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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他者”是女性文学中一个醒目的字眼，女性对“他者”身份的认识象征着女性对自我价值的重新认识。本文就《倾城之恋》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两位主要女性人物：白流苏和萨宾娜，来分析她们对自我与“他者”的认识，从局部来观看女性世界观的变化。
关键词：《倾城之恋》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他者 女性世界观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里的性别让人感兴趣，作者的性别则不一定让人感兴趣。一切伟大的小说，一切真正的小说都是双性的，也就是说它们既表达女性的世界观，也表达男性的世界观。的确，他在自己著名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就着力塑造了风格独特的女性形象：萨宾娜，她的行为和心理表达了女性的世界观。可以说，在昆德拉笔下的众多男女主人公中，萨宾娜是最有才华的一个，同时也最冷漠、残酷的。她往往也是众多读者喜欢、推崇的一个角色。
不同于昆德拉，张爱玲是女性作家，她的作品是以表现中国新旧交替时代女性的生存状况而出名。两位作家虽然性别不同并且处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社会，但是他们的作品中都有女性世界观的表现，并且他们都能在一个读者看不见的角落，让自己塑造的女性人物自己说话、自己行动。张爱玲以荒凉为背景，演绎了一段乱世姻缘，这就是她的小说《倾城之恋》。白流苏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张爱玲对女性意识中传统意识的心理展露和对女性意识进化的思考在白流苏身上得到落实和体现。
同样是游走于爱情和婚姻中的女人，白流苏和萨宾娜对爱情与婚姻的境遇所采取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表现了女性对于爱情与婚姻追求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尽管二者对于爱情与婚姻采用了不尽相同的表现方式，却同样展示了对生活的挣扎与反抗，并体现了女性世界观的演变历程。她们于女性的“他者”身份有各自不同的感受，也在各自迥然不同的追求中得到了各不相同的归属与爱。
一、白流苏“他者”身份的困顿隐忍
黑格尔最早指出，“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能获得它的满足”，他深刻地意识到离开了“他者”对主体的承认，主体本身根本无法成立。由此，以黑格尔的主客体的二分法的思维方式为基础，女人——也就是依据男性主体的观点来定义的人。这样在主体的、绝对的男性世界里，女性不但丧失了作为完全人类成员的资格，而且只要女性是“他者”，她就不可能把自己作为主体而依赖自我意识来形成自己的身份。西蒙·德·波伏娃通过对女性命运和境况的历史考察，进一步澄明了女性具有内在性、被动性和相异性的“他者”实体化特征。女性作为“他者”与男性作为主体的二元对立，即意味着男性价值是一个超验的能指，女性则是被排除在中心之外的用以证明男性价值的空洞的所知而已。一般认为“他者”就是区别于自我的存在，“他者”犹如一面镜子，可以反观自我。每个人都生活在“他者”与自我融合的世界，认识自我离不开认识“他者”。
白流苏是一个典型的“他者”。虽然她有反抗，但是她的价值观中一直承认自己作为“他者”的附属性存在。时代唤醒了她一点点自主意识，使她认为自己已经不同于家庭中受封建父权压制下的女性，她没有遵从家教的训导，她看透了亲情掩盖下的虚伪，在传统封建思想的夹缝里挣扎与抗争。当家人要她为死去的前夫奔丧时，她淡淡地说道：“离过婚了，又去做他的寡妇，让人家笑掉了牙齿！”白流苏死活不肯答应去奔丧，可见她是一个在黑暗社会的挣扎者。她所具备的现代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使她坚决不会去做一个顺从三纲五常下的牺牲品。作为初步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知识女性，白流苏根本不是什么甘于命运的弱女子。范柳原使她对未来有了新的希望，但同时又使她陷入得不到的惶惑与失去的惶惑中。“倾城之恋”只不过是她精心策划并顺利实施的一次“爱情围猎”。白流苏一开始就抱着“找个好男人”这样最世俗最真实的想法，因为二十八岁的她已经经不起岁月的流逝，只能以残剩的青春做命运的赌注。