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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1年下半年起，也就是林彪事件之后，到1975年10月毛泽东病危期间，毛泽东通过姚文元要上海市委写作组陆续标点和注释了一批大字本古籍送给他阅读，或者建议中央政治局委员读。写作组组长朱永嘉以亲身经历讲述了毛泽东选读古籍背后的深意，这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毛泽东一代伟人的高深政治智慧。
三读《刘牢之传》
1971年的“九·一三”林彪事件，对毛泽东来讲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中共九大“党章”上的接班人，落得如此下场，毛泽东是非常痛苦的。这一事件的发生，实质上宣告“文革”已经失败了，尽管毛泽东还不愿意承认。
对毛泽东来说，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有一个明白的交待，而且这个交待必须说得过去，才能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接受。林彪一死，毛泽东身后事还得重新盘算。在国际上，中美关系虽然有了缓和，但中苏苏关系依然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周总理仍一如既往像顶头梁那样苦苦支撑着中国的大局，但他毕竟年纪大了，而且身体有病。
1972年10月1日，毛泽东指示要我标点注释《晋书》的4篇传记：《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和《刘牢之传》呈给他看。
这4篇古文讲的中心议题是：东晋在北方苻坚百万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如何能以弱胜强，并且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最终使政权稳定，得以偏安南方的前因后果。据说《谢安传》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大家介绍的，当讲到中苏关系紧张时，他对周恩来等人讲：“你们要冷静沉着地应对北方边境陈兵百万的苏联军队，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桓伊传》的主要意思是，要大家从桓伊善于协调君臣关系的角度出发处理好相互关系。从当时中国的政局来讲，毛泽东是中共的决策者，周恩来是执行者，决策与实施之间难免有种种的不协调之感。借这篇古文，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言下之意是，“文革”运动事已至此，风吹雨打，我们又都风烛残年，作为执行者有难处，作为决策者亦有难处啊！
可以说，这几篇古文是毛泽东对当时政治局领导的一种期望，也是对他身后政局的一种设想。“文革”运动的动乱，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负面的影响，他希望中国有一个稳定的局面，他的深刻用意没有直白地说出来，而是借助这几篇古文的故事来表明自己的真实意图。
这几篇人物传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刘牢之传》。到了1974年末，毛泽东再一次要我们上送这4篇传记。1975年8月，毛泽东又一次通过姚文元布置我们标点和注释，其中还是有《刘牢之传》。
毛泽东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这个人物呢？它与为人必须遵守的基本操守有关，因为一个人的道德情操不仅是口头上说的，而且是要人们终身躬践履行的事。历史上的刘牢之是东晋著名将领，淝水之战立下赫赫战功，但他后来反复叛乱，达3次之多，被称为“一人三反”。林彪的座机在外蒙坠毁以后，毛泽东告诫全党的是,革命者要注意保持自己的晚节，也许在他的心目中，如林彪、陈伯达一类都是刘牢之这一类型的人物。
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
1972年10月，王洪文从北京回到上海交接工作。在中苏友好大厦电影厅开会时，王洪文把我找去说，主席要他读一篇《刘盆子传》，并要求他挤时间好好读书，希望我辅导他读这篇古文。
我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一是他的“文革”情结，王洪文是在“文革”中露头角的，做过放牛娃，是工人出身，又当过兵；二是他与张春桥不同，张在“文革”中冲在第一线，得罪人太多，或许王洪文能在“文革”派与老干部们中间有一个缓冲的地带。
但是，毛泽东在提拔王洪文的同时，有一种矛盾心理，既寄希望于他，又感到不是非常有把握，要让他明白自己在中央的处境，同时又对他苦心告诫，成与败两种可能性都有，问题在于你如何自处。
从《刘盆子传》的内容看，毛泽东让王洪文读这篇传记，是为了告诫他：不要官做大了就骄傲了。你不过是被人们捧起来的，要约束得住下属，要摆平方方面面的关系，你才能在中央讲得上话。在功臣宿将当中，你只不过是一个娃娃，所以，更要谦虚谨慎，好好学习，拜他们为师，你才能站稳脚跟。否则，你的下场比刘盆子好不了多少啊。
当时，在王洪文面前，我怎么能把这些道理说穿呢？所以，我对王洪文说的话，只是点到为止，其中的深刻寓意只能让他自己慢慢去领会了。
《枯树赋》背后的临终之言
从1974年5月起，毛泽东要我们标点和注释了30余篇六朝赋与南宋词，其中，赋有5篇，分别是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别赋》和《恨赋》。
《别赋》和《恨赋》，是江淹代表作的姐妹篇，是抒情的作品。《别赋》讲的是生离，《恨赋》讲的是死别。毛泽东晚年要重读这两篇赋，反映了他将告别人世的悲哀，以及遗恨无尽的一种伤感和无奈。
所以，我接到标点注释这两篇古文的任务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了。
