他们帮助就地解决的；二是林，罗入关以后，他们还没见过面，也算尽一尽地主之谊，看望看望林、罗，表示欢迎。
聂荣臻、罗瑞卿，我过去没见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与林彪身穿呢子制服、外罩大衣、脚蹬亮皮鞋相比，聂荣臻、罗瑞卿的穿着显得很朴素。那时聂荣臻穿了一身灰色棉军衣，外面披一件黄色布面的带皮领的羊皮大衣，罗瑞卿则只穿了一套灰色的棉军衣，头上戴了一顶带护耳的棉军帽。罗瑞卿个头比较高大，那套棉军服穿在他身上显得太小了，很不合身。棉上衣连屁股也盖不上，裤腿也吊在脚脖子上。他们这次来给我以很好的印象，不光很朴素，对待我们下面的同志也很客气、亲切，一点架子也没有。
林彪和聂荣臻、罗瑞卿见面，开始的时候，我还有点儿担心，怕林彪不知不觉间流露出一种老大自居的样子。
当时，华北部队与东北部队相比，虽然只比东野少了一个纵队，但部队的编制小多了，一般的师只六七千人，一个纵队不过两万多人。而东北部队，一般的师都一万五千人左右，主力师有达到一万八千人的；进关时，一个纵队辖4个师，一个纵队大体编制在6万以上。辽宁战役，东野又缴获了国民党50多万军队的装备，其中相当部分还是美械装备，当然装备上也比华北部队要强得多。林彪同刘亚楼闲谈，便偶尔谈起华北部队时，常不自觉地拿兵力和武器同东北野战军对比，语气中有时流露出一点傲气。
不过，据我从旁边观察，这次林彪见到聂荣臻，表现了他平日少有的热情，招呼人沏茶倒水，有说有笑，而且在他们的交谈中，林彪一点也没摆老大的架子，好像没有给聂、罗留下不好的印象，相处得还算融洽。
后来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冲前委，聂荣臻就带着秘书，住到我们这边来了。
几年前，我应邀到广东去参加一个活动，不期而遇当时聂荣臻的秘书。平津战役期间，我们一同住了十几天，但此后就没再见过面。当年我们都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一转眼都70多岁了，所以，这次不期而遇我一点也没有认出他来就连他的名字我都忘记了。倒是他还不错，记得我的名字。但别人一介绍，我也马上想起他来了。他叫范济声，离开聂荣臻那里以后，到国防科工委，当过秘书长，也早已离休了。在广东相处几天，谈起往事，不胜感慨。因为有这段历史，我们也就分外亲热。
我们住在通县期间，由林彪提名当了东北局第一书记的高岗，到西柏坡参加中央会议，打此路过，借机也来看望过林彪，还在通县住了三天。
我在东北局工作时，高岗一直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们经常见面。我去给林彪当秘书以后，高岗常给林彪打电话，一般都是我先接电话，然后再去找林彪；高岗有事来找林彪，也都先打电话来约定时间，来了以后，当然又是我先出去接待他，所以我同高岗是比较熟悉的。
这时候的高岗，虽然已是东北局第一书记了，但因为历史原因，高岗对林彪还是很尊重，一口一个“林总”，对我也很客气，也很随便。
第二天，高岗一大早起来，披着黑色毛料面、水獭皮大圆领的皮大衣，兴致勃勃跑过来看林彪。当时林彪还没有起床呢，我就要去叫醒他，但高岗不让，说，林彪同志辛苦了，让他多睡一会儿吧。说着说着他就在我屋里坐下了。
我就陪他围着一个炭火盆，一边烤火，一边闲聊。他问到了辽沈、平津战役的一些情况。大的情况当然他都知道，他只问一些他感兴趣的细节。我就把郑洞国躲在长春伪满中央银行地下室给蒋介石、卫立煌发电报说他还在“浴血抵抗”，陈长捷拒绝起义，还说什么“堂堂国民党人岂能投降乎”，第三天就被活捉了等一些有意思的事说了。高岗听着听着就笑开了，笑得前仰后合。
那天，正好是负责同傅作义谈判的代表、东野司令部一处（参谋处）处长苏静向林彪他们汇报谈判的情况，林彪让我问高岗，是否有兴趣参加一下。我一问，高岗乐不得地说：“我参加一下，我参加一下。”
苏静汇报完了，林彪讲了一下意见，罗荣桓也说了说。林彪又问高岗有什么意见，高岗连说，我没什么意见，没什么意见。然后他看看林彪，又看看罗荣桓，冒冒失失地说：“苏静同志看到邓宝珊以后，是否代表林总、罗荣桓同志和我，向傅作义将军问个好！”
高岗一说完，我看罗荣桓用怀疑的眼光，看看林彪，皱着眉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显然他是不同意高岗的意见，但他没有吱声，大概是不好说。