范柳原也只不过是纨绔子弟，玩玩罢了；自身的坎坷和富有使得他玩世不恭，他需要娼妓、情妇却不需要妻子，因为结婚需要虔诚，他的自私是因空虚和软弱。范柳原虽然怯弱却支配着白流苏的命运，在他不准备结婚又接近白流苏的时候，想到的只是自己的需要，根本没有关心白流苏的艰难处境。他对白流苏与其说是有爱意，不如说是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白流苏知道范柳原不想给予她婚姻的保障，对她也不是真心，但还是把他征服了。当她的目的达到之后，她“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白流苏的隐忍让她永远以柔弱的一面示人，将强悍深藏在内心，才得以在这场爱情战争中获利。连范柳原都不得不称赞她：“你的特长是低头”“无用的女人是最厉害的女人”“真正的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永远不会过了时”。在一个男权社会里，没有自主生存能力的白流苏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心计、强烈的自制力，借助范柳原改变自己的命运，赢得了生活的主动权。我们权且不讨论她是否真正改变了“他者”身份，或仍是不能自立，但是她起码有了摆脱困境的愿望和行动，争取到了身份和经济上的安全，没有被沦为男性的奴仆。与范柳原的婚姻，成为她重建“他者”意识的开始。
二、萨宾娜“他者”意识的彻底反叛
在托马斯众多情人中萨宾娜是最特殊的一个。她个性反叛，追求女性个体体验，追求一种生命不受压制的“轻”。萨宾娜的第一次背叛行动，是她以婚姻为武器背叛了她的“两个”父亲。第一个父亲是她的亲生父亲，一个忠诚的清教徒，憎恨立体派的画，紧张地禁止她在十四岁和同学恋爱。第二个父亲是“社会”，当时她是美术学院的学生，但却没有选择艺术流派的自由，她的艺术灵感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独尊的时代”所禁锢，只能按社会的要求成批制作共产主义政治家们的肖像，这位父亲同样严格地限制她，同样禁止她的爱以及她的“毕加索”。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迫使人窒息，也使萨宾娜对未知状态的诱惑充满了渴望。尽管“从我们幼年时代起，父亲和老师就告诫我们，背叛是能够想象得到的罪过中最为可恨的一种。可背叛是什么呢？背叛意味着打破秩序和进人未知”。婚姻是萨宾娜那时能够握住的唯一武器，于是以婚姻为起点，“生活向她展开了背叛的漫漫长途”。在自我价值的驱使下，萨宾娜高高举起背叛的旗帜。背叛，打破秩序并进入未知的神秘，不断刺激着她对生活的逃离。每一次背叛对她而言，既是罪恶也是胜利。
关键词：《倾城之恋》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他者 女性世界观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里的性别让人感兴趣，作者的性别则不一定让人感兴趣。一切伟大的小说，一切真正的小说都是双性的，也就是说它们既表达女性的世界观，也表达男性的世界观。的确，他在自己著名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就着力塑造了风格独特的女性形象：萨宾娜，她的行为和心理表达了女性的世界观。可以说，在昆德拉笔下的众多男女主人公中，萨宾娜是最有才华的一个，同时也最冷漠、残酷的。她往往也是众多读者喜欢、推崇的一个角色。
不同于昆德拉，张爱玲是女性作家，她的作品是以表现中国新旧交替时代女性的生存状况而出名。两位作家虽然性别不同并且处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社会，但是他们的作品中都有女性世界观的表现，并且他们都能在一个读者看不见的角落，让自己塑造的女性人物自己说话、自己行动。张爱玲以荒凉为背景，演绎了一段乱世姻缘，这就是她的小说《倾城之恋》。白流苏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张爱玲对女性意识中传统意识的心理展露和对女性意识进化的思考在白流苏身上得到落实和体现。
同样是游走于爱情和婚姻中的女人，白流苏和萨宾娜对爱情与婚姻的境遇所采取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表现了女性对于爱情与婚姻追求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尽管二者对于爱情与婚姻采用了不尽相同的表现方式，却同样展示了对生活的挣扎与反抗，并体现了女性世界观的演变历程。她们于女性的“他者”身份有各自不同的感受，也在各自迥然不同的追求中得到了各不相同的归属与爱。
一、白流苏“他者”身份的困顿隐忍