1975年8月，毛泽东要我们把《王敦传》、《沈充传》、《桓温传》、《刘牢之传》、《王弥传》、《苏峻传》、《孙恩卢循传》注释上送。
这次与上次不同，上次讲东晋王朝在谢安，谢玄等主导下如何稳定内部，打败苻坚南下的百万大军，从而夺取淝水之战的胜利，整体精神是奋发向上的。毛泽东这次重读《晋书》的几篇传记，讲的是两晋末年王朝呈现出来的种种危机：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军队不听号令，动乱中地方势力的兴起；官民对立，形成群体性的对抗；中央政权由于软弱无能而处于瘫痪状态，军队将领反复无常。
毛泽东重读这几篇传记，他确实是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可能在他身后出现。他想告知后来者事先要有思想准备，才能沉着冷静地应对这种危局，并设法转危为安。
后来我听说，毛泽东与王洪文、邓小平之间曾经有过一次对话。毛泽东向王洪文提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问题：“洪文，我死后中国的前途吉凶如何？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但要和我讲真话。”
王洪文不假思索地回答：“全国人民一定会继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苦笑着说：“官腔官调，社论语言，新党八股。”
然后，毛泽东又转过头来问邓小平：“刚才听了儿童团的回答，我想听你的爽快话，我死了以后，中国将是一副什么样的情况？你说呢？”
邓小平回答说：“洪文同志讲的，是那么一种可能。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派系林立，左派与右派对立，各自为政。中央约束不了地方，地方不服从中央，各大军区拥兵自重，南北对峙，东西对立，军阀混战，全国将一片混乱。”
邓小平的讲话使在座的人受到了很大的震惊。毛泽东脸色变得苍白，周恩来紧紧地闭着嘴。毛泽东对邓小平点点头说：“小平，直言不讳，我有同感，英雄所见略同啊！你算是说准了，儿童团吃惊了？盛世危言，振聋发聩啊!”
后来，在1976年生命最后阶段，毛泽东召见华国锋与王洪文时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8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反映了他对王洪文恨铁不成钢的心情。
在5篇赋中，使毛泽东感触最深的还是庾信的那篇《枯树赋》。1976年是我们国家多灾多难的一年，先是吉林陨星的坠落，接着是唐山大地震，加上周恩来和朱德去世，哪一件不是沉重地撞击着毛泽东的心灵？在6月间，他又经历了一次心肌梗塞。7月间，他身体刚有一点恢复，据张玉凤回忆，毛泽东又让她找了庾信的《枯树赋》来让她把这首赋从头至尾读了一遍。毛泽东紧闭双目，体味着《枯树赋》的情景。毛泽东让她读了一遍又一遍，他一边听一边默记着。后来毛泽东自己背诵，以那微弱而费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富有感情地背出全赋。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让她看着书，他慢慢地再背第二遍。张玉凤说：“老人家记忆力真是惊人，他背得很好，除少数几处需偶尔提示一下句首外，均全部背诵自如了。
（摘自《新闻信息报》2012.6.18) B⑦
三读《刘牢之传》
1971年的“九·一三”林彪事件，对毛泽东来讲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中共九大“党章”上的接班人，落得如此下场，毛泽东是非常痛苦的。这一事件的发生，实质上宣告“文革”已经失败了，尽管毛泽东还不愿意承认。
对毛泽东来说，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有一个明白的交待，而且这个交待必须说得过去，才能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接受。林彪一死，毛泽东身后事还得重新盘算。在国际上，中美关系虽然有了缓和，但中苏苏关系依然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周总理仍一如既往像顶头梁那样苦苦支撑着中国的大局，但他毕竟年纪大了，而且身体有病。
1972年10月1日，毛泽东指示要我标点注释《晋书》的4篇传记：《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和《刘牢之传》呈给他看。
这4篇古文讲的中心议题是：东晋在北方苻坚百万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如何能以弱胜强，并且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最终使政权稳定，得以偏安南方的前因后果。据说《谢安传》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大家介绍的，当讲到中苏关系紧张时，他对周恩来等人讲：“你们要冷静沉着地应对北方边境陈兵百万的苏联军队，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桓伊传》的主要意思是，要大家从桓伊善于协调君臣关系的角度出发处理好相互关系。从当时中国的政局来讲，毛泽东是中共的决策者，周恩来是执行者，决策与实施之间难免有种种的不协调之感。借这篇古文，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言下之意是，“文革”运动事已至此，风吹雨打，我们又都风烛残年，作为执行者有难处，作为决策者亦有难处啊！
可以说，这几篇古文是毛泽东对当时政治局领导的一种期望，也是对他身后政局的一种设想。“文革”运动的动乱，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负面的影响，他希望中国有一个稳定的局面，他的深刻用意没有直白地说出来，而是借助这几篇古文的故事来表明自己的真实意图。
