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波斯纳对当下学者们的一团和气的状态，更有一种看破红尘而又无可奈何的解释：“大家都是混口饭吃，谋求一份体面、舒适的学术职业和一份高薪。”
这本书是一名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法学教授对大致在四十年代前后出生的法学前辈的访谈。书中的“非凡的时光”是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这个时段里，这本书的采访者正在法学院上学，在校园里，他能够感受到风起云涌的理论撞击，在这一撞击过程中，他看到的是那些看似横空出世的法学理论大师的智慧的碰撞，才华的展演，与激情的挥洒，就像中国的八十年代，也曾经是理论探索如火如荼的时代，各种思潮以眼花缭乱的节奏轰击着人们的思绪。其实，上个世纪的世界思潮虽相隔着不同的国度与社会，却有着内在的脉络暗通，《非凡的时光——重返美国法学的巅峰时代》这本书大体是将采访的焦点对准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法学界。
《非凡的时光——重返美国法学的巅峰时代》一书中选择的十名法学理论家，并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细辨他们的立场，可以发现他们大致分成了两个阵营，按简单的分类办法，就是左翼与右翼。左翼流派的代表是批判法学，右翼流派的代表是法经济学。这两派的学者，即使时隔多年，他们所倡导的流派到了今天早已今非昔比，但是，两派学者之间在言谈中还是对他们的论敌抱有“深层的敌意”。
这两派的学者追溯起他们的理论分野，可以从六十年代他们对激进运动的态度看出他们的差异。批判法学的领军人物邓肯·肯尼迪非常活跃，积极参与当时的反越战运动，而书中另一位批判法学的重要参与者莫顿·霍维茨（批判法学的三位大将之一，另一位是埃德温·贝克尔，本书不在访谈之列）在访谈中，也对六十年代越南战争与民权运动在法学院学生中产生的巨大反响印象深刻，而法经济学的重要人物也是在中国名闻遐迩的理查德·波斯纳却对60年代后期的激进思潮抱着溢于言表的反感，他称：“我不喜欢60年代后期的那些暴乱，你知道，抗议越战之类的东西。我管那个叫无序。”。波斯纳这个人很有趣，据介绍，他的母亲却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他却与他的母亲的信仰严重背离。
作为法经济学家代表人物的理查德·波斯纳在我们中国法学界受到极大程度的追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曾在2002年出版过一套“波斯纳文丛”，搜罗了理查德·波斯纳包罗万象的各类法律著作。这位理论家以他的快笔头而使得中国的同行叹为观止，甚至感叹阅读的速度都赶不上作者的写作速度。波斯纳倡导的法经济学在八十年代中期喧嚣一时，而对它的批判不遗余力，却可以从批判法学学者肯尼迪的态度中看到遗痕。
肯尼迪与波斯纳为代表的批判哲学与法经济学，到九十年代后，他们的交锋日益沉隐。尤其是批判法学，更像大浪淘沙一样，被毫无疑义地宣示“衰败”（波斯纳语）了。这一原因，如果细究起来，则与九十年代左翼思潮的衰退有着明显的呼应关系，而不可忽略的是，苏联的解体为左翼运动的背景支撑拆离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支柱。虽然肯尼迪在他的访谈中，声称他早在六十年代就已经看出苏联急剧且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但是，当前苏联彻底崩坍之后，带来的却是左翼激进主义的大潮衰落，批判法学在美国法学界已经彻底地丧失了影响。而波斯纳的法经济学，也遭遇到了不仅仅局限于来自批判法学的批判锋芒，就在本访谈录中，即使信奉自由主义法学理论的学者，也对法经济学的局限性多有剑指。如书中“法律与哲学”学派的代表朱尔斯·科尔曼就直指法经济家把“效率作为评价法律的独一无二的合适标准”是糟糕透顶的。相比之下，批判法学代表肯尼迪在他的访谈中对法经济学的批判更是火力十足，毫不客气，他称法经济学“只是把意识形态宣传用技术化的经济分析包装起来” 波斯纳也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存在的不足，逐渐地偏离了他原来所倡导的法经济学的理论地域，而转向了新实用主义。
这样就出现了本书采访者在每一篇采访的最后，都要提到当今法学理论家的各自为政、缺少交锋兴趣、关进小楼成一统的现状。而法学研究的技术化、专业化、细分化也导致了法学理论被切割成无数的分支领域，每一个学者都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皓首穷经，不问是非，呼朋引类，自得其乐。而正是这样的心态，导致了美国当今的法学理论界再也不见了八十年代大旗飘飘、理论林立、交锋正酣、生气勃勃的“非凡时光”。而波斯纳对当下学者们的一团和气的状态，更有一种看破红尘而又无可奈何的解释：“大家都是混口饭吃，谋求一份体面、舒适的学术职业和一份高薪。”既然把学术的理想已经跌落到最低微的生存的尘埃，还去争什么高下呢？
现在中国的法学理论家，在忙于对国外的法学理论进行吸纳与消化，对某一种理论也多持俯首伏地的膜拜态度，但在本书中，我们看到，美国的法学理论界对曾经流行的某种理论已经到了一种揭露其体无完肤的地步，我们中国的法学界在接纳西方法学理论的时候，也应该用我们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思想，批判地予以吸纳，而不是一味地跟着人家的理论后面亦步亦趋。这才能真正推进中国自身的法学学术的进步与完善。