林彪沉默了一下，虽然比较客气，但还是明确地说了：“高岗同志，现在傅作义还没有放下武器，还是敌人，向他问好恐怕不大合适吧？”罗荣桓一听，马上一副放了心的神情。高岗听了，也觉得不合适，红着脸，连说：“那就算了，那就算了。”
北平和谈的背后
正所谓唇亡齿寒，东北一丢，华北突然失掉东北屏障，傅作义预感大事不好，他就在东北我军入关前，通过渠道同中央、主席联系，表示他愿意进行和平谈判。
主席一面给他复电，说欢迎和谈，希望派可靠代表到石家庄接洽；一面给林彪、罗荣桓发报，说准备利用这个机会，稳住傅作义，解决蒋介石中央军，希望林、罗赶快入关。
到了1948年12月中旬，东北先遣兵团直逼北平，打到了家门口，傅嫡系部队又被困死在新保安和张家口，傅作义赶紧派他的亲信、《平民日报》社长崔载之，带着电台，出城找到东北先遣兵团11纵，要求进行和谈。在这之前，傅作义通过一些渠道，传话过来，说他的一些基本想法，要求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划定北平、天津、唐山、保定、察合尔、绥远为“和平区”；自己的军队改称“人民和平军”，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他本人也参加联合政府。事实上，他还是要保存自己实力，搞变相的军阀割据那一套。
傅作义要和谈，这是个天大的政治问题，中央对此也没有过具体指示，林彪就把罗荣桓、刘亚楼找来，商量怎么办。三个人商量来商量去，觉得不好拿具体意见，就在16日的早晨，把11纵的原电照转给中央。等把电报发出去，林彪又有点后悔了，觉得不拿个意见出来有些不妥，就又找罗、刘商议。林说，一点不表态也不好，是不是还是表示一下原则意见的好？罗、刘同意后，林彪口授，罗荣桓、刘亚楼补充，又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说，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敌，我们有绝对把握。所以，要谈判就要争取让敌人放下武器。并表示，必要时我们可到通县直接主持谈判。当天，中央就来话了，指示林、罗、刘，同意他们的意见，只要傅作义放下武器，其他政治上、生活上的问题，都可以照顾。
林、罗、刘，心里有了底数，便决定由刘亚楼出面，先跟对方谈谈，看他们有什么条件，也把我们的立场讲清楚；另外，试探试探，看傅作义能不能把蒋系将领抓起来。
这次谈判，傅作义漫天要价，要求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两军后撤，通过谈判，解决华北问题；谈判期间，把包围在新保安的嫡系35军放回北平，恢复傅作义对南苑机场的控制。对傅方的要求，刘亚楼当然不能答应。而对刘亚楼那由傅作义把蒋系将领抓起来的试探性的问题，对方虽说没有拒绝，也只是说回北平向傅作义汇报后，再作答复。过没几天，傅作义回信说，北平城里中央军的兵力比他的多十倍，此事很难办。
12月25日，中央公布了43名头等战犯的名单，傅作义也在其中。
1949年1月1日，中央又指示林彪，要他继续认真进行针对傅作义的工作，告诉傅作义，他搞联合政府那一套是不能接受的，同时也要说明，鉴于他长期积极反共，不能不把他列入战犯名单。华北和平解决以后，中共方面才有理由赦免其罪行。希望他派一个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来谈判。1月6日，傅作义派自己的心腹、“华北剿总”少将处长周北峰出城，与我方进行第二次正式谈判。
这次谈判的规格比较高，林彪和聂荣臻都参加了。谈判前，主席告诉林、聂，要他们向周北峰严正提出几点:傅作义必须和平让出平津；傅系军队以解放军名义编为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其他军队一律缴械；否则，我军就将进行攻击。起初，周北峰在谈判桌上，还提了一些过分的要求，但林、聂义正词严，知道再强硬也没用了，只能同意我方意见。
这次拟了一个《会谈纪要》，双方代表也都签了字，还商定，1月14日午夜前是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期限。但周北峰返回北平，把《纪要》交给傅作义之后，傅迟迟不表态，眼看最后期限要到了，他才告诉周北峰，给林、聂打电报，说前次所谈内容研究过了，只限14日午夜答复，时间太仓促，有些细节需要再派代表来商谈。