这几篇人物传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刘牢之传》。到了1974年末，毛泽东再一次要我们上送这4篇传记。1975年8月，毛泽东又一次通过姚文元布置我们标点和注释，其中还是有《刘牢之传》。
毛泽东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这个人物呢？它与为人必须遵守的基本操守有关，因为一个人的道德情操不仅是口头上说的，而且是要人们终身躬践履行的事。历史上的刘牢之是东晋著名将领，淝水之战立下赫赫战功，但他后来反复叛乱，达3次之多，被称为“一人三反”。林彪的座机在外蒙坠毁以后，毛泽东告诫全党的是,革命者要注意保持自己的晚节，也许在他的心目中，如林彪、陈伯达一类都是刘牢之这一类型的人物。
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
1972年10月，王洪文从北京回到上海交接工作。在中苏友好大厦电影厅开会时，王洪文把我找去说，主席要他读一篇《刘盆子传》，并要求他挤时间好好读书，希望我辅导他读这篇古文。
我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一是他的“文革”情结，王洪文是在“文革”中露头角的，做过放牛娃，是工人出身，又当过兵；二是他与张春桥不同，张在“文革”中冲在第一线，得罪人太多，或许王洪文能在“文革”派与老干部们中间有一个缓冲的地带。
但是，毛泽东在提拔王洪文的同时，有一种矛盾心理，既寄希望于他，又感到不是非常有把握，要让他明白自己在中央的处境，同时又对他苦心告诫，成与败两种可能性都有，问题在于你如何自处。
从《刘盆子传》的内容看，毛泽东让王洪文读这篇传记，是为了告诫他：不要官做大了就骄傲了。你不过是被人们捧起来的，要约束得住下属，要摆平方方面面的关系，你才能在中央讲得上话。在功臣宿将当中，你只不过是一个娃娃，所以，更要谦虚谨慎，好好学习，拜他们为师，你才能站稳脚跟。否则，你的下场比刘盆子好不了多少啊。
当时，在王洪文面前，我怎么能把这些道理说穿呢？所以，我对王洪文说的话，只是点到为止，其中的深刻寓意只能让他自己慢慢去领会了。
《枯树赋》背后的临终之言
从1974年5月起，毛泽东要我们标点和注释了30余篇六朝赋与南宋词，其中，赋有5篇，分别是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别赋》和《恨赋》。
《别赋》和《恨赋》，是江淹代表作的姐妹篇，是抒情的作品。《别赋》讲的是生离，《恨赋》讲的是死别。毛泽东晚年要重读这两篇赋，反映了他将告别人世的悲哀，以及遗恨无尽的一种伤感和无奈。
所以，我接到标点注释这两篇古文的任务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了。
1975年8月，毛泽东要我们把《王敦传》、《沈充传》、《桓温传》、《刘牢之传》、《王弥传》、《苏峻传》、《孙恩卢循传》注释上送。
这次与上次不同，上次讲东晋王朝在谢安，谢玄等主导下如何稳定内部，打败苻坚南下的百万大军，从而夺取淝水之战的胜利，整体精神是奋发向上的。毛泽东这次重读《晋书》的几篇传记，讲的是两晋末年王朝呈现出来的种种危机：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军队不听号令，动乱中地方势力的兴起；官民对立，形成群体性的对抗；中央政权由于软弱无能而处于瘫痪状态，军队将领反复无常。
毛泽东重读这几篇传记，他确实是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可能在他身后出现。他想告知后来者事先要有思想准备，才能沉着冷静地应对这种危局，并设法转危为安。
后来我听说，毛泽东与王洪文、邓小平之间曾经有过一次对话。毛泽东向王洪文提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问题：“洪文，我死后中国的前途吉凶如何？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但要和我讲真话。”
王洪文不假思索地回答：“全国人民一定会继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苦笑着说：“官腔官调，社论语言，新党八股。”
然后，毛泽东又转过头来问邓小平：“刚才听了儿童团的回答，我想听你的爽快话，我死了以后，中国将是一副什么样的情况？你说呢？”
邓小平回答说：“洪文同志讲的，是那么一种可能。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派系林立，左派与右派对立，各自为政。中央约束不了地方，地方不服从中央，各大军区拥兵自重，南北对峙，东西对立，军阀混战，全国将一片混乱。”
邓小平的讲话使在座的人受到了很大的震惊。毛泽东脸色变得苍白，周恩来紧紧地闭着嘴。毛泽东对邓小平点点头说：“小平，直言不讳，我有同感，英雄所见略同啊！你算是说准了，儿童团吃惊了？盛世危言，振聋发聩啊!”
后来，在1976年生命最后阶段，毛泽东召见华国锋与王洪文时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8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反映了他对王洪文恨铁不成钢的心情。
在5篇赋中，使毛泽东感触最深的还是庾信的那篇《枯树赋》。1976年是我们国家多灾多难的一年，先是吉林陨星的坠落，接着是唐山大地震，加上周恩来和朱德去世，哪一件不是沉重地撞击着毛泽东的心灵？在6月间，他又经历了一次心肌梗塞。7月间，他身体刚有一点恢复，据张玉凤回忆，毛泽东又让她找了庾信的《枯树赋》来让她把这首赋从头至尾读了一遍。毛泽东紧闭双目，体味着《枯树赋》的情景。毛泽东让她读了一遍又一遍，他一边听一边默记着。后来毛泽东自己背诵，以那微弱而费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富有感情地背出全赋。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让她看着书，他慢慢地再背第二遍。张玉凤说：“老人家记忆力真是惊人，他背得很好，除少数几处需偶尔提示一下句首外，均全部背诵自如了。
（摘自《新闻信息报》2012.6.18) B⑦