这本书是一名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法学教授对大致在四十年代前后出生的法学前辈的访谈。书中的“非凡的时光”是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这个时段里，这本书的采访者正在法学院上学，在校园里，他能够感受到风起云涌的理论撞击，在这一撞击过程中，他看到的是那些看似横空出世的法学理论大师的智慧的碰撞，才华的展演，与激情的挥洒，就像中国的八十年代，也曾经是理论探索如火如荼的时代，各种思潮以眼花缭乱的节奏轰击着人们的思绪。其实，上个世纪的世界思潮虽相隔着不同的国度与社会，却有着内在的脉络暗通，《非凡的时光——重返美国法学的巅峰时代》这本书大体是将采访的焦点对准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法学界。
《非凡的时光——重返美国法学的巅峰时代》一书中选择的十名法学理论家，并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细辨他们的立场，可以发现他们大致分成了两个阵营，按简单的分类办法，就是左翼与右翼。左翼流派的代表是批判法学，右翼流派的代表是法经济学。这两派的学者，即使时隔多年，他们所倡导的流派到了今天早已今非昔比，但是，两派学者之间在言谈中还是对他们的论敌抱有“深层的敌意”。
这两派的学者追溯起他们的理论分野，可以从六十年代他们对激进运动的态度看出他们的差异。批判法学的领军人物邓肯·肯尼迪非常活跃，积极参与当时的反越战运动，而书中另一位批判法学的重要参与者莫顿·霍维茨（批判法学的三位大将之一，另一位是埃德温·贝克尔，本书不在访谈之列）在访谈中，也对六十年代越南战争与民权运动在法学院学生中产生的巨大反响印象深刻，而法经济学的重要人物也是在中国名闻遐迩的理查德·波斯纳却对60年代后期的激进思潮抱着溢于言表的反感，他称：“我不喜欢60年代后期的那些暴乱，你知道，抗议越战之类的东西。我管那个叫无序。”。波斯纳这个人很有趣，据介绍，他的母亲却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他却与他的母亲的信仰严重背离。
作为法经济学家代表人物的理查德·波斯纳在我们中国法学界受到极大程度的追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曾在2002年出版过一套“波斯纳文丛”，搜罗了理查德·波斯纳包罗万象的各类法律著作。这位理论家以他的快笔头而使得中国的同行叹为观止，甚至感叹阅读的速度都赶不上作者的写作速度。波斯纳倡导的法经济学在八十年代中期喧嚣一时，而对它的批判不遗余力，却可以从批判法学学者肯尼迪的态度中看到遗痕。
肯尼迪与波斯纳为代表的批判哲学与法经济学，到九十年代后，他们的交锋日益沉隐。尤其是批判法学，更像大浪淘沙一样，被毫无疑义地宣示“衰败”（波斯纳语）了。这一原因，如果细究起来，则与九十年代左翼思潮的衰退有着明显的呼应关系，而不可忽略的是，苏联的解体为左翼运动的背景支撑拆离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支柱。虽然肯尼迪在他的访谈中，声称他早在六十年代就已经看出苏联急剧且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但是，当前苏联彻底崩坍之后，带来的却是左翼激进主义的大潮衰落，批判法学在美国法学界已经彻底地丧失了影响。而波斯纳的法经济学，也遭遇到了不仅仅局限于来自批判法学的批判锋芒，就在本访谈录中，即使信奉自由主义法学理论的学者，也对法经济学的局限性多有剑指。如书中“法律与哲学”学派的代表朱尔斯·科尔曼就直指法经济家把“效率作为评价法律的独一无二的合适标准”是糟糕透顶的。相比之下，批判法学代表肯尼迪在他的访谈中对法经济学的批判更是火力十足，毫不客气，他称法经济学“只是把意识形态宣传用技术化的经济分析包装起来” 波斯纳也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存在的不足，逐渐地偏离了他原来所倡导的法经济学的理论地域，而转向了新实用主义。
这样就出现了本书采访者在每一篇采访的最后，都要提到当今法学理论家的各自为政、缺少交锋兴趣、关进小楼成一统的现状。而法学研究的技术化、专业化、细分化也导致了法学理论被切割成无数的分支领域，每一个学者都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皓首穷经，不问是非，呼朋引类，自得其乐。而正是这样的心态，导致了美国当今的法学理论界再也不见了八十年代大旗飘飘、理论林立、交锋正酣、生气勃勃的“非凡时光”。而波斯纳对当下学者们的一团和气的状态，更有一种看破红尘而又无可奈何的解释：“大家都是混口饭吃，谋求一份体面、舒适的学术职业和一份高薪。”既然把学术的理想已经跌落到最低微的生存的尘埃，还去争什么高下呢？
现在中国的法学理论家，在忙于对国外的法学理论进行吸纳与消化，对某一种理论也多持俯首伏地的膜拜态度，但在本书中，我们看到，美国的法学理论界对曾经流行的某种理论已经到了一种揭露其体无完肤的地步，我们中国的法学界在接纳西方法学理论的时候，也应该用我们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思想，批判地予以吸纳，而不是一味地跟着人家的理论后面亦步亦趋。这才能真正推进中国自身的法学学术的进步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