黑格尔最早指出，“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能获得它的满足”，他深刻地意识到离开了“他者”对主体的承认，主体本身根本无法成立。由此，以黑格尔的主客体的二分法的思维方式为基础，女人——也就是依据男性主体的观点来定义的人。这样在主体的、绝对的男性世界里，女性不但丧失了作为完全人类成员的资格，而且只要女性是“他者”，她就不可能把自己作为主体而依赖自我意识来形成自己的身份。西蒙·德·波伏娃通过对女性命运和境况的历史考察，进一步澄明了女性具有内在性、被动性和相异性的“他者”实体化特征。女性作为“他者”与男性作为主体的二元对立，即意味着男性价值是一个超验的能指，女性则是被排除在中心之外的用以证明男性价值的空洞的所知而已。一般认为“他者”就是区别于自我的存在，“他者”犹如一面镜子，可以反观自我。每个人都生活在“他者”与自我融合的世界，认识自我离不开认识“他者”。
白流苏是一个典型的“他者”。虽然她有反抗，但是她的价值观中一直承认自己作为“他者”的附属性存在。时代唤醒了她一点点自主意识，使她认为自己已经不同于家庭中受封建父权压制下的女性，她没有遵从家教的训导，她看透了亲情掩盖下的虚伪，在传统封建思想的夹缝里挣扎与抗争。当家人要她为死去的前夫奔丧时，她淡淡地说道：“离过婚了，又去做他的寡妇，让人家笑掉了牙齿！”白流苏死活不肯答应去奔丧，可见她是一个在黑暗社会的挣扎者。她所具备的现代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使她坚决不会去做一个顺从三纲五常下的牺牲品。作为初步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知识女性，白流苏根本不是什么甘于命运的弱女子。范柳原使她对未来有了新的希望，但同时又使她陷入得不到的惶惑与失去的惶惑中。“倾城之恋”只不过是她精心策划并顺利实施的一次“爱情围猎”。白流苏一开始就抱着“找个好男人”这样最世俗最真实的想法，因为二十八岁的她已经经不起岁月的流逝，只能以残剩的青春做命运的赌注。范柳原也只不过是纨绔子弟，玩玩罢了；自身的坎坷和富有使得他玩世不恭，他需要娼妓、情妇却不需要妻子，因为结婚需要虔诚，他的自私是因空虚和软弱。范柳原虽然怯弱却支配着白流苏的命运，在他不准备结婚又接近白流苏的时候，想到的只是自己的需要，根本没有关心白流苏的艰难处境。他对白流苏与其说是有爱意，不如说是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白流苏知道范柳原不想给予她婚姻的保障，对她也不是真心，但还是把他征服了。当她的目的达到之后，她“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白流苏的隐忍让她永远以柔弱的一面示人，将强悍深藏在内心，才得以在这场爱情战争中获利。连范柳原都不得不称赞她：“你的特长是低头”“无用的女人是最厉害的女人”“真正的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永远不会过了时”。在一个男权社会里，没有自主生存能力的白流苏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心计、强烈的自制力，借助范柳原改变自己的命运，赢得了生活的主动权。我们权且不讨论她是否真正改变了“他者”身份，或仍是不能自立，但是她起码有了摆脱困境的愿望和行动，争取到了身份和经济上的安全，没有被沦为男性的奴仆。与范柳原的婚姻，成为她重建“他者”意识的开始。
二、萨宾娜“他者”意识的彻底反叛
在托马斯众多情人中萨宾娜是最特殊的一个。她个性反叛，追求女性个体体验，追求一种生命不受压制的“轻”。萨宾娜的第一次背叛行动，是她以婚姻为武器背叛了她的“两个”父亲。第一个父亲是她的亲生父亲，一个忠诚的清教徒，憎恨立体派的画，紧张地禁止她在十四岁和同学恋爱。第二个父亲是“社会”，当时她是美术学院的学生，但却没有选择艺术流派的自由，她的艺术灵感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独尊的时代”所禁锢，只能按社会的要求成批制作共产主义政治家们的肖像，这位父亲同样严格地限制她，同样禁止她的爱以及她的“毕加索”。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迫使人窒息，也使萨宾娜对未知状态的诱惑充满了渴望。尽管“从我们幼年时代起，父亲和老师就告诫我们，背叛是能够想象得到的罪过中最为可恨的一种。可背叛是什么呢？背叛意味着打破秩序和进人未知”。婚姻是萨宾娜那时能够握住的唯一武器，于是以婚姻为起点，“生活向她展开了背叛的漫漫长途”。在自我价值的驱使下，萨宾娜高高举起背叛的旗帜。背叛，打破秩序并进入未知的神秘，不断刺激着她对生活的逃离。每一次背叛对她而言，既是罪恶也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