收到这个消息，林彪有点恼火，马上就报请军委，说，既然傅作义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攻打天津准备工作又已基本完成，是不是先以武力解决天津，逼迫傅作义尽快解决北平问题。主席告诉林彪，傅有拖延的想法，要向他指明，北平可以拖延几天，天津守军必须在1月13日出城接受改编，否则，14日就向天津发起攻击。
1月13日，林彪打天津的命令也下了，天津也快要打起来了，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傅的至交密友邓宝珊也到了，到了通县的五里桥，要进行新的谈判。
接到消息，林彪、罗荣桓（刚开会回来几天）、聂荣臻碰了个头，就去和邓宝珊谈判。我方首先宣布，上次谈判规定14日为答复的最后时限，现在只剩几个小时，因此，今后的谈判，不再包括天津，仅谈北平问题。邓宝山再次以请我军让出南苑机场，和建立联合政府等条件作为谈判内容。
林彪一听就有点不耐烦了，回答得很强硬，说，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可谈了，只有照着上次谈过的，按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意见，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编。别的什么都不可能，只有这一条路。
事实是，到15日下午3点，我军仅用29个小时就解放了天津，被傅作义给予厚望的陈长捷已成为阶下囚了。当这个消息传到谈判桌上的时候，邓宝珊很是震惊，面带愧色，找了个借口，停止了会谈。
天津一打下来，傅作义抗不住了，到了16日，双方就把和平解决北平的框架和几个主要问题谈定了。
邓宝珊临回北平前提议，请中共方面派一名代表跟他进城，以便进一步联络商谈，还说这是傅作义的意见。林彪答复可以，第二天，林、罗指派作战处长苏静和邓宝珊一同到了北平。
我和苏静比较熟的，那时他常到林彪那里汇报工作。几年前，他概要写一篇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文章，有些细节时间一久，他记不清了，还和女儿一起到过我家，问我，当时他是怎么向林彪汇报的。他去世后，我还专程到他家去看望过他的家属。
在与傅作义积极谈判的同时，我军丝毫也没有松懈对北平攻城的准备。就在林彪他们与邓宝珊达成框架协议的那天夜里，也就是16日夜里，中央指示，要林、罗积极准备攻城。但对北平城内，像故宫、大学，以及其他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假如敌人据此顽抗，就让他去占，先不要打它。等把其他地方打完了，对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瓦解的方法让他缴械。即使占领北平延长些时间，也要耐心。中央还特别叮嘱林彪，对各个城区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部队彻底明白，哪些地方可以打，哪些地方不能打，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你们指挥所要和每一个攻城部队都要有准确的电话联系。战斗中每一个进展都必须在你们的指挥和监督之下。
主席还提醒林、罗，应该注意防止傅作义借部队改编，乘机突围逃跑。
林彪好像不担心敌人会逃跑，但他怕傅作义一看绝望了只身乘飞机南逃。当时，北平市东单附近，还有一小型机场，可供小型飞机，特别是直升飞机起落。为了堵死傅作义可能逃走的惟一通道，林彪除调集部分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封锁这一空域外，还调集了部分重炮，瞄准这个小机场，不时地放几炮，炸得机场都无法用了。
1月22日，傅作义开始把他在北平的部队，按照指定的路线和地点，陆续开出城外，听候改编。
1月31日，傅作义的部队全部撤出之后，东野4纵4个师开入北平市内接防。很快，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部也离开了通县宋庄，进入北平。
2月8日，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等人在北京饭店会见并宴请了傅作义、邓宝珊。2月21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陶铸如开由原国民党军、师以上军官参加的改编会议，宣布了改编原则和具体方案，指挥关系，原北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改编为25个独立师。细节不太清楚，只是知道有这两件事。
入城后不久，东北野战军政治部搞了一场文艺晚会，招待傅作义起义部队的团以上军官。地点就在西单东面的长安大戏院。它在当时是北平最大的戏院了。演出的节目是《白毛女》。我去得晚一点，人已经到得不少了，还不到正式开演，人已经坐满了。开头，气氛还好。但演出不过半小时左右，我就看见起义军官开始三三两两地离开了剧场。起初我还没大注意，以为他们是上厕所去了，或者有什么事情，但以后看陆陆续续走了相当一部分，我望了一下全场，大概走了有二三百人。还听到坐在我后面的起义军官在议论，说这不是给我们洗脑吗？我知道这场晚会办得不成功。现在看来，他们刚刚接受和平改变，考虑到他们可能接受的程度，考虑到他们在政治上对我们免不了的警惕，不一定非请他们看这类节目，效果可能还要好一些。
说到看戏，入城后的一天晚上，我有幸看过一次“四大名旦”同台演出的盛况，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那天晚上都先后出台了。那天晚上，他们各自演出了一段折子戏，别的我记不得了，只记得程砚秋演的是《荒山泪》中的一段。
住进北京饭店
天津解放后，我们又在通县宋庄住了一段时间。
一天，我正在自己的屋子里整理电报文稿，突然听说叶群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把叶群接来是刘亚楼的主意。刘亚楼一看，天津打完了，北平和平解放看来也只是时间问题，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仗可打了，他就同罗荣桓商量，是不是把叶群接来，照顾照顾林彪。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就通知后方派人，把叶群接到通县宋庄的前线指挥部来了。但没有带豆豆和老虎来。这件事事先刘亚楼他们也没有告诉林彪，他们考虑如果事先征求林的意见，就是林打心眼里愿意，口头上也不会同意，反而不好办了。叶群突然到来，让林彪十分高兴。
叶群一来，王本的事就多了，他赶快忙三迭四地为林彪和叶群布置房间。考虑到我们住的小院比较小，这么多人住在一起不方便，就把林彪夫妇安排到隔壁大院里的上房里去了。但作战室还在原来的地方，因为已无仗可打，林只是偶尔过来看一下。有电报了，我就给他送过去。
过几天，我们也不住小院了，因为前线指挥部要搬到北平城里去。
当时，傅作义的部队虽然全部撤到城外，但还有一些部队机关人员仍然留在市内，高级军官还带着枪，何况少不了还有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为保证安全，入城后东北野战军首长和领导机关的主要工作人员，全部集中住在北京饭店，也是现在北京饭店中间那一段7层的老楼。
我们去的时候，所有房客都已全部腾清。林彪、叶群，我和王本，以及林的警卫班都住在二层的西头。由于市区还比较乱，虽然北京饭店我们全部包住了，为了安全，除大门口的警卫外，在二楼楼梯口西侧还设了岗哨。
那时的北京饭店，服务人员几乎全是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甚至还有四五十岁的。由于刚解放，我们住饭店，服务人员的工资还全部用银元（即袁大头）支付。吃饭仍然按军队老规矩，由饭店按部队标准分大、中、小灶作，我们由警卫员打饭，在自己的房间里吃。
2月3日，林彪他们到前门箭楼上去检阅入城式去了。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就带一个警卫员，想去看看热闹。从北京饭店往南，穿过东交民巷，一路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特别是前门和箭楼附近更是如此。入城式开始后，人民群众欢欣鼓舞，锣鼓震天，秧歌队也扭得欢，口号声更是此起彼伏。我看到有些学生模样的青年人爬上坦克车，同车上的战士热烈握手，那场面确实感人。
参加入城式的我军官兵，个个军容整齐，人人精神焕发，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雄壮的仪表，的确不仅是仁义之师，而且是威武之师，早已不是过去的“土八路”了。我还看到有一些外国人，不知道是领事馆的还是外国记者，拿照相机不停地拍照。但有的地方，被沿途执勤的战士制止了，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大概是上级有关部门没有交代清楚吧。
从前门回来，在东交民巷，我非常意外地遇见一个人高高个子，有点驼背，好像是我在延安时的一个熟人，在前面一晃一晃地走着。我追上去，侧面一看，可不是李千峰（1944年任《解放日报》驻陇东记者站记者）吗？看准了，我就在他背后打了一拳，把他吓了一大跳，等他回过头来，发现是我时两个人都兴奋极了，拥抱了起来。一打听他刚进城两天，现暂住煤渣胡同，就挨着北京饭店，我就跟着李千峰到他住的地方去，看看他的夫人姚文。他们住在一栋二层的小楼里，室内连一张床都还没有，姚文带着孩子，坐在铺在地板上的日本的榻榻米上。
入城式当天晚上，在北京饭店的宴会厅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庆祝宴会，祝贺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参加宴会的有三四百人。我记得我们那桌除了王本等人外，还有聂鹤亭。宴会过程中，在宴会厅二楼的乐池台上，还有军乐队不停地演奏各种军乐和进行曲助兴，宴会厅充满了欢欣鼓舞的气氛。
为林彪找房子
住在北京饭店时，有一次晚饭后我在饭店附近转了一下散散步。回来的时候，在饭店门口，我看见停了一辆吉普车，王本正同几个警卫员往车里装东西。我走到跟前一看，是整袋的面粉，大概有好几袋，还有一些副食品之类的东西。王本到我跟前低声说，这是给叶群家里拉的。我事前根本不知道叶群有什么亲属住在北京，事后我也再没有打听过，但给我的印象不太好。
在北京饭店住了一段以后，虽然林彪没有说，但我们考虑到林彪喜欢安静，就是我们把着二楼的一头住，终究是住在饭店里，没有一个家庭的气氛，不如他自己独门独户地住一个四合院的好。我们就想给他找一所独门独户的四合院。经北平军管会推荐，我们曾到故宫西面南长街的李宗仁公馆去看了一下。
按照北平市军管会告诉我们的地址，我和王本坐了一辆吉普车，很容易就找到了。下车一看，李宗仁公馆是朱漆大门的四合院，大门朝西。我们去时，大门紧闭着。敲了几次门以后，慢慢腾腾地出来一个中年男子，约莫40多岁，穿一身二毛的滩羊中式长皮袄，戴一顶黑色礼帽，像是李宗仁这个公馆的管家。他把门只开了一条不大的缝，用一种困惑的眼光盯着我们，问我们是干啥的？我们说是北平军管会的，来看看这个房子。
开头，他一直堵在大门口站着，好像还不大乐意让我们进去。但他知道了我们是北平军管会的，又看我和王本各带一个警卫员，像个军官的样子，门口还停了一辆吉普车，他大概感觉出来不让我们看大概不行了，也就把门打开，勉强地领我们进去了。当然，我们也不会告诉他，我们是给林彪找房子的。
那个管家领着我们，一边走一边看，我才发现那个院落除了那个管家外，没有发现第二个人。
院子不算很大，但还比较雅致。院内有树木、假山、花草，除西面、南面有十来间平房，坐北朝南还有一幢二层小小洋楼，又有十多间房子，比林彪在哈尔滨辽阳街一号的房子还宽敞一些，蛮够我们住的了。
我们主要逐间看了那栋小楼，平房只是瞄了一下没有进去看。楼里的日常家具、用品也算齐备，桌子上还放着照相机之类的东西，大概是管家尽量保持原来李宗仁居住时的原貌吧。
管家开始领我们看的时候，还很紧张，从不主动说一句话，你要问他什么，他也只是非常简单地说一句，但以后管家看我们只是看一看，连桌子上放着的照相机之类的东西都没动一下，也没有说我们要征用的话，就不那么紧张了。而且我们看完了说要走了，他好像一块石头落地，马上表现得热情起来客客气气地把我们送了出来。
回来以后，林彪、叶群问我们上哪里去了。去看房之前，北平市管会给我们介绍李宗仁公馆的时候，我们心里没底，不知道房子是否能用，也就没有告诉林彪我们去给他找房子。我同王本商量过，准备我们看中了以后，如果认为合适，再告诉他们，并且让叶群自己去看一下，然后再定。既然林彪问起来了，我们就把李宗仁公馆的情况告诉他了。叶群听了，倒很积极，说要去看一下。但林彪很谨慎，说，现在情况特殊，那房子我们不能去住。蒋介石已宣布下野，李宗仁已是国民党的代总统，国、共两党还可能进行和平谈判，你现在把人家的房子给占了，不太合适，影响也不好。我和王本去看李宗仁的公馆的时候，真还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林彪不愿意住李宗仁公馆，此事也就作罢